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大学是知识冲突的产物，大学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外界社会组织发生着冲突。从功能论视角看，知识冲突是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力。大学利用冲突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大学同教会进行知识权威地位的争斗，与社会多元知识观进行的博弈，在当前同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的观念相抗衡。知识类型与观念上的冲突不断改变着大学的面貌。实际上，这些源于知识的冲突为大学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同时也积聚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力。现代社会中，大学面临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消费理念的挑战，大学唯有坚持知识的人性取向，才能保留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知识；大学；冲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69-07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李海龙（1985-），男，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大学可谓是人类的宠儿之一。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评价的，“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在历史中，大学既有知识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同的知识价值观冲突下矛盾的一面。如果说持续创造知识是驱动大学前进的源动力的话，那么由冲突所创造的频率则是影响其发展的节拍器。在社会学家的眼中，冲突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与分歧的手段，并起到平衡与整合组织的功能。“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建立起边界线，由此使系统内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其次，……互相‘排斥’通过在不同群体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得到维持”[2]（P18）。实际上，回顾往昔，大学又何尝不是在宗教与世俗、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博弈中一步一步走进社会的轴心。如同幼雏要经历破壳的痛苦，大学由最初产生到现在，其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大学时而在温室里接受呵护，时而又要在风霜下饱经摧残，正是冲突造就了大学的知识性格。
一、大学的兴起及其与基督教的知识冲突
从历史上看，大学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方面，二者都是在人们精神追求的趋动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两者在知识观上有共通之处，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向对方借用了知识的合法性。一部完整的西方文明史无法绕开大学与基督教交织的事实，大学身上或多或少地被刻上了基督教的文化烙印。从整个中世纪来看，大学与宗教的关系有时暧昧，有时激烈地对峙，大学与教会都在努力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赢得社会的认同。早期大学虽尚处幼年，但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反观中世纪后期，教会在知识上却逐渐丧失了革新的能力。大学与教会对知识态度的不同决定了双方难以共相为谋。大学利用知识上的优势与教会进行着反复的博弈，有跟教会在知识权威上分庭抗礼之势。
实际上，早期基督教也并未在影响力上一手遮天。相反，在经典教义中，我们读到了自由、平等和宽容等具有普世特征的精神内涵，这种内涵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自由和平等成为欧洲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本身就是欧洲的象征。两千年以来，欧洲的所有秩序和信仰都是从基督教的秩序中发展出来的，并且都是把自由和平等作为它们的目标，把自由和平等的最终获得作为它们的正当理由”[3]。基督教正是凭借着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教会最早发挥的是知识职能，为人们解读《圣经》奥义，这在一个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时代中满足了社会的求知需求。正如涂尔干所说的：“要想在学术和教育的进步道路上有可能迈出重要的一步，关键就在于新的社会安排能够使教导显得更为必要，能够使人们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导。”[4]（P42）在大学出现之前，修道院学校拥有对宗教真理的解释权，是知识的权威。知识合法性的元叙事资格掌握在教会手中，并通过知识获得了经济价值。而一旦知识变成了买卖关系，在教会独占卖方市场成为寡头之后，垄断机构的弊端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打破这种单向供应机制的诉求。学者行会登上历史舞台，恰恰就是在这种诉求下产生的。
知识冲突的根源是知识种类分化和机构分立。在不同的人眼中，知识的价值、含义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在新需求的刺激下，大学得以在西欧商品交易发达的城市中出现。学者拥有了同教会进行竞争的资本。修道院的知识研究方式被世俗学者们继承了下来并进行了范式的转换，“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从事各种圣经和非圣经书籍以及手稿的翻译和抄写工作，他们经常会将抄写或翻译的有不同来源的版本进行比较和讨论。这可以从现存的希腊和拉丁文圣经以及非圣经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证据。这种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大学里得到延续，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通过不同的图书资源来编写讲稿”[5]。不同的是，世俗学者丰富了知识的内容。中世纪知识分子不仅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并且还解决了宗教知识无法面对的诸多问题。而将理性引入宗教研究则完成了神学的科学化，实现了宗教知识在世俗社会革新的新高峰。
从应用角度来看，欧内乌斯的出现和法律知识在12世纪的井喷造就了一大批世俗知识分子，对于民法的研究和神职人员的培养更填补了教会无法触及的空白。此外，阿伯拉尔将辩证法应用到对教义经典的解读中，加快了教会知识垄断地位解体的速度。“在阿伯拉尔的清扫下，辩证法这个武器终于显露出应有的锋芒，其不但可以自由地应用于一切需要解释的世俗问题，同时也可以用来探讨宗教范围内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总而言之，神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理性开始诉求科学领域中的最高统治权”[6]（P48）。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已经足以向传统的经义知识发起挑战，学者们开始以成建制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世俗学者所创造的知识呈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其受众面和作用都有了量与质的提升，大学的知识功能迅速获得了人们的青睐。涂尔干就认为：“知识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助于启迪行动，并且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被公共舆论所欣赏。”