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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广大侨胞毁家纾难、输财出力，倾力支援祖国抗日救亡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归侨将领 功勋卓著
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中，活跃着叶挺、叶飞、李子芳等一批新老归侨将领。叶挺，广东惠阳人，其父是归侨，其兄是华侨。卢沟桥事变后，叶挺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而坐卧不安。他回到上海，就与当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周恩来会见。周恩来对他强烈要求抗日的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同时祈望他能出任抗日部队的军事领导工作。叶挺受到很大的鼓舞，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并提议这支部队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用意在于要使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当年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国民政府采纳了叶挺的意见。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他负责主持改编和指挥南方各游击队为抗日部队。10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1937年11月初，叶挺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叶挺，在中央党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坚持抗战到底。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党中央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新四军组建后，叶挺不顾疲劳四处联系、动员和吸收了一批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抗战事业尽力的医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军人等到新四军工作，以充实新四军的力量。叶挺还多方奔走，利用各种关系为新四军筹措军费及各类军用物资。在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叶挺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赞誉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在叶挺指挥下浴血奋战，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除约2000人成功突围外，其余官兵几乎全部牺牲或被俘。在危机中，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叶挺顾全大局，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委托下山谈判，被国民党非法扣留。
叶飞，菲律宾归侨，1914年5月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华侨家庭。在父母爱国爱家精神的熏陶下，叶飞很早就回国参加革命。抗战爆发后，叶飞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1939年5月率部向日寇侵略军的苏南腹心地区挺进，夜袭苏州浒墅关火车站，使得宁沪铁路断运3天，继而逼近上海，突入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震撼了敌伪军，振奋了京沪杭抗日军民，从此新四军的威名传扬中外。1939年12月，叶飞率部进入苏北。1940年2月，粉碎日寇大“扫荡”。3月，驰援半塔集，与皖东兄弟部队一起，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6月，他胜利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以两个团击退顽军十三团的围攻；随后率部参加黄桥决战，以3个团的兵力连续战斗，全歼顽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军部以及第三十四旅大部，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3月，他指挥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寇500余人。
李子芳，菲律宾归侨。1937年10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迅速投入到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新建立的新四军政治部，由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主任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了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担负起组建政治部的工作。经他努力工作，政治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部门领导机构都快速建立起来。李子芳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努力把组织部建成新四军的“干部之家”。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因此，深得机关人员的尊敬和爱戴。1939年7月，他参与主持在皖南举行的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组织情况报告。他不但在组织工作上，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皖南事变前，李子芳因阑尾炎开刀，且患有严重肺病，军部决定他与其他老弱病残指战员先行撤离至江北。但他坚持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事变中，军部领导再次决定李子芳与患严重胃出血的宣教部长朱镜我先行撤退，但他俩都坚持不肯，李子芳表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这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革命到底的献身精神。经过7天7夜的艰苦奋战，李子芳因身体虚弱，行走不便不幸落入魔掌，被捕后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络被关押的新四军指战员，秘密成立党支部并亲任书记，领导同志们积极开展狱中斗争，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英雄气概。1942年夏，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2岁。
