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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洲著名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的孤独、恐惧、荒诞及其异化的现象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其创作手法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作家余华。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创作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亦存在着差异，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关键词：弗兰茨·卡夫卡 余华 创作 异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变形记》是欧洲著名表现主义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荒诞的形式和真实的情节描写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人变虫”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被家人当作赚钱的工具，被老板当作奴隶般使唤，每日任劳任怨，如同一个陀螺，没有任何的自主可言，他变成了“巨大的甲虫”之后仍心系父亲的债务，妹妹的学费，然而他的亲人将他视为累赘，将他抛弃，他最终绝望而死。《在细雨中呼喊》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进入90年代告别“虚伪的形式”的长篇力作，小说中，余华以一个年轻人孙光林的口吻，将一个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缓缓道来。余华曾经说过：“在我想象力和情绪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可见，他的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从卡夫卡等名家的艺术当中解脱出来，探寻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创作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亦存在着差异，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 两者都体现了寓言式的心理自传特征
20世纪寓言化倾向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现代和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段。《变形记》与《在细雨中呼喊》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还得替五年前破产的父亲还清债务，设法让爱好音乐的妹妹进入艺术学院深造。为此，他必须做着旅行社推销员这个工作，不敢有所变动，整日奔波劳碌，经常为了不误第二天的舟车行期，晚上也只能提心吊胆地睡个囫囵觉。这种极度紧张的生存竞争和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剥夺了他的所有消遣和追求，使他沦为养家糊口的工具。他说，“如果不是为了父亲而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生命对于他来说失去了意义，他好像在为家人而活。格里高尔的肉体及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他渐渐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类的本质，变成了非人类，是被外在力量任意支配的物种。小说貌似荒诞，读者却能够从中看到一个直指现实世界的真实，这种真实来源于作者对人物处境和心理的把握，而卡夫卡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准地把握这样的处境及心理，是因为他对生活有着真切的体会。在卡夫卡的童年时代，他常被粗暴专制的父亲毫无缘由地斥责，而且父亲从来没有给他父亲般的爱和关心，这使得卡夫卡没有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亲情，反而一直惧怕自己的父亲，他曾说：“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与其作品中亲情淡漠的现象如出一辙，可见其作品具有自传性的特点。卡夫卡以敏感、忧郁的笔触描述了在那个充满扭曲及矛盾的世界里生存在底层的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他们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他们深受迫害却无力反抗，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恐惧，他们的精神状况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卡夫卡以寓言式的写作特征将他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展现给读者。
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人生悲剧的寓言，那么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则是一部成长的寓言。与余华早期作品中故弄玄虚的文本游戏不同，《在细雨中呼喊》告别了迷恋形式结构和语言技巧的模式，可谓是由“先锋”转向现代写实的代表作品。小说中，余华以一名年轻人孙光林的身份，讲述了他童年时的兄弟、少年时的朋友，乃至他的曾祖父，由此深切剖析人生各个阶段中所经历的各种痛楚。这部小说是一个绝望童年的心理自传，是作家余华自我灵魂的告白，是他人生的血书。余华曾在他的随笔中写道：“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可见，生于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海盐县的余华，具有细腻敏感的精神气质，这与他童年时期在医院太平间午睡的经历息息相关。一般人认为很平常的事情，在他的心中也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是内心断裂、坍塌式的感受，这明显与现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外来世界的非一般的感受，与余华自身敏感细腻的气质息息相关。卡夫卡与余华在精神遭遇上同样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从某种层面上说，是卡夫卡解放了余华，余华受到卡夫卡的启发，在文学创作中模仿卡夫卡的手法，努力穿过现实世界的障碍，用天马行空式的写作手法表述自己的思想深度。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卡夫卡式写作的精髓。
