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北京城有个说法，“东富西贵”，意思是说，北京城东面有钱人较多，西面地位高的人较多。“东富西贵”之说，并不只是现象描述，而是有历史渊源的。但是，历史上最早关于“东富西贵”的描述，与今天人们理解的意思可不完全一样了。
　　“东富西贵”的说法出现于明朝时期，其产生的原因，与大运河有关。隋炀帝当年修大运河时，一定没有想到居然会给后来的北京留下这样一个固定的格局。自从大运河建成后，它在北方的终点，就是现在北京东部的通州区，过去叫通县。元朝时期，郭守敬修了一条通惠河，从现在的颐和园经西直门连到积水潭，再一直连接到通县的大运河终点。也就是说，元代时期，沿着大运河由南方北运的物资，一直可以经船运到达积水潭，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后海地区。当时积水潭的水域面积也比今天大得多。元代的大都城，最繁华的地区是钟鼓楼到德胜门之间的一个区域，今天是一条斜街，当初就是沿着水岸修建的。从事经商的富商巨贾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元代的大都城并没有“东富西贵”一说。
　　明代的北京城与元大都不太一样。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墙，为了方便防御，比元大都往南退缩了，形成了现在的北二环路。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门，由于施工条件、地质条件的限制，城墙没有形成直角，角度倾斜的城墙将积水潭的一部分拦在了城外，后来叫做太平湖。文革时期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里投湖自杀的，现在已被填平，修起了交通枢纽。只留下一些地名，例如高粱桥。高粱桥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原来有一条高粱河。
　　由于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经过紫禁城，明朝人认为有损皇家尊严，于是，来自大运河经由通惠河到达积水潭的水上航运便被切断了尾巴。从此以后，从通县方向运来的物资，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而不是像元朝一样，直接运到积水潭。大运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商路，其终点附近，都会形成市场，也成为商人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北京城“东富”的由来。然而，“东富西贵”在明朝时期，并不完全指北京城的东西两个方向，而是指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以南的南城地区的东西两个部分。大致来说，当时的“东富”是指现在的崇文区，“西贵”是指现在的宣武区。
　　“西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明朝的朝廷高官不愿意与商人为邻，因此，他们择地而居就主动选择了商人较少的南城西部，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以南地区。比方说现在的湖广会馆，曾经是明朝首辅张居正的居所。清朝时，纪晓岚也曾住在这里。“西贵”的另一个原因与科举制度有关。元代早期停止了科举，后来恢复，但是规模不大。因此来到元大都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读书人数量有限。明朝大规模恢复了科举制度，高峰时，来到北京参加科举最高级别考试的人多达万人，他们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大多居住在各个同乡“会馆”。宣南地区以外也有一些“会馆”，但数量上少得多。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把读书当成最好的出路，因此，读书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区，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区来得高贵。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题名，仕途顺畅，便在宣南地区定居，其社会地位的“高贵”自然是富裕的商人们比不上的。“西贵”还有一个原因与修《四库全书》有关。清朝花了10年时间，调集了大批国内一流的读书人共修《四库全书》。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一些商人借机形成了京城最大的书市，后来演变成文房四宝、古董珍玩的集散地。如今依然保留下来的琉璃厂，就源自当年。文人的笔墨芳香，商人的铜臭当年绝对是无法比肩的。
　　“东富西贵”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演变。清朝后期，西方人频频直达北京，而他们到达北京的路线，大多都是经海路到达天津，从天津向西，经通县到达北京。也就是说，外国人到达北京也是从东方来，这也是他们在北京城东部形成使馆区的原因。而且，当年来到北京的西方人，也更喜欢崇文地区的商业氛围，而不喜欢宣武地区的中国文化氛围。东交民巷成为使馆区以后，大量外国人便居住在东部，以至于现在的使馆区也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那时的外国人就等于富人，似乎更加强化了“东富西贵”的说法。
　　直到今天，“东富西贵”的印象依然没有在北京人的脑海中抹去。北京城的东部显得更贴近现代化，灯红酒绿、高档消费比比皆是。而与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集中在宣南地区类似，如今的北京城西部，集中了大量的高等院校，似乎是延续明朝时期形成的“东富西贵”的传统。然而，现代人常常把“富贵”当成是一体的东西，并不像古代中国人那么严格区分。因此，现在的“东富”，也开始追求高贵，现在的“西贵”也开始追求财富。“东富西贵”如今也只是一种历史的残留而已。
　　
　　编辑　任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