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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后期，当日军再一次入侵广西，在太平天国的策源地桂平县金田乡，活跃着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七七”抗日游击支队，给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提起这段往事，许多桂平人至今记忆犹新。
小山村成了卧虎藏龙之地
1944年9月初，已处于穷途末路的侵华日军，分南北两路，从广东、湖南入侵广西，梧州、桂林相继陷落。于是，形形色色的逃难民众便纷纷疏散到桂平，进入地处深山野岭的金田乡督的村。
督的村位于桂平、平南两县紫荆山区和鹏化山区交界处，四面崇山峻岭，远离交通要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被人们视为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然而不到1个月时间，原来只有两三百居民的督的村，一下子涌进来数百逃难的人群。紧接着，这里便出现了一支抗日武装——“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展开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游击队的100多名成员，除了本村的青壮年人，主要是从桂林、梧州逃难来的一批青年学生、商民和社会精英人士。
从省城桂林方向来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是跟随当时正在省城桂林读书和工作的督的村人黄庭英、黄荣书、黄继华一同前来的。黄庭英是留美博士、外交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加拿大使馆临时代办，时任广西大学教授、总务长。黄荣书、黄继华跟随黄庭英在广西大学读书，当时由于时局紧张，学校停课，便一起回到金田家乡。随同他们来的还有几个在桂林读书的外省人，其中印尼归侨、广西大学学生郭可展和广东侨眷、广西大学学生邹长安，都是中共党员。
从梧州方向来的则是一群来自广东的逃难者，他们当中不少是商人。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小儿子陈哲民（原名陈鹤年）、儿媳许桂馨夫妇，早年寄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夫妻两人便随着逃难人群，辗转来到了督的村。梧州《言报》报社社长梁先生也同时来到了督的村。这时候的督的村，群英荟萃，顿时成了卧虎藏龙之地。当时从桂平城读书疏散回家的中学生黄學珍断言：这么多人物聚在一起，肯定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学珍这话颇有见地。
组建抗日武装
最先提出要成立抗日游击队的是黄荣书。梧州、桂林沦陷后，桂平各区乡民众便纷纷组织成立自卫队，准备迎击即将入侵的日本侵略军，保卫家园。黄荣书在广西大学读书时，是学校歌咏队的活跃分子，歌咏队最爱唱的歌曲之一，便是《游击队之歌》。黄荣书因此受到启发，首先提出组织成立抗日游击队。他认为“游击队”的名称比“自卫队”更好一些。至于游击队取名“七七”则是他的胞兄、见多识广的“黄博士” （村人皆称黄庭英为黄博士）提出来的，是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这一大事件来命名，众人自然一致赞同。
事实上，黄庭英还是“七七”抗日游击队的高级参谋和后勤部长。游击队刚刚成立之初，黄庭英便登门拜访当时正好从桂林疏散到附近古埕村的广西军械库负责人，游说他借给游击队迫击炮、步枪、冲锋枪、驳壳枪、手榴弹、炸药等一批轻重武器，使“七七”抗日游击队一开始便拥有一定程度的战斗力，成为当时桂平县境内较具战斗力的一支抗日队伍。据笔者后来了解得知，广西军械库负责人起初怕负责任，曾借故推诿。黄庭英首先责之以民族大义，同时亮出了自己与时任广西省长黄旭初之间关系密切的特殊身份，又以自己的丰厚家产作担保，终于使之清除疑虑，同意借给军火。
有了枪支弹药，游击队遂正式组建成立。“七七”抗日游击支队下辖3个分队，最熟悉本乡地理环境、在学校接受过军训的黄荣书，理所当然地挑起了支队长的重担。邹长安任副队长，郭可展负责军需后勤，陈哲民任支队参谋，黄继华任副支队队长兼一分队队长、同时负责游击队的军事训练。
督的村有小路通往金田圩，11月底，日军占领金田圩后，每天都有一队日军从浔江边上的江口圩经过金田圩、紫荆山区，向北开往武宣、柳州、桂林等地。游击队想选择赶圩路上的几处险隘作伏击日军的射击训练。但是日军进入督的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黄继华又在村中选择几家富户大宅，模拟游击队进攻金田圩日军的作战方式。有一次，在军事训练中还使用了真枪、真炮，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但是由于事前已经通告，所以村民和逃难民众并不惊慌。
