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议论，是一种公文中常见的表达手法。它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表达自己见解，以及驳斥他人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古代公文相比，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显山、不露水，呈现出更明显的客观性、论断性和导向性，在关键时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关键词： 公文 议论 特点
议论，是一种公文中常见的表达手段。它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表达自己见解，以及驳斥他人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它常被与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一起综合运用。
一
关于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很多人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现代公文因为其权威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不断强化，故多采用叙述、说明等表达方式，很少采用议论。
徐望之先生在《公牍通论》中写道“公文之结构，自其实质言之，除一二特殊性质之公文，如任免令、任命状等文之外，虽名称各异，详简互殊，总不外依据，引申，归结三段结构而成。”[1]在此所提到的一般公文的结构即为“依据”、“引申”、“归结”三部分。依据是公文行文的必备要素，“凡行一公文，必先有所依据”。“引申者，即以依据为张本，从而推论新事实之如何处理，引申种种确切不可颠覆之理由”②。归结就是对公文的全部内容进行总结、论断。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引申部分在公文中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故公文中的议论成分绝大部分应该集中于引申的部分。“凡有引申，必本充实之理由，为谨言之论断，万不可略得一知半解，即沾沾自喜，信口侈谈，一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③对于公文的逻辑结构中引申部分，徐望之先生强调要理由充分，论断严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能脆弱而不可自恃，一经反诘，立即崩溃。
在古代公文中，议论必不可少，特别是在臣子上呈给帝王的文书中，议论的成功与否更是决定了皇帝是否会采纳文书中的意见或者建议。例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一篇古代文书中议论文的典范。作者在开头开宗明义，提出论点即“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为了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首先从历史谈起，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手法，铺排了四君皆以客之功而使国家强盛的事实，论证了重用客卿的重要性。接着，他将笔锋转向现实，运用正反对比论证将秦王重他国之物而轻他国之人进行对比，反复论证，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逐客之举不仅不能使统一天下、国家兴亡，还会埋下亡国的隐患。作者在论证时，理足词胜，雄辩滔滔，由轻到重，步步推进，避免了一开始就造成激烈的冲突，使龙颜震怒，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论证方式既符合了人们心理接受规律，同时也真正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可见，一篇成功的议论性文书必须要有合理的论点，坚实而充分的论据以及巧妙的论证方式才能获得受众的认可，并且得到采纳。
在我国古代，议论在公务文书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皇权独尊”的社会现实，皇帝的意志和想法代替了法律成为管理国家的唯一准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中，法律规章的不健全导致很多政令在传达的时候会出现“上传下不达”、“上行下不效”的状况。因此，为了增强公文政令的说服力和执行力，古代公文在传达政令的同时，还会将政令确立的依据，实施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此让受众接受并遵照执行。其次，我国古代的公文的写作者一般兼有政治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们竭尽全力的在上奏给帝王的文书中提出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论证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以期君主可以采纳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上呈给君王的文书中常有如《陈政事疏》、《出师表》等名篇佳作。
和古代文书中的议论相比，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显山，不露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彻底结束了“人治”的时代，中国也就此进入了“法治”的社会，公文的改革也由此开始。古代公文因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它在承担政务功能的同时也背负这伦理功能的重担，这样的压迫也导致了古代公文最终深陷形式主义的藩篱，与最初的实用性功能背道而驰。而公文的改革，正是要让公文彻底摆脱封建的枷锁，回归原点，更好的实现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法治”社会不同于“人治”社会，它遵循“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原则，强调用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公文的制定和实施有了法律的保障，它的权威性和指令性明显增强。在最新版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从定义中运用的“传达”、“公布”、“指导”、“布置”等动词，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书原有的议政的功能在现代公文中已不复存在，现代公文主要强调的是权威性、政治性和工具性。因此，在现代公文的撰写过程中，议论不再是大篇幅的论证形式出现，而是简明扼要的进行推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
鉴于古今公文所处的社会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公文写作者等方面的不同，古今公文在议论的运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现代公文中的议论，表现出自身明显的特点，主要有：
一、不偏不倚，具有客观性。
