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闲谈中，朋友问我知道黄永厚吗？我说知道，画家。朋友又问，你知道他是谁谁的兄弟吗？我说，这我可不知道。
　　朋友进一步说，要是我说他是他哥哥带出来的，他的哥哥就是大画家黄永玉。当然你不知道他是谁的兄弟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不是圈子里的人。
　　


　　说者有心，听者无意，这事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后来却有机缘采访黄永厚先生。这是2006年11月的中旬，那天我和朋友赶到北京通州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穿着粗布唐装，戴一顶黑色的单帽，个头估计一米六多几点，他把我们让进了里屋。这个老头不是别人，就是黄永厚老先生。
　　此前，我听朋友说，这老头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不少找上门或者在电话中联系的记者都被他拒之门外，所以进门后我也不记录，就随便和他聊了起来。黄先生特别健谈，虽然他的普通话听不出湘西口音，但由于他的语速快，有些字以及思维我们都跟不上。他说话一点也不避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边说边结合语言背景提高了嗓门，并手舞足蹈，肢体语言非常丰富，说到兴奋处还在屋子里打着手势跑动。我心想，这真是个好玩又可爱的老头！
　　黄先生说，你们《影响力人物》采访我，我可不是什么人物啊，我只是个喜欢在画上写很多字的人，这种画让一般观众看就是负担，不会受欢迎的，我心里有数。办刊物要吸引读者，首先考虑被访者起码是个名人吧。举个例子，前几天报纸上说齐白石老先生有一张6×9厘米的《喜蛛》去年以107.8万卖掉了，6×9是个什么概念呢，报纸上说相当于一张名片大，可信吗？我信。第一，齐老先生生前画过许多草虫画，也留有许多对实物的写生稿，或许有一只喜蛛在眼前，惊喜之余顺手摸起一张纸片描摹而成也在我意之中。他这个名画家可不是吹捧出来的，那是用百担宣纸磨出来的成果，从构思、案头作业到一幅艺术品完成都是齐白石当家，他自己说了算。他活着的时候一尺画多少钱都是他自己定的；第二，他的画出了门成了商品进入市场就不归他管了，市场说了算。比如这只喜蛛本来就含着中国人乞求喜庆的愿望，或许赶上某位买家正在喜庆的心头上，以为更有利润可以升值呢。大画家和末流画家的区别就在这你是画自己的感兴还是一天到晚在揣摩买家的喜好上，这是一个秩序颠倒的问题。
　　对于老先生的画，我等外行实在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口了解，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可以对老先生画的一个笼统概言。说的是20多年前，黄先生在上海搞画展，当时有个同行指着其画诘问：这是中国画吗？黄先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位朋友，这时在一旁看画的画界前辈朱屺瞻微笑着说道：“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过了，这要读很多书，还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也读过很多书，画不出这种画啊……”
　　黄先生说，其实朱屺瞻先生的画一看就明白他不需要罗罗嗦嗦的长跋。
　　


　　听起来有夸奖之嫌，但朱屺瞻还不至于要贬损自己来讨黄永厚的好，他没有这个必要。这只能说明朱老先生的话除了带有个体的特别欣赏外，还具有客观评价性。20多年前，我辈对黄先生一无所知，自然无缘读到他那时的画作，但从他当下的画来看，朱屺瞻已经给他的画风做了个概括。因为在我采访（其实是听他聊天）他的时候，我感到了先生充满了对社会的激情和对底层人的关注：他希望通过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来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黄先生给我谈到了不少现实问题，他谈到一件发生在他身边令他不可释怀的事件：城管与民工的一次冲突。他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用画表达出来，但一直没有找到最有力的表现手段，因此这张画一直搁在心里没有完成。他说，那是一个很不好评判的事件，按说是件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酿成了血案。一个为了生计在城里拉板车的外地农民撞上了城管，本来罚款就可以了事，可这个城管偏偏要“斩草除根”，罚了款还要没收民工的板车。这让民工很恼火，收了他的板车估计他也就没有活路了，于是双方发生抓打，结果城管的一名领导被民工用刀砍倒，送到医院没有救活，死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一个死了一个被抓起来判了死刑。一件小事丢了两条命，谁之过？一个是执行上级规定，一个是为了生计，说到底都是为了活着，城管执行规定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挣工资养家糊口，他们都有错，但他们都没有错……不好画？但又放不下。