[4]（P235）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结果是人们以更低的代价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总是与社会地位、权力和利益相联系。大学的出现使得知识开始由统一的整体变得弥散，知识本身的合法性、权威性、话语权都发生了裂变。大学所教授和生产的知识使原有的社会精神格局与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革。“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醇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准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7]。传统的修道院知识中心的地位开始被大学所取代。 大学的智识活动让人不仅了解现实世界，还可以与精神世界相通。在大学诞生之初，虽然博洛尼亚的民法学在商业交易的推动下风生水起，但巴黎的世俗知识分子却并不安心于研究辩证法，大有同修道院神学分道扬镳之势。世俗知识的方向是为了探索真理和扩展大学的边界，而宗教知识是为了巩固信仰。知识观的不同是造成二者关系紧张的原因。由于大学最初的知识边界与教会有接壤甚至重合，导致这两个不同组织在一开始的价值观、利益上有摩擦。早期学者团体维持自身利益的手段之一就是将他们集中在一致的目标上，知识成了学者挑战外界的武器。学者行会不仅同教会发生冲突，还有与国王、市民和市政当局的冲突，某些冲突就是大学单方挑起的，“……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战斗群体可以实际地‘攻击’敌人，持续冲突作为战斗群体生存的条件，他们必须不断地诱发这种冲突”[2]（P90）。学者之所以敢于去挑战外界，说到底在于知识为大学提供了勇气。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有挑战传统和寻求自由的精神，而且可以使知识研究变成一种高于神性意志的活动。“在意大利诸城，学子团体被视作一个既不同于寻常世俗人群同时又区别于神职人员的独立阶层。他们的特权基本上是通过与城市商定的协约而产生的。而在法国的教会学校，所有的学生，甚至所有的教师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作神职人员，并如同一大批为教堂提供服务的教堂附属人员一般——虽然与教堂相隔甚远——享有一切正式神职人员所能够获得的教会赦免权”[6]（P12-13）。知识探究使学者收获了精神活动所附带的物质利益，也引起了外界的紧张。
大学成立之初，教师的执教认定权并不来自于行会，而是来自于教会，这一点让学者们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对经义的理解要高于修道士，但命运却要掌握在教会手中，受水平比自己低很多的人的挟制。学者们认为自己才是知识在世俗社会的代言人。另外，控制巴黎大学的并非学者选举出来的校长，而是一个来自外行的教会主事，其对大学的掣肘更是让学者们无法容忍。“自查理大帝时期的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的教育是如此彻底地局限在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以至于教会明确颁布的有关教师资格认证的法律法规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主事与大学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双方都试图通过发挥己方不容置疑之特权的方式来抵消对方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特权”[6]（P7-P21）。其实引发斗争的本质，还是源自大学与教会在短暂蜜月期后的知识观不同而积攒的矛盾，源自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价值冲突。
无论何时，知识探索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观念分化。当先前的知识在面对时间的侵袭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有新的知识来挑战其地位。在大学源起的背景中，近代科学的引入与宗教神学的不相容性就成了产生冲突的催化剂。在神学观念中，科学再伟大也无法遮蔽神的光辉，科学还必须接受神的驾驭，神是知识的起点也是终点。基督教箴言中宣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相反，大学的知识观是开放的，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破解蒙昧和完成对人自身的认识，正如希尔斯所说，“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和学术上的重要发现，用最新的和旧一些的发现中最好的内容和精神教授和培养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几乎就是’革新”[8]（P170）。大学中的科学知识是可证伪的，而神学是不可证伪的。科学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是可以不受神的意志支配而独立存在，当然更不必说教会了。加上此时的教会已经腐朽不堪，除了一个象征性的精神作用之外，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异于寻常组织的社会机构。二者的矛盾不言而喻，“事实上，通过对教会教义新的监督，高等教育已不只是摆脱教会的统治，而是开始侵犯它从前的保护人、创办人的领地。对圣书的严厉批判、进化论和新物理学——暂且只提这三个方面——都在暗中破坏主教们的神圣秩序”[9]。实际上，科学知识的崛起成了压垮教会知识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人们所选择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汲取知识的领域，大学提供了这种机遇。“实际上，学校的自由度很高，唯有哲学和神学领域是例外。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人们只要愿意，一般来说都可以自由地教学与争论”[10]。也恰恰是这些知识推动了旧人文主义向新人文主义的革新，扩大了大学接纳科学的宽度。而由这些知识所创造的结果是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财富得以在大学中汇集和积累，另一方面是大学开始在12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呈现出打破国界的国际化趋势。相对于宗教知识而言，科学知识的可通约性为后世留下了经久不衰的精神气质，“中古大学最具永恒意义的便是它的世界精神，它的超国界的学术性格……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的大学的星群”[11]（P66）。总之，经过与基督教会的知识冲突，大学突破了种种束缚，实现了组织的升华。
二、大学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知识冲突
近代以降，知识使人摆脱了自然与宗教的约束，还让人们看到了改变世界的魅力。世俗社会的民众在教会压抑之下对知识的渴望并不亚于大学。而大学则希望自己来充当知识新的权威，这样一来诱发知识冲突的新矛盾出现了。大学的对手由不可一世的教会变成了群体社会。知识的开放性为社会塑造了弹性和张力，使人们可以受益于冲突，“一个弹性的社会从冲突中收益，因为这种行为通过创新和改进规范保证了它在新条件下继续存在……一个能够容纳大量冲突的社会结构包含了一种把其他方面毫无联系，漠不关心或相互敌意的双方联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带进一个公共的社会活动领域来的机制”[2]（P137-138）。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主体都渴望以知识寻求独立。一开始提出这种诉求的是大学，随之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浪潮。