公文议论的客观性是指公文中的论点、论据、论证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实事求是，用词准确适中，真实完整的反映发文机关意图。无论是古代公务文书还是现代公文，它们最根本的功能都是为政治服务，公文论证的客观性尤为重要。但是，因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同，二者对于公文中议论的客观性的把握存在着较大差异。 封建时代的公务文书在受到封建礼教束缚的同时也被寄予了作者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古代文书在议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众所周知，包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他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而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欧阳修却认为包拯连续弹劾了两任三司使，且自己心安理得的取而代之，这是废坏纪纲的表现。他在文中论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作者通过正论、反论、实说、虚说、真说、假说，简而有法，层层深入，强调朝廷用人，应当推崇知廉耻、懂礼让的贤士而非“学问不深，思虑不熟”的包拯等人。如此卓越的政治家坚决要弹劾世人公认的好官，这似乎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反观被包拯弹劾的两人，张方平和宋祁，这两人皆与欧阳修私交甚密，他俩被弹劾了，即使包拯弹劾他二人的理由再合乎情理，欧阳修也定不会好受。基于上述事实，为了为自己的好友鸣不平，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欧阳修在此文的议论中反其道而行，完全从主观的个人角度出发，虽然也站在为江山社稷、为人民的立场上，论证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但终究朝廷还是任用了包拯。
现代公文写作以务实为主，缘事而发，就事论事。即便是为了说服上级机关批准自己请求的请示类的公文，在分析说理时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客观的描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望得到批准。绝不能主观论断，泛泛而谈。例如在《××镇关于举办首届金花节的请示》为了使油菜花节能够得到批准，顺利举办，写道“万顷油菜花齐放，甚是壮观，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同时也提到“为推动我区乡村旅游发展，加快‘生态休闲旅游区’的建设，充分展现生态××、魅力××的美丽景观，进一步提升××的对外形象，拟举行××镇首届金花节。”这两个申请理由，一个从客观的自然情况的角度分析，突出油菜花是当地的自然优势，花开之际，景色醉人，应当合理利用。另一个则从金花节举办的意义出发，强调活动的开展对于该地区旅游业开发以及经济发展建设的意义重大。这两个论据均来源于该镇的实际情况，它们作为请示理由，符合客观实际，事与理合，充分论证了该镇举办金花节的合理性。
相较于古代公务文书主观色彩浓郁的议论性文字，现代公文中的议论性文字体现出明显的客观性。这是因为，首先，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的权威性代替了“人治”的随意性。所以，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说服受众认可公文的内容，它只需要依据法律、事实客观的进行论证，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其次，现代公文的写作者不同于古代身兼多重身份的公文撰拟者，他们多为专职的公文写手。通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他们的公文撰制水平相较于古代作者有显著的提高，故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公文的立场等方面都强调以务实为主，分析说理也注重客观实际。最后，现代公文中很少有以个人名义发放的公文，而这在古代公文中却屡见不鲜。这就决定了现代公文在撰制过程中必须将个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公文论述中的主观性被明显削弱，客观性占据主导。而古代公文中常饱含着作者的个人情感，抒发了作者自身的政治报复和理想。因此，它所谓的客观也是站在个人主观的立场上的客观，是主观性主导下的客观。
二、言简意赅，具有论断性。
人们之所以对现代公文中是否有议论的成分存在质疑，是因为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主要以简短的论断的形式出现，而非如古代文书一般，洋洋洒洒，肆意挥毫。
以古代公文代表作之一《陈情表》为例，《陈情表》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书，全文分为四段，通篇围绕“辞不就职”的论点展开。在论证过程中，李密巧妙的利用了晋武帝重礼、重孝的思想观念，全文紧扣“孝”字，字字有情，句句含泪，最终打动了晋武帝，同意了自己的请求。作者在论证时，结合了记叙、抒情等多种写作手法，他并没有将孝情一泻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让它在文章的不同层次、不同前提下出现，层层推进，最终表达了自己“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心愿以及定会在刘氏百年之后为晋武帝“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决心。这样的论证方式在古代文书中是非常常见的，古代的臣子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可，往往会采用举例论证、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式，自古及今，反复论证自己观点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以求得到帝王的认可。
古代公文的论证方式与现代政论文中的议论方式较为相近，在确立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后，文章就要围绕着论点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展开论证。然而，在现代公文中，议论往往言简意赅，只是提出论断，不需要对此论断进行具体的分析阐述。例如在《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的导语部分指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称科研设施与仪器）是用于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的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手段。近年来，科研设施与仪器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域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综合效益日益显现。同时，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部分科研设施与仪器重复建设和购置，存在部门化、单位化、个人化的倾向，闲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现提出以下意见。”