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6日，财政部官网发布《2020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显示，2020年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61亿元已全部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连续5年保持每年200亿元增量。
　　扶贫资金被称为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舆论认为，在财政收支形势严峻、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的情況下，财政部门持续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彰显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但不可回避的是，扶贫资金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违规招投标、盲目决策导致资金大量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因管理与使用方面不科学，也造成了资金闲置等现象，阻碍了扶贫攻坚进程，影响了贫困群众的利益。
　　财政部原副部长胡静林曾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讲，贫困县并‘不差钱’，关键是要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强化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和审计力度，同时，采取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推广“菜单式扶贫”等举措。这些“堵”与“疏”并存的做法，降低了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概率，显著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来源多渠道化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扶贫资金来源有多种形式：有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有金融机构的小额扶贫贷款等信贷资金，还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帮扶资金等等。
　　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持续增加。从2011年到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272亿元增长到467.45亿元。交通、水利、农业、国土等行业部门也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仅农村饮水安全一项，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就安排资金125亿元。
　　201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战之年。2017年6月23日，时任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在财政投入上，201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中央为667亿元，增长43.4%;省级为493.4亿元，增长56.1%。
　　8月6日，财政部官网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61亿元已全部下达，连续5年保持每年200亿元增量。资金分配时，重点向“三区三州”和“三区三州”之外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以及挂牌督战地区倾斜。以挂牌督战县、村为重点，在中央财政权责发生制结转资金中一次性安排用于脱贫攻坚的综合性财力补助资金300亿元，目前已下达290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克服疫情影响，重点用于补齐挂牌督战县因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贫困劳动力就业等问题。

三区三州和14个连片特困地区

　　“三区三州”的“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
　　地方上的一些扶贫办干部、财政干部也感受到了近年来扶贫资金规模的持续增大。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规划财务处处长张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2年至今，内蒙古累计投入扶贫资金总计有730亿元左右，以2013年全区157万人贫困人口来计算，人均扶贫资金达到4万余元。其中，去年和今年，全区扶贫资金的投入都超过100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规划财务处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2020年，内蒙古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61.4亿元。2020年，中央、自治区、盟（市）、旗（县）四级财政计划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12.3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中央投入28.2亿元、同比增长14.7%，自治区投入51.5亿元、同比增长14.8%，盟市旗（县）投入32.6亿元、同比增长11.6%。
　　2016～2020年，内蒙古全区31个国贫旗（县）计划整合资金规模297.53亿元。其中，2020年，31个国贫旗（县）计划整合资金72.45亿元，较去年增加了5525萬元。
　　云南省昭通市财政局副局长陈道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昭通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地级市。2015年至2020年7月底，昭通市共投入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391.84亿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7.27亿元、易地扶贫搬迁资金190.71亿元、农危改资金48.9亿元、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14.96亿元。陈道强称，在大量扶贫资金的帮扶下，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4年末的185.07万人下降至2019年末的15.9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4.8%下降至3.4%。
　　企业的援助、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等也是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2019年9月20日，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入围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前100家中国企业中，共75家公开披露扶贫工作信息。55家披露了扶贫资金投入的中国100强企业共投入扶贫资金49.35亿元，6家中国100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总计达6078.04亿元。
　　在扶贫攻坚之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中央企业仍然表态不压缩扶贫投入。2020年3月6日，新华社报道称，中央企业2020年定点扶贫各项指标任务已经明确，中央企业将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承诺对246个定点扶贫县投入无偿帮扶资金32.01亿元，比上年计划数增加6.92亿元。
　　6月28日，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企扶贫基金）在北京召开会议。央企扶贫基金总经理王维东表示，央企扶贫基金成立三年来共计募资314亿元，全年投资项目近百亿元，遍布全国27个省、260个县，覆盖了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撬动社会资本超2100亿元;推动社会效益闭环管理，密切利益联结机制，已投项目将带动贫困地区42万人直接或间接就业，为就业人口每年提供收入35亿元，为地方政府每年提供税收25亿元。
　　近年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也为扶贫工作注入了大量资金。8月28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以工代赈办主任彭小菊称，今年以来，四川持续加大与浙江、广东两省合作。今年已协调两省投入财政帮扶资金12.9亿元，编制实施特色农牧产品种养基地、农产品加工园区等项目303个。

遏制扶贫腐败效果显著

　　在各类扶贫资金不断注入的同时，有没有官员发“扶贫财”，资金是否完全落实到扶贫项目上，一直备受关注。从过往相关通报可见，扶贫资金领域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2017年，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曾对外通报过多起典型案例。比如，青海省都兰县2015年重复申报察汗乌苏镇上庄村和夏日哈镇沙珠玉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套取财政扶贫资金1720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县2015年安排财政扶贫资金576.5万元用于新修防渗渠53.9公里，经核实，实际仅建设29.888公里，套取财政扶贫资金264.2万元;贵州省纳雍县将2011～2015年财政扶贫资金880万元出借给多家企业，用于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江西省余干县扶贫项目招投标管理混乱，招投标资料存在不同开标人员笔迹一致，甚至同一人拿三家公司介绍信参加项目投标情况;2015～2016年江西爱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共中标215个扶贫项目，涉及财政扶贫资金6420万元，而中标单位并未参与项目建设，靠转包项目赚取管理费。
　　2017年1月至3月，审计署组织13个特派办与20个省审计厅（局），重点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8个贫困县2016年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有105个县的11.3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信息不准确或未及时更新，有的已置办高档轿车、商品房等却未及时退出;有58个县的22.12亿元扶贫贷款和贴息补助未按规定使用;有55个县的367个易地搬迁和以工代赈项目存在前期论证不充分;有53个县的189个项目因脱离实际、管护不到位等，建成后改作他用或废弃，涉及扶贫资金1.41亿元;有119个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推进慢，基本还按原渠道、原方式，分头申报、实施和管理，其中84个县形成闲置资金19.54亿元，有6.23亿元闲置两年以上。
　　中央高层也曾多次强调，务必依法严厉打击扶贫领域贪污腐败行为。201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对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严惩处。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对挪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严肃处理。
　　2016年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被纳入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2017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规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负责对省级管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各省财政、扶贫部门负责对省以下管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纳入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考核，并作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的因素之一。 　　该办法规定：对各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绩效评价依据所设定的指标逐项计分后确定总得分（东部省总得分按比例折算）。根据得分将评价结果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优秀（≥90分）、良好（≥8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