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速度超过了大学生产知识的速度时，社会成员对于知识公共性的呼声便与日俱增，而且提出了知识功能的两个要求：一是社会要求大学在知识上更加开放，用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回报公众对大学的资助，“一方面，人们肯定不希望大学里仅仅讲授一些在别处也能学到的起码知识，白白浪费时间与入学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大学的高等教育向每个能接受它的人开放，尽管他也许未曾受过长期的教育”[12]（P54）。当社会化大生产逐渐兴起的时候，知识的主人不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每一个公民和消费者。正如利奥塔尔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想象，知识不是根据自身的‘构成’价值或政治（行政、外交、军事）重要性得到传播，而是被投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13]（P17）当知识社会到来时，外界对于大学的第二个要求是知识必须满足社会组织建构的需求，知识的序列需要按照社会组织的存在状态对应分布。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再只有一个目的，而是要有多个方向。知识生产活动不再崇高，大学的存在价值由引领人们精神追求变成了要顾及社会的实际需要。大学一样要适应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传统的知识观中，大学所信奉的知识理念是真理价值。“知识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因为知识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这就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理由”[14]。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传统的知识观被进一步撕裂。此时的大学对待知识的态度开始呈现出钟摆状态，知识的人文理念逐渐式微。大学在种种要求下显得左右为难，一方面要以传统的人文知识、自由教育来保卫大学文化。另一方面，人们指责大学像当初的教会一样，在成为知识寡头后变得保守落后。“到18世纪末，欧洲大学从此很长时期成为寡头机构，其教学内容僵硬，在它们的社会中成为反动的中心——在很多方面反对教会革新运动，不赞同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对新科学抱有对抗情绪”[15]（P6）。大学在知识冲突中徘徊不前，知识主体的分立与知识诉求的多元化使得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疲于应付。大学也想在工业时代中游刃有余，但社会形成了两种极端的知识观：一种是以割裂的视角去看待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认为自然科学是新的精神主宰，就连人文知识亦要服膺。另一种是知识必须无条件地遵循谁付费谁受益的原则。由这种线性知识观所引发的线性教育自然得到的是工业社会下的“单向度的人”。康德所担心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灾难在知识观的扭曲中被验证了，人实际上走进了启蒙之后的再次迷茫，“我”的概念超越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知识更难以帮助人们突破束缚。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知识和文化机构，大学逐渐学会了把握社会公众的知识心理。对大学来说，知识是稀缺的精神资源。在教会作用日渐式微之时，大学是拥有这种资源的唯一机构。大学所拥有的是一种对知识价值的认可资格，也就是一种新的叙事资格。大学利用这种资格制造着社会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威，利用人们的权威崇拜努力保持自身的精神地位。“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性话语虽然花样不断翻新，但主题只有一个：社会约束的削弱、私人化和分裂——一句话，片面合理化的日常实践的变形，这种日常实践唤起了人们对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的需要”[16]。在现代社会中，大学虽未恢复到中世纪让各方对其唯马首是瞻的地步，但在现代社会中谁也不敢忽视大学所发挥的文化功效。大学掌握着社会知识需求的供应节点，用知识创造着需求，用需求维护自身地位。大学为知识预设了价值的起点和终点，规定了人在教育中的逻辑。
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的象征，大学以知识制定着符号规则，用知识规定着人们交往的话语。到了近代，大学从教会手中接管了精神引领的权杖，迅速被各方视为极力要争取的对象，“如果抛却一切来自理论层面的分析，我们从一个最现实的角度切入来看中世纪大学对于人类发展之贡献的话，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中世纪大学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使得人类事务的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世界的统治——开始落到文化人的手中的时代。至于事实上的主宰者——国王或贵族——或许通常并不属于高知阶层，但他们必须通过高级知识分子的治理手段来完成自己的统治”[6]（P271）。当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开始展开的时候，大学利用知识为每一个公民规定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大学可以不断地产出自己的同盟者，甚至可以利用知识去引发多元利益的冲突，将自身放在冲突的裁判者位置上。“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虽然是由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支配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成为争夺的对象。当人们在追逐受挫的要求和期望获得某种结果时发生抵触时，现实性的冲突就产生了”[2]（P41）。当大学坐享鹤蚌相争之利时，社会成员最终还要从大学那里获得仲裁的认可。
今天知识间的冲突实际来自社会群体价值观差异，但大学恰恰需要这种冲突，所以才不断地进行学科知识的分类，扩大知识价值观的种类范围。社会成员也需要这种冲突，冲突可以防止人的认知方式的凝固与单一。利用冲突可以不断革新人的知识认知能力。大学有意无意地利用知识的类别去制造一些矛盾，用冲突去实现“矛盾的功能需要”[11]（P107），知识矛盾对于大学来说是积极的。最重要的是冲突让外界相信大学有变革的需求和渴望：大学可以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断通过知识来满足社会的要求，大学本身并非完美，但却以完美的目标吸引着公众趋之若鹜般的敬仰。知识的竞争和冲突鼓励学者们保持探索的脚步，正如希尔斯认为的，“它们必须革新、革新、再革新。要成为革新者，它们必须超越对旧的使命、旧的学问、旧的信念以及旧的做事方式的情结。它们必须从内部对自身进行重组以超越狭隘的学科界限”[8]（P149）。所以，与其说是大学在不断被动适应社会的压迫，毋宁说大学在以创造冲突的方式让社会对其保持持续的热情。
三、大学转型及其内外知识观的冲突
知识冲突对于大学的意义更像是生命由襁褓到成年获得抗体的成长过程。如果没有适当的冲突，大学就无法在一次又一次的科学革命中完成转型。大学用知识冲突增加着科学研究的新论题，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古典和现代知识观之间做决断，我们看到了大学在知识取向上不断地做出选择，我们更看到了大学的转型。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企业在西方的重商主义传统中崛起，并以商品文化强化着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社会生产在完成了产业化的资源集聚之后，也迅速将这种变革方式渗透进大学。“铁路在上世纪下半叶和汽车在本世纪上半叶都曾经是国家发展的焦点，同样地，知识产业在本世纪下半叶也将成为这样一个焦点。而大学正处在知识进程的中心”[15]（P51）。知识产品化、技能化和利益化的需求已经在大学外展开，现代企业比大学更快地完成了从知识到技术再到产品的过渡。对此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只要以最终可消费物质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知识背后的权力就可以被大众掌握。付费人有权受益的观念和出资人有权指挥的思维在知识的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急速扩张。