这篇意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地位，二是科研设施与仪器发展的现状即存在的问题，三是表明发文目的，提出相关意见。第一部分即第一句话，作者就用了两个“是……”的定义式论断明确了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地位及重大意义。第二部分即二三两句话，采用了短句式的论断，分别指出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发展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这样说，作者并没有展开详细展开。同时，导语的一、二两部分与第三部分构成了论证关系，因为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发展很重要，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要提出相关意见。在现代公文中这种论断式的导语非常常见，它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就事论事，体现了现代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为何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常以论断的形式出现？这主要是由现代公文的功能和特点决定的。不同于古代公文在撰制的过程中，因为撰制者写作目的和个人文风的不同，使古代公文呈现出多样的写作风格以及较强的主观色彩。现代公文强调的是总体上的整齐划一以凸显公文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工具性。现代公文的功能主要有颁布法律法规、指挥部署、通知晓谕、请示报告、商洽工作、凭证依据等。具有前三个功能即指挥性、部署性、知照性的公文，多为下行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派发指令要求，下级机关必须令行禁止，严格贯彻执行。故以论断形式进行论证，显示出下行文的严肃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有助于增强公文的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请示报告的功能主要出现于报请类的上行文中，这类公文主要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请求指示以及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必须态度中肯，把握分寸，不能泛泛而谈，空发议论。即使是要陈述理由、意见，也应根据实情用论断的形式逐项提出，条理清晰，言简意精。商洽公文的平行文主要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在这种特殊的行文关系中，机关之间交流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对方协助，出于相互间的尊重，在论证时更不宜长篇大论、雄辩滔滔，以论断形式点到即止即可。
三、实事求是，具有导向性。
公文中的议论不同于一般政论文中的议论。一般议论文正如只需提出自己的论点，然后围绕论点找出相应论据进行论证，言之成理即可。然而，在现代公文中，议论的内容必须具有正确的导向性，这种正确的导向是指它的内容必须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完整准确体现发文机关意图，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且文中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必须切实可行。
例如，同样对浙江浦江县在2014年7月出台的“父母献血，直系子女中考加分”的新政策，不同的人就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评论。题为《“加分献血”扭曲了公益本心》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不仅仅是扭曲了公益本心，驱散了‘无偿献血’的神圣光韵，更是‘优惠政策’的滑坡、僭位、出格。总体来说，这不但导致公益本心扭曲，还可能使得教育秩序混乱。”该文章的论点符合了大众的普遍认知，但是仍有题为《“献血加分”需要更多善意解读》的文章从对献血量，献血需要持续时间测算，指出坚持5年，献血4000毫升，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从道德上来说为其子女加1分也不为过。而且他还强调“相比于中国无偿献血的‘吝啬’的福利补偿和每每捉襟见肘的献血量来说，这样的奖励以来可以暖暖那些默默坚持献血者的心，虽然他们不一定会用得着；再者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为无偿献血做贡献，一点都不为过。”两篇文章一篇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出发，另一篇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论点虽异，但论证充分合理，都能使人信服。
然而，无论是在古代公文还是现代公文中，出于其为政治服务的特殊功能，所提的论点、论据、论证内容都必须有明确的导向性。自古以来曹操的公文就是以不守陈规、不拘一格著称。他在公文《止省东曹令》中写道：“日出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全文共5句，21个字，前四句用巧用比喻，说明日出于东方，月亮明亮于东方，人们在提到方向时，首先想到的也是东方，以此来论证东方的重要性。最后一句用反问，表明态度，东曹不可撤。这篇公文连最基本的主体部分也没有，但论证巧妙、充分，导向鲜明，故执行者能准确领会他的意图并全力贯彻执行。又如2012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钓鱼岛是中国的故有领土》白皮书。文中写道“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坚决反对和遏制日本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这样论断性的文字，掷地有声，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导向作用，为中国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在公文撰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并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它是公文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是叙事、说明等表达方式所替代不了的。当代公文议论中所体现出的客观性、论断性、导向性特征不仅方便了公文办理，提高了办理的质量和效率，更增强了当代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强化了它的工具性功能。在现代公文中应用议论的表达方式时也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导向鲜明、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这样才更有利于政务的解决，实现公文的价值。
注释：
①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7.
