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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词汇共同刻画的当代社会中，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没有往昔那般如火如荼，但已成规模的理论与实践肯定与“沉寂”无涉。高举“社会性别”之旗，把生物意义上的男性、女性，同由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加以区别，不但在国内有巨大回响，与我们相邻的日本也有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日本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的《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就是从社会性别出发，对女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深入反思，其理论深度在社会学著作中不可多得。
近年来，“社会性别”俨然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的解释，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认识到性别权力之作用，也即认识到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性别支配”之存在。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妇女学界就从后现代思想家，尤其是福柯那里吸取了“权力”理论，把它运用到社会性别之中，试图瓦解由传统的性别印象而来的性别支配，使无处不在的二元性别结构趋于合理。如果说，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社会性别”是有效的，那么，作为一个建构新的性别关系的工具，“社会性别”的效用仍然有待探索。三十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可资佐证。总体上看，自然与历史的运作服从于运动观，而不服从于一部分社会学者所持的结构观，其中阴阳等范畴的关系从来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平分秋色。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不可能是硬邦邦的一比一。如何理解“性别支配”?在江原由美子那里，这个问题与社会性、历史性互生共存，性别支配的存在与纠正均比人们想象中要复杂。换言之，与其说“性别支配”是社会文化的偏颇造就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潜规则。“无意识”与“潜规则”在自在的意义上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装置”，人，无论男女，被安放于此，而这是改造一切的出发点。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场论争。江原由美子对发生在日本1990年代的上野·江原论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她对第二代女权主义既认同又反思的结果。江原由美子认为“性别支配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我们无法以其他的根据(‘物质基础’)为依据来描述性别支配。”(《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页)“体制”这一词语在这里超出了它的通常含义，正如福柯的“权力”有其深层的拓展意义。在江原由美子看来，“性别支配”并不是一种偶发或后发现象，以往对性别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她明确宣称：“我既不赞成自由女权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同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女性问题归结为“意识的落后”、“女性主体性的欠缺”，认为自由主义社会这一构想即蕴含了女性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强调性别秩序以外的决定因素，主张以废除父权制或私有制为女性解放的道路。江原由美子认为这些解决方法都没有认识到“性别支配”的本质，因而是有偏差的，在逻辑上存在着“性别范畴还原主义”的错误；而论证中的同语反复往往把男性是支配者，女性是被支配者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为说明“性别支配”的本质，江原由美子把“性别支配”称为“装置”，也可以翻译为“座架”。“所谓(‘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也就意味着，‘性别支配’的支配，既非由女人或者男人这种性别本质而必然产生的支配，亦非由性别秩序以外的某种根源 (例如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等)所形成的支配。支配是一种装置，表述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使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支配—被支配这一自我主张倾向及意志并不存在，但在行为的社会性条件中，却具有最终会产生‘支配’的条件；并且这个条件对“性别支配”来说并非是外在的条件，而是由性别支配本身产生出来的条件。”(第15页)如果支配与被支配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相反，人的意志反倒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支配的确是“装置”。再一次，福柯的权力理论得到了女性主义的回响。在福柯那里，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具有自构张力的意义，它是一个复杂的能量流，一个流动体，在不同的团体和社会领域间体现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权力使我们成为我们，权力决定了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决定了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主体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自由而又活跃的社会组织者，它只是话语和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物。在解释性别支配作为装置的意义时，江原由美子特别注明了以下几点：
(1)性别支配不是一个法律规范上的问题，而是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从形式上几乎已经确立下来了的社会里的性别支配。
(2)性别本身是在特定的形式下，被历史性、社会性构成的。
(3)性别支配论并不否定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选择能力。
(4)“支配”可以定义为，通过明显限制个人在社会实践中能够选择的选择范围，来侵害个人的自我决定权。