“个人自由和宽容的思想，民主政府的思想，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一般人权的思想；依靠市场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机制并承认要通过附加的政治权威来调节市场需要；在政治领域内要依靠官僚政治的行政管理方法以及正式的职能划分和合法地区分职务和任职；接受现代科学的真理和无所不在的对技术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为世界各地提供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现有基础，它们被看成是有抱负的目标，每个人都具有最有力的道德的和物质的理由去力争实现这些目标”[17]（P130）。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大环境中，人们要求知识是可消费的。然而，知识本身所创造的象征资本在大学面临转型时发生了衰减。大学的知识生产正面临着商业模式的挑战，“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为中学后教育及其伴随的专业化提供了基础，而20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则正在打破过去一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模式”[18]。知识在企业中实现了生产模式的升级，传统的学科邦联式的大学正在面临不同知识联盟的解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合法性的证书不再由大学单独颁发，数百年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正在互联网时代中衍生出无数结点，并利用这些结点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企业型大学和网络课堂正在自身的知识系统中吸引着更多的顾客。企业的辉煌让人们认为这种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企业不仅在生产着具有丰富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还在生产着影响人群的文化。如果我们过去说只有大学才注重文化的培育的话，那么商品文化则为企业形塑了另一种知识形象。“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13]（P13）。企业的高效管理、对预期风险的规避以及持续不断的变革精神让其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领军者。与此同时，现代企业还不断地积累着属于自身的象征资本，并用其创造出了超越知识文化的边际效益。现代知识产品创造消费需求的频率更快，更能满足人的知觉感受。知识的自由效应在市场机制中被放大，也让消费者有了主动选择的快感。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不再是单调抽象晦涩的，而是让人们感到求知的愉悦。当代的大学面临着与企业、市场、文化等多重知识观的新冲突，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了教育与学术的出口。出于一种操作的惯性，外界将同样的思维运用到大学知识生产上，不仅要求大学能够提供更加迅捷实用的知识与技术，更要求大学也要采用企业的生产方式，一种以成本换收益的商业逻辑开始侵蚀着“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为此，阿什比批评道：“在今天政府的安排下，大学好似高产的农作物，国家竭力给它们施加充分的肥料以求得丰产，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于是大学便变成文化上传宗接代的机构，并且也要像其他遗传体系一样，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它们在向前演化的进程中，正经历着遗传体系经常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19]
组织形态转型虽然在社会中是常态，但未必引起常态化的良性结果。企业组织并不是大学在知识上能效仿的，相反，大学教育的危机恰恰来自于这种错位观念，“‘服务于社会’的表述容易影响各种对‘教育’的解释，它也有助于人的能力和一般的平等，但凡是为此做准备用来取代教育的地方，‘社会化’都会取代教育事业的位置”[20]。在一个社会机构普遍转型的时期，当知识的更新速度超过组织时，人们的认知方式就会以更快的频率更迭。组织的职能往往要面临新认知方式的考量。大学的智识活动要时时顾忌到外界非理性的索求，“在知识的探索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征，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的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12]（P123）。面对现代技术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冲击，“什么知识可以用来消费”实际上正在取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于是，文化也只有被贴上了功利的标签才能被认为是符合现代的，对知识的可操作性的理解超过了其陶冶功能。
事实上，大学生产知识有别于企业之处不仅在于非商业化，更重要的是大学以知识真理保护着人性与理智。从历史来看，大学能够在时间的浪潮冲刷下屹立所依靠的不光是知识号召力，更主要的是大学在推动知识的“范式革命”的同时还会为新的范式提供文化合法性。大学利用知识冲突创造着流动的社会，以文化制造着新的认知兴趣。大学进行转型时总是一步步在向人靠近而不是远去，现代社会中大学的知识创造是在技术的间隙中寻求人性的光辉。在社会选择充满盲目和混乱的时候，大学在面临外界无序的挑战时总是在以人性的价值来回应一个消费和技术文化充斥的社会，并以过往的代价来警告人们大学并不是技术训练工厂。只有大学才是知识的综合体，才是完整知性与人性的发源地。
大学为知识赋予了人性，也通过不断解决人性困惑应对着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中知识的最终落脚点要回到人的问题上，这一点是企业消费文化和技术理性无法实现的。企业虽然在知识的产出速度上快于大学，但还是要借助大学为其颁发文化许可证。大学总是可以对理性的失控提出独到的见解。整个20世纪以来的“祛魅”已经让人感到恐惧，但大学中的人文气质可以让人懂得控制欲望的破坏力。大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依然掌控着对人文精神的传授权力，在迷茫时，社会更需要大学来引领人们反思。“人文学科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反思性，人文学科从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获取知识的能量，并将过去和现在连为一体”[21]。在普遍的商业文明中，大学依然可以用人性知识和批判坚守阵地，并塑造着社会的道德空间。正如克龙曼所指出的：“推动建立研究型大学的动力不是来自新兴的社会科学，甚至不像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来自自然科学，这种动力竟来自人文学科，尤其来自古典研究领域，在那里一种新的学问观念被用来对因浪漫主义者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感而造成的该领域观念的改变作出响应”[17]（P73）。人文知识巩固了大学最后的疆域，不论现代社会的知识冲突多么猛烈，大学始终以精神灯塔的身份照亮着时代的夜空。
参考文献
[1]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2] [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 [美]彼德·德鲁克.社会的管理[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5.
[4] [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体，2006.
[5] [美]阿尔文·J·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4.
[6] [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7]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8] [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社，2001：139.
[10]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3.
