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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对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文本如何清晰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以及对历史的干预、预示和颠覆性作用，进而表明了文学如何积极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本性 历史性 颠覆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酝酿并产生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朝鲜战争到侵越战争再到美苏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横行下恐怖阴森的政治高压，在《军规》中都有所体现。海勒用不同以往的写作手法，将自己近乎偏执狂的想法融入到这部小说中。《军规》可以说对美国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了令人惊叹的模仿。与以往战争题材的小说不同，《军规》虽以二战为背景，但既没有描写勇士们冲锋陷阵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向读者展示传统英雄的丰功伟绩，弘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是以驻扎在地中海“皮亚诺扎”岛上的一个空军大队为题材，将主人公“我”的体验和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碎片编织在一起，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干预了正史对战争的描写和叙述。
二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认为文学是能够彰显历史本来面貌的鲜活逼真的艺术形式，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交错，相互依存。“文本的历史性”即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这些现象见诸所有的书写模式中，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文学的历史性氛围；而“历史的文本性”则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述的空白点，那些文本的痕迹之所以能存在，实际上是人们有意选择保留与抹掉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中仍然有虚构的话语，其社会连续性的阐释过程复杂而微妙。（王岳川：185）
三 《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的历史性
《军规》文本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海勒构思这部小说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此时的美国正处在“物质生活富足，反共迫害，对核武器的恐惧，以及对大萧条的回忆，这促使50年代美国青年成为‘沉默的一代’”（王守仁：9）。虽然美国在政治经济上日益繁荣强大，但美国民众却忧心忡忡，深感恐惧，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正如海勒所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写的是战后的美国，罗森伯格案件、麦卡锡审讯、宣誓效忠”。（David Seed:61）1975年，海勒在一次采访中清楚地说道，麦卡锡时代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计其数的审问和听证会。如书中第八章对克莱文杰的审问：
……
“可是我没有插嘴，长官，”克莱文杰抗议道。
“不错，你没有插嘴，但你也没有叫一声‘长官’。对他的指控加上这一条……”（约瑟夫·海勒：88-89）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荒诞不经的情节，看似作者虚构，实则不然。
1969年，海勒在与惠特·伯恩奈特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对《军规》第八章的创作：这章写于50年代早期，当时美国正身陷朝鲜战争，与苏联的战争可谓一触即发，而国内各州各市权力机关以及国会和参议院都对人们进行不停地审问和恐吓，不放过一个人，审问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在《军规》这部小说中，海勒共设置了三个审问的场景，对这三个场景的描写幽默感逐渐递减，而疯狂度递增。
此外，小说中布莱克上尉宣誓效忠一章，也是海勒对美国50年代越演越烈的反共运动的影射。194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权人修改其宣誓效忠成员名单，剔除那些属于蓄意反政府组织的成员。这一做法迅速蔓延至海勒本人所执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作者对此印象深刻。这种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宣誓效忠运动，从《军规》中可以找到正史中找不到的答案。在小说的第十一章，布莱克上尉因为自己没能当上中队长，怒火中烧，将此归咎于梅杰少校。他在一夜间煽动起光荣的宣誓效忠运动，并且不允许被自己指控为共产党的梅杰少校参加，以此发泄自己的私人怨恨。在麦卡锡时期，不计其数的人因被指控从事“非美活动”或散布共产主义而遭到审判和迫害。小说中的布莱克之流，正是这些从事迫害运动的先锋。
挖掘《军规》文本的历史性，对深入透彻地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况十分重要。而文学文本的想象和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将来的历史。从整体上说，《军规》这部小说预示了越南战争毁灭灵魂的疯狂。如小说中的丹尼卡医生的妻子收到了卡斯卡特上校寄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慰问信，但实际上，丹尼卡医生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为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小说中的这种场景在若干年后的现实中上演：2004年，美国国防部在安抚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士兵家属时，也逐一寄去慰问信。但荒唐的是，身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没按照惯例亲自签名，而是采用了机器签名。这与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可见海勒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强烈干预和预示作用。
四 历史的文本性
