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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与疯子时常被放到一起讨论，这在中外艺术史、思想史上不乏其例，如宋代画家米芾素有“米癫”之称，现当代画家石鲁曾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诗人顾城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疯狂砍妻并自杀，德国哲学家尼采生前因精神崩溃而发疯，挪威画家蒙克也曾罹患精神分裂症，美国作家庞德十几年住在精神病院里……精神疾病与艺术家的创造力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精神分裂与其人生哲学、原初性格之间有什么关系？精神疾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内容、风格？这一系列问题吸引着人们探索的兴趣。既是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的雅斯贝斯，为破解这一“天才之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于1922年出版了《斯特林堡与凡·高：与斯威登堡、荷尔德林做比较的病理学案例试析》（Strindberg und Van Gogh）（孙秀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这本书。雅斯贝斯在书中探究了精神分裂与艺术家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同时对隐含在这一问题背后的生存样态与时代精神征候进行了思考与揭示。
一、精神分裂与艺术家的创作
雅斯贝斯通过爬梳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荷尔德林、凡·高四位艺术家的病志，深入考察了精神分裂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关系，重点就精神分裂对他们各自作品的内容、风格等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探讨。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却一直被视为怪人、疯子。他结婚三次都以离异而告终，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离群索居。回顾斯特林堡的精神变迁历程，雅斯贝斯发现他从小就敏感、害羞，他在青少年早期开始偶尔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精神状态。1882年，斯特林堡第一次精神分裂发作，他被不可思议的怪病击倒，之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1885年出现最早的怀疑症状;1886年或1887年他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发作，这时他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婚姻生活中的嫉妒狂躁症;1887年之后发展成受害狂躁症，他经常怀疑有人在迫害他，于是四处逃跑、居无定所;经历1887年的剧烈暴发后，其精神分裂时而发作时而停歇，直到1896年再次恶化，达到顶点。他感到深刻的内在紧张并产生了诸多幻觉，似乎随时都会受到他人的攻击。
由此可见，斯特林堡发病的两个顶峰分别是1887年、1896年：在第一个顶峰，他产生了嫉妒狂躁症和类似癫痫的症状;在第二个顶峰，他产生了大量幻觉体验和偏执狂体验。雅斯贝斯发现，斯特林堡在疾病发作的顶峰几乎没有创作，但是疾病发作之后他恢复了创作能力。前一个顶峰对斯特林堡的影响是，他对妇女的仇视心理达到顶点，之后他创作了《父亲》《同伴》等作品;后一个顶峰则使他的作品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如《一出梦的戏剧》《地狱》等。在雅斯貝斯看来，无论是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后期晦涩难懂的作品，斯特林堡的作品都没有产生新的观念，精神疾病改变的只是其作品的内容，也就是说，精神分裂带来的感觉方面的变化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主题、素材，但在技巧形式、艺术造诣等方面，其创作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接下来，雅斯贝斯分析了斯威登堡的病志。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是瑞典科学家、神学家，他年轻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曾写下众多科学理论著作。然而，他在1745年成为通灵论者，声称自己经历了灵异体验，受命于上帝，向人类揭示《圣经》的意义，此后写了八大册《灵界记闻录》，讲述自己的灵异体验。在雅斯贝斯看来，虽然斯威登堡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者转变为宗教信仰者，其转折点发生在1743年，但是早在1736年他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症状，比如，眩晕、幻影、昏睡、严重的烦躁不安等。从1743年起，斯威登堡开始撰写《梦境日记》，记录梦境以及充满幻影的迷狂状态时的体验。1743—1745年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症进入急性发作阶段，之后转入平静期，他重获和谐、自信，撰写了《天国的奥秘》等巨著。
斯威登堡通过自己的灵异故事赢得关注和声誉，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与斯特林堡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二人都是在疾病发作过程中获得某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被他们以一种并非荒诞不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人类交流中介的艺术作品。最终，他们的作品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仅仅在于，精神分裂症为其作品提供了内容和质料，两个人都在急性发作的时期终止创作，之后恢复创作力，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了通过精神分裂更加深刻地探究人的整体存在和精神分裂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雅斯贝斯又研究了荷尔德林、凡·高的病志，以此来与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进行比较。在雅斯贝斯看来，荷尔德林与凡·高的艺术作品就其价值而言显然要高于斯特林堡与斯威登堡，他们的精神分裂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