②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7
-128.
③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8.
关键词： 公文 议论 特点
议论，是一种公文中常见的表达手段。它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表达自己见解，以及驳斥他人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它常被与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一起综合运用。
一
关于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很多人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现代公文因为其权威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不断强化，故多采用叙述、说明等表达方式，很少采用议论。
徐望之先生在《公牍通论》中写道“公文之结构，自其实质言之，除一二特殊性质之公文，如任免令、任命状等文之外，虽名称各异，详简互殊，总不外依据，引申，归结三段结构而成。”[1]在此所提到的一般公文的结构即为“依据”、“引申”、“归结”三部分。依据是公文行文的必备要素，“凡行一公文，必先有所依据”。“引申者，即以依据为张本，从而推论新事实之如何处理，引申种种确切不可颠覆之理由”②。归结就是对公文的全部内容进行总结、论断。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引申部分在公文中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故公文中的议论成分绝大部分应该集中于引申的部分。“凡有引申，必本充实之理由，为谨言之论断，万不可略得一知半解，即沾沾自喜，信口侈谈，一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③对于公文的逻辑结构中引申部分，徐望之先生强调要理由充分，论断严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能脆弱而不可自恃，一经反诘，立即崩溃。
在古代公文中，议论必不可少，特别是在臣子上呈给帝王的文书中，议论的成功与否更是决定了皇帝是否会采纳文书中的意见或者建议。例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一篇古代文书中议论文的典范。作者在开头开宗明义，提出论点即“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为了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首先从历史谈起，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手法，铺排了四君皆以客之功而使国家强盛的事实，论证了重用客卿的重要性。接着，他将笔锋转向现实，运用正反对比论证将秦王重他国之物而轻他国之人进行对比，反复论证，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逐客之举不仅不能使统一天下、国家兴亡，还会埋下亡国的隐患。作者在论证时，理足词胜，雄辩滔滔，由轻到重，步步推进，避免了一开始就造成激烈的冲突，使龙颜震怒，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论证方式既符合了人们心理接受规律，同时也真正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可见，一篇成功的议论性文书必须要有合理的论点，坚实而充分的论据以及巧妙的论证方式才能获得受众的认可，并且得到采纳。
在我国古代，议论在公务文书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皇权独尊”的社会现实，皇帝的意志和想法代替了法律成为管理国家的唯一准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中，法律规章的不健全导致很多政令在传达的时候会出现“上传下不达”、“上行下不效”的状况。因此，为了增强公文政令的说服力和执行力，古代公文在传达政令的同时，还会将政令确立的依据，实施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此让受众接受并遵照执行。其次，我国古代的公文的写作者一般兼有政治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们竭尽全力的在上奏给帝王的文书中提出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论证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以期君主可以采纳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上呈给君王的文书中常有如《陈政事疏》、《出师表》等名篇佳作。
和古代文书中的议论相比，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显山，不露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彻底结束了“人治”的时代，中国也就此进入了“法治”的社会，公文的改革也由此开始。古代公文因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它在承担政务功能的同时也背负这伦理功能的重担，这样的压迫也导致了古代公文最终深陷形式主义的藩篱，与最初的实用性功能背道而驰。而公文的改革，正是要让公文彻底摆脱封建的枷锁，回归原点，更好的实现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法治”社会不同于“人治”社会，它遵循“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原则，强调用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公文的制定和实施有了法律的保障，它的权威性和指令性明显增强。在最新版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从定义中运用的“传达”、“公布”、“指导”、“布置”等动词，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书原有的议政的功能在现代公文中已不复存在，现代公文主要强调的是权威性、政治性和工具性。因此，在现代公文的撰写过程中，议论不再是大篇幅的论证形式出现，而是简明扼要的进行推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
鉴于古今公文所处的社会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公文写作者等方面的不同，古今公文在议论的运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现代公文中的议论，表现出自身明显的特点，主要有：
一、不偏不倚，具有客观性。