据不完全统计，归侨担任连以上职务的有近60人，其中团以上的24-人。他们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宣传文化工作、青年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敌I-3-作、交通通信工作、医疗救护工作、财经工作、根据地地方工作等方面，都担任有重要职务，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捐款捐物 大力支持
新四军成立后，国民党为限制新四军武装扩大，从军需经费上加以牵制，对新四军的军需军饷是百般克扣，少发、甚至不发。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际已停止了对中共领导下军队的军费军服等军需军饷的供应。对于新四军面临的饷款不濟，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困难局面，广大侨胞纷纷行动起来，捐款捐物，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新四军。泰国华侨蚁光炎即曾汇款到香港，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并将募捐所得到的40％献给新四军。会后，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捐献热潮。1939年12月，新四军军部敌工干事、归侨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前往曼谷继承遗产，发动侨胞为新四军募捐棉衣。他将总值26万元国币的钱物全部捐给新四军，足够新四军3个月的军饷。1940年9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还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带回国币11.19万元赠予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时，武器设备十分粗劣，弹药缺乏。叶挺的岳母刘德宜，把自己的全部养老金捐出来，加上爱国侨胞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赠送给新四军。
新四军初创时，经费困难，缺乏通讯设备，叶挺军长派军部三科科长胡立教到上海、香港，通过宋庆龄、廖承志，把华侨捐赠给“保盟”的一笔捐款取出，购买了一批元件、器材和电话机，建立了新四军军部电台，随后新四军各支队、独立行动团也配置了电台和电话通讯设备。这对于 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四军军部的一部性能先进的收发报机和一套工艺精密度堪称一流的印刷设备，是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捐赠的，当时军部和延安通电都是靠这部收发报机。
1938年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先后在大别山和皖南采访。在云岭，当她了解到新四军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时，建议叶挺争取得到“保盟”的资助。为此，军部医务处长沈其震赴上海，向宋庆龄提出帮助，再到香港“八办”接洽募集。此后，东南亚华侨的捐款、医药器材和救援物资通过“保盟”，顺利地送往新四军处。“保盟”又根据沈其震反映的新四军缺寒衣情况，向海外侨胞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以帮助新四军伤员、士兵抵御严寒，得到华侨的支持，如悉尼的3个华侨团体，便捐献了2200条优质新毛毯。据统计，仅1939年，由“保盟”经手的华侨捐赠给新四军的款项就达到“港币13155.10元”、“中国法币35666.93元”。据曾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的林植夫回忆，他在任职期间，“一次就收到香港转来的华侨捐献款项200万元(法币)”。“保盟”1942年2月29日一张收支账上，记载有侨胞捐款35666.93美金给新四军。据曾旅美的华侨李兆焕回忆，他“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共捐款17000多元，并多次通过‘保盟’转赠给抗大、八路军、新四军。至今他手边还保留着一叠宋庆龄签署的收到他捐款的收条”。像李兆焕这样长期捐款户在华侨中为数颇多。
募捐医药、医疗器材
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即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战事逐渐频繁，伤亡不可避免。对伤病员能否给以及时的医疗救治，是减少因伤而亡，恢复和提高战斗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新四军战斗的敌后农村却缺医少药，广大侨胞在医药、医疗器材及人员等方面对新四军的支援，满足了新四军战时医疗救治的很大一部分急需。
新四军筹办军部医院时，一无物资，二无人员。叶挺亲自上门找全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圣。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救护工作的英籍华裔专家，给了一部分医药器材，又支援了一批人。医院有一台X光机，是宋庆龄送的，由沈其震从香港运回来的，当时延安没有，华北也没有，全国抗日根据地只有这一台。
1938年冬，新四军缺乏医药用品的消息传到海外，菲律宾华侨“妇慰会”拨款在香港购置医药用品捐助。1939年12月，华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汇出2万元购买寒衣药品捐赠。菲律宾怡朗市抗敌会属下的华侨妇女救国协会，开展募捐活动和缝制救伤袋，将募捐所得的款项和救伤袋寄到香港，由宋庆龄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参加新四军的东南亚华侨青年，也给新四军筹措了一大批款项、药品、寒衣和军需。1938年8月，马来亚柔佛华侨工人以彭土馨为领队、由15位侨胞组成的马来亚斯乃司机服务团，用募集到的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安全救護汽车，以及绷带、药品等救急军用物资，离开柔佛，从香港经过广州、长沙，到达武汉。两名侨胞留下来，并将一辆汽车交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赠新四军。
广大侨胞除积极为新四军募集医药和医疗器材外，有的还亲赴抗战前线救治伤员。印尼归侨潘兰君，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9年6月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新四军工作，当了两年多军事教员。1942年奉命改行军医。他边学边干，不久当了大队卫生所所长。1943年被调到军部，担负军首长的保健工作任务。姚念1939年被调到军医处第3期卫生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前方医院政治协理员，做了大量工作。泰国归侨陈夫在行军中做宣传鼓动和收容掉队战士工作，战斗时协助卫生员护送伤员，表现出色，受到纵队的表扬，后来担任战地记者。