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是德国诗人，他的作品风格在1801—1805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荷尔德林精神分裂症暴发的时期。对于荷尔德林来说，精神分裂所激起的形而上的欢欣给了他激情，促使其创作风格发生变化，新风格的发展与疾病的发展曲线一致。
与荷尔德林同属一类的艺术家是享誉后世的荷兰画家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凡·高在短暂的37年的人生中创作出很多影响深远、世人皆知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未在有生之年获得认可，一生潦倒困苦，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曾因激荡的情感无法抑制而割下自己的耳朵，最终自杀身亡。在凡·高那里，精神分裂的进程和工作强度的变化是一致的。1888年是他疾病的预发阶段，当时凡·高的工作强度空前增大。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心醉神迷地沉浸于工作之中，感觉不到疲惫，完全停不下来。这之后直到1890年去世，是凡·高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此前那些年所有画作数量的总和。在疾病发作的剧烈时期，凡·高自称像个疯子一样工作，热情高涨，画笔飞快转动，画作中紧张的状态、激荡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 凡·高精神病剧烈发作的时期也正好是他的绘画风格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雅斯贝斯认为，“精神分裂症绝不是引致某种新风格的绝对原因，而是说，它起到了协调某种业已存在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有助于从原初的人格中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如果没有精神分裂症这一诱因，它们就不能产生出来”[1]150-151。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不仅仅为凡·高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感觉经验这一素材，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深刻的形而上学体验，正是这种主观深刻性使其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对比分析斯特林堡、斯威登堡与荷尔德林、凡·高的病志，雅斯貝斯发现，斯特林堡和斯威登堡同属一类，对于他们二人来说，精神分裂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艺术作品的风格，充其量为他们此后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内容——精神分裂期间的特殊体验和幻象。也因此他们在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期少有作品产出，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大都是在进入平稳期或痊愈之后写就的。相比之下，荷尔德林和凡·高则同属另一类，对于他们来说，精神分裂的发作过程与其作品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在时间上趋向一致，病症的加剧在使得他们越发远离俗世时更加靠近自己真切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因为疾病而越加深刻，从而成为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力。这种生命体验渗透进作品之中，改变了作品的风格和内在深度，因此他们的作品伴随着精神的激荡与亢奋不断生长，在其精神分裂发展与剧烈发作的时期达到顶峰。
二、精神分裂中的生存体验
雅斯贝斯从艺术家的创作与其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出发，把斯特林堡、斯威登堡与荷尔德林、凡·高分成两类，其本质是基于不同的体验把他们分成两类：前者在精神分裂期间的体验具有客观属性，只在当时富有深度，不在场时便只留给人一种怪异感;后者在精神分裂期间的体验则具有主观属性，它们是艺术家个体在其生命深处获得的一种奇异体验，这种体验由于精神分裂发作变得更为显豁，并通过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这种体验是与艺术家的创造力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一旦这种体验消失，创作力也就消失了。也因此，前者表面上看好像疯了，但是其内在的生命机能保持着完整;而后者的灵魂却在精神分裂发作期间伴随着作品如火山爆发般剧变而走向分崩离析。