二 作品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
两位作家在两部作品里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二者在对待父权的态度上有很多差异。卡夫卡身处“排犹”情绪严重的西方社会，又对奥匈专制统治感受深刻，而在家庭中又有专制父亲对他的严密控制。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身体健壮，经济实力雄厚的成功商人，他有着自己的店铺，社会地位较高，他对卡夫卡抱有很高的期望，意欲将卡夫卡培养成为身体健壮且勇敢的男孩，以使他获得社会的认同及尊重。然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的儿子卡夫卡从小就体弱多病且精神敏感，粗暴专制的父亲从来没有给卡夫卡温暖的爱与关心，这使得他敏感的内心更增添了对父亲的畏惧。强大的父亲亦给卡夫卡以极端的对照，他认为父亲才是真正的卡夫卡，而他自身的精神也逐渐被阴性化，他自身的能力也逐渐被消解。在他的笔下，父权已经成为绝对权威的力量，这种力量压在他的身上，使身为儿子的他无法喘息。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对父亲进行嘲讽，但这只是他内心的想象，他对父亲仍是唯命是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是重压下的一种释放，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没有对自己的变形做过多的思考，他唯一想到的是，还要赶公交去上班，不然父亲的债怎么还，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
“卡夫卡描写父子冲突，他不仅把父亲看作是旧统治的代表，而且还把父亲看作是统摄一切的最高权威，面对这个权威，他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怀有深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与两难处境在余华那里，荡然无存。”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的父亲形象则被余华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孙广才年仅9岁的儿子孙光明为了救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事迹被县广播站报道后，孙广才一跃成了英雄的父亲，这个称谓使得孙广才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想将此当作脱贫致富的机会，他认为政府应给予他相应的嘉奖，但是梦想破灭了，由此带来的深深的失落感使他铤而走险去找被救者的家人勒索。在余华的笔下，孙广才这个父亲是卑劣的、虚伪的、贪婪的、荒谬的、凶恶的无赖，他将原本贫困的家庭弄得更为不堪。如此叙述，使我们看到儿子对父亲的有力揭露，父亲的权威被瓦解了。在余华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或者是罪孽深重，或者是阴险狡诈，总之不是令人起敬的人物。父亲们既没有半点父亲该有的神圣和权威，也没有半点以身作则的气概，即便在行使着所谓的父亲的权利，在他的儿子看来也是胡作非为的，而父亲的蛮横无理换来的是儿子们对他的仇恨和鄙视，这样的形象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孙广才并不是丑恶凶残的，然而当他作为“父亲”被书写时，他已不是一个人的父亲，而是儿子们的父亲。对他的“诬蔑丑化”，表明儿子们对父亲的蔑视和背叛，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其父亲的权威在儿子们的嘲笑中丧失。 三 叙事艺术的异同
两部小说在叙述人称上都采用第三人称，但是两者在叙事中又有所不同，《变形记》运用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而《在细雨中呼喊》则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变形记》则比《在细雨中呼喊》显得复杂：《变形记》采用了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和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在细雨中呼喊》虽然也采用了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叙述中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两部作品的内在主线都是一样的，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及心理体验完成的。例如，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后，其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小说中写道：
“一天早上，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他仰卧着，后背坚硬得像铁甲一般，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的最高处，被子已经盖不住，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他长着长腿，这些腿与巨大的身躯相比显得很细，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扑通着。”