[11]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 杨东平.大学二十讲[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3]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3.
[15]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1.
[17] [美]安东尼·克龙曼.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M].诸惠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 [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19] [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83：13.
[20]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人文学习之声[M].孙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9.
[21] [英]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11.
关键词：知识；大学；冲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69-07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李海龙（1985-），男，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大学可谓是人类的宠儿之一。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评价的，“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在历史中，大学既有知识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同的知识价值观冲突下矛盾的一面。如果说持续创造知识是驱动大学前进的源动力的话，那么由冲突所创造的频率则是影响其发展的节拍器。在社会学家的眼中，冲突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与分歧的手段，并起到平衡与整合组织的功能。“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建立起边界线，由此使系统内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其次，……互相‘排斥’通过在不同群体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得到维持”[2]（P18）。实际上，回顾往昔，大学又何尝不是在宗教与世俗、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博弈中一步一步走进社会的轴心。如同幼雏要经历破壳的痛苦，大学由最初产生到现在，其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大学时而在温室里接受呵护，时而又要在风霜下饱经摧残，正是冲突造就了大学的知识性格。
一、大学的兴起及其与基督教的知识冲突
从历史上看，大学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方面，二者都是在人们精神追求的趋动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两者在知识观上有共通之处，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向对方借用了知识的合法性。一部完整的西方文明史无法绕开大学与基督教交织的事实，大学身上或多或少地被刻上了基督教的文化烙印。从整个中世纪来看，大学与宗教的关系有时暧昧，有时激烈地对峙，大学与教会都在努力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赢得社会的认同。早期大学虽尚处幼年，但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反观中世纪后期，教会在知识上却逐渐丧失了革新的能力。大学与教会对知识态度的不同决定了双方难以共相为谋。大学利用知识上的优势与教会进行着反复的博弈，有跟教会在知识权威上分庭抗礼之势。
实际上，早期基督教也并未在影响力上一手遮天。相反，在经典教义中，我们读到了自由、平等和宽容等具有普世特征的精神内涵，这种内涵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自由和平等成为欧洲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本身就是欧洲的象征。两千年以来，欧洲的所有秩序和信仰都是从基督教的秩序中发展出来的，并且都是把自由和平等作为它们的目标，把自由和平等的最终获得作为它们的正当理由”[3]。基督教正是凭借着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教会最早发挥的是知识职能，为人们解读《圣经》奥义，这在一个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时代中满足了社会的求知需求。正如涂尔干所说的：“要想在学术和教育的进步道路上有可能迈出重要的一步，关键就在于新的社会安排能够使教导显得更为必要，能够使人们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导。”[4]（P42）在大学出现之前，修道院学校拥有对宗教真理的解释权，是知识的权威。知识合法性的元叙事资格掌握在教会手中，并通过知识获得了经济价值。而一旦知识变成了买卖关系，在教会独占卖方市场成为寡头之后，垄断机构的弊端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打破这种单向供应机制的诉求。学者行会登上历史舞台，恰恰就是在这种诉求下产生的。
知识冲突的根源是知识种类分化和机构分立。在不同的人眼中，知识的价值、含义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在新需求的刺激下，大学得以在西欧商品交易发达的城市中出现。学者拥有了同教会进行竞争的资本。修道院的知识研究方式被世俗学者们继承了下来并进行了范式的转换，“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从事各种圣经和非圣经书籍以及手稿的翻译和抄写工作，他们经常会将抄写或翻译的有不同来源的版本进行比较和讨论。这可以从现存的希腊和拉丁文圣经以及非圣经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证据。这种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大学里得到延续，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通过不同的图书资源来编写讲稿”[5]。不同的是，世俗学者丰富了知识的内容。中世纪知识分子不仅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并且还解决了宗教知识无法面对的诸多问题。而将理性引入宗教研究则完成了神学的科学化，实现了宗教知识在世俗社会革新的新高峰。
从应用角度来看，欧内乌斯的出现和法律知识在12世纪的井喷造就了一大批世俗知识分子，对于民法的研究和神职人员的培养更填补了教会无法触及的空白。此外，阿伯拉尔将辩证法应用到对教义经典的解读中，加快了教会知识垄断地位解体的速度。“在阿伯拉尔的清扫下，辩证法这个武器终于显露出应有的锋芒，其不但可以自由地应用于一切需要解释的世俗问题，同时也可以用来探讨宗教范围内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总而言之，神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理性开始诉求科学领域中的最高统治权”[6]（P48）。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已经足以向传统的经义知识发起挑战，学者们开始以成建制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世俗学者所创造的知识呈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其受众面和作用都有了量与质的提升，大学的知识功能迅速获得了人们的青睐。涂尔干就认为：“知识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助于启迪行动，并且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被公共舆论所欣赏。”[4]（P235）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结果是人们以更低的代价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总是与社会地位、权力和利益相联系。