同是体验，如何还能分成主观和客观呢？如何理解雅斯贝斯所谓的主观体验和客观体验？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认为，如果说“‘情绪’和‘情感’呈现的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感觉’表达出的则是客观的东西。感觉是可以被讲述出来的，具有可陈述的尺度。然而，情感和情绪都是无法言表的”[2]56。对于斯特林堡和斯威登堡来说，他们确实在精神分裂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某些怪异的幻象，这些幻觉日后被他们记录进作品之中。而对于凡·高和荷尔德林来说，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客观“感觉”上的变化，更是主观“情感”“情绪”的变化，这种剧烈变动的情感、情绪把他们的内在创造力激荡起来，由此作品的风格也随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雅斯贝斯不仅关注艺术家精神分裂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而且关注艺术家的原初人格及其精神分裂之前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在雅斯贝斯看来，对于那些原初人格和体验受到压制的艺术家来说，精神分裂催育了他们自身的神话，使得那些不被常人接受的部分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真切的事实。这种事实、体验与那些世俗意义上的理性、规则、秩序形成巨大的张力，而精神分裂加重了他们体验的深度，使得这种体验越来越深刻，最终融入艺术表达之中。
因此，所谓的艺术家的精神分裂，若从这些个体的原初人格看，其实并不能算是疾病，而是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与生存样态。在雅斯贝斯看来，“心灵不可能患病;这是无限宇宙的一部分，它的真实性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并以特定的方式才显现于现实世界。正如一只害了病的牡蛎可以生长出珍珠，同样，精神分裂症过程也可催发出独一无二的精神作品”。[1]113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之所以精神分裂，乃出于他们谋求存活下去的精神需要。就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所认为的，精神分裂是一个人维护自我完整性的努力，是备受压抑的个体谋求活下去的一种方式。也如福柯对于疯癫的分析，他认为精神疯狂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文明社会中被权力界定出来的，健全与疯狂之间的界限其实并非确定无疑。因此，我们不要像那些囿于一般化概念的精神病理医生那样把精神分裂简单地看成是疾病，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人，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成全某些具有独异的原初性格的个体，比如凡·高、荷尔德林。
凡·高的原初性格是孤独的，他时常沉思默想、忧郁悲伤，大多数时候与人交往困难。在雅斯贝斯看来，他的原初人格中蕴含着“无条件地钟情于真理的情感、深刻的非理性信仰、无限的大爱、慷慨无私的仁慈以及对那不可动摇的命运的爱”[1]144。从一开始，他的心灵“就指向了生存的核心、本质及其意义”[1]131。这类的原初性格在精神分裂之前为凡·高带来了很多潦倒痛苦的经历，他在26岁之前尝试过各种工作，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在艺术品商店工作时，把艺术品的艺术价值看得比其商业价值更重;他当老师时，无法忍受许多与教师职业无关的工作任务;他当神学家时，不满宗教的形式主义和伪善。在这段时间里，凡·高是痛苦的，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直到他意识到画画可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而凡·高正是在精神分裂期间，画出了最好的作品，迎来了自身价值的暴涨。
荷尔德林也是如此。他的人生哲学里有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神的睦邻关系意识，这种人生哲学对于他来说最初是有距离的，在精神分裂的过程中则变得直接、充盈，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也越加上升，以至于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熟悉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陌生人。
因此，对于凡·高这类艺术家来说，精神分裂加深了其主观深邃性，成为敞开其生存深渊的前提。因此，精神分裂期间，凡·高的作品“充满着一种紧张与亢奋，就好像世界问题与生存问题都在渴望着表现自身。这种艺术作为哲学式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在此所体验到的乃是奋争、惊奇、爱之类的意念。艺术选取的角度仅仅是表现上述体验的中介”[1]150。正是精神分裂强化了凡·高对于生存体验的深度感知，导致他画笔下的东西都成为直接可感的，给人一种刺目紧张、当下在场之感。而精神分裂在敞开艺术家生存体验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其真挚的心灵情感对节律以及理性秩序的对抗，因为精神分裂使他得以背离理智、体制而成为专注于自身纯粹内在性的“痴傻”，这种痴傻不屈从任何既定的秩序，只满足自我需求，从而为思想开辟出一片空间。[2]109-116 因此，《斯特林堡与凡·高》虽然重在探究艺术家的创作与其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本书同时表现出雅斯贝斯对人的生存样态的关注，译者孙秀昌教授认为，这本书是雅斯贝斯走向生存哲学之路的一个路标。[3]雅斯贝斯后来陆续出版了《时代的精神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1931年）、《哲学》（Philosophie，1932年）、《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1938年）等相关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延续了关于特定时代人的生存样态的思考。
三、精神分裂背后的時代精神征候
