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标准颁布已有很长一段时问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此的研究热情从未减退，故有大量的文本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这些文本中多讨论新课标实施手段、方式、方法，却少有研究新课标深层含义的。本文试图从文化逻辑的层面对新课标的实施做一考察，以使“新课标”的理念清晰地呈现在世界及我国的文化逻辑之中，同时使教育工作者能理解新课标实施的困难和我们必须付出的努力。
　　
　　一、思想政治新课标文本的文化解读
　　
　　思想政治新课标中第一部分第二点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列出的五大基本理念，分别是：“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二、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三、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四、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五、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除第一点以外，第二、三、四、五点的理念都与学生个体发展有关，注重学生个体的体验和生活的阅历，而不是关注“社会”、“国家”的整体性的发展和要求。这种理念的转向是基于文化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是基于哲学的转向。教育关注“社会”、“国家”的发展与需求，是现代性哲学的要求。如上文所述，现代性哲学关注秩序，注重构建—个稳定并拥有良好秩序的体系。这个理念则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趋向之上的，建立在一种功利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之上，这与康德的“禁欲哲学”在价值趋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康德的“禁欲”是压缩个体身体的活动空间。以建立一个可以控制的世界。他的“三大批判”都阐明了人类控制自己、控制社会、控制世界的能力。这种价值趋向的不断加剧和增强体现在现实世界中对个体身体的压制和禁锢，使个体的创造力和个性丧失殆尽。
　　于是哲学的反思开始，后现代哲学应运而生。后现代哲学强调给个体身体以活动空间，释放出个体强大的创造力和个性。而这时哲学关注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而是个体。无论是尼采、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都从各个角度挖掘出个体的空间。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在秩序和宏大叙事之后，发现教育似乎在毁灭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于是决定了给学生个体的活动空间。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提出了新课标，所以笔者认为新课标带有“后现代”的特质，是一种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之上的教育改造。
　　
　　二、新课标语境中教育主体的文化解读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教育事件有其主体。教育的主体是教育的发出者——国家(由教材和教师组成)和承受者——学生共同组成。
　　教育的发出者是国家。国家这一主体由教材和教师两部分组成。教材即教育的内容，传递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教师是国家的雇员，完成教书和知识技能的传递。教材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知识和技能即教材不具有文化性，不会影响教育方式，不会影响教育手段的选择，教育者完全可以用新的方式、方法解说旧的经验，因此在此笔者不对教材文化性进行展开论证。但是教师却不然。教师首先是个体。每个教师有其特定的政治环境、知识构成、兴趣爱好，所以教师的阅历就会影响对教育手段的解释。
　　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在生活环境、知识构成和兴趣爱好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教师们的课堂教学都带有浓郁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师评价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分数成为了评价教师的优劣的惟一标准，成为考核的基本要素，在生存压力之下的教师关注的只能是学生的分数，只能是学生对知识的了解、理解和掌握隋况，并不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思维发展。学生的个性、反思能力和创造力都遭到质疑，甚至罢黜，这是一种“一元性”的统治。所以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教师群体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特征，他们功利、固守秩序、压抑个性(学生的、还有自己的)，尽管有着诸多的无奈和无助。
　　学生作为教育的另一主体，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源于家庭和社会的文化。中国家庭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实用主义倾向来源于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他的“猫论”，他的“真理标准”，开启了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对外开放而不断传人的西方文化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汲取不尽的文化营养。但中国人似乎有点消化不良。比如，把利润最大化异化为“金钱最大化”，于是家庭给子女提供的仅仅是金钱，少有关爱。少有宽容和慰籍，少有鼓励。这种现状与中国传统的科举文化余存相结合，在学校中日渐形成了以分数为惟一价值趋向的“风尚”，在分数上能取得优势的学生，他们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成为主流学生。而无法在分数上领先的学生成了“秩序外的人”。这些学生的文化中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却更多受到西方“休闲文化”，即非主流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生的文化特征基于不同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学习上有优势的学生身上渗透着更多功利的，与秩序融合并维护这种秩序的文化；而学习上有劣势的学生，却愿意生活在“秩序之外”，“隐居”于学校之中，成为“后现代”一族。
　　
　　三、新课程理念、教师和学生三者之间形成的文化困境
　　
　　如上文所述，新课标具有“后现代性”，而教师和学生中的主流部分却具有“现代性”。新课标是对现有秩序的反思和改造，两者的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如果能在现实教学生活中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新课标的实施将会成为中国教育转型的坐标。而如果不能，则会使新课标沦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又一饰品。那么究竟新课标的实施面临着哪些文化困境呢?
　　1　课标要求课程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上。这意味着学生理解同一问题的起点和基石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将会使学生理解同一问题所产生的结论各不相同，而高考制度及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教师只能使一个结论具有合法性，不可能肯定学生的每一个结论，所以这种矛盾将使得新课标下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
　　2　主流学生习惯了一元建构的世界。如果他们自我认可和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解构，那么评价机制，特别是价值观在社会中的转型可能会远远落后于这种“转型”，那么我们又会处于一个价值趋向缺失的社会中。
　　3　非主流学生的后现代文化特征是一种精神寄托。非主流学生虽然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但对后现代的历史性并未能深入理解。因此建立在他們身上的后现代文化特征，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而非精神上的共鸣和“自由”。而对这种“多元”，他们是否能提出有价值、有建构力的结论，这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4　高考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高考在中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因此它的存在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对于同一问题本可以给出多元的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会给持有不同答案的学生以足够的尊重，从而激发起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但是现行的高考并没有这样做。这种“一元”统治的制度已经令许多教师与学生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使得新课标的实施缺失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