《好消息》捷报频传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能文能武，他们在加紧军事训练的同时，又创办“督新小学”，编辑出版《好消息》报。
督新小学利用早已废弃的谷山庙作为校舍，让附近几个村的青少年免费就读，同时开办成人文化补习班。该校由黄庭英任董事长，黄继华任校长。授课老师为黄麟生、黄学珍、黄爱莲（黄庭英之女）、郭可展、邹长安、许桂馨（陈哲民夫人、大学教授）、金兆曾等，人才辈出、济济一堂。
其时战局紧张，人心惶惶，加之僻野山村，与外隔绝，更加重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正好逃难到督的村的梧州《言报》报社梁社长随身带来了一部无线电机，因辗转搬迁，已经损坏不能使用。曾在香港《星岛日报》工作的陈哲民得知后，很快便帮他修好了。于是，人们终于收听到了中央通讯社在重庆发来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为了提防汉奸通风报信，收听中央社电讯都是在黄继华家的炮楼上秘密进行，并抄写在纸上。起初只是在游击队的领导成员、村中的知识青年和逃难民众中较有影响力的人之间传阅，无法满足大家的愿望。一段时间之后，每隔两三天就把电讯新闻抄录在一张四开纸上，贴在村中大巷墙上让大家观看。每当新闻纸贴出，大巷便挤满了人。
1945年春，由于村民们的支持，游击队和督新小学都有了集中办事的场所，支队领导作出决定，将每晚收录的中央社电讯用钢板蜡纸刻出来，分发到附近各村。就这样，一张八开油印小报——《好消息》报，便在远离市嚣的督的村诞生了。
《好消息》报由黄庭英担任报社名誉社长，所需经费由他负责统筹安排。创办初期主要刊登中央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由陈哲民负责收录、翻译，后来逐渐增加记者，采写反映本地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新闻通讯。起初是油印，每期只能印三四十份，后来改用石印，印数增加到两三百份，影响越来越大。报社除了发给外地来的工作人员微薄报酬，其余只供给伙食（游击队员一律集中食宿）。 《好消息》报消息灵敏，能及时报道人们迫切关心的抗战局势和地方要闻，在当地影响极大。记得1945年春金田圩民众公开处决汉奸蔡寅西，该报记者立即采写新闻通讯《蔡寅西死了——汉奸走狗罪有应得》在报上刊登，读者反映十分强烈。不久盟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日军侵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好消息》接二连三地报道了这些好消息，使桂平北区民众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攻克日军据点歼敌百名
1945年3月1日凌晨，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侦知日军侵袭金田圩边的几个村庄，正在大肆烧杀抢掠。支队领导立即作出决定，由黄继华率领一分队携带轻重武器，火速前往投入战斗。
在新旺村，游击队同日军交上火。日军枪法虽准，但这时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加之游击队使用美式装备，火力很猛，双方激战两个小时之后，日军便抬着几具尸首仓惶退回金田圩据点。
游击队初战告捷，振奋异常。支队领导决定乘胜追击，并且立即派出人员分头与附近各乡抗日自卫队联络，准备共同围攻金田圩日军据点。
仓促成立的各乡抗日自卫队，原来各自为战，大都感到自己力量单薄，现在见有人牵头，牵头者又是战斗力很强的“七七”抗日游击支队，自然个个乐于协同作战。当天下午5时，包括金田、江口两队和紫荆山瑶王李荣保，以及平南鹏化山的抗日自卫队共约2000人，陆续抵达金田圩边。十几支抗日队伍的负责人，首先集中新旺村开会商讨围攻日军大计，一致推举黄庭英担任作战总指挥，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的几名领导人和瑶王李荣保等人为指挥部成员：同时决定由黄继华率领“七七”支队担任主攻，由北面发起进攻：其他所有自卫队由指挥部统一安排，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包围金田圩，切断日军外援。