作为一名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斯重在探究精神分裂与艺术家的个性、生存体验及其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雅斯贝斯并未满足于此，他还关注导致精神分裂的时代文化动因，就此展开了时代精神反思与诊断，他写道：“我们生活的根基已被动摇，时代的问题敦促我们反省终极的问题与我们即刻的体验。只要它们是真实的、生存的显示，我们文化的整体处境就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我们的灵魂暴露给那些最为陌生的感觉。”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个时代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创伤，我们对这种创伤则乐于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虽然并不能长期忍受这种创伤，但我们毕竟可以在凡·高的某些伟大的作品中觅得片刻的放松……他的世界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以其有益的影响唤起我们的生存，从而使我们发生某种改变”[1]170-171。因此，正是存在于时代精神中的情感创伤才成为他研究精神分裂与艺术家创作关系的原动力。
不只是凡·高，雅斯贝斯在斯特林堡的精神分裂中同样发现了时代精神处境的显现。雅斯贝斯指出，斯特林堡异常敏感、多疑，对世界上的各种东西充满着怀疑与探寻。他认为各种各样的阴谋、灾难随时都会发生，比如，爆炸、地震、雷击等。他觉得自己正遭受着电击，感觉房间里有人，于是他不是在逃跑就是在准备逃跑。即便精神分裂有所好转，他也坚持在各地之间辗转，虽然逗留的时间逐渐变久。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斯特林堡之所以逃跑、隐居，是因为他“相信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现了一种普遍弥漫着的魔鬼行动”。“这个时代已彻底溃败，年青一代正趋向于新的东西。”很多人都在经历失眠、神经失调、幻象，到处弥漫着期待的气氛。[1]81-82基于此，雅斯贝斯认为18世纪以前的时代精神特征是歇斯底里症，19—20世纪的时代精神特征则是精神分裂症。
在雅斯贝斯之后，关于时代精神病症的论述不在少数。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社会一方面解放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压抑人的欲望，这催生了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即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和偏执狂（paranoia）。精神分裂不是个体自身的病症，而是社会顽症在他们身上的集中体现。[4]精神分裂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倾向，对精神分裂的分析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反思。[5]因为，精神分裂意味着对现存社会规则的颠覆，孕育着革命的潜能和力量。[6]
之后，杰姆逊也论述过时代精神病症。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们失去了历史连续性的体验，丧失了时间感与身份感的个体一味沉迷于当下现时的体验，这种类似于吸毒快感的体验可以称为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中的人凌驾于法则之上，感受到各种破碎的能指，却无法与其所指相对应。杰姆逊就此指出：“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人类体验自我和世界的可能性的表现，正是那些患者达到了我们具有的潜在可能性的极端。患者达到了这样一个极端以后，便经历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东西，但他们反而被隔绝了，被叫作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精神分裂便是一个模式，或是一种类型，表明了人类生活中某种可能性的扩展或是变形。”[7]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的精神分裂与雅斯贝斯讨论的凡·高、荷尔德林的精神分裂固然不同，但是归根结底，精神分裂作为一种生存样态可以从中深度体验时代境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分裂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精神处境的一种隐喻，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充斥着精神分裂，可是这种精神分裂并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疾病意义上的精神分裂，而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处境。[8]也因此，对精神分裂进行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依旧是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政治逻辑、精神状况、文化心理的重要理论维度。因为精神分析理论致力于对隐藏在社会、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挖掘和思考，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利于摆脱单一的因果论、结构论逻辑，从而深入我们所无法看见的社会塑造力量内部，打破经验主义的束缚，思考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内在关联，从而激活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找到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斯贝斯对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探究，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强调理性、秩序、科学、整一，而出现在斯特林堡、凡·高、荷尔德林身上的无法被编码的、能指和所指错乱的精神分裂仿佛是实在界的突然闯入，宣告了象征界稳定、固态秩序中存在的内在问题和危机，于是精神分裂作为一种生存样态成为我们理解、反思这个时代的一个绝佳入口。
注释
[1][德]雅斯贝斯.斯特林堡与凡·高：与斯威登堡、荷尔德林作比较的病理学案例探析[M].孙秀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3]孙秀昌.一位客观表现型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雅斯贝斯的斯特林堡观[J].邯郸学院学报，2008（4）.