(5)被性别化了的个人在受到限制的选择项内，试图做出对自己尽量有利的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又再一次产生了由“性别化”或“性别”导致的对选择项的限制。所谓性别支配是装置，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者的选择本身，再次产生了行为的条件。(第16—18页)
总之，“性别支配”作为社会性、状况性条件的一个装置，已经被嵌入了社会之中，也已经被装置化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波伏娃《第二性》中的这句经典名言历来被女性主义者们推崇。江原由美子不否认这句话，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女人是女人”这一点，并不是由某个人在生殖上所发挥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或是由其在性爱中的性别角色如何被“本质性地”决定的，而决定这一点的，是这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全部社会关系被置于某一位置时，各种定位方法的总合。也就是说，对“男人”或“女人”要从被历史性、社会性决定着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果来把握。“每一个个人，都只不过是在其所处的固有的具体性状况中，经历固有的体验，拥有固有的观点，根据具体的利害关系进行自己的行为而已……行为者为了在具体的状况中，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进行实践性行为，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自己的性别变数。所谓‘性别支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个别性、具体性状况中，女性或男性基于自身个别的利害关系展开其行为战略，而最终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第20页)虽说女人是“生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男人”或“女人”可以被理想化的男女平等观念创造出来。说到底，“性别”，既是“性别支配”的一个表象，也是不断产出“性别支配”的一个“装置”。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对女权主义所争取的平等与解放的反思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江原由美子在《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中以极为坦诚的态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她对“解放”、“平等”一类概念也有自己的困惑。当这些概念被堂而皇之地用来描述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积极性价值时，它们具有的似乎只是表面价值，说者和听者在不加思考状态下的认同难免掺杂虚假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放理论在江原由美子看来也存在缺陷，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论“尽管乍看上去好像承认存在决定认识，但实际上，通过添加入若干附加性的命题，它将存在决定认识降格成了只是单纯用来批判他人的命题，而将自己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特权化’了，是一种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理论”(第52页)。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将本应是一种假说的阶级意识论绝对化，反而妨碍了它对社会意识的分析。江原由美子把由人的意识或意志支配着的实践称为“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些见解是深刻的。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都存在不断完善的问题，理论取向或价值观是一个理论的内核，反思理论内核有助于理论的创新，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
理论探索的目标是指出前进的道路，这是充满艰辛的漫长过程。江原由美子的探索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线索：一是把女权主义中的“解放”，明确为“自我决定权”与“自我定义权”的确立，试图恢复女性的判断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地位。二是结合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解放”问题。参照“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的思想，第一条线索给人的印象仍然没有脱离一厢情愿的主观路径，看来关于解放话题存在着“主体性悖论”的陷阱，看得清问题的思想者又陷人问题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第一条线索相比，第二条线索有更多的可取之处，虽然不是一目了然的解放图谱，但它是正视现实的。通过江原由美子的描述，日本社会的婚姻实态跃然纸上，比如对“‘未必结婚’症候群”的概括。一些单身女子认为“结婚就会失去自由”，“我要送走以我自己为主人公的人生”，“我可不想当一个浑身酱油味儿的家庭主妇”。江原由美子指出，这些单身女性的想法表面看来与女权主义不谋而合，实际上她们并不要求废除“性别角色分工”，也并不打算“直击社会结构的矛盾”，“挑战男性社会”，她们已经接受了“男人要像男人样，女人要像女人样”的这一社会规范。对于她们而言，既然结了婚就理应做家务、带孩子、生育子女，“结了婚的女人的地位是由男．人的地位决定的……”对于家庭，江原由美子认为，对个人来说，家庭是作为一定的行为制约力量而出现的。并非通常“合家欢聚”这个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家庭远不是一个安逸、温馨的场所，相反它是一个各种感情纠葛的熔炉。并且，这种纠葛激烈的程度，并非由于各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尚未成熟，而是交织的社会系统对每个家庭成员的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所导致。总之，在家庭中，其成员或多或少会“被迫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在社会的压力下，家庭成为家庭成员之间“权力游戏”的场所。
江原由美子是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学老师，她用“刺激”来形容自己涉足女性主义领域的感受，可见在理论思考上她是用心的，一部有深度的社会学著作的问世绝非偶然。有深度的理论能引发人们的思考，虽然与最终解决问题还相距甚远。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今天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更新整体理论框架的阶段，尽管在理论上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在实践中，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构建新的性别关系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已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是变化着的，新的装置总是要取代旧的装置，并被更新的装置所取代，性别博弈丰富了大干世界的景观，也促使人类不断完善自身。波伏娃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至今仍含义深远：“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日]江原由美子著，丁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版，17．00元)