直接参加战斗
广大侨胞不仅物质上支援新四军抗战，而且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冲破重重封锁投奔新四军。近30位泰华义勇队员先后分三批加入新四军(八路军)行列。第一批是1937年12月组队离开曼谷，全队100余人，由鲁文等带队经香港回国，原打算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及其它一些原因而未能如愿。黄觉生、鲁文等5人几经周折，最后于1 938年初到达闽西参加新四军。第二批于1938年2月离开曼谷，乘海轮抵汕头，与先期回国的姚念及陈惠兄弟会合。经汕头地下党组织和“青救会”联系安排，3月2日，陈惠、庄江生等12人由“青救会”派出的、也拟参加新四军的地下党员陈谦带领前往闽西参加新四军。第三批于1938年3月29日离开曼谷，4月8日回到汕头，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和其他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尔后按计划开赴闽西投奔新四军。难能可贵的是，被喻为“四娘子军”的暹罗潮籍女青年林秀兰、钟时、许可、林风，跋涉千里，风餐露宿，直奔皖南，加入新四军。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原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领导人。1937年，他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发展到40人，于1938年1月侣日乘搭“江苏”号轮船由马尼拉直达厦门，途经漳州至龙岩地区的白土镇加入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更名为菲律宾华侨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随二支队赴皖南北上抗日，成为新四军中第一支由爱国华侨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不久，沈尔七被调到军部政治部民运部工作。1939年，沈尔七等人奉命出国，组织了第二批菲律宾华侨归国慰问团，任务是到前线慰问新四军，然后就地参军。慰问团购买钢管乐器一套，准备赠送新四军军部，并由华侨洪光学校音乐教师周东君随团担任铜管乐队教练。在周东君的指导下，部分团员学习了演奏，准备回国为新四军作慰问演出。是年5月，在团长王西雄、指导员沈尔七带领下，一行22人由马尼拉搭乘远洋轮抵达香港。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绕道越南的河内、海防，入镇南关，途经南宁、桂林和湖南衡阳，于7月底到达上饶。在军长叶挺的亲自关怀和安排下，慰问团终于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于8月中旬胜利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受到了军首长项英、袁国平及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慰劳团的铜乐队为前方部队和群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慰问演出活动，把菲律宾各界爱国华侨和抗日团体赠送给新四军的锦旗、款项、医药器材及铜管乐器交给了新四军，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抗日子弟兵的深情和支持。慰问活动结束后，全体成员报名加入新四军，并分别被派往江南前线的抗日部队。1941年初，沈尔七等人奉命第二次出国，正当他带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他们无法再回新四军了，只好转移到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后来，他在一次反日军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实现了“愿牺 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
晋江籍的华侨青年施纯亮、张道时，鲤城籍的吴一舟和南安籍的张极生抱着“满腔热情去受训，不到延安誓不停”的誓言，历尽艰难险阻，先后回国到延安入抗大学习，结业后也分别加入了新四军或到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救国。南安籍的华侨青年、时任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为了及时报道祖国军民抗日事迹，也千里迢迢专程回国，冒着生命危险到新四军中的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活跃在新四军中的归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查，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华侨约400名，一半以上去了前方，参加新四军的华侨比八路军中的华侨还要多”，“仅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支队的华侨就有七八十人”。香港“八办”在马来亚、印尼等地招募司机，一次就有140余名青年华侨被选送到新四军服务。1942年4月，抗大“华中大队”毕业的归侨学员单独编成一队，全部分配到新四军中。
归侨青年在新四军中经过斗争锻炼，有些人成为优秀的指战员，诸如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组织部青年科科长陈宜、二支队宣传队队长陈惠等烈士，及敌工科科长陈子谷等都是优秀的归侨青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华侨青年在新四军抗战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荚在致海外华侨团体的信中，曾赞誉道：“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热心救国，卓著丰誉。”其对新四军不仅“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而且“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极为悲愤。海外数百侨团纷纷致电蒋介石和中共领导人，谴责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菲律宾一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说，当“暴敌压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如果内战爆发，“豈但抗战无以持续，则民族恐陷于沦亡”，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1941年1月21日，菲律宾7个大侨团联合致电蒋介石，内称“闻解散新四军，全侨关怀，总攻在即，不宜自起分裂，请保存实力，共同对外”。菲律宾9个侨团联名发表《告海外青年书》，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马来亚槟榔屿35个侨团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新四军忠诚抗日，侨胞钦佩，此次事件，无论是军纪，抑或党派摩擦，均属不幸。望秉公善处，全侨誓死拥护团结，反对枪口对内”。在美洲，华侨团体及侨胞也先后致电国民党，高度赞扬新四军伟大业绩，希望国民党能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对外，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们在电文中指出，“国共团结抗日，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生命。”
