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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上海,已经发展为超过24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这当中,非户籍外来人口超过一千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五百万,正式注册的外国公民超过十五万。与此对应的是,上海社区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结构。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四个多月来,如何在垃圾分类行动中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落地,成为上海各个社区面临的一道难题。
施行之初,不少社区抱着“21天养成一个习惯”的设想,以为条例出台后,垃圾分类不过是居民自然而然的行为。但事实比想象更加复杂,甚至连一个垃圾箱房建在何处,都要经过反反复复的考量和协商。
“垃圾分类不只是为了垃圾分类。”在上海市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看来,垃圾分类是在“集体性问题”和“共同性学习”中推动社区自治。
历经更多的反复和探索后,上海的多元社区才逐渐找到各自适切的治理方式。
迷你社区:自治要讲人情味
“社区领袖”是上海社区内较为流行的一种称呼。出生于1949年的王国扬正是陶瓷大楼居民眼中的“社区领袖”。他的正式职务是静安区海昌居委会秘书长。
王国扬所在的小区面积不大,仅有陶瓷大楼一栋,总共42户居民。他兴趣广泛,精力旺盛,讲起话来常能滔滔不绝,对每户居民的大事小情足够热心。身为这个仅有独栋7层楼的“社区领袖”,王国扬的核心理念是,“社区自治,就要把人抓好,人和人的距离近了,就都好办了。”
11月13日晚,王国扬正在楼旁20米的居民会办公室清理书架。7点一过,按照垃圾投放“定时定点”的管理方式,垃圾箱房随即被值班保安锁好,还没几分钟,6楼居民曹瑞芳提着一袋垃圾急匆匆赶到。因为楼层高,又没电梯,她行动慢了一拍,不知该怎么办,只得站在门口左顾右盼。
这被正出门的王国扬看到,“垃圾先放地上,我看着,你快去忙。”他把事情揽下来,等了七八分钟,等保安巡逻回来后,又把实情告知,在保安协助下,把迟到几分钟的垃圾投放进箱房内。
“垃圾分类,管理是死的,但楼上楼下都认识,要融通,也得变通。”迷你社区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做社区自治,要顾及情面,还要互帮互助。“自治不能搞复杂,都是邻居,要简单一些。”这是王国扬的社区自治之道。
王国扬告诉《南风窗》记者,刚开始听到“社区自治”这个号召时,他也不怎么理解,在潜意识里,那是区里和街道要负责的事情,居委会和居民没什么责任,是要“被自治”的对象。
但早在两年前,陶瓷大楼就被选为上海市垃圾分类试点,2017年9月18日,社区的垃圾分类正式启动。
小区住户大多是上海市陶瓷总公司退休员工,集体主义思想在退休老年人当中尤为浓厚。虽仅有42户,但党员就有12个。在党员组织下,社区建立起10人组成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固定团队。
垃圾分类甫一开始,每天都有7名志愿者轮流进行值班,手把手教老人们怎样垃圾分类。有的老人脾气大,一听就不耐烦,“你以为我不会还是怎么的?”党员志愿者不辩驳,自己把分错的垃圾拣出来,两三次下来,大家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这之后不久,社区流行起“只讲大学”这样一个笑称,谁只说不做,谁就是“只讲大学毕业生”。
党员帶头是上海垃圾分类社区动员的普遍做法,但在这座既是老同事又是老邻居的迷你社区里,这一方式对老同志们显得尤有说服力。
在他看来,社区自治无非是安全、环境和文娱活动三方面,但都得围绕着“人情味”这个词来摸索。
邻里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42户居民,在居委会组织下,社区老顽童俱乐部形成演奏队、舞蹈队、老顽童俱乐部、越剧班等“好几套班子”,“人和人之间关系好了,才能实现自治。”93岁的阿妈每周三都要坚持下楼听越剧班表演,老阿妈一坐就到中午十一点半,其他住户一起表演一起活动的劲头越来越大。
“寓教于乐更重要。”曹瑞芳告诉《南风窗》记者,居委会每小半年就会举办一次知识竞赛,“小龙虾是什么垃圾?一颗核桃怎么处理才能被扔掉?”老人们坐在一块,没几句话,自己被自己的问答逗乐起来。
“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才能老有所为。”王国扬觉得,42户居民心往一处使,才能有精神面貌和集体目标。在他看来,社区自治无非是安全、环境和文娱活动三方面,但都得围绕着“人情味”这个词来摸索。
因为条件有限,这座建于1991年的大楼,始终使用着三箱式的垃圾箱房,这比正常的垃圾分类箱房少了一个,但三个月来,陶瓷大楼再没一个随意丢弃的垃圾袋。
超大型社区:自治要群策群力
巨型航母的转向并不容易。在7月1日垃圾分类正式施行前,特大型社区中远两湾城迟迟拿不出应对方案。对于这座普陀区苏州河畔,拥有近4万居民的航母式社区而言,垃圾分类算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直至6月下旬,整个社区才硬着头皮开展撤桶并点,撤掉原先的288个垃圾桶,在27个临时点位上摆放“四分类”垃圾桶。撤桶并点在中远两湾城有天然的困难,规划之初,小区没有设想到垃圾箱房的位置。建多少垃圾投放点,建在什么位置,怎么把理念和信息传达出去,在4万人的小区里可谓寸步难行。