[4]康有金，何欣格.德勒兹哲学之精神分裂与电影艺术[J].电影文学，2020（5）.
[5]黄文前.德勒兹和加塔利精神分裂分析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J].国外理论动态，2007（10）.
[6]夏光.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下）[J].国外社会科学，2007（3）.
[7][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05-206.
[8]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引自周志强在2020年8月3日第27次南开大学文化批评读书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一、精神分裂与艺术家的创作
雅斯贝斯通过爬梳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荷尔德林、凡·高四位艺术家的病志，深入考察了精神分裂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关系，重点就精神分裂对他们各自作品的内容、风格等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探讨。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却一直被视为怪人、疯子。他结婚三次都以离异而告终，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离群索居。回顾斯特林堡的精神变迁历程，雅斯贝斯发现他从小就敏感、害羞，他在青少年早期开始偶尔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精神状态。1882年，斯特林堡第一次精神分裂发作，他被不可思议的怪病击倒，之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1885年出现最早的怀疑症状;1886年或1887年他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发作，这时他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婚姻生活中的嫉妒狂躁症;1887年之后发展成受害狂躁症，他经常怀疑有人在迫害他，于是四处逃跑、居无定所;经历1887年的剧烈暴发后，其精神分裂时而发作时而停歇，直到1896年再次恶化，达到顶点。他感到深刻的内在紧张并产生了诸多幻觉，似乎随时都会受到他人的攻击。
由此可见，斯特林堡发病的两个顶峰分别是1887年、1896年：在第一个顶峰，他产生了嫉妒狂躁症和类似癫痫的症状;在第二个顶峰，他产生了大量幻觉体验和偏执狂体验。雅斯贝斯发现，斯特林堡在疾病发作的顶峰几乎没有创作，但是疾病发作之后他恢复了创作能力。前一个顶峰对斯特林堡的影响是，他对妇女的仇视心理达到顶点，之后他创作了《父亲》《同伴》等作品;后一个顶峰则使他的作品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如《一出梦的戏剧》《地狱》等。在雅斯貝斯看来，无论是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后期晦涩难懂的作品，斯特林堡的作品都没有产生新的观念，精神疾病改变的只是其作品的内容，也就是说，精神分裂带来的感觉方面的变化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主题、素材，但在技巧形式、艺术造诣等方面，其创作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接下来，雅斯贝斯分析了斯威登堡的病志。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是瑞典科学家、神学家，他年轻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曾写下众多科学理论著作。然而，他在1745年成为通灵论者，声称自己经历了灵异体验，受命于上帝，向人类揭示《圣经》的意义，此后写了八大册《灵界记闻录》，讲述自己的灵异体验。在雅斯贝斯看来，虽然斯威登堡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者转变为宗教信仰者，其转折点发生在1743年，但是早在1736年他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症状，比如，眩晕、幻影、昏睡、严重的烦躁不安等。从1743年起，斯威登堡开始撰写《梦境日记》，记录梦境以及充满幻影的迷狂状态时的体验。1743—1745年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症进入急性发作阶段，之后转入平静期，他重获和谐、自信，撰写了《天国的奥秘》等巨著。
斯威登堡通过自己的灵异故事赢得关注和声誉，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与斯特林堡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二人都是在疾病发作过程中获得某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被他们以一种并非荒诞不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人类交流中介的艺术作品。最终，他们的作品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仅仅在于，精神分裂症为其作品提供了内容和质料，两个人都在急性发作的时期终止创作，之后恢复创作力，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了通过精神分裂更加深刻地探究人的整体存在和精神分裂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雅斯贝斯又研究了荷尔德林、凡·高的病志，以此来与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进行比较。在雅斯贝斯看来，荷尔德林与凡·高的艺术作品就其价值而言显然要高于斯特林堡与斯威登堡，他们的精神分裂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