爱国侨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和中共领导人，抗议国民党制造分裂和破坏抗战行为，同时希望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坚持抗战到底。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全国同胞，痛斥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的民族惨案，恳切呼吁“弭止内争，加强团结”。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和吕超然3位先生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代表10万洪门侨胞，向国共两党分别拍来急电，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以挽救祖国危亡之命运。
同时，华侨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评论，披露皖南事变真相，赞颂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战绩。皖南事变爆发后，纽约《华侨日报》迅速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并联合纽约伍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报纸联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分裂，蓄意消灭抗日军队的暴行。陈嘉庚主持的重要舆论阵地《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妥协投降，内战分裂”。广大华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行为的揭露，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8年抗战中，新四军尽管遭受了皖南事变的重挫，但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发展成为一支威震敌寇、响誉中外的铁的新四军。这除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海外侨胞的鼎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新四军归侨将领叶飞曾对侨胞给予新四军的援助作过充分的肯定。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的贡献也很大。当时新四军在医药、物资方面比八路军充足，除了所在地区比较富庶外，另外就是得益华侨的支持。”
广大侨胞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援，谱写了一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凯歌。
归侨将领 功勋卓著
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中，活跃着叶挺、叶飞、李子芳等一批新老归侨将领。叶挺，广东惠阳人，其父是归侨，其兄是华侨。卢沟桥事变后，叶挺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而坐卧不安。他回到上海，就与当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周恩来会见。周恩来对他强烈要求抗日的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同时祈望他能出任抗日部队的军事领导工作。叶挺受到很大的鼓舞，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并提议这支部队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用意在于要使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当年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国民政府采纳了叶挺的意见。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他负责主持改编和指挥南方各游击队为抗日部队。10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1937年11月初，叶挺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叶挺，在中央党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坚持抗战到底。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党中央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新四军组建后，叶挺不顾疲劳四处联系、动员和吸收了一批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抗战事业尽力的医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军人等到新四军工作，以充实新四军的力量。叶挺还多方奔走，利用各种关系为新四军筹措军费及各类军用物资。在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叶挺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赞誉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在叶挺指挥下浴血奋战，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除约2000人成功突围外，其余官兵几乎全部牺牲或被俘。在危机中，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叶挺顾全大局，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委托下山谈判，被国民党非法扣留。