大学的出现使得知识开始由统一的整体变得弥散，知识本身的合法性、权威性、话语权都发生了裂变。大学所教授和生产的知识使原有的社会精神格局与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革。“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醇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准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7]。传统的修道院知识中心的地位开始被大学所取代。 大学的智识活动让人不仅了解现实世界，还可以与精神世界相通。在大学诞生之初，虽然博洛尼亚的民法学在商业交易的推动下风生水起，但巴黎的世俗知识分子却并不安心于研究辩证法，大有同修道院神学分道扬镳之势。世俗知识的方向是为了探索真理和扩展大学的边界，而宗教知识是为了巩固信仰。知识观的不同是造成二者关系紧张的原因。由于大学最初的知识边界与教会有接壤甚至重合，导致这两个不同组织在一开始的价值观、利益上有摩擦。早期学者团体维持自身利益的手段之一就是将他们集中在一致的目标上，知识成了学者挑战外界的武器。学者行会不仅同教会发生冲突，还有与国王、市民和市政当局的冲突，某些冲突就是大学单方挑起的，“……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战斗群体可以实际地‘攻击’敌人，持续冲突作为战斗群体生存的条件，他们必须不断地诱发这种冲突”[2]（P90）。学者之所以敢于去挑战外界，说到底在于知识为大学提供了勇气。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有挑战传统和寻求自由的精神，而且可以使知识研究变成一种高于神性意志的活动。“在意大利诸城，学子团体被视作一个既不同于寻常世俗人群同时又区别于神职人员的独立阶层。他们的特权基本上是通过与城市商定的协约而产生的。而在法国的教会学校，所有的学生，甚至所有的教师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作神职人员，并如同一大批为教堂提供服务的教堂附属人员一般——虽然与教堂相隔甚远——享有一切正式神职人员所能够获得的教会赦免权”[6]（P12-13）。知识探究使学者收获了精神活动所附带的物质利益，也引起了外界的紧张。
大学成立之初，教师的执教认定权并不来自于行会，而是来自于教会，这一点让学者们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对经义的理解要高于修道士，但命运却要掌握在教会手中，受水平比自己低很多的人的挟制。学者们认为自己才是知识在世俗社会的代言人。另外，控制巴黎大学的并非学者选举出来的校长，而是一个来自外行的教会主事，其对大学的掣肘更是让学者们无法容忍。“自查理大帝时期的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的教育是如此彻底地局限在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以至于教会明确颁布的有关教师资格认证的法律法规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主事与大学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双方都试图通过发挥己方不容置疑之特权的方式来抵消对方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特权”[6]（P7-P21）。其实引发斗争的本质，还是源自大学与教会在短暂蜜月期后的知识观不同而积攒的矛盾，源自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价值冲突。
无论何时，知识探索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观念分化。当先前的知识在面对时间的侵袭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有新的知识来挑战其地位。在大学源起的背景中，近代科学的引入与宗教神学的不相容性就成了产生冲突的催化剂。在神学观念中，科学再伟大也无法遮蔽神的光辉，科学还必须接受神的驾驭，神是知识的起点也是终点。基督教箴言中宣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相反，大学的知识观是开放的，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破解蒙昧和完成对人自身的认识，正如希尔斯所说，“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和学术上的重要发现，用最新的和旧一些的发现中最好的内容和精神教授和培养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几乎就是’革新”[8]（P170）。大学中的科学知识是可证伪的，而神学是不可证伪的。科学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是可以不受神的意志支配而独立存在，当然更不必说教会了。加上此时的教会已经腐朽不堪，除了一个象征性的精神作用之外，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异于寻常组织的社会机构。二者的矛盾不言而喻，“事实上，通过对教会教义新的监督，高等教育已不只是摆脱教会的统治，而是开始侵犯它从前的保护人、创办人的领地。对圣书的严厉批判、进化论和新物理学——暂且只提这三个方面——都在暗中破坏主教们的神圣秩序”[9]。实际上，科学知识的崛起成了压垮教会知识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人们所选择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汲取知识的领域，大学提供了这种机遇。“实际上，学校的自由度很高，唯有哲学和神学领域是例外。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人们只要愿意，一般来说都可以自由地教学与争论”[10]。也恰恰是这些知识推动了旧人文主义向新人文主义的革新，扩大了大学接纳科学的宽度。而由这些知识所创造的结果是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财富得以在大学中汇集和积累，另一方面是大学开始在12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呈现出打破国界的国际化趋势。相对于宗教知识而言，科学知识的可通约性为后世留下了经久不衰的精神气质，“中古大学最具永恒意义的便是它的世界精神，它的超国界的学术性格……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的大学的星群”[11]（P66）。总之，经过与基督教会的知识冲突，大学突破了种种束缚，实现了组织的升华。
二、大学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知识冲突
近代以降，知识使人摆脱了自然与宗教的约束，还让人们看到了改变世界的魅力。世俗社会的民众在教会压抑之下对知识的渴望并不亚于大学。而大学则希望自己来充当知识新的权威，这样一来诱发知识冲突的新矛盾出现了。大学的对手由不可一世的教会变成了群体社会。知识的开放性为社会塑造了弹性和张力，使人们可以受益于冲突，“一个弹性的社会从冲突中收益，因为这种行为通过创新和改进规范保证了它在新条件下继续存在……一个能够容纳大量冲突的社会结构包含了一种把其他方面毫无联系，漠不关心或相互敌意的双方联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带进一个公共的社会活动领域来的机制”[2]（P137-138）。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主体都渴望以知识寻求独立。一开始提出这种诉求的是大学，随之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浪潮。