公文议论的客观性是指公文中的论点、论据、论证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实事求是，用词准确适中，真实完整的反映发文机关意图。无论是古代公务文书还是现代公文，它们最根本的功能都是为政治服务，公文论证的客观性尤为重要。但是，因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同，二者对于公文中议论的客观性的把握存在着较大差异。 封建时代的公务文书在受到封建礼教束缚的同时也被寄予了作者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古代文书在议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众所周知，包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他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而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欧阳修却认为包拯连续弹劾了两任三司使，且自己心安理得的取而代之，这是废坏纪纲的表现。他在文中论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作者通过正论、反论、实说、虚说、真说、假说，简而有法，层层深入，强调朝廷用人，应当推崇知廉耻、懂礼让的贤士而非“学问不深，思虑不熟”的包拯等人。如此卓越的政治家坚决要弹劾世人公认的好官，这似乎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反观被包拯弹劾的两人，张方平和宋祁，这两人皆与欧阳修私交甚密，他俩被弹劾了，即使包拯弹劾他二人的理由再合乎情理，欧阳修也定不会好受。基于上述事实，为了为自己的好友鸣不平，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欧阳修在此文的议论中反其道而行，完全从主观的个人角度出发，虽然也站在为江山社稷、为人民的立场上，论证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但终究朝廷还是任用了包拯。
现代公文写作以务实为主，缘事而发，就事论事。即便是为了说服上级机关批准自己请求的请示类的公文，在分析说理时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客观的描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望得到批准。绝不能主观论断，泛泛而谈。例如在《××镇关于举办首届金花节的请示》为了使油菜花节能够得到批准，顺利举办，写道“万顷油菜花齐放，甚是壮观，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同时也提到“为推动我区乡村旅游发展，加快‘生态休闲旅游区’的建设，充分展现生态××、魅力××的美丽景观，进一步提升××的对外形象，拟举行××镇首届金花节。”这两个申请理由，一个从客观的自然情况的角度分析，突出油菜花是当地的自然优势，花开之际，景色醉人，应当合理利用。另一个则从金花节举办的意义出发，强调活动的开展对于该地区旅游业开发以及经济发展建设的意义重大。这两个论据均来源于该镇的实际情况，它们作为请示理由，符合客观实际，事与理合，充分论证了该镇举办金花节的合理性。
相较于古代公务文书主观色彩浓郁的议论性文字，现代公文中的议论性文字体现出明显的客观性。这是因为，首先，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的权威性代替了“人治”的随意性。所以，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说服受众认可公文的内容，它只需要依据法律、事实客观的进行论证，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其次，现代公文的写作者不同于古代身兼多重身份的公文撰拟者，他们多为专职的公文写手。通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他们的公文撰制水平相较于古代作者有显著的提高，故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公文的立场等方面都强调以务实为主，分析说理也注重客观实际。最后，现代公文中很少有以个人名义发放的公文，而这在古代公文中却屡见不鲜。这就决定了现代公文在撰制过程中必须将个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公文论述中的主观性被明显削弱，客观性占据主导。而古代公文中常饱含着作者的个人情感，抒发了作者自身的政治报复和理想。因此，它所谓的客观也是站在个人主观的立场上的客观，是主观性主导下的客观。
二、言简意赅，具有论断性。
人们之所以对现代公文中是否有议论的成分存在质疑，是因为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主要以简短的论断的形式出现，而非如古代文书一般，洋洋洒洒，肆意挥毫。
以古代公文代表作之一《陈情表》为例，《陈情表》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书，全文分为四段，通篇围绕“辞不就职”的论点展开。在论证过程中，李密巧妙的利用了晋武帝重礼、重孝的思想观念，全文紧扣“孝”字，字字有情，句句含泪，最终打动了晋武帝，同意了自己的请求。作者在论证时，结合了记叙、抒情等多种写作手法，他并没有将孝情一泻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让它在文章的不同层次、不同前提下出现，层层推进，最终表达了自己“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心愿以及定会在刘氏百年之后为晋武帝“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决心。这样的论证方式在古代文书中是非常常见的，古代的臣子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可，往往会采用举例论证、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式，自古及今，反复论证自己观点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以求得到帝王的认可。
古代公文的论证方式与现代政论文中的议论方式较为相近，在确立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后，文章就要围绕着论点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展开论证。然而，在现代公文中，议论往往言简意赅，只是提出论断，不需要对此论断进行具体的分析阐述。例如在《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的导语部分指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称科研设施与仪器）是用于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的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手段。近年来，科研设施与仪器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域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综合效益日益显现。同时，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部分科研设施与仪器重复建设和购置，存在部门化、单位化、个人化的倾向，闲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现提出以下意见。”这篇意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地位，二是科研设施与仪器发展的现状即存在的问题，三是表明发文目的，提出相关意见。第一部分即第一句话，作者就用了两个“是……”的定义式论断明确了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地位及重大意义。