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是德国诗人，他的作品风格在1801—1805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荷尔德林精神分裂症暴发的时期。对于荷尔德林来说，精神分裂所激起的形而上的欢欣给了他激情，促使其创作风格发生变化，新风格的发展与疾病的发展曲线一致。
与荷尔德林同属一类的艺术家是享誉后世的荷兰画家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凡·高在短暂的37年的人生中创作出很多影响深远、世人皆知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未在有生之年获得认可，一生潦倒困苦，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曾因激荡的情感无法抑制而割下自己的耳朵，最终自杀身亡。在凡·高那里，精神分裂的进程和工作强度的变化是一致的。1888年是他疾病的预发阶段，当时凡·高的工作强度空前增大。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心醉神迷地沉浸于工作之中，感觉不到疲惫，完全停不下来。这之后直到1890年去世，是凡·高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此前那些年所有画作数量的总和。在疾病发作的剧烈时期，凡·高自称像个疯子一样工作，热情高涨，画笔飞快转动，画作中紧张的状态、激荡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 凡·高精神病剧烈发作的时期也正好是他的绘画风格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雅斯贝斯认为，“精神分裂症绝不是引致某种新风格的绝对原因，而是说，它起到了协调某种业已存在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有助于从原初的人格中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如果没有精神分裂症这一诱因，它们就不能产生出来”[1]150-151。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不仅仅为凡·高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感觉经验这一素材，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深刻的形而上学体验，正是这种主观深刻性使其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对比分析斯特林堡、斯威登堡与荷尔德林、凡·高的病志，雅斯貝斯发现，斯特林堡和斯威登堡同属一类，对于他们二人来说，精神分裂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艺术作品的风格，充其量为他们此后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内容——精神分裂期间的特殊体验和幻象。也因此他们在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期少有作品产出，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大都是在进入平稳期或痊愈之后写就的。相比之下，荷尔德林和凡·高则同属另一类，对于他们来说，精神分裂的发作过程与其作品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在时间上趋向一致，病症的加剧在使得他们越发远离俗世时更加靠近自己真切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因为疾病而越加深刻，从而成为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力。这种生命体验渗透进作品之中，改变了作品的风格和内在深度，因此他们的作品伴随着精神的激荡与亢奋不断生长，在其精神分裂发展与剧烈发作的时期达到顶峰。
二、精神分裂中的生存体验
雅斯贝斯从艺术家的创作与其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出发，把斯特林堡、斯威登堡与荷尔德林、凡·高分成两类，其本质是基于不同的体验把他们分成两类：前者在精神分裂期间的体验具有客观属性，只在当时富有深度，不在场时便只留给人一种怪异感;后者在精神分裂期间的体验则具有主观属性，它们是艺术家个体在其生命深处获得的一种奇异体验，这种体验由于精神分裂发作变得更为显豁，并通过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这种体验是与艺术家的创造力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一旦这种体验消失，创作力也就消失了。也因此，前者表面上看好像疯了，但是其内在的生命机能保持着完整;而后者的灵魂却在精神分裂发作期间伴随着作品如火山爆发般剧变而走向分崩离析。
同是体验，如何还能分成主观和客观呢？如何理解雅斯贝斯所谓的主观体验和客观体验？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认为，如果说“‘情绪’和‘情感’呈现的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感觉’表达出的则是客观的东西。感觉是可以被讲述出来的，具有可陈述的尺度。然而，情感和情绪都是无法言表的”[2]56。对于斯特林堡和斯威登堡来说，他们确实在精神分裂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某些怪异的幻象，这些幻觉日后被他们记录进作品之中。而对于凡·高和荷尔德林来说，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客观“感觉”上的变化，更是主观“情感”“情绪”的变化，这种剧烈变动的情感、情绪把他们的内在创造力激荡起来，由此作品的风格也随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雅斯贝斯不仅关注艺术家精神分裂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而且关注艺术家的原初人格及其精神分裂之前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在雅斯贝斯看来，对于那些原初人格和体验受到压制的艺术家来说，精神分裂催育了他们自身的神话，使得那些不被常人接受的部分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真切的事实。这种事实、体验与那些世俗意义上的理性、规则、秩序形成巨大的张力，而精神分裂加重了他们体验的深度，使得这种体验越来越深刻，最终融入艺术表达之中。