叶飞，菲律宾归侨，1914年5月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华侨家庭。在父母爱国爱家精神的熏陶下，叶飞很早就回国参加革命。抗战爆发后，叶飞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1939年5月率部向日寇侵略军的苏南腹心地区挺进，夜袭苏州浒墅关火车站，使得宁沪铁路断运3天，继而逼近上海，突入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震撼了敌伪军，振奋了京沪杭抗日军民，从此新四军的威名传扬中外。1939年12月，叶飞率部进入苏北。1940年2月，粉碎日寇大“扫荡”。3月，驰援半塔集，与皖东兄弟部队一起，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6月，他胜利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以两个团击退顽军十三团的围攻；随后率部参加黄桥决战，以3个团的兵力连续战斗，全歼顽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军部以及第三十四旅大部，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3月，他指挥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寇500余人。
李子芳，菲律宾归侨。1937年10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迅速投入到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新建立的新四军政治部，由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主任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了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担负起组建政治部的工作。经他努力工作，政治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部门领导机构都快速建立起来。李子芳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努力把组织部建成新四军的“干部之家”。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因此，深得机关人员的尊敬和爱戴。1939年7月，他参与主持在皖南举行的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组织情况报告。他不但在组织工作上，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皖南事变前，李子芳因阑尾炎开刀，且患有严重肺病，军部决定他与其他老弱病残指战员先行撤离至江北。但他坚持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事变中，军部领导再次决定李子芳与患严重胃出血的宣教部长朱镜我先行撤退，但他俩都坚持不肯，李子芳表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这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革命到底的献身精神。经过7天7夜的艰苦奋战，李子芳因身体虚弱，行走不便不幸落入魔掌，被捕后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络被关押的新四军指战员，秘密成立党支部并亲任书记，领导同志们积极开展狱中斗争，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英雄气概。1942年夏，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2岁。
据不完全统计，归侨担任连以上职务的有近60人，其中团以上的24-人。他们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宣传文化工作、青年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敌I-3-作、交通通信工作、医疗救护工作、财经工作、根据地地方工作等方面，都担任有重要职务，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捐款捐物 大力支持
新四军成立后，国民党为限制新四军武装扩大，从军需经费上加以牵制，对新四军的军需军饷是百般克扣，少发、甚至不发。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际已停止了对中共领导下军队的军费军服等军需军饷的供应。对于新四军面临的饷款不濟，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困难局面，广大侨胞纷纷行动起来，捐款捐物，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新四军。泰国华侨蚁光炎即曾汇款到香港，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并将募捐所得到的40％献给新四军。会后，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捐献热潮。1939年12月，新四军军部敌工干事、归侨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前往曼谷继承遗产，发动侨胞为新四军募捐棉衣。他将总值26万元国币的钱物全部捐给新四军，足够新四军3个月的军饷。1940年9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还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带回国币11.19万元赠予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时，武器设备十分粗劣，弹药缺乏。叶挺的岳母刘德宜，把自己的全部养老金捐出来，加上爱国侨胞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赠送给新四军。
新四军初创时，经费困难，缺乏通讯设备，叶挺军长派军部三科科长胡立教到上海、香港，通过宋庆龄、廖承志，把华侨捐赠给“保盟”的一笔捐款取出，购买了一批元件、器材和电话机，建立了新四军军部电台，随后新四军各支队、独立行动团也配置了电台和电话通讯设备。这对于 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四军军部的一部性能先进的收发报机和一套工艺精密度堪称一流的印刷设备，是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捐赠的，当时军部和延安通电都是靠这部收发报机。
