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等待新片演员档期时，林育贤来到日本，见到山田洋次。同样钟情“小人物命运”的老导演对这位70后台湾同行说，“我今年都已八十多，每次拍电影都像等待法官判决，有罪没罪。可回头望去，拍来拍去，还是在拍自己喜欢的作品。所以，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行。”
　　眼下，北京当代MOMA上空，弥漫着“中度污染”的雾霾。林记忆中上演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想当年，我在文化大学戏剧系学的是电影。没想到一入行，拍的是纪录片。”大学毕业，他服完兵役回到台北，探望曾经打过工的广告公司老板，踌躇满志地宣布，今后，他要去拍电影。老板慢慢打开抽屉，指着里面积压的剧本说，我都没拍，你又凭什么拍？
　　2002年前后已是台湾“新浪潮”电影后期，市场低迷。2003年，国片产出更屈指可数。台湾公共电视台在这时冒出，以划拨预算形式，招徕电影导演拍摄纪录片。其中，一批导演早已对展现城市心灵空虚等电影题材不感兴趣，他们带着纪录片回到故乡，探寻自己的根。
　　彼时，林育贤也跑回家乡宜兰。他拍过两部关于青少年次文化教育的短片，眼见同级的艺术工作者不是改拍广告就是进入电视台工作，他倒想守在电影圈，一心跟随其他导演学习，无奈房租无力支付。为向母亲有一交待，他特意借来一部专业摄影机，宣称回来是为干活。
　　有天，他偶然翻出哥哥小时候获跳马金牌时与队友的合影。问起相片中人，哥哥告诉他，一个在坐牢，一个在炸鸡排。这成为他纪录片诞生的根由。

翻滚吧，男孩

　　宜兰罗东镇公正国小体操队，林育信有一个梦想。高中时，他夺得过全国体操跳马冠军，后来又荣获亚洲体操冠军。从国手退下后，他回到故乡，在过去就读的小学当教练。虽然自己的奥运梦没有实现，但他希望能在这里培养出奥运冠军，15年后重返竞技场。
　　哥哥的心愿林育贤看在眼里，“已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里面，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记录下来。”他向国家文艺基金会申请到40万拍摄补助。另为维持生计，又在台北找了一份工作。“周一至周四在台北兼差，周末回宜兰。拍纪录片要贴身采访，受访者会提供食宿，我就这样骗吃骗喝撑了一年。”
　　这一年，林育贤的镜头不离哥哥与小选手们的翻滚拼搏。拍完后，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发行。一位名导将马祖东莒的邀约给了他。待他吐得东倒西歪，坐船赶到当地，才发现那是一个偏远的岛屿。
　　“村长在广播中介绍，城里来了一位导演放电影。全村人端着板凳来到岛上惟一的小学。操场上，男女老少融入片中，又哭又笑。回来后，我就决定把它推上院线。”为此，他要自行组建公司。原以为银行能贷款，可因电影属高还款风险行业之一，他第二次碰壁。募捐放映会上，两位同学的妈妈倾囊相助，才帮他成立——“翻滚吧，男孩”电影公司。“翻滚”即紧贴地面。每一步的辛勤付出，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几乎等同。
　　《翻滚吧，男孩》起初在台北3家院线上映。随后中南部要求加映，席卷宝岛。2005年，该片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以六十多万的制作成本，创下500万的票房纪录。

《六号出口》失利

　　33岁。成功砸来的眩晕，林育贤尚未清醒，便拍起他的首部剧情长片《六号出口》。
　　香港导演关锦鹏看过这部以台北西门町为背景、极具街头艺术元素、反映时下青年人众生百态的电影。他认为林想表达的初衷很妙，但还不够成熟。而且后期发行不力，导致它在票房及口碑上的失利。
　　“2007年，台湾电影还不景气。我们却将制作加宣传预算拉到3000万，”林育贤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他却听不进去。心想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应具一定规模：完整的剧组架构、偶像明星主演、摄影团队是从国外回来的、美术搭景要比以前國片高超。结果，开拍前，剧本还残留20个问题未定。他对指挥庞大团队缺乏信心，“拍片过程中，感觉像被推着走。”还要面对后期的集资不顺，以及完全陌生的行销领域。