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速度超过了大学生产知识的速度时，社会成员对于知识公共性的呼声便与日俱增，而且提出了知识功能的两个要求：一是社会要求大学在知识上更加开放，用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回报公众对大学的资助，“一方面，人们肯定不希望大学里仅仅讲授一些在别处也能学到的起码知识，白白浪费时间与入学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大学的高等教育向每个能接受它的人开放，尽管他也许未曾受过长期的教育”[12]（P54）。当社会化大生产逐渐兴起的时候，知识的主人不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每一个公民和消费者。正如利奥塔尔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想象，知识不是根据自身的‘构成’价值或政治（行政、外交、军事）重要性得到传播，而是被投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13]（P17）当知识社会到来时，外界对于大学的第二个要求是知识必须满足社会组织建构的需求，知识的序列需要按照社会组织的存在状态对应分布。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再只有一个目的，而是要有多个方向。知识生产活动不再崇高，大学的存在价值由引领人们精神追求变成了要顾及社会的实际需要。大学一样要适应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传统的知识观中，大学所信奉的知识理念是真理价值。“知识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因为知识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这就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理由”[14]。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传统的知识观被进一步撕裂。此时的大学对待知识的态度开始呈现出钟摆状态，知识的人文理念逐渐式微。大学在种种要求下显得左右为难，一方面要以传统的人文知识、自由教育来保卫大学文化。另一方面，人们指责大学像当初的教会一样，在成为知识寡头后变得保守落后。“到18世纪末，欧洲大学从此很长时期成为寡头机构，其教学内容僵硬，在它们的社会中成为反动的中心——在很多方面反对教会革新运动，不赞同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对新科学抱有对抗情绪”[15]（P6）。大学在知识冲突中徘徊不前，知识主体的分立与知识诉求的多元化使得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疲于应付。大学也想在工业时代中游刃有余，但社会形成了两种极端的知识观：一种是以割裂的视角去看待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认为自然科学是新的精神主宰，就连人文知识亦要服膺。另一种是知识必须无条件地遵循谁付费谁受益的原则。由这种线性知识观所引发的线性教育自然得到的是工业社会下的“单向度的人”。康德所担心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灾难在知识观的扭曲中被验证了，人实际上走进了启蒙之后的再次迷茫，“我”的概念超越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知识更难以帮助人们突破束缚。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知识和文化机构，大学逐渐学会了把握社会公众的知识心理。对大学来说，知识是稀缺的精神资源。在教会作用日渐式微之时，大学是拥有这种资源的唯一机构。大学所拥有的是一种对知识价值的认可资格，也就是一种新的叙事资格。大学利用这种资格制造着社会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威，利用人们的权威崇拜努力保持自身的精神地位。“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性话语虽然花样不断翻新，但主题只有一个：社会约束的削弱、私人化和分裂——一句话，片面合理化的日常实践的变形，这种日常实践唤起了人们对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的需要”[16]。在现代社会中，大学虽未恢复到中世纪让各方对其唯马首是瞻的地步，但在现代社会中谁也不敢忽视大学所发挥的文化功效。大学掌握着社会知识需求的供应节点，用知识创造着需求，用需求维护自身地位。大学为知识预设了价值的起点和终点，规定了人在教育中的逻辑。
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的象征，大学以知识制定着符号规则，用知识规定着人们交往的话语。到了近代，大学从教会手中接管了精神引领的权杖，迅速被各方视为极力要争取的对象，“如果抛却一切来自理论层面的分析，我们从一个最现实的角度切入来看中世纪大学对于人类发展之贡献的话，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中世纪大学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使得人类事务的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世界的统治——开始落到文化人的手中的时代。至于事实上的主宰者——国王或贵族——或许通常并不属于高知阶层，但他们必须通过高级知识分子的治理手段来完成自己的统治”[6]（P271）。当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开始展开的时候，大学利用知识为每一个公民规定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大学可以不断地产出自己的同盟者，甚至可以利用知识去引发多元利益的冲突，将自身放在冲突的裁判者位置上。“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虽然是由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支配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成为争夺的对象。当人们在追逐受挫的要求和期望获得某种结果时发生抵触时，现实性的冲突就产生了”[2]（P41）。当大学坐享鹤蚌相争之利时，社会成员最终还要从大学那里获得仲裁的认可。
今天知识间的冲突实际来自社会群体价值观差异，但大学恰恰需要这种冲突，所以才不断地进行学科知识的分类，扩大知识价值观的种类范围。社会成员也需要这种冲突，冲突可以防止人的认知方式的凝固与单一。利用冲突可以不断革新人的知识认知能力。大学有意无意地利用知识的类别去制造一些矛盾，用冲突去实现“矛盾的功能需要”[11]（P107），知识矛盾对于大学来说是积极的。最重要的是冲突让外界相信大学有变革的需求和渴望：大学可以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断通过知识来满足社会的要求，大学本身并非完美，但却以完美的目标吸引着公众趋之若鹜般的敬仰。知识的竞争和冲突鼓励学者们保持探索的脚步，正如希尔斯认为的，“它们必须革新、革新、再革新。要成为革新者，它们必须超越对旧的使命、旧的学问、旧的信念以及旧的做事方式的情结。它们必须从内部对自身进行重组以超越狭隘的学科界限”[8]（P149）。所以，与其说是大学在不断被动适应社会的压迫，毋宁说大学在以创造冲突的方式让社会对其保持持续的热情。
三、大学转型及其内外知识观的冲突
知识冲突对于大学的意义更像是生命由襁褓到成年获得抗体的成长过程。如果没有适当的冲突，大学就无法在一次又一次的科学革命中完成转型。大学用知识冲突增加着科学研究的新论题，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古典和现代知识观之间做决断，我们看到了大学在知识取向上不断地做出选择，我们更看到了大学的转型。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企业在西方的重商主义传统中崛起，并以商品文化强化着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社会生产在完成了产业化的资源集聚之后，也迅速将这种变革方式渗透进大学。“铁路在上世纪下半叶和汽车在本世纪上半叶都曾经是国家发展的焦点，同样地，知识产业在本世纪下半叶也将成为这样一个焦点。而大学正处在知识进程的中心”[15]（P51）。知识产品化、技能化和利益化的需求已经在大学外展开，现代企业比大学更快地完成了从知识到技术再到产品的过渡。对此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只要以最终可消费物质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知识背后的权力就可以被大众掌握。付费人有权受益的观念和出资人有权指挥的思维在知识的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急速扩张。“个人自由和宽容的思想，民主政府的思想，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一般人权的思想；依靠市场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机制并承认要通过附加的政治权威来调节市场需要；在政治领域内要依靠官僚政治的行政管理方法以及正式的职能划分和合法地区分职务和任职；接受现代科学的真理和无所不在的对技术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为世界各地提供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现有基础，它们被看成是有抱负的目标，每个人都具有最有力的道德的和物质的理由去力争实现这些目标”[17]（P130）。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大环境中，人们要求知识是可消费的。然而，知识本身所创造的象征资本在大学面临转型时发生了衰减。