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折腾:执政思路换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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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思路频繁换,医生可能是个好医生,但是治不好病。”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近10年来,温州市委书记更换频繁,平均任期不足3年。一个领导一个口号,上一任与下一任政府之间的政策缺少延续性,是中国政坛的通病。温州也不例外。
  2013年6月底,经浙江省委研究决定,在浙江金华任市委书记17个月零18天的陈一新,出任温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陈德荣温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调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国務院批准温州地、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原温州市及各县的工作。30多年内,先后有袁芳烈、董朝才、刘锡荣、孔祥有、张友余、蒋巨峰、李强、王建满、邵占维、陈德荣、陈一新11人相继成为温州市委书记。
  每个书记都有自己的施政纲领和口号,有的扎实,有的浮躁;有的关注走出去,有的提倡引进来;有的重视轻工业,有的重视旅游业;有的提倡政府无为,有的认为政府要强势主导。在所有口号的变化中,也体现着“新官不理旧债”的自我政绩标榜。
  “第一年了解情况,第二年刚提出思路,人就走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结果就是官员浮躁,急功近利,分秒必争搞形象,追求短期政绩。朝令夕改,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在这10年中,温州经济增长率也长期处于浙江全省末尾。

施政纲领频换


  现任浙江省省长李强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位温州本地人当市委书记。2002年4月,李强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在温州任职2年7个月。
  李强任职温州期间,“走出去”是一个重要特征。他提出很多与经济相关的经典词汇,比如“地瓜经济”“草根经济”,核心都是“根在温州”。“有些人把到国外投资叫跨国战略,把在国内投资叫做‘外逃’,我认为这是认识上的误区。我们要更多更好地‘走出去’。”李强经常在媒体上纠正这个“误区”。他在任内召开了“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成立了海外温州人联谊总会。
在温州的一所融资中介的办公室内,手头有近30 万闲钱的周阿婆和急需为企业融资的金先生在中介机构的“撮合”下洽谈借贷生意。 图/CFP

  李的施政蓝图——一港三城发展战略,“百项千亿工程”,政府效能革命,以及他提出的“质量温州”“品牌温州”“信用温州”建设,令温州人记忆犹新,但蓝图才刚铺开,2004年11月,他便调任浙江省委秘书长。
  李强的继任者王建满2004年底主政温州后,提出招商引资是当年温州全市工作的“一号工程”,并通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引资口号,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从2005年初的取经杭嘉沪,到成立“开放办”;从“千人动员大会”落实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到“12345工程”和“千家民企大招商工程”,再到2005年底的对话世界500强,在“无外不活、无外不富、无外不高、无外不快”的口号下,温州的招商引资工作到了一种巅峰状态,走出去开始变成引进来。
  温州市发改委的张林(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此之前,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外流是正常现象。
  王建满任温州市委书记三年两个月,温州人称他为阿满大叔,他也提出了三个温州的口号:活力温州、实力温州、和谐温州。2008年1月,王建满当选浙江省副省长。这些设想囿于他的任期,最终只是成为了口号。
  接替王建满的是邵占维,在温州任市委书记两年六个月。“他提出过发展大旅游,没提出什么纲领,印象不深。”张林说。这也是大多数温州人对邵占维的总结。人们能想起的是邵占维在红日亭喝粥并捐款的一幕。红日亭,是温州民间的免费施粥点,专为流浪者和外来务工人员送粥解饥寒。
  “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还讨论过他要提出的温州‘五大战略’,推出来还不到3个月他就走了。”周德文说。2010年7月,邵占维调任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3年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病逝。
  2010年7月,正值金融危机影响深入、温州人信心低潮时,陈德荣出任浙江省副省长兼温州市委书记。这是自1982年浙江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兼任温州市委书记以来,浙江省委为温州主官又一次高规格调配。陈德荣主政温州之际,经历过动车事故、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创设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等震动境内外的事件。
  在大多数人眼里,陈德荣主导了一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强势政府一面。陈德荣在温州掀起了大投入、大建设的热潮,两年来温州投资率翻了一番。陈德荣谋划通过大项目、推动大投入,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流——政府主导型。
  在陈德荣的主导下,2010年11月,温州启动国企改革,这个民企大市耸立起13家国有独资集团,以“航母”之势,成为政府投融资平台。在民营经济最为繁盛的地方,“国企的价值”重新被发现。有当地企业主称,陈德荣在多个公开场合的演说中,对大企业表达的喜爱让诸多温州本土的小微企业主微感“酸意”。
  温州市各级政府的考核标准也因应而变。王建满时期,招商引资纳入了对各部门、各地区业绩的考核体系。如今,投资率成为县区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领导不停换思路,很浪费公共资源,有的规划重新做十几个的时候都有,光认证就需要很多钱。老折腾,大的难题就很难攻。”朱康对说。   2013年6月,陈德荣就任温州市委书记3年还差20多天,即奔赴省城杭州新的领导岗位。虽然仍然保留省委常委的职务,但兼任的却是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闲职。惋惜之声有之,非议之声亦有之。采访中,更多的市民则担心,陈德荣主政下的一些工程,在离任之后,会否成为“半拉子”遭到搁置。
  当时,正在国外考察的浙江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提前三天才接到上任通知,为此,他提前5天回国到温州上任。陈一新在金华任职17个月零18天,也成为了自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位市委书记。
  陈一新甫上任,考察、调研第一个要点便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浙江银行业服务温州实体经济大会”。他指出,当前经济问题是温州发展中尤为突出的问题,凭借“温州人”这个最核心优势,“温商回归”将成为今后温州赶超发展的最大要素。他也提出了,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按照“三招一优”要求,引进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力争完成年度400亿元的引资任务。