　　他的制片人因为执意要跟他拍《六号出口》，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她觉得肯定会赔死，见我们固执己见，就提出分手。”搭档离婚时，通知林育贤去盖章，他实在下不了手，对方的妻子反而安慰道，“你不要担心，我和他不是感情出状况。但你们有你们的梦想。”
　　“那部电影大概负债1500万。”过年前夕，他与制片人来到德国柏林影展，想将作品卖去欧洲。租了一间百人戏院邀请片商，到头只来了10人，不时有人离去……开拍前，他曾向男一号彭于晏许诺，定会领其步入国际影展。可那会，若非不甘心，他差点想跑路。

翻滚吧，男人

　　拍片、还债、反思。几年中，林育贤常问自己，还要不要拍电影？低谷中，哥哥告诫他，体操、电影都是道路艰难。一个新的构思从中涌出：他要拍一部以哥哥为原型、鼓舞斗志的电影。 　　林育信从小虽然体操天赋过人，却生就“长短腿”。母亲不看好体操运动员的前途，强迫他辍学，帮她经营水果铺。身为长子，他不得不从。胸中愤懑，任由一腔少年血，冲向江湖。一次打斗中，他犯下大错，只得弃家不顾，不知所踪。某天突然迷途知返，向追杀他的黑帮大哥主动认错，请求让他再圆体操梦。
　　哥哥练体操时，曾受伤失去所有记忆。“病房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我们经常看的歌仔戏。他这才一点一滴想起。”作品以此开头，剧本从酝酿到成型，林育贤用了4年。33次修改，不断听取他人意见，直到心平气和。
　　抛除稿中的主观臆想，还原“阿信”本身。而寻找机遇、遭受羞辱，让他一次次沉浸在那些社会底层的挣扎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阿信们”的悲伤、愤怒与渴求中。
　　他把剧本交给彭于晏，彭执意请演。演完《六号出口》，他们简直被传为“票房毒药”。加上种种因素，彭的事业停滞，心情低落。“我本来不想选他来演。他的外型、气质都不像土生土长的乡下小孩。但既然大家混得都很惨，那就一起来翻身。再说巧不巧，一个30岁大男孩的骨骼，还保有较好的柔韧度。”
　　我数了数，除了他与彭，戏中其他成员也亟待“翻滚”——扮演阿信好友“菜脯”的柯宇纶，星运一直起伏不定。饰演教练的夏靖庭，传出患忧郁症与吸毒。而制作团队里的一半人，均出自当年的《六号出口》。
　　“人就是这样，总会深深记上过去失败的一笔，等待哪天绝地大反攻。”林育贤说。彭于晏与柯宇纶的“心结”，正是导戏时他启动小宇宙爆发的冰冷按钮。柯宇纶长时间“泡”在宜兰，出落成活脱脱的当地小混混，林还在他耳边施予“诡计”，“你看你明明与张震同期，一起出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起步，可人家成了一线演员与明星……”让“菜脯”在决意赴死时表现出扣人心弦的哀婉凄烈。当“阿信”从杠上摔落，昏迷中，潜意识回忆逝去的亲人、挚友时，他想让彭于晏发挥“本能”，触碰其内心柔软处，促其想起儿时父母离异、成年后事业受挫，彭哭得面目扭曲，宣泄淋漓。
　　为达神形兼备，他将彭于晏交到哥哥手中。半年，彭与孩子们每天同步操练，手掌接二连三蜕皮，结痂成茧。还要严格控制饮食，只吃水煮餐。杀青后，剧组来到一家西餐厅，看到盘中炸鸡，彭于晏顿时泪流满面。“他会理解，一个人梦想被剥夺是多么残忍。”林育贤满意地说。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制作人李烈。”当日走投无路，他破釜沉舟将剧本递交这位演艺经历丰富的女强人手中。她看后，问及成本估算，他犹豫地报出一个数。她却直言，你要想拍好它，还得再加1000万。也是她力挺彭于晏。早在拍电影《艋岬》时，她就想放进彭。开拍时，李烈坐他旁边，洞察每一进况。有时哥哥探班，一边还得另设一张椅子。有人问，岂不是压力倍增？他笑说，开拍第一天，当李烈看见他的助理只将咖啡端给她，当即骂道，你当导演死了吗？而哥哥目睹几幕厮杀场景，甚觉往事不堪回首，抽身离去，使他确信他的戏“真正有影”（方言，有“精彩”之意）。
　　《翻滚吧，阿信》获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男配角以及最佳剧本提名，并囊括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林育信戏谑他，“你完了。你人生的两次转折都与我有关。我很担心，你接下来怎么办——你已经没有哥哥的戏可以拍了。”“他在以他的方式关心我。毕竟父亲走后，长兄如父。”林育贤说。