作者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变成甲虫之后的情绪，并未加入一点任何主观性的评论。在整个作品中，作者都是采用这种客观的态度，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动声色地讲述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虽然是在叙述一段悲惨的人生经历，但如此悲惨的经历，作者却运用了客观冷静的叙述方法来叙述。作者深知格里高尔的处境艰难和亲人朋友的冷漠无情，但他没有进行主观性的介入，没有直接表现出对格里高尔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憎恶。在冷静客观地叙述每一个细节后，主人公没有直言的痛苦和辛酸就一步步地带给了读者。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个椭圆，它具有两个相距很远的焦点，其中一个由神秘的体验（特别是那种关于传统的体验）所决定的，另一个是由现代大城市的居住者的体验所决定的。”卡夫卡正是采用了这种双重聚焦点，再与巧妙运用的人物视角相连，在荒诞变形的艺术世界中寻找到了现实的踪影。与传统小说使用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同，在《变形记》中，作者采用了人物视角，即叙事者和主人公共用一双眼睛，一个大脑，叙述者见主人公所见，想主人公所想，他不再居高临下无所不知。作者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使得小说中的描述更符合主人公物化后的身份。
《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用孙光林的视角叙述他的成长体验，孙光林在成长过成中的绝望与恐惧的心理构成了小说的脊梁。在这部作品中，余华的叙述并不像卡夫卡那般客观冷静，而是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余华把情感倾注在孙光林身上，在幼年生活的怪异和少年时代的狂乱中，读者感到深挚的童年记忆，从而产生一些成人化的思考。事实上，余华花大量笔墨去发掘埋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心理经验，那些故事情境，以童年的心情为中介环节来加以推动。主人公关于童年的心理记忆可归结为四个字：孤立无援。主人公被父亲殴打，同龄的孩子则在周围饶有兴趣地观看，如同看戏一般，而他的亲兄弟也在那里神气十足地维持秩序，这一切都给主人公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作者用坦诚的笔致，写出了少年一次次的颤抖，奇妙的幻想，无法拒绝的恐惧，莫名的罪恶。余华站在了孙光林的立场去看世界，采用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丰富了叙述的盲区，推动了小说情节的演变，在小说中，能看到余华从“先锋”到“传统”的转变，叙述者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不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叙述侵略者，而是努力地在消解自己作者的身份。作品中主人公的回忆、联想及其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主人公焦虑恐惧绝望等心理历程，都体现了作家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特点。
总之，余华的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变形记》与《在细雨中呼喊》都体现了寓言式的心理自传特征，并且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但二者对待父权的反抗力度有明显的不同；在叙述艺术方面，两部作品都采用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但其主观介入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因而产生叙述视角上的差异，使两部作品体现出不同的风格。
参考文献：
[1] 方爱武：《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余华与卡夫卡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4] 卡夫卡，孙坤荣等译：《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葵，女，1978—，贵州安顺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弗兰茨·卡夫卡 余华 创作 异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变形记》是欧洲著名表现主义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荒诞的形式和真实的情节描写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人变虫”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被家人当作赚钱的工具，被老板当作奴隶般使唤，每日任劳任怨，如同一个陀螺，没有任何的自主可言，他变成了“巨大的甲虫”之后仍心系父亲的债务，妹妹的学费，然而他的亲人将他视为累赘，将他抛弃，他最终绝望而死。《在细雨中呼喊》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进入90年代告别“虚伪的形式”的长篇力作，小说中，余华以一个年轻人孙光林的口吻，将一个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缓缓道来。余华曾经说过：“在我想象力和情绪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可见，他的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从卡夫卡等名家的艺术当中解脱出来，探寻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创作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亦存在着差异，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 两者都体现了寓言式的心理自传特征
20世纪寓言化倾向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现代和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段。《变形记》与《在细雨中呼喊》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还得替五年前破产的父亲还清债务，设法让爱好音乐的妹妹进入艺术学院深造。为此，他必须做着旅行社推销员这个工作，不敢有所变动，整日奔波劳碌，经常为了不误第二天的舟车行期，晚上也只能提心吊胆地睡个囫囵觉。这种极度紧张的生存竞争和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剥夺了他的所有消遣和追求，使他沦为养家糊口的工具。他说，“如果不是为了父亲而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生命对于他来说失去了意义，他好像在为家人而活。