因此，所谓的艺术家的精神分裂，若从这些个体的原初人格看，其实并不能算是疾病，而是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与生存样态。在雅斯贝斯看来，“心灵不可能患病;这是无限宇宙的一部分，它的真实性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并以特定的方式才显现于现实世界。正如一只害了病的牡蛎可以生长出珍珠，同样，精神分裂症过程也可催发出独一无二的精神作品”。[1]113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之所以精神分裂，乃出于他们谋求存活下去的精神需要。就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所认为的，精神分裂是一个人维护自我完整性的努力，是备受压抑的个体谋求活下去的一种方式。也如福柯对于疯癫的分析，他认为精神疯狂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文明社会中被权力界定出来的，健全与疯狂之间的界限其实并非确定无疑。因此，我们不要像那些囿于一般化概念的精神病理医生那样把精神分裂简单地看成是疾病，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人，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成全某些具有独异的原初性格的个体，比如凡·高、荷尔德林。
凡·高的原初性格是孤独的，他时常沉思默想、忧郁悲伤，大多数时候与人交往困难。在雅斯贝斯看来，他的原初人格中蕴含着“无条件地钟情于真理的情感、深刻的非理性信仰、无限的大爱、慷慨无私的仁慈以及对那不可动摇的命运的爱”[1]144。从一开始，他的心灵“就指向了生存的核心、本质及其意义”[1]131。这类的原初性格在精神分裂之前为凡·高带来了很多潦倒痛苦的经历，他在26岁之前尝试过各种工作，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在艺术品商店工作时，把艺术品的艺术价值看得比其商业价值更重;他当老师时，无法忍受许多与教师职业无关的工作任务;他当神学家时，不满宗教的形式主义和伪善。在这段时间里，凡·高是痛苦的，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直到他意识到画画可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而凡·高正是在精神分裂期间，画出了最好的作品，迎来了自身价值的暴涨。
荷尔德林也是如此。他的人生哲学里有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神的睦邻关系意识，这种人生哲学对于他来说最初是有距离的，在精神分裂的过程中则变得直接、充盈，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也越加上升，以至于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熟悉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陌生人。
因此，对于凡·高这类艺术家来说，精神分裂加深了其主观深邃性，成为敞开其生存深渊的前提。因此，精神分裂期间，凡·高的作品“充满着一种紧张与亢奋，就好像世界问题与生存问题都在渴望着表现自身。这种艺术作为哲学式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在此所体验到的乃是奋争、惊奇、爱之类的意念。艺术选取的角度仅仅是表现上述体验的中介”[1]150。正是精神分裂强化了凡·高对于生存体验的深度感知，导致他画笔下的东西都成为直接可感的，给人一种刺目紧张、当下在场之感。而精神分裂在敞开艺术家生存体验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其真挚的心灵情感对节律以及理性秩序的对抗，因为精神分裂使他得以背离理智、体制而成为专注于自身纯粹内在性的“痴傻”，这种痴傻不屈从任何既定的秩序，只满足自我需求，从而为思想开辟出一片空间。[2]109-116 因此，《斯特林堡与凡·高》虽然重在探究艺术家的创作与其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本书同时表现出雅斯贝斯对人的生存样态的关注，译者孙秀昌教授认为，这本书是雅斯贝斯走向生存哲学之路的一个路标。[3]雅斯贝斯后来陆续出版了《时代的精神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1931年）、《哲学》（Philosophie，1932年）、《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1938年）等相关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延续了关于特定时代人的生存样态的思考。
三、精神分裂背后的時代精神征候
作为一名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斯重在探究精神分裂与艺术家的个性、生存体验及其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雅斯贝斯并未满足于此，他还关注导致精神分裂的时代文化动因，就此展开了时代精神反思与诊断，他写道：“我们生活的根基已被动摇，时代的问题敦促我们反省终极的问题与我们即刻的体验。只要它们是真实的、生存的显示，我们文化的整体处境就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我们的灵魂暴露给那些最为陌生的感觉。”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个时代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创伤，我们对这种创伤则乐于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虽然并不能长期忍受这种创伤，但我们毕竟可以在凡·高的某些伟大的作品中觅得片刻的放松……他的世界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以其有益的影响唤起我们的生存，从而使我们发生某种改变”[1]170-171。因此，正是存在于时代精神中的情感创伤才成为他研究精神分裂与艺术家创作关系的原动力。