第二部分即二三两句话，采用了短句式的论断，分别指出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发展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这样说，作者并没有展开详细展开。同时，导语的一、二两部分与第三部分构成了论证关系，因为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发展很重要，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要提出相关意见。在现代公文中这种论断式的导语非常常见，它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就事论事，体现了现代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为何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常以论断的形式出现？这主要是由现代公文的功能和特点决定的。不同于古代公文在撰制的过程中，因为撰制者写作目的和个人文风的不同，使古代公文呈现出多样的写作风格以及较强的主观色彩。现代公文强调的是总体上的整齐划一以凸显公文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工具性。现代公文的功能主要有颁布法律法规、指挥部署、通知晓谕、请示报告、商洽工作、凭证依据等。具有前三个功能即指挥性、部署性、知照性的公文，多为下行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派发指令要求，下级机关必须令行禁止，严格贯彻执行。故以论断形式进行论证，显示出下行文的严肃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有助于增强公文的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请示报告的功能主要出现于报请类的上行文中，这类公文主要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请求指示以及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必须态度中肯，把握分寸，不能泛泛而谈，空发议论。即使是要陈述理由、意见，也应根据实情用论断的形式逐项提出，条理清晰，言简意精。商洽公文的平行文主要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在这种特殊的行文关系中，机关之间交流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对方协助，出于相互间的尊重，在论证时更不宜长篇大论、雄辩滔滔，以论断形式点到即止即可。
三、实事求是，具有导向性。
公文中的议论不同于一般政论文中的议论。一般议论文正如只需提出自己的论点，然后围绕论点找出相应论据进行论证，言之成理即可。然而，在现代公文中，议论的内容必须具有正确的导向性，这种正确的导向是指它的内容必须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完整准确体现发文机关意图，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且文中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必须切实可行。
例如，同样对浙江浦江县在2014年7月出台的“父母献血，直系子女中考加分”的新政策，不同的人就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评论。题为《“加分献血”扭曲了公益本心》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不仅仅是扭曲了公益本心，驱散了‘无偿献血’的神圣光韵，更是‘优惠政策’的滑坡、僭位、出格。总体来说，这不但导致公益本心扭曲，还可能使得教育秩序混乱。”该文章的论点符合了大众的普遍认知，但是仍有题为《“献血加分”需要更多善意解读》的文章从对献血量，献血需要持续时间测算，指出坚持5年，献血4000毫升，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从道德上来说为其子女加1分也不为过。而且他还强调“相比于中国无偿献血的‘吝啬’的福利补偿和每每捉襟见肘的献血量来说，这样的奖励以来可以暖暖那些默默坚持献血者的心，虽然他们不一定会用得着；再者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为无偿献血做贡献，一点都不为过。”两篇文章一篇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出发，另一篇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论点虽异，但论证充分合理，都能使人信服。
然而，无论是在古代公文还是现代公文中，出于其为政治服务的特殊功能，所提的论点、论据、论证内容都必须有明确的导向性。自古以来曹操的公文就是以不守陈规、不拘一格著称。他在公文《止省东曹令》中写道：“日出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全文共5句，21个字，前四句用巧用比喻，说明日出于东方，月亮明亮于东方，人们在提到方向时，首先想到的也是东方，以此来论证东方的重要性。最后一句用反问，表明态度，东曹不可撤。这篇公文连最基本的主体部分也没有，但论证巧妙、充分，导向鲜明，故执行者能准确领会他的意图并全力贯彻执行。又如2012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钓鱼岛是中国的故有领土》白皮书。文中写道“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坚决反对和遏制日本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这样论断性的文字，掷地有声，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导向作用，为中国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在公文撰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并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它是公文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是叙事、说明等表达方式所替代不了的。当代公文议论中所体现出的客观性、论断性、导向性特征不仅方便了公文办理，提高了办理的质量和效率，更增强了当代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强化了它的工具性功能。在现代公文中应用议论的表达方式时也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导向鲜明、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这样才更有利于政务的解决，实现公文的价值。
注释：
①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7.
②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7
-128.
③徐望之.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1988，10（第一版）：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