1938年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先后在大别山和皖南采访。在云岭，当她了解到新四军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时，建议叶挺争取得到“保盟”的资助。为此，军部医务处长沈其震赴上海，向宋庆龄提出帮助，再到香港“八办”接洽募集。此后，东南亚华侨的捐款、医药器材和救援物资通过“保盟”，顺利地送往新四军处。“保盟”又根据沈其震反映的新四军缺寒衣情况，向海外侨胞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以帮助新四军伤员、士兵抵御严寒，得到华侨的支持，如悉尼的3个华侨团体，便捐献了2200条优质新毛毯。据统计，仅1939年，由“保盟”经手的华侨捐赠给新四军的款项就达到“港币13155.10元”、“中国法币35666.93元”。据曾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的林植夫回忆，他在任职期间，“一次就收到香港转来的华侨捐献款项200万元(法币)”。“保盟”1942年2月29日一张收支账上，记载有侨胞捐款35666.93美金给新四军。据曾旅美的华侨李兆焕回忆，他“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共捐款17000多元，并多次通过‘保盟’转赠给抗大、八路军、新四军。至今他手边还保留着一叠宋庆龄签署的收到他捐款的收条”。像李兆焕这样长期捐款户在华侨中为数颇多。
募捐医药、医疗器材
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即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战事逐渐频繁，伤亡不可避免。对伤病员能否给以及时的医疗救治，是减少因伤而亡，恢复和提高战斗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新四军战斗的敌后农村却缺医少药，广大侨胞在医药、医疗器材及人员等方面对新四军的支援，满足了新四军战时医疗救治的很大一部分急需。
新四军筹办军部医院时，一无物资，二无人员。叶挺亲自上门找全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圣。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救护工作的英籍华裔专家，给了一部分医药器材，又支援了一批人。医院有一台X光机，是宋庆龄送的，由沈其震从香港运回来的，当时延安没有，华北也没有，全国抗日根据地只有这一台。
1938年冬，新四军缺乏医药用品的消息传到海外，菲律宾华侨“妇慰会”拨款在香港购置医药用品捐助。1939年12月，华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汇出2万元购买寒衣药品捐赠。菲律宾怡朗市抗敌会属下的华侨妇女救国协会，开展募捐活动和缝制救伤袋，将募捐所得的款项和救伤袋寄到香港，由宋庆龄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参加新四军的东南亚华侨青年，也给新四军筹措了一大批款项、药品、寒衣和军需。1938年8月，马来亚柔佛华侨工人以彭土馨为领队、由15位侨胞组成的马来亚斯乃司机服务团，用募集到的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安全救護汽车，以及绷带、药品等救急军用物资，离开柔佛，从香港经过广州、长沙，到达武汉。两名侨胞留下来，并将一辆汽车交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赠新四军。
广大侨胞除积极为新四军募集医药和医疗器材外，有的还亲赴抗战前线救治伤员。印尼归侨潘兰君，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9年6月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新四军工作，当了两年多军事教员。1942年奉命改行军医。他边学边干，不久当了大队卫生所所长。1943年被调到军部，担负军首长的保健工作任务。姚念1939年被调到军医处第3期卫生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前方医院政治协理员，做了大量工作。泰国归侨陈夫在行军中做宣传鼓动和收容掉队战士工作，战斗时协助卫生员护送伤员，表现出色，受到纵队的表扬，后来担任战地记者。
直接参加战斗
广大侨胞不仅物质上支援新四军抗战，而且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冲破重重封锁投奔新四军。近30位泰华义勇队员先后分三批加入新四军(八路军)行列。第一批是1937年12月组队离开曼谷，全队100余人，由鲁文等带队经香港回国，原打算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及其它一些原因而未能如愿。黄觉生、鲁文等5人几经周折，最后于1 938年初到达闽西参加新四军。第二批于1938年2月离开曼谷，乘海轮抵汕头，与先期回国的姚念及陈惠兄弟会合。经汕头地下党组织和“青救会”联系安排，3月2日，陈惠、庄江生等12人由“青救会”派出的、也拟参加新四军的地下党员陈谦带领前往闽西参加新四军。第三批于1938年3月29日离开曼谷，4月8日回到汕头，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和其他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尔后按计划开赴闽西投奔新四军。难能可贵的是，被喻为“四娘子军”的暹罗潮籍女青年林秀兰、钟时、许可、林风，跋涉千里，风餐露宿，直奔皖南，加入新四军。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原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领导人。1937年，他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发展到40人，于1938年1月侣日乘搭“江苏”号轮船由马尼拉直达厦门，途经漳州至龙岩地区的白土镇加入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更名为菲律宾华侨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随二支队赴皖南北上抗日，成为新四军中第一支由爱国华侨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不久，沈尔七被调到军部政治部民运部工作。1939年，沈尔七等人奉命出国，组织了第二批菲律宾华侨归国慰问团，任务是到前线慰问新四军，然后就地参军。慰问团购买钢管乐器一套，准备赠送新四军军部，并由华侨洪光学校音乐教师周东君随团担任铜管乐队教练。在周东君的指导下，部分团员学习了演奏，准备回国为新四军作慰问演出。是年5月，在团长王西雄、指导员沈尔七带领下，一行22人由马尼拉搭乘远洋轮抵达香港。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绕道越南的河内、海防，入镇南关，途经南宁、桂林和湖南衡阳，于7月底到达上饶。在军长叶挺的亲自关怀和安排下，慰问团终于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于8月中旬胜利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受到了军首长项英、袁国平及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慰劳团的铜乐队为前方部队和群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慰问演出活动，把菲律宾各界爱国华侨和抗日团体赠送给新四军的锦旗、款项、医药器材及铜管乐器交给了新四军，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抗日子弟兵的深情和支持。慰问活动结束后，全体成员报名加入新四军，并分别被派往江南前线的抗日部队。1941年初，沈尔七等人奉命第二次出国，正当他带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他们无法再回新四军了，只好转移到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后来，他在一次反日军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实现了“愿牺 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