金田圩北面约300米外有一座石桥（蚂蝗桥），是从北面进入金田圩的必经之地，日军设重兵扼守桥头。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发起进攻的头一个目标便是攻占蚂蝗桥。入夜时分，黄继华手提一支德国造驳壳枪，首先冲上蚂蝗桥，队友们紧紧跟在后面，机关枪、步枪、冲锋枪和自制的土大炮枪（日军称之为“网炮”，畏之如虎）同时开火，射向日军阵地。还有人扔出了手榴弹。日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佝偻着身子往金田圩撤退，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尾追在后面。这时候的金田圩，圩民早已躲避一空。日军以当铺大楼的坚固建筑作为大本营，在北街、西街、南街街口安装闸门，又在闸门旁边选择坚固的民房当作炮楼，设布了强大的火力网。当“七七”抗日游击支队的战士们冲到北街街口，便被挡在了闸门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战斗相持不下，数天之后，游击队动用了迫击炮，但是30多发炮弹打完，仍然没能攻进圩内。
3月20日下午，游击队组织一支30多人的敢死队，一律使用冲锋枪，同时运来了炸药。入夜以后，敢死队以强大的火力作掩护，几名勇士抱起炸药包拼死冲进闸门，几声“轰隆”巨响，闸门终于被炸开了。敢死队员们冲进北街，在三界庙门前与日軍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瑶王李荣保率领瑶民抗日自卫队，差不多同时也以强大的攻势进入南街。圩内日军被迫纷纷后撤，全部龟缩在当铺大楼据点大本营内。
从广西军械借来的炸药，这时再一次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次日凌晨2时，在强大的火力配合下， “轰隆”一声巨响，当铺大楼被炸出了一个豁口，由郭可展、邹长安、黄荣书等人率领敢死队冲进了日军的大本营。据点内的100多名日军，除个别黑夜乘乱逃跑外，其余全部被击毙。天明时分，战斗全部结束。
该役，歼灭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独立混成二十三旅团一二九大队所属官兵100多人，日军少佐西山一保被俘虏。“七七”抗日游击支队敢死队队员宁华亭、黄亚安二人英勇牺牲。李荣保率领的瑶民自卫队死伤3人。3天之后， 《好消息》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将这次不寻常的战斗称之为“金田大捷”。
“金田大捷”大长了桂平人民的抗日斗志。数月之后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 “七七”抗日游击队支队解散。黄庭英奉命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欧洲司司长;陈哲民、许桂馨夫妇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取道梧州、广州返回香港;郭可展返回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担任领导职务;邹长安于解放初期在广东省丰顺县担任领导职务：黄继华支援黑龙江省教育事业，成为当地的教育名流。
小山村成了卧虎藏龙之地
1944年9月初，已处于穷途末路的侵华日军，分南北两路，从广东、湖南入侵广西，梧州、桂林相继陷落。于是，形形色色的逃难民众便纷纷疏散到桂平，进入地处深山野岭的金田乡督的村。
督的村位于桂平、平南两县紫荆山区和鹏化山区交界处，四面崇山峻岭，远离交通要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被人们视为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然而不到1个月时间，原来只有两三百居民的督的村，一下子涌进来数百逃难的人群。紧接着，这里便出现了一支抗日武装——“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展开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游击队的100多名成员，除了本村的青壮年人，主要是从桂林、梧州逃难来的一批青年学生、商民和社会精英人士。
从省城桂林方向来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是跟随当时正在省城桂林读书和工作的督的村人黄庭英、黄荣书、黄继华一同前来的。黄庭英是留美博士、外交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加拿大使馆临时代办，时任广西大学教授、总务长。黄荣书、黄继华跟随黄庭英在广西大学读书，当时由于时局紧张，学校停课，便一起回到金田家乡。随同他们来的还有几个在桂林读书的外省人，其中印尼归侨、广西大学学生郭可展和广东侨眷、广西大学学生邹长安，都是中共党员。
从梧州方向来的则是一群来自广东的逃难者，他们当中不少是商人。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小儿子陈哲民（原名陈鹤年）、儿媳许桂馨夫妇，早年寄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夫妻两人便随着逃难人群，辗转来到了督的村。梧州《言报》报社社长梁先生也同时来到了督的村。这时候的督的村，群英荟萃，顿时成了卧虎藏龙之地。当时从桂平城读书疏散回家的中学生黄學珍断言：这么多人物聚在一起，肯定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学珍这话颇有见地。