格里高尔的肉体及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他渐渐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类的本质，变成了非人类，是被外在力量任意支配的物种。小说貌似荒诞，读者却能够从中看到一个直指现实世界的真实，这种真实来源于作者对人物处境和心理的把握，而卡夫卡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准地把握这样的处境及心理，是因为他对生活有着真切的体会。在卡夫卡的童年时代，他常被粗暴专制的父亲毫无缘由地斥责，而且父亲从来没有给他父亲般的爱和关心，这使得卡夫卡没有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亲情，反而一直惧怕自己的父亲，他曾说：“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与其作品中亲情淡漠的现象如出一辙，可见其作品具有自传性的特点。卡夫卡以敏感、忧郁的笔触描述了在那个充满扭曲及矛盾的世界里生存在底层的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他们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他们深受迫害却无力反抗，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恐惧，他们的精神状况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卡夫卡以寓言式的写作特征将他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展现给读者。
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人生悲剧的寓言，那么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则是一部成长的寓言。与余华早期作品中故弄玄虚的文本游戏不同，《在细雨中呼喊》告别了迷恋形式结构和语言技巧的模式，可谓是由“先锋”转向现代写实的代表作品。小说中，余华以一名年轻人孙光林的身份，讲述了他童年时的兄弟、少年时的朋友，乃至他的曾祖父，由此深切剖析人生各个阶段中所经历的各种痛楚。这部小说是一个绝望童年的心理自传，是作家余华自我灵魂的告白，是他人生的血书。余华曾在他的随笔中写道：“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可见，生于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海盐县的余华，具有细腻敏感的精神气质，这与他童年时期在医院太平间午睡的经历息息相关。一般人认为很平常的事情，在他的心中也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是内心断裂、坍塌式的感受，这明显与现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外来世界的非一般的感受，与余华自身敏感细腻的气质息息相关。卡夫卡与余华在精神遭遇上同样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从某种层面上说，是卡夫卡解放了余华，余华受到卡夫卡的启发，在文学创作中模仿卡夫卡的手法，努力穿过现实世界的障碍，用天马行空式的写作手法表述自己的思想深度。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卡夫卡式写作的精髓。
二 作品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
两位作家在两部作品里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二者在对待父权的态度上有很多差异。卡夫卡身处“排犹”情绪严重的西方社会，又对奥匈专制统治感受深刻，而在家庭中又有专制父亲对他的严密控制。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身体健壮，经济实力雄厚的成功商人，他有着自己的店铺，社会地位较高，他对卡夫卡抱有很高的期望，意欲将卡夫卡培养成为身体健壮且勇敢的男孩，以使他获得社会的认同及尊重。然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的儿子卡夫卡从小就体弱多病且精神敏感，粗暴专制的父亲从来没有给卡夫卡温暖的爱与关心，这使得他敏感的内心更增添了对父亲的畏惧。强大的父亲亦给卡夫卡以极端的对照，他认为父亲才是真正的卡夫卡，而他自身的精神也逐渐被阴性化，他自身的能力也逐渐被消解。在他的笔下，父权已经成为绝对权威的力量，这种力量压在他的身上，使身为儿子的他无法喘息。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对父亲进行嘲讽，但这只是他内心的想象，他对父亲仍是唯命是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是重压下的一种释放，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没有对自己的变形做过多的思考，他唯一想到的是，还要赶公交去上班，不然父亲的债怎么还，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
“卡夫卡描写父子冲突，他不仅把父亲看作是旧统治的代表，而且还把父亲看作是统摄一切的最高权威，面对这个权威，他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怀有深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与两难处境在余华那里，荡然无存。”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的父亲形象则被余华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孙广才年仅9岁的儿子孙光明为了救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事迹被县广播站报道后，孙广才一跃成了英雄的父亲，这个称谓使得孙广才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想将此当作脱贫致富的机会，他认为政府应给予他相应的嘉奖，但是梦想破灭了，由此带来的深深的失落感使他铤而走险去找被救者的家人勒索。在余华的笔下，孙广才这个父亲是卑劣的、虚伪的、贪婪的、荒谬的、凶恶的无赖，他将原本贫困的家庭弄得更为不堪。如此叙述，使我们看到儿子对父亲的有力揭露，父亲的权威被瓦解了。在余华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或者是罪孽深重，或者是阴险狡诈，总之不是令人起敬的人物。父亲们既没有半点父亲该有的神圣和权威，也没有半点以身作则的气概，即便在行使着所谓的父亲的权利，在他的儿子看来也是胡作非为的，而父亲的蛮横无理换来的是儿子们对他的仇恨和鄙视，这样的形象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孙广才并不是丑恶凶残的，然而当他作为“父亲”被书写时，他已不是一个人的父亲，而是儿子们的父亲。对他的“诬蔑丑化”，表明儿子们对父亲的蔑视和背叛，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其父亲的权威在儿子们的嘲笑中丧失。 三 叙事艺术的异同