电影必须与我的生活有关

　　人物周刊：梦想与青春，为什么一直是你电影的两大主题？
　　林育贤：“青春”比较好解答，就是不服老。你看，台湾几位资深导演最早拍的电影，都摆脱不了他们的成长与青春期。我也是从最熟悉的开始。下一部或再一部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一阶段，我可能还不想与青春告别。我也想过，不能长期这样，否则永远长不大。
　　“梦想”嘛——我倒觉得我的电影呈现的，并不是纯粹励志的梦想。片中人物，不管主角还是配角都经历过哀伤。他们都是主流社会中的非主流人物，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与当时在台湾，我选择入这一行不被社会与家人看好有关——你无非是想证明，你是可以的。也许，也是这点力量鼓励身边很多人。
　　人物周刊：曾经偷学过哪位导演？
　　林育贤：学生时代模仿过王家卫，但毕业后就知道不太可能。你就是你，而别人有别人的时代氛围与条件。我的确受了岩井俊二的影响，看过他拍的《梦旅人》，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拍剧情片。另外，拍摄纪录片也教会我很多。倒不是指摄影本身，而是教會我怎样捕捉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交流。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人——人在戏里成立与否，他的故事是什么，他想干什么。
　　人物周刊：《翻滚吧，阿信》的成功会是下一步难以逾越的障碍？
　　林育贤：《阿信》结束后，我本来要过安定的生活，反而却非常不安。我在两三年里，思考接下来怎么办。中间试拍过一两部作品，感觉题材不该拍，就停拍了。有人曾开玩笑，难道《阿信》完后，你又要回到《六号出口》吗？可我很想尝试各种可能性。《阿信》是一个阶段性任务，我喜欢《六号出口》反而多过它。
　　人物周刊：你片中的爱情更近乎于友情？这次，《藏地白皮书》打动你的是什么？
　　林育贤：我是金牛座，很难一见钟情。我的爱情观是要以友情为基础，经过长期相处、交流，这样才能走得长远。现在太多的爱情剧充满了太多的戏剧性。《藏地白皮书》触动我的是，它本身是一部简单真诚的纪实小说。记录男女主人公在共同旅行中的各自思想。书里呈现的飘移感与我从去年起不断往返于台湾与北京有关。我在创作上不是天马行空的人。必须与我的生活有关，我才能找到我的位置。不然，我不知道拍出的是什么东西。
　　我与编剧琢磨了半年，我们从没去过西藏，去年年底，沿着书中二人的步伐，展开了旅途。过程中，仅高原反应带来的情绪伏动，就让我联想他们在当下，难道没有内心的挣扎波动？我认为两位作者——即书中的这对男女，不是单纯的“我爱你，你爱我”，而是追求一个伙伴。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就是“相信”——相信未来彼此。
　　人物周刊：为什么仍用彭于晏？
　　林育贤：之前，我曾与两位作者见面。他们没提出过高要求，只希望片中人物拍得好看就行。但我们不想将这部电影定为青春片，它展现的是人成长的旅程。女主人公生于内地的书香世家，读财经专业又想写作。北京爆发“SARS”时，她从学校翻墙出发，可见她的个性。彭于晏扮演的男主人公生在香港，性格内向压抑。他们走到一起，必有一番磨合。最终，男孩成长为男人。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彭于晏本人的成长。我想让大家看看一个反差很大、稳重、很男人的彭于晏。
　　人物周刊：你是否也是“在路上”？
　　林育贤：肯定是。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思想，完全忠实人生。我将跨过40岁，会想20年前，我从宜兰到台北上大学。40岁又在新的地方，新的开端。我到底在干嘛？还在寻找答案。包括看待北京与台湾的爱情差异——尽管爱情的模式一样，但在异地会有更多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我的下一步在哪里。我不知道能确定什么，即使是拍片。不过，这种“不确定”对于我来说，或许是好事。不管在路上发生爱情还是冒险，某种程度会满足我的好奇。也许因此，人才会想去呵护心中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