不只是凡·高，雅斯贝斯在斯特林堡的精神分裂中同样发现了时代精神处境的显现。雅斯贝斯指出，斯特林堡异常敏感、多疑，对世界上的各种东西充满着怀疑与探寻。他认为各种各样的阴谋、灾难随时都会发生，比如，爆炸、地震、雷击等。他觉得自己正遭受着电击，感觉房间里有人，于是他不是在逃跑就是在准备逃跑。即便精神分裂有所好转，他也坚持在各地之间辗转，虽然逗留的时间逐渐变久。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斯特林堡之所以逃跑、隐居，是因为他“相信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现了一种普遍弥漫着的魔鬼行动”。“这个时代已彻底溃败，年青一代正趋向于新的东西。”很多人都在经历失眠、神经失调、幻象，到处弥漫着期待的气氛。[1]81-82基于此，雅斯贝斯认为18世纪以前的时代精神特征是歇斯底里症，19—20世纪的时代精神特征则是精神分裂症。
在雅斯贝斯之后，关于时代精神病症的论述不在少数。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社会一方面解放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压抑人的欲望，这催生了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即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和偏执狂（paranoia）。精神分裂不是个体自身的病症，而是社会顽症在他们身上的集中体现。[4]精神分裂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倾向，对精神分裂的分析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反思。[5]因为，精神分裂意味着对现存社会规则的颠覆，孕育着革命的潜能和力量。[6]
之后，杰姆逊也论述过时代精神病症。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们失去了历史连续性的体验，丧失了时间感与身份感的个体一味沉迷于当下现时的体验，这种类似于吸毒快感的体验可以称为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中的人凌驾于法则之上，感受到各种破碎的能指，却无法与其所指相对应。杰姆逊就此指出：“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人类体验自我和世界的可能性的表现，正是那些患者达到了我们具有的潜在可能性的极端。患者达到了这样一个极端以后，便经历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东西，但他们反而被隔绝了，被叫作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精神分裂便是一个模式，或是一种类型，表明了人类生活中某种可能性的扩展或是变形。”[7]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的精神分裂与雅斯贝斯讨论的凡·高、荷尔德林的精神分裂固然不同，但是归根结底，精神分裂作为一种生存样态可以从中深度体验时代境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分裂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精神处境的一种隐喻，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充斥着精神分裂，可是这种精神分裂并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疾病意义上的精神分裂，而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处境。[8]也因此，对精神分裂进行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依旧是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政治逻辑、精神状况、文化心理的重要理论维度。因为精神分析理论致力于对隐藏在社会、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挖掘和思考，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利于摆脱单一的因果论、结构论逻辑，从而深入我们所无法看见的社会塑造力量内部，打破经验主义的束缚，思考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内在关联，从而激活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找到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斯贝斯对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探究，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强调理性、秩序、科学、整一，而出现在斯特林堡、凡·高、荷尔德林身上的无法被编码的、能指和所指错乱的精神分裂仿佛是实在界的突然闯入，宣告了象征界稳定、固态秩序中存在的内在问题和危机，于是精神分裂作为一种生存样态成为我们理解、反思这个时代的一个绝佳入口。
注释
[1][德]雅斯贝斯.斯特林堡与凡·高：与斯威登堡、荷尔德林作比较的病理学案例探析[M].孙秀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3]孙秀昌.一位客观表现型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雅斯贝斯的斯特林堡观[J].邯郸学院学报，2008（4）.
[4]康有金，何欣格.德勒兹哲学之精神分裂与电影艺术[J].电影文学，2020（5）.
[5]黄文前.德勒兹和加塔利精神分裂分析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J].国外理论动态，2007（10）.
[6]夏光.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下）[J].国外社会科学，2007（3）.
[7][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05-206.
[8]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引自周志强在2020年8月3日第27次南开大学文化批评读书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