由于统治阶级政治话语的操控，历史事件会被有选择性的重组，历史学家并不单单自始至终地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叙事也包含着虚构的成分。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文学和历史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也就是说，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不可避免地是想象、虚构的产物。（陈世丹：4）关于二战，官方的叙述是同盟国的正义之战，然而，这或许也只是片面的历史。战争的残酷性和荒谬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客观的唯一的历史并不存在，并没有统一的历史，只有多种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由文本再现的历史。《军规》等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现象，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接近于真实。
“在世界各地，士兵们正在轰炸前线捐躯，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他们的祖国。但似乎没人在意，更不用说那些正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士兵了。眼下是见不到什么结局的。” （约瑟夫·海勒：19）
美国在伊拉克捐躯的士兵已超过 2000人，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正义，而他们的对手“恐怖分子”也死伤惨重；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不择手段，甚至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荒谬。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是，即使正义的战争也充满了细节上的不正义，更何况在正义之名掩盖下为利益而战的战争。
《军规》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是战争的另类文本，与官方文本一样甚至更加真实，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我们很少知道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心理感受，但是《军规 》中的状况肯定存在，也许《军规》中的描写是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最好写照。
五 《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的颠覆性
“文本与历史”具有一种遏制（containment）与颠覆（subversion）的关系，在蒙特洛斯看来，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起码是一种想象性的颠覆。（王岳川：183）。在多利莫尔看来，文学在接受的过程中，从文学的感染进一步扩大到现实的影响，心灵的震撼和政治权力的反省。文学就是对政治、对文化、对精神、对自我的一种先行把握。在政治上，文学具有一种挑战权威、颠覆权力、恢复历史应有秩序的独特效应。用颠覆的方式研究文本可以使得心灵得到极大的震撼，而颠覆不仅是对思想的颠覆或对权力的颠覆，也是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颠覆。（王岳川：197）
而以《军规》为代表作的黑色幽默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从出现达到鼎盛，成为美国独特的文学现象，原因在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这一时期，在统治阶级的高压下，社会荒诞现象比比皆是，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处于普遍的压制和幻灭情绪中。一些美国激进主义政治家认为，战后美国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在以《军规》为代表的黑色幽默作品中，“极权主义磨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它钝挫人的洞察力，减弱人的本能反应，消除人的过去。”《军规》中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机构，“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就是权力专横的象征，是美国极权主义的代言词。依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飞行员是无论完成多少次任务，都无法回家的。统治者表面上鼓吹自由民主，强调个性，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的个性和自由民主的观念。被剥夺了个性差异之后的人，也就被扼杀了灵魂，人在精神上死了，也就成了一副空架子，成了任统治者任意摆布的机械的集体人。
小说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这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条文，可以任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约瑟夫·海勒：2）它只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使你永远无法摆脱，无法逾越。它永远对，你永远错；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海勒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是荒谬的，只能制造混乱，腐蚀人心，使人失去尊严，只能让卡斯卡特、谢司科普夫之流飞黄腾达，迈洛之流名利双收。在他看来，战争也罢，官僚体制也罢，全是人在作祟，是人类本身的问题。
为了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上的真实感受展现出来，表达人们对这种疯狂的极权主义的痛恨，推翻消灭它的意愿，同时又避免当权者的政治迫害，海勒采用了这种反传统反小说的颠覆性的“黑色幽默”，融入了自己超强的想象力，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共鸣。
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的，对《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进行历史阅读，并深层剖析文学和历史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当时美国极权主义对民众意识形态遏制的过程。正如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指出：“战后的小说发现自身处在衰落的符号帝国之中，肩负沉重的负担，面临词汇的危机，似乎标志着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实际终结。……但小说仍然具有自己的权力：加强和拓宽我们实际生活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 David,Seed.1989.The fiction of Joseph Heller:Against the Grain[M].The Macmillan Press.
[2] Heller,Joseph.1995.Catch-22（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lcolm Bradbury）[M].New York:Alfred A.Knopf.