两部小说在叙述人称上都采用第三人称，但是两者在叙事中又有所不同，《变形记》运用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而《在细雨中呼喊》则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变形记》则比《在细雨中呼喊》显得复杂：《变形记》采用了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和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在细雨中呼喊》虽然也采用了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叙述中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两部作品的内在主线都是一样的，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及心理体验完成的。例如，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后，其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小说中写道：
“一天早上，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他仰卧着，后背坚硬得像铁甲一般，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的最高处，被子已经盖不住，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他长着长腿，这些腿与巨大的身躯相比显得很细，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扑通着。”
作者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变成甲虫之后的情绪，并未加入一点任何主观性的评论。在整个作品中，作者都是采用这种客观的态度，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动声色地讲述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虽然是在叙述一段悲惨的人生经历，但如此悲惨的经历，作者却运用了客观冷静的叙述方法来叙述。作者深知格里高尔的处境艰难和亲人朋友的冷漠无情，但他没有进行主观性的介入，没有直接表现出对格里高尔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憎恶。在冷静客观地叙述每一个细节后，主人公没有直言的痛苦和辛酸就一步步地带给了读者。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个椭圆，它具有两个相距很远的焦点，其中一个由神秘的体验（特别是那种关于传统的体验）所决定的，另一个是由现代大城市的居住者的体验所决定的。”卡夫卡正是采用了这种双重聚焦点，再与巧妙运用的人物视角相连，在荒诞变形的艺术世界中寻找到了现实的踪影。与传统小说使用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同，在《变形记》中，作者采用了人物视角，即叙事者和主人公共用一双眼睛，一个大脑，叙述者见主人公所见，想主人公所想，他不再居高临下无所不知。作者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使得小说中的描述更符合主人公物化后的身份。
《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用孙光林的视角叙述他的成长体验，孙光林在成长过成中的绝望与恐惧的心理构成了小说的脊梁。在这部作品中，余华的叙述并不像卡夫卡那般客观冷静，而是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余华把情感倾注在孙光林身上，在幼年生活的怪异和少年时代的狂乱中，读者感到深挚的童年记忆，从而产生一些成人化的思考。事实上，余华花大量笔墨去发掘埋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心理经验，那些故事情境，以童年的心情为中介环节来加以推动。主人公关于童年的心理记忆可归结为四个字：孤立无援。主人公被父亲殴打，同龄的孩子则在周围饶有兴趣地观看，如同看戏一般，而他的亲兄弟也在那里神气十足地维持秩序，这一切都给主人公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作者用坦诚的笔致，写出了少年一次次的颤抖，奇妙的幻想，无法拒绝的恐惧，莫名的罪恶。余华站在了孙光林的立场去看世界，采用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丰富了叙述的盲区，推动了小说情节的演变，在小说中，能看到余华从“先锋”到“传统”的转变，叙述者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不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叙述侵略者，而是努力地在消解自己作者的身份。作品中主人公的回忆、联想及其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主人公焦虑恐惧绝望等心理历程，都体现了作家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特点。
总之，余华的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变形记》与《在细雨中呼喊》都体现了寓言式的心理自传特征，并且都有对父权的嘲讽和控诉，但二者对待父权的反抗力度有明显的不同；在叙述艺术方面，两部作品都采用意识中心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但其主观介入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因而产生叙述视角上的差异，使两部作品体现出不同的风格。
参考文献：
[1] 方爱武：《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余华与卡夫卡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4] 卡夫卡，孙坤荣等译：《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葵，女，1978—，贵州安顺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