组建抗日武装
最先提出要成立抗日游击队的是黄荣书。梧州、桂林沦陷后，桂平各区乡民众便纷纷组织成立自卫队，准备迎击即将入侵的日本侵略军，保卫家园。黄荣书在广西大学读书时，是学校歌咏队的活跃分子，歌咏队最爱唱的歌曲之一，便是《游击队之歌》。黄荣书因此受到启发，首先提出组织成立抗日游击队。他认为“游击队”的名称比“自卫队”更好一些。至于游击队取名“七七”则是他的胞兄、见多识广的“黄博士” （村人皆称黄庭英为黄博士）提出来的，是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这一大事件来命名，众人自然一致赞同。
事实上，黄庭英还是“七七”抗日游击队的高级参谋和后勤部长。游击队刚刚成立之初，黄庭英便登门拜访当时正好从桂林疏散到附近古埕村的广西军械库负责人，游说他借给游击队迫击炮、步枪、冲锋枪、驳壳枪、手榴弹、炸药等一批轻重武器，使“七七”抗日游击队一开始便拥有一定程度的战斗力，成为当时桂平县境内较具战斗力的一支抗日队伍。据笔者后来了解得知，广西军械库负责人起初怕负责任，曾借故推诿。黄庭英首先责之以民族大义，同时亮出了自己与时任广西省长黄旭初之间关系密切的特殊身份，又以自己的丰厚家产作担保，终于使之清除疑虑，同意借给军火。
有了枪支弹药，游击队遂正式组建成立。“七七”抗日游击支队下辖3个分队，最熟悉本乡地理环境、在学校接受过军训的黄荣书，理所当然地挑起了支队长的重担。邹长安任副队长，郭可展负责军需后勤，陈哲民任支队参谋，黄继华任副支队队长兼一分队队长、同时负责游击队的军事训练。
督的村有小路通往金田圩，11月底，日军占领金田圩后，每天都有一队日军从浔江边上的江口圩经过金田圩、紫荆山区，向北开往武宣、柳州、桂林等地。游击队想选择赶圩路上的几处险隘作伏击日军的射击训练。但是日军进入督的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黄继华又在村中选择几家富户大宅，模拟游击队进攻金田圩日军的作战方式。有一次，在军事训练中还使用了真枪、真炮，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但是由于事前已经通告，所以村民和逃难民众并不惊慌。
《好消息》捷报频传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能文能武，他们在加紧军事训练的同时，又创办“督新小学”，编辑出版《好消息》报。
督新小学利用早已废弃的谷山庙作为校舍，让附近几个村的青少年免费就读，同时开办成人文化补习班。该校由黄庭英任董事长，黄继华任校长。授课老师为黄麟生、黄学珍、黄爱莲（黄庭英之女）、郭可展、邹长安、许桂馨（陈哲民夫人、大学教授）、金兆曾等，人才辈出、济济一堂。
其时战局紧张，人心惶惶，加之僻野山村，与外隔绝，更加重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正好逃难到督的村的梧州《言报》报社梁社长随身带来了一部无线电机，因辗转搬迁，已经损坏不能使用。曾在香港《星岛日报》工作的陈哲民得知后，很快便帮他修好了。于是，人们终于收听到了中央通讯社在重庆发来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为了提防汉奸通风报信，收听中央社电讯都是在黄继华家的炮楼上秘密进行，并抄写在纸上。起初只是在游击队的领导成员、村中的知识青年和逃难民众中较有影响力的人之间传阅，无法满足大家的愿望。一段时间之后，每隔两三天就把电讯新闻抄录在一张四开纸上，贴在村中大巷墙上让大家观看。每当新闻纸贴出，大巷便挤满了人。
1945年春，由于村民们的支持，游击队和督新小学都有了集中办事的场所，支队领导作出决定，将每晚收录的中央社电讯用钢板蜡纸刻出来，分发到附近各村。就这样，一张八开油印小报——《好消息》报，便在远离市嚣的督的村诞生了。
《好消息》报由黄庭英担任报社名誉社长，所需经费由他负责统筹安排。创办初期主要刊登中央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由陈哲民负责收录、翻译，后来逐渐增加记者，采写反映本地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新闻通讯。起初是油印，每期只能印三四十份，后来改用石印，印数增加到两三百份，影响越来越大。报社除了发给外地来的工作人员微薄报酬，其余只供给伙食（游击队员一律集中食宿）。 《好消息》报消息灵敏，能及时报道人们迫切关心的抗战局势和地方要闻，在当地影响极大。记得1945年春金田圩民众公开处决汉奸蔡寅西，该报记者立即采写新闻通讯《蔡寅西死了——汉奸走狗罪有应得》在报上刊登，读者反映十分强烈。不久盟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日军侵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好消息》接二连三地报道了这些好消息，使桂平北区民众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攻克日军据点歼敌百名