[3] 艾默·里埃利奥特，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4]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约瑟夫·海勒，杨恝、程爱民等译：《第二十二条军规》，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万惠蓉，女，1979—，重庆忠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贺州学院。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本性 历史性 颠覆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酝酿并产生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朝鲜战争到侵越战争再到美苏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横行下恐怖阴森的政治高压，在《军规》中都有所体现。海勒用不同以往的写作手法，将自己近乎偏执狂的想法融入到这部小说中。《军规》可以说对美国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了令人惊叹的模仿。与以往战争题材的小说不同，《军规》虽以二战为背景，但既没有描写勇士们冲锋陷阵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向读者展示传统英雄的丰功伟绩，弘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是以驻扎在地中海“皮亚诺扎”岛上的一个空军大队为题材，将主人公“我”的体验和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碎片编织在一起，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干预了正史对战争的描写和叙述。
二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认为文学是能够彰显历史本来面貌的鲜活逼真的艺术形式，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交错，相互依存。“文本的历史性”即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这些现象见诸所有的书写模式中，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文学的历史性氛围；而“历史的文本性”则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述的空白点，那些文本的痕迹之所以能存在，实际上是人们有意选择保留与抹掉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中仍然有虚构的话语，其社会连续性的阐释过程复杂而微妙。（王岳川：185）
三 《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的历史性
《军规》文本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海勒构思这部小说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此时的美国正处在“物质生活富足，反共迫害，对核武器的恐惧，以及对大萧条的回忆，这促使50年代美国青年成为‘沉默的一代’”（王守仁：9）。虽然美国在政治经济上日益繁荣强大，但美国民众却忧心忡忡，深感恐惧，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正如海勒所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写的是战后的美国，罗森伯格案件、麦卡锡审讯、宣誓效忠”。（David Seed:61）1975年，海勒在一次采访中清楚地说道，麦卡锡时代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计其数的审问和听证会。如书中第八章对克莱文杰的审问：
……
“可是我没有插嘴，长官，”克莱文杰抗议道。
“不错，你没有插嘴，但你也没有叫一声‘长官’。对他的指控加上这一条……”（约瑟夫·海勒：88-89）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荒诞不经的情节，看似作者虚构，实则不然。
1969年，海勒在与惠特·伯恩奈特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对《军规》第八章的创作：这章写于50年代早期，当时美国正身陷朝鲜战争，与苏联的战争可谓一触即发，而国内各州各市权力机关以及国会和参议院都对人们进行不停地审问和恐吓，不放过一个人，审问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在《军规》这部小说中，海勒共设置了三个审问的场景，对这三个场景的描写幽默感逐渐递减，而疯狂度递增。
此外，小说中布莱克上尉宣誓效忠一章，也是海勒对美国50年代越演越烈的反共运动的影射。194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权人修改其宣誓效忠成员名单，剔除那些属于蓄意反政府组织的成员。这一做法迅速蔓延至海勒本人所执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作者对此印象深刻。这种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宣誓效忠运动，从《军规》中可以找到正史中找不到的答案。在小说的第十一章，布莱克上尉因为自己没能当上中队长，怒火中烧，将此归咎于梅杰少校。他在一夜间煽动起光荣的宣誓效忠运动，并且不允许被自己指控为共产党的梅杰少校参加，以此发泄自己的私人怨恨。在麦卡锡时期，不计其数的人因被指控从事“非美活动”或散布共产主义而遭到审判和迫害。小说中的布莱克之流，正是这些从事迫害运动的先锋。
挖掘《军规》文本的历史性，对深入透彻地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况十分重要。而文学文本的想象和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将来的历史。从整体上说，《军规》这部小说预示了越南战争毁灭灵魂的疯狂。如小说中的丹尼卡医生的妻子收到了卡斯卡特上校寄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慰问信，但实际上，丹尼卡医生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为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小说中的这种场景在若干年后的现实中上演：2004年，美国国防部在安抚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士兵家属时，也逐一寄去慰问信。但荒唐的是，身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没按照惯例亲自签名，而是采用了机器签名。这与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可见海勒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强烈干预和预示作用。
四 历史的文本性
由于统治阶级政治话语的操控，历史事件会被有选择性的重组，历史学家并不单单自始至终地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叙事也包含着虚构的成分。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文学和历史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也就是说，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不可避免地是想象、虚构的产物。（陈世丹：4）关于二战，官方的叙述是同盟国的正义之战，然而，这或许也只是片面的历史。战争的残酷性和荒谬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客观的唯一的历史并不存在，并没有统一的历史，只有多种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由文本再现的历史。《军规》等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现象，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接近于真实。