施政纲领源头


  过去十年,每任温州领导的主要施政口号都有其自身的经历和经验烙印。王建满在到温州前,任萧山区委书记期间,就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最大抓手,实施的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战略,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企业寻找跨国公司洽谈合作是王建满的“拿手好戏”。
  王建满深谙招商引资之道。2004年11月,王建满甫一到任,就组织温州各方力量,专题研究招商引资战略,将招商引资作为2005年的“一号工程”。
  邵占维在到温州任职前是宁波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常年从事管理港口事务,升任温州市委书记后,第一项有声有色的动员大会是塘河治理的大会。当地人开玩笑说:搞大港口建设的去整治这些小河,“大材小用”。
  陈德荣在到温州前,任嘉兴市委书记,共在嘉兴工作12年,国企技术干部出身的他在工业经济、环境保护及较为棘手的城乡统筹等公共服务等领域颇有建树。2008年,嘉兴被列入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包括户籍制度、规划管理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市镇建设在内的“十改联动”。
  2010年7月,一到温州的陈德荣就参观了温州城市规划展示厅,随后在温州掀起了一场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大力推进城市改造,其力度前所未有。
  戴着眼镜、气质儒雅、书卷气很浓的陈一新在城市规划上也颇有心得。他在金华上任17个月提出来的轰轰烈烈的“金义都市新区”思路,将新区的未来定位定为“田园智城·都市新区”,号称浙江第四大都市区。
  陈一新上任温州后,也把城市规划工作作为市直部门工作调研的首项内容。7月,陈一新赴鹿城区调研,强调“三改一拆”方向不变,着力提升温州的城市功能,推动都市经济和城市能级的提升。
  每个官员新换一个地方任职都愿意沿袭自己曾经的施政方向,“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最容易出政绩。”周德文说。问题是,不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照搬往日经验,难脱刻舟求剑之嫌。
  “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一直在强调正确的政绩观,不要轻易另起炉灶,否认前任。”中组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早在厦门工作之时就提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当前,中央亦要求各级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培养和考评,浙江省内公认杭州、宁波和温州比较出干部。杭州的省会地位、宁波大港的特殊区位优势不用说,温州由于其自身的特殊的经济形态,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经历了这里锻炼的干部,可以加分不少,近10年来李强、王建满、邵占维、陈德荣的升迁即是明证。
  上述中组部人士称,每一任领导的调任都有深意和考量,比如温州,以前发展太快了,应该要稳一点,从领导方面来讲,就是要加强领导力度和地方管控。“虽然每个人都想体现自己的施政印记,但目标一定要谋地方的发展。”

目标GDP


  温州每任主官的施政方针不同,但殊途同归,目标都是提升GDP。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模式,面临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困扰,近10年来疲态尽显,其GDP增速位列全省榜尾。
  在GDP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每任主官都要出手。李强的方式是,不放弃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的轻工业,把温州建成为轻工产品的生产基地、销售基地和创新基地,建设成国际性轻工城。
  王建满也解释说,他的招商引资政策,钱、量不是主攻目标,而是通过引进来解决温州粗放的增长方式。
  而陈德荣认为温州速度慢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所以他要政府用高达50%的投资率,亲自出手“砸”出GDP。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钱从何来?陈德荣的答案是土地财政。陈德荣说,当前温州10大国资公司6000亩存量土地,按1000万元/亩计,就是600亿元,通过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放大到1800亿元。
  陈一新刚到温州半个月,代表新一届温州市委首次公开“垫底”数据:在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2012年,温州市大多数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倒数第二。他提出“赶超发展、再创辉煌”的口号,并把“温商回归”作为温州赶超发展的最大要素。
  但是,对温商来讲,有人担心温州会否重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怪圈:温州有着外贸优势,垄断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政府亲自进场,操盘经济发展,形成GDP越来越仰仗于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有人开始打退堂鼓,如果外进民退、国进民退,“我们老百姓经济”怎么办?有很多服装企业老板至今一直怀念李强“打造国际性轻工城”的温州设想;有永嘉的商人也认为温州应该大力发展旅游;有的商人则干脆不去管谁来做领导,“谁给我订单我关注谁。”
  采访中,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问及对温州贡献最大的市委书记是哪一个,无一例外都認为是温州地市合并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袁芳烈当年对温州进行了几年大量调研,以担当政治风险的勇气,默许了温州民间自发的经济模式创新,成为奠定“温州模式”的关键人物。“有没有口号,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是看怎么干才是最适合温州发展实际,这是袁芳烈至今让温州人惦记的原因。”朱康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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