近年来，“社会性别”俨然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的解释，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认识到性别权力之作用，也即认识到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性别支配”之存在。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妇女学界就从后现代思想家，尤其是福柯那里吸取了“权力”理论，把它运用到社会性别之中，试图瓦解由传统的性别印象而来的性别支配，使无处不在的二元性别结构趋于合理。如果说，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社会性别”是有效的，那么，作为一个建构新的性别关系的工具，“社会性别”的效用仍然有待探索。三十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可资佐证。总体上看，自然与历史的运作服从于运动观，而不服从于一部分社会学者所持的结构观，其中阴阳等范畴的关系从来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平分秋色。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不可能是硬邦邦的一比一。如何理解“性别支配”?在江原由美子那里，这个问题与社会性、历史性互生共存，性别支配的存在与纠正均比人们想象中要复杂。换言之，与其说“性别支配”是社会文化的偏颇造就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潜规则。“无意识”与“潜规则”在自在的意义上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装置”，人，无论男女，被安放于此，而这是改造一切的出发点。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场论争。江原由美子对发生在日本1990年代的上野·江原论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她对第二代女权主义既认同又反思的结果。江原由美子认为“性别支配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我们无法以其他的根据(‘物质基础’)为依据来描述性别支配。”(《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页)“体制”这一词语在这里超出了它的通常含义，正如福柯的“权力”有其深层的拓展意义。在江原由美子看来，“性别支配”并不是一种偶发或后发现象，以往对性别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她明确宣称：“我既不赞成自由女权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同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女性问题归结为“意识的落后”、“女性主体性的欠缺”，认为自由主义社会这一构想即蕴含了女性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强调性别秩序以外的决定因素，主张以废除父权制或私有制为女性解放的道路。江原由美子认为这些解决方法都没有认识到“性别支配”的本质，因而是有偏差的，在逻辑上存在着“性别范畴还原主义”的错误；而论证中的同语反复往往把男性是支配者，女性是被支配者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为说明“性别支配”的本质，江原由美子把“性别支配”称为“装置”，也可以翻译为“座架”。“所谓(‘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也就意味着，‘性别支配’的支配，既非由女人或者男人这种性别本质而必然产生的支配，亦非由性别秩序以外的某种根源 (例如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等)所形成的支配。支配是一种装置，表述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使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支配—被支配这一自我主张倾向及意志并不存在，但在行为的社会性条件中，却具有最终会产生‘支配’的条件；并且这个条件对“性别支配”来说并非是外在的条件，而是由性别支配本身产生出来的条件。”(第15页)如果支配与被支配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相反，人的意志反倒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支配的确是“装置”。再一次，福柯的权力理论得到了女性主义的回响。在福柯那里，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具有自构张力的意义，它是一个复杂的能量流，一个流动体，在不同的团体和社会领域间体现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权力使我们成为我们，权力决定了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决定了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主体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自由而又活跃的社会组织者，它只是话语和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物。在解释性别支配作为装置的意义时，江原由美子特别注明了以下几点：
(1)性别支配不是一个法律规范上的问题，而是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从形式上几乎已经确立下来了的社会里的性别支配。
(2)性别本身是在特定的形式下，被历史性、社会性构成的。
(3)性别支配论并不否定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选择能力。
(4)“支配”可以定义为，通过明显限制个人在社会实践中能够选择的选择范围，来侵害个人的自我决定权。
(5)被性别化了的个人在受到限制的选择项内，试图做出对自己尽量有利的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又再一次产生了由“性别化”或“性别”导致的对选择项的限制。所谓性别支配是装置，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者的选择本身，再次产生了行为的条件。(第16—18页)