“在世界各地，士兵们正在轰炸前线捐躯，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他们的祖国。但似乎没人在意，更不用说那些正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士兵了。眼下是见不到什么结局的。” （约瑟夫·海勒：19）
美国在伊拉克捐躯的士兵已超过 2000人，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正义，而他们的对手“恐怖分子”也死伤惨重；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不择手段，甚至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荒谬。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是，即使正义的战争也充满了细节上的不正义，更何况在正义之名掩盖下为利益而战的战争。
《军规》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是战争的另类文本，与官方文本一样甚至更加真实，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我们很少知道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心理感受，但是《军规 》中的状况肯定存在，也许《军规》中的描写是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最好写照。
五 《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的颠覆性
“文本与历史”具有一种遏制（containment）与颠覆（subversion）的关系，在蒙特洛斯看来，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起码是一种想象性的颠覆。（王岳川：183）。在多利莫尔看来，文学在接受的过程中，从文学的感染进一步扩大到现实的影响，心灵的震撼和政治权力的反省。文学就是对政治、对文化、对精神、对自我的一种先行把握。在政治上，文学具有一种挑战权威、颠覆权力、恢复历史应有秩序的独特效应。用颠覆的方式研究文本可以使得心灵得到极大的震撼，而颠覆不仅是对思想的颠覆或对权力的颠覆，也是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颠覆。（王岳川：197）
而以《军规》为代表作的黑色幽默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从出现达到鼎盛，成为美国独特的文学现象，原因在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这一时期，在统治阶级的高压下，社会荒诞现象比比皆是，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处于普遍的压制和幻灭情绪中。一些美国激进主义政治家认为，战后美国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在以《军规》为代表的黑色幽默作品中，“极权主义磨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它钝挫人的洞察力，减弱人的本能反应，消除人的过去。”《军规》中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机构，“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就是权力专横的象征，是美国极权主义的代言词。依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飞行员是无论完成多少次任务，都无法回家的。统治者表面上鼓吹自由民主，强调个性，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的个性和自由民主的观念。被剥夺了个性差异之后的人，也就被扼杀了灵魂，人在精神上死了，也就成了一副空架子，成了任统治者任意摆布的机械的集体人。
小说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这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条文，可以任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约瑟夫·海勒：2）它只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使你永远无法摆脱，无法逾越。它永远对，你永远错；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海勒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是荒谬的，只能制造混乱，腐蚀人心，使人失去尊严，只能让卡斯卡特、谢司科普夫之流飞黄腾达，迈洛之流名利双收。在他看来，战争也罢，官僚体制也罢，全是人在作祟，是人类本身的问题。
为了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上的真实感受展现出来，表达人们对这种疯狂的极权主义的痛恨，推翻消灭它的意愿，同时又避免当权者的政治迫害，海勒采用了这种反传统反小说的颠覆性的“黑色幽默”，融入了自己超强的想象力，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共鸣。
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的，对《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进行历史阅读，并深层剖析文学和历史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当时美国极权主义对民众意识形态遏制的过程。正如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指出：“战后的小说发现自身处在衰落的符号帝国之中，肩负沉重的负担，面临词汇的危机，似乎标志着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实际终结。……但小说仍然具有自己的权力：加强和拓宽我们实际生活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 David,Seed.1989.The fiction of Joseph Heller:Against the Grain[M].The Macmillan Press.
[2] Heller,Joseph.1995.Catch-22（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lcolm Bradbury）[M].New York:Alfred A.Knopf.
[3] 艾默·里埃利奥特，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4]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约瑟夫·海勒，杨恝、程爱民等译：《第二十二条军规》，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万惠蓉，女，1979—，重庆忠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贺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