大学的知识生产正面临着商业模式的挑战，“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为中学后教育及其伴随的专业化提供了基础，而20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则正在打破过去一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模式”[18]。知识在企业中实现了生产模式的升级，传统的学科邦联式的大学正在面临不同知识联盟的解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合法性的证书不再由大学单独颁发，数百年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正在互联网时代中衍生出无数结点，并利用这些结点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企业型大学和网络课堂正在自身的知识系统中吸引着更多的顾客。企业的辉煌让人们认为这种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企业不仅在生产着具有丰富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还在生产着影响人群的文化。如果我们过去说只有大学才注重文化的培育的话，那么商品文化则为企业形塑了另一种知识形象。“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13]（P13）。企业的高效管理、对预期风险的规避以及持续不断的变革精神让其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领军者。与此同时，现代企业还不断地积累着属于自身的象征资本，并用其创造出了超越知识文化的边际效益。现代知识产品创造消费需求的频率更快，更能满足人的知觉感受。知识的自由效应在市场机制中被放大，也让消费者有了主动选择的快感。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不再是单调抽象晦涩的，而是让人们感到求知的愉悦。当代的大学面临着与企业、市场、文化等多重知识观的新冲突，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了教育与学术的出口。出于一种操作的惯性，外界将同样的思维运用到大学知识生产上，不仅要求大学能够提供更加迅捷实用的知识与技术，更要求大学也要采用企业的生产方式，一种以成本换收益的商业逻辑开始侵蚀着“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为此，阿什比批评道：“在今天政府的安排下，大学好似高产的农作物，国家竭力给它们施加充分的肥料以求得丰产，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于是大学便变成文化上传宗接代的机构，并且也要像其他遗传体系一样，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它们在向前演化的进程中，正经历着遗传体系经常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19]
组织形态转型虽然在社会中是常态，但未必引起常态化的良性结果。企业组织并不是大学在知识上能效仿的，相反，大学教育的危机恰恰来自于这种错位观念，“‘服务于社会’的表述容易影响各种对‘教育’的解释，它也有助于人的能力和一般的平等，但凡是为此做准备用来取代教育的地方，‘社会化’都会取代教育事业的位置”[20]。在一个社会机构普遍转型的时期，当知识的更新速度超过组织时，人们的认知方式就会以更快的频率更迭。组织的职能往往要面临新认知方式的考量。大学的智识活动要时时顾忌到外界非理性的索求，“在知识的探索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征，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的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12]（P123）。面对现代技术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冲击，“什么知识可以用来消费”实际上正在取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于是，文化也只有被贴上了功利的标签才能被认为是符合现代的，对知识的可操作性的理解超过了其陶冶功能。
事实上，大学生产知识有别于企业之处不仅在于非商业化，更重要的是大学以知识真理保护着人性与理智。从历史来看，大学能够在时间的浪潮冲刷下屹立所依靠的不光是知识号召力，更主要的是大学在推动知识的“范式革命”的同时还会为新的范式提供文化合法性。大学利用知识冲突创造着流动的社会，以文化制造着新的认知兴趣。大学进行转型时总是一步步在向人靠近而不是远去，现代社会中大学的知识创造是在技术的间隙中寻求人性的光辉。在社会选择充满盲目和混乱的时候，大学在面临外界无序的挑战时总是在以人性的价值来回应一个消费和技术文化充斥的社会，并以过往的代价来警告人们大学并不是技术训练工厂。只有大学才是知识的综合体，才是完整知性与人性的发源地。
大学为知识赋予了人性，也通过不断解决人性困惑应对着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中知识的最终落脚点要回到人的问题上，这一点是企业消费文化和技术理性无法实现的。企业虽然在知识的产出速度上快于大学，但还是要借助大学为其颁发文化许可证。大学总是可以对理性的失控提出独到的见解。整个20世纪以来的“祛魅”已经让人感到恐惧，但大学中的人文气质可以让人懂得控制欲望的破坏力。大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依然掌控着对人文精神的传授权力，在迷茫时，社会更需要大学来引领人们反思。“人文学科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反思性，人文学科从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获取知识的能量，并将过去和现在连为一体”[21]。在普遍的商业文明中，大学依然可以用人性知识和批判坚守阵地，并塑造着社会的道德空间。正如克龙曼所指出的：“推动建立研究型大学的动力不是来自新兴的社会科学，甚至不像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来自自然科学，这种动力竟来自人文学科，尤其来自古典研究领域，在那里一种新的学问观念被用来对因浪漫主义者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感而造成的该领域观念的改变作出响应”[17]（P73）。人文知识巩固了大学最后的疆域，不论现代社会的知识冲突多么猛烈，大学始终以精神灯塔的身份照亮着时代的夜空。
参考文献
[1]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2] [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 [美]彼德·德鲁克.社会的管理[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5.
[4] [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体，2006.
[5] [美]阿尔文·J·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4.
[6] [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7]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8] [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社，2001：139.
[10]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3.
[11]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 杨东平.大学二十讲[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3]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3.
[15]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1.
[17] [美]安东尼·克龙曼.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M].诸惠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 [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19] [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83：13.
[20]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人文学习之声[M].孙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9.
[21] [英]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