　　这就是黄永厚关注现实的情怀。
　　老先生看书看报看电视一点都不落后，谈的问题都是时下关注的一些焦点或是人们谈论的一些热点话题。他说，郭德纲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这下红了，红了还得拜师。有人说他不拜师就入不了行、进不了市，很像画家中有的毛病，口口声声得把他师傅挂在嘴上，艺术是个性产品，你听毕加索说过我们师傅是谁吗？老把别人挂在嘴上本是不自信的表现。当然李白也有过“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做作，但有谁见过他的诗受韩荆州影响？
　　采访黄永厚那天，正好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老先生说他认真看了报道，总书记的讲话他也听了，很有新意，没有照搬过去的一些条文，这是社会的很大进步。但他对“文官”颇有微词，他说在中国，不管你是画画的还是搞别的什么，有不少人都喜欢当官，以为当了官才有余力搞出好作品，这叫什么逻辑？！
　　他说，现在很多文化人都喜欢唱高调，打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缺少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文化人多了，倒不是社会的进步，那是国家的灾难。
　　我问黄先生，在他心里什么样的人才算文化人？他毫不含糊地说：“当了文官才有文化我就不信。”
　　黄永厚还说，他的画不是标准画。虽然也写文章，但没有作家们写得好，也搞书法但没有书法家热闹，“我的画是配文字的，我是把诗和小说用画来完成的。我读了一点书，但写不出好文章，毕加索的画没有字，中国的画也有不写字的。但我的画有字，相互弥补……”这可能就是黄永厚画作的独特之处，就像朱屺瞻所说：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过了。
　　黄永厚坦诚自己是个很难对自己的画进行复制的人。去年他一口气画了8张牡丹画，包含各种颜色的牡丹，每张画风格各异、生动出神，特点鲜明，韵味有别，可以说张张都是好画。后来有人要他再画，可他却再也找不到那感觉了，怎么画都不满意，找不到彼时彼刻丰盈的艺术直觉，“别人可以重复自己，尽管有差异，但不那么明显，我就不行，我无法复制自己（画），有的画别人买走了，有人还要这张画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人家。所以我的画一般都是孤版……”
　　我问黄先生，兄（黄永玉）弟俩此生与画的结缘，他说，跟他的母亲教授绘画有关，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熏陶，10岁就涂鸦画画了。也就是因为这一特长，13岁的黄永厚在哥哥黄永玉离家不久也被部队“老总”拉去当了“文艺兵”，从此离开故土湘西凤凰再也没有归去，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于黄埔二十一期。解放前夕，黄永厚所在的队伍投诚起义，“向真理投降”的他便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由于自己能拉能画，又阴错阳差当上了解放军文艺宣传员。之后到中央美院学习，后到安徽工作多年。风雨人生，飘摇不定，最后来到北京定居。从小历经世态变化、人世沧桑，使他对人性对艺术有了自己深刻的认识和见解。虽然已经78岁高龄了，但其思想非常活跃。我问他，你怎么看待笔墨等于零的问题？他说：“这是个陷阱，其实是双方的夫子自道，亦各其言志，拿出作品验证就行了。”
　　他拿出一本画册指着一幅周春芽画的桃花叫我说出对画的直觉。我说这画很鲜艳，色彩浓重……他说，这画是一个年轻画家画的，他很欣赏，很少看到这样奔放直露的桃画。想起前人画的花卉给我们的美术教养和审美定式都有寄托。像“人命不知何处去”，乞求怜爱的“寂寞开无主”等等。而这个画家的桃画却直接表现桃花的繁盛和直露，它开的是那样自我、自信，坦荡，没有雕饰，桃花就应该这样开着！桃花下面是不是对男女呢，他们在那里尽情享受着人性最动人的礼物，画与人各自芬芳陶醉，太好了！
　　黄先生说，对画的评价首先是直观，艺术就是直观的感觉……
　　临走时，带来的“重要问题”一直没有问，因为之前朋友有言在先，最好不要问涉及他与他大哥黄永玉的问题。因为他很反感记者把他当成他哥的访问材料，顾虑外界认为他借其哥之名宣传自己，所以一旦涉及他哥黄永玉，他都不予理睬。但我还是忍不住说：您和黄永玉先生长相性格都有相似的地方，都好玩？
　　“他（黄永玉）绝对好玩，我还一点都不好玩。”
　　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打发了。
　　我又问：您年轻时和您表叔沈从文有接触吗？
　　“接触很少，他的小说《边城》我看过，那时不懂小说，后来才懂得小说应该是编的，凤凰哪有翠翠这样的姑娘，现实里的人不是这样的。”
　　就这样结束了对黄永厚的采访，但我真正想采访的却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