1945年3月1日凌晨，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侦知日军侵袭金田圩边的几个村庄，正在大肆烧杀抢掠。支队领导立即作出决定，由黄继华率领一分队携带轻重武器，火速前往投入战斗。
在新旺村，游击队同日军交上火。日军枪法虽准，但这时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加之游击队使用美式装备，火力很猛，双方激战两个小时之后，日军便抬着几具尸首仓惶退回金田圩据点。
游击队初战告捷，振奋异常。支队领导决定乘胜追击，并且立即派出人员分头与附近各乡抗日自卫队联络，准备共同围攻金田圩日军据点。
仓促成立的各乡抗日自卫队，原来各自为战，大都感到自己力量单薄，现在见有人牵头，牵头者又是战斗力很强的“七七”抗日游击支队，自然个个乐于协同作战。当天下午5时，包括金田、江口两队和紫荆山瑶王李荣保，以及平南鹏化山的抗日自卫队共约2000人，陆续抵达金田圩边。十几支抗日队伍的负责人，首先集中新旺村开会商讨围攻日军大计，一致推举黄庭英担任作战总指挥，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的几名领导人和瑶王李荣保等人为指挥部成员：同时决定由黄继华率领“七七”支队担任主攻，由北面发起进攻：其他所有自卫队由指挥部统一安排，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包围金田圩，切断日军外援。
金田圩北面约300米外有一座石桥（蚂蝗桥），是从北面进入金田圩的必经之地，日军设重兵扼守桥头。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发起进攻的头一个目标便是攻占蚂蝗桥。入夜时分，黄继华手提一支德国造驳壳枪，首先冲上蚂蝗桥，队友们紧紧跟在后面，机关枪、步枪、冲锋枪和自制的土大炮枪（日军称之为“网炮”，畏之如虎）同时开火，射向日军阵地。还有人扔出了手榴弹。日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佝偻着身子往金田圩撤退， “七七”抗日游击支队尾追在后面。这时候的金田圩，圩民早已躲避一空。日军以当铺大楼的坚固建筑作为大本营，在北街、西街、南街街口安装闸门，又在闸门旁边选择坚固的民房当作炮楼，设布了强大的火力网。当“七七”抗日游击支队的战士们冲到北街街口，便被挡在了闸门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战斗相持不下，数天之后，游击队动用了迫击炮，但是30多发炮弹打完，仍然没能攻进圩内。
3月20日下午，游击队组织一支30多人的敢死队，一律使用冲锋枪，同时运来了炸药。入夜以后，敢死队以强大的火力作掩护，几名勇士抱起炸药包拼死冲进闸门，几声“轰隆”巨响，闸门终于被炸开了。敢死队员们冲进北街，在三界庙门前与日軍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瑶王李荣保率领瑶民抗日自卫队，差不多同时也以强大的攻势进入南街。圩内日军被迫纷纷后撤，全部龟缩在当铺大楼据点大本营内。
从广西军械借来的炸药，这时再一次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次日凌晨2时，在强大的火力配合下， “轰隆”一声巨响，当铺大楼被炸出了一个豁口，由郭可展、邹长安、黄荣书等人率领敢死队冲进了日军的大本营。据点内的100多名日军，除个别黑夜乘乱逃跑外，其余全部被击毙。天明时分，战斗全部结束。
该役，歼灭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独立混成二十三旅团一二九大队所属官兵100多人，日军少佐西山一保被俘虏。“七七”抗日游击支队敢死队队员宁华亭、黄亚安二人英勇牺牲。李荣保率领的瑶民自卫队死伤3人。3天之后， 《好消息》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将这次不寻常的战斗称之为“金田大捷”。
“金田大捷”大长了桂平人民的抗日斗志。数月之后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 “七七”抗日游击队支队解散。黄庭英奉命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欧洲司司长;陈哲民、许桂馨夫妇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取道梧州、广州返回香港;郭可展返回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担任领导职务;邹长安于解放初期在广东省丰顺县担任领导职务：黄继华支援黑龙江省教育事业，成为当地的教育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