7月初,住户的朋友圈里先炸开了锅,垃圾遍地、蚊蝇乱飞的照片一张又一张。11569户居民和196家商铺的生活垃圾连同建筑垃圾,也让27个点位上的垃圾桶“炸开了锅”。 在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统一要求下,建设固定投放点是中远两湾城要迈出的第一步。选在哪里,都不可能让4万人都满意,有的人嫌走得远,有的人担心垃圾臭味飘到自己家门口。一位居委会干部告诉《南风窗》记者,“在这个社区,‘让他三尺又何妨’就是个传说。”个别垃圾投放点,甚至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反复换过两三次位置。
破解这座特大型社区的垃圾分类难题,需要各方力量的协同。在普陀区垃圾分类减量办的指导下,宜川路街道联手普陀区市容绿化局、区城管执法局等职能部门,形成针对这一特大型社区的专门工作小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同时推行专职专管,设立“人员调配组”“宣传营造组”和“基础设施组”等工作组别。
1万余户居民的生活垃圾和近200家商铺垃圾要分开投放处理,区绿容部门与物业公司签订生活垃圾收费清运服务合同,委托物业上门收集商铺各类垃圾。街道绿容所则对商铺进行垃圾分类普法宣传,由物业人员向每家商铺发放垃圾分类、垃圾收费告知书。
物业公司与租房公司自如加强协商,将自如托管的近500套住房视为治理重点之一,加强对社区流动人口的规范管理,在每个出租屋里设置分类垃圾桶,对出租客做到家家户户上门宣传。
在街道主任王远华的理念里,垃圾分类的责任要真切落到每户居民担子上,为此,街道管理部门推出“房长制”创新举措,原先的块长担任房长,把巡视的责任承担起来。四个月來,早晨上岗第一件事去巡查负责区域的垃圾箱房,已成为各个“房长”的工作惯例。
看着垃圾箱房内的胡乱丢弃的“炸药包”一天比一天少,居委会干部觉得,实现社区自治,少不了每一方主体的主动参与。
多元化社区:自治要因人而异
四年前,彭浦新村街道由被撤销的闸北区划归入静安区。在不少市民眼里,闸北区与静安区的差距,正如90年代初的上海浦东与浦西。而今,建于1996年的彭浦新村街道已被人们赞为“静安区北亮点”。
在街道下的三泉路1015弄社区,推行垃圾分类是一件“不怎么找得到抓手”的事情。这座社区颇有些“联合国”的样子,三分之一是外来流动人口,三分之一是老年人口,还有近三分之一是动迁户。
刚开始时,在垃圾分类行动上,“横眉冷对”是居委会书记李锋体会到最多的情况。“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居委会给了你多少钱?”志愿者团队被费心费力组建成后,迎接他们的却是这样的对抗。
“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话”,在李锋摸索出来的经验里,对症下药是做好1015弄社区自治的关键。
居委会带着志愿者创造出一整套的宣传话术,用一听就懂的大白话来讲解垃圾分类—一个玻璃瓶,被降解要用500万年,是真正的“一瓶永流传”!薯片袋不像薯片那样好消化,得用88年!这套话术对来自城郊的动迁户和老年人尤其奏效。
四个月来,早晨上岗第一件事去巡查负责区域的垃圾箱房,已成为各个“房长”的工作惯例。
有居民体会到志愿者的不易,送来定制的锦旗。《南风窗》记者看到,这面锦旗就挂在垃圾投放点旁设立的志愿者休息室。在居委会的安排下,休息室里风扇、暖壶、休息凳一个不少。
“有了锦旗,有了休息室,志愿者才显得更有风采,有的居民走过去,还会拍照发个朋友圈。”李锋告诉记者,垃圾分类新时尚就这么一点点流行起来。
光有精神鼓励还不够,对这群“联合国”里的居民,还得有实际的物质回报。李锋带领居委会严格执行上海市垃圾分类的“绿色账户”制度,居民定时定点丢好分类垃圾,就在志愿者处扫码积分。积分够了,在每几个月办一次的活动中就兑换一次生活用品,从油盐酱醋到肥皂、卫生纸等日常必备物品一应俱全,“哪怕是换来一把牙刷,大家的劲头都能更足!”
社区里的流动人口来来往往,对他们做上门宣传,更必要,也更困难。居委会发觉,当中住户大多数白天要外出工作,做小生意,各个楼组长就当起“夜猫子”,拿着宣传册抓住晚上的空当去讲解和动员。
孩子成为社区动员的主力军。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就能把一家人的积极性带动起来。李锋也有自己的女儿,他明白,孩子是“家里的小皇帝”,把孩子们带动起来了,“脾气再倔的爷爷奶奶都能把垃圾分类做好”。
与街道的银都幼儿园合作,1015弄社区发起“垃圾分类小明星计划”,凡是能坚持21天做好分类垃圾丢弃的孩子,都能获得专属小证书。社区居民杨秋乐告诉记者,孩子习惯养成后,反而成了他的垃圾分类工作监督员,整个家庭没一个人敢再懈怠这件事。
《南风窗》记者注意到,随着习惯的养成,上海部分社区已不再有志愿者专职队伍,但在这座流动人口偏多的老社区里,李锋认为,志愿者队伍和必要的惩罚举措还要再维持一段时间。
偶尔有不按规定时间乱扔垃圾的居民,居委会也“不讲情面”,把监控视频画面张贴公示。实在不便下楼的老年人,志愿者队伍还开发出代扔垃圾计划,老人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即可,其余工作由志愿者代为完成。
“因人而异,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人群。”这是1015弄社区居委会对社区治理的理解。
垃圾分类是上海每个居民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公共性问题,在每个社区的支持和监督下,这项行动正展现出不同的社区治理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