总之，“性别支配”作为社会性、状况性条件的一个装置，已经被嵌入了社会之中，也已经被装置化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波伏娃《第二性》中的这句经典名言历来被女性主义者们推崇。江原由美子不否认这句话，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女人是女人”这一点，并不是由某个人在生殖上所发挥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或是由其在性爱中的性别角色如何被“本质性地”决定的，而决定这一点的，是这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全部社会关系被置于某一位置时，各种定位方法的总合。也就是说，对“男人”或“女人”要从被历史性、社会性决定着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果来把握。“每一个个人，都只不过是在其所处的固有的具体性状况中，经历固有的体验，拥有固有的观点，根据具体的利害关系进行自己的行为而已……行为者为了在具体的状况中，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进行实践性行为，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自己的性别变数。所谓‘性别支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个别性、具体性状况中，女性或男性基于自身个别的利害关系展开其行为战略，而最终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第20页)虽说女人是“生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男人”或“女人”可以被理想化的男女平等观念创造出来。说到底，“性别”，既是“性别支配”的一个表象，也是不断产出“性别支配”的一个“装置”。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对女权主义所争取的平等与解放的反思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江原由美子在《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中以极为坦诚的态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她对“解放”、“平等”一类概念也有自己的困惑。当这些概念被堂而皇之地用来描述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积极性价值时，它们具有的似乎只是表面价值，说者和听者在不加思考状态下的认同难免掺杂虚假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放理论在江原由美子看来也存在缺陷，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论“尽管乍看上去好像承认存在决定认识，但实际上，通过添加入若干附加性的命题，它将存在决定认识降格成了只是单纯用来批判他人的命题，而将自己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特权化’了，是一种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理论”(第52页)。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将本应是一种假说的阶级意识论绝对化，反而妨碍了它对社会意识的分析。江原由美子把由人的意识或意志支配着的实践称为“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些见解是深刻的。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都存在不断完善的问题，理论取向或价值观是一个理论的内核，反思理论内核有助于理论的创新，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
理论探索的目标是指出前进的道路，这是充满艰辛的漫长过程。江原由美子的探索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线索：一是把女权主义中的“解放”，明确为“自我决定权”与“自我定义权”的确立，试图恢复女性的判断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地位。二是结合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解放”问题。参照“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的思想，第一条线索给人的印象仍然没有脱离一厢情愿的主观路径，看来关于解放话题存在着“主体性悖论”的陷阱，看得清问题的思想者又陷人问题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第一条线索相比，第二条线索有更多的可取之处，虽然不是一目了然的解放图谱，但它是正视现实的。通过江原由美子的描述，日本社会的婚姻实态跃然纸上，比如对“‘未必结婚’症候群”的概括。一些单身女子认为“结婚就会失去自由”，“我要送走以我自己为主人公的人生”，“我可不想当一个浑身酱油味儿的家庭主妇”。江原由美子指出，这些单身女性的想法表面看来与女权主义不谋而合，实际上她们并不要求废除“性别角色分工”，也并不打算“直击社会结构的矛盾”，“挑战男性社会”，她们已经接受了“男人要像男人样，女人要像女人样”的这一社会规范。对于她们而言，既然结了婚就理应做家务、带孩子、生育子女，“结了婚的女人的地位是由男．人的地位决定的……”对于家庭，江原由美子认为，对个人来说，家庭是作为一定的行为制约力量而出现的。并非通常“合家欢聚”这个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家庭远不是一个安逸、温馨的场所，相反它是一个各种感情纠葛的熔炉。并且，这种纠葛激烈的程度，并非由于各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尚未成熟，而是交织的社会系统对每个家庭成员的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所导致。总之，在家庭中，其成员或多或少会“被迫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在社会的压力下，家庭成为家庭成员之间“权力游戏”的场所。
江原由美子是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学老师，她用“刺激”来形容自己涉足女性主义领域的感受，可见在理论思考上她是用心的，一部有深度的社会学著作的问世绝非偶然。有深度的理论能引发人们的思考，虽然与最终解决问题还相距甚远。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今天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更新整体理论框架的阶段，尽管在理论上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在实践中，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构建新的性别关系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已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是变化着的，新的装置总是要取代旧的装置，并被更新的装置所取代，性别博弈丰富了大干世界的景观，也促使人类不断完善自身。波伏娃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至今仍含义深远：“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日]江原由美子著，丁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