晋江籍的华侨青年施纯亮、张道时，鲤城籍的吴一舟和南安籍的张极生抱着“满腔热情去受训，不到延安誓不停”的誓言，历尽艰难险阻，先后回国到延安入抗大学习，结业后也分别加入了新四军或到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救国。南安籍的华侨青年、时任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为了及时报道祖国军民抗日事迹，也千里迢迢专程回国，冒着生命危险到新四军中的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活跃在新四军中的归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查，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华侨约400名，一半以上去了前方，参加新四军的华侨比八路军中的华侨还要多”，“仅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支队的华侨就有七八十人”。香港“八办”在马来亚、印尼等地招募司机，一次就有140余名青年华侨被选送到新四军服务。1942年4月，抗大“华中大队”毕业的归侨学员单独编成一队，全部分配到新四军中。
归侨青年在新四军中经过斗争锻炼，有些人成为优秀的指战员，诸如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组织部青年科科长陈宜、二支队宣传队队长陈惠等烈士，及敌工科科长陈子谷等都是优秀的归侨青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华侨青年在新四军抗战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荚在致海外华侨团体的信中，曾赞誉道：“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热心救国，卓著丰誉。”其对新四军不仅“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而且“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极为悲愤。海外数百侨团纷纷致电蒋介石和中共领导人，谴责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菲律宾一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说，当“暴敌压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如果内战爆发，“豈但抗战无以持续，则民族恐陷于沦亡”，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1941年1月21日，菲律宾7个大侨团联合致电蒋介石，内称“闻解散新四军，全侨关怀，总攻在即，不宜自起分裂，请保存实力，共同对外”。菲律宾9个侨团联名发表《告海外青年书》，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马来亚槟榔屿35个侨团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新四军忠诚抗日，侨胞钦佩，此次事件，无论是军纪，抑或党派摩擦，均属不幸。望秉公善处，全侨誓死拥护团结，反对枪口对内”。在美洲，华侨团体及侨胞也先后致电国民党，高度赞扬新四军伟大业绩，希望国民党能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对外，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们在电文中指出，“国共团结抗日，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生命。”
爱国侨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和中共领导人，抗议国民党制造分裂和破坏抗战行为，同时希望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坚持抗战到底。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全国同胞，痛斥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的民族惨案，恳切呼吁“弭止内争，加强团结”。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和吕超然3位先生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代表10万洪门侨胞，向国共两党分别拍来急电，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以挽救祖国危亡之命运。
同时，华侨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评论，披露皖南事变真相，赞颂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战绩。皖南事变爆发后，纽约《华侨日报》迅速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并联合纽约伍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报纸联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分裂，蓄意消灭抗日军队的暴行。陈嘉庚主持的重要舆论阵地《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妥协投降，内战分裂”。广大华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行为的揭露，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8年抗战中，新四军尽管遭受了皖南事变的重挫，但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发展成为一支威震敌寇、响誉中外的铁的新四军。这除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海外侨胞的鼎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新四军归侨将领叶飞曾对侨胞给予新四军的援助作过充分的肯定。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的贡献也很大。当时新四军在医药、物资方面比八路军充足，除了所在地区比较富庶外，另外就是得益华侨的支持。”
广大侨胞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援，谱写了一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