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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宋朝，庄子“安时处顺”思想成为疗治士人心疾的良药，对于多情多思的词人而言，庄子是他们宁静安适的精神家园。宋代词人沐浴在庄子思想中，词作对摆脱是非心，挣脱名利网多有表现，苏轼、晏殊、王安石、辛弃疾、张元干等人的词作，或化用《庄子》语句，或取法庄子思维，这使宋词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成为文化上的一方精神净土。
[关键词]庄子；安时处顺；宋词；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4
面对无限、永恒、自由的自然，及其不言不辩、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朴素大美，庄子认为，人应该安心适时，顺应自然。《庄子·大宗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曰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1]（p.177），《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p.157），《达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p.487）。庄子思想中的“命”，既指决定人们生死的自然规律，也指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庄子提倡“安命”哲学，《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p.123），庄子看到，人事是“命”的重要环节，即“事之变”，在能力范围内，要尽最大努力，在无能为力情况下，则要端正心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悬解”[1]（p.103），唯有安时处顺，哀乐情绪才无法侵入内心，人才能解除束缚。庄子认为，对命运和时势，不要固执抗争，而要顺应变化，其目的是“安其性命之情”[1]（p.268），使人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战国时代，因思想学术自由而出现“百家争鸣”，在宋代，因专制统治而难以自由表达观点。苏轼因为诗文创作而被罗织罪名，险些丧生于所谓“乌台诗案”。辛弃疾、陆游等人堪称忠心赤胆，但没有得到君主的垂青，反而被贬。庄子的“安时处顺”思想，使宋代词人的“性命之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安顿。
一、摆脱是非心
《庄子·齐物论》曰：“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1]（p.49），又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1]（p.54）。彼、此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有各的是非，即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出发点不同，是非也会改变。为此，庄子提出“照之于天”（即观照事物本然的认识态度）及“以明”（即用明静的心境去观照事物实况）的认识方法。而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1]（p.62）。不执著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均衡，物我、人我便能各得其所，也才能自然发展。可见，庄子提出“齐是非”观点，前提是人的“成心”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1]（p.62），了无是非，顺着自然的路径行走且不知其所以然的“道”，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种观点，对苏轼等人影响很深。苏轼词《定风波》中有齐是非之意①：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词人当时被贬黄州。对于政治打击，苏轼并不计较，“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是一种无是非、无物我的自然心态。又如，同年所作《哨遍》上阕曰：“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苏轼认为，出仕与隐居如云出鸟还一样，都是顺其自然之事。下阕曰：“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因为有齐是非观念，词人坦然坚定地接受命运，如同江流遇坑便停，不争进退。
苏轼的齐是非观念，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苏轼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的《临江仙》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长恨此生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之有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1]（p.567），体现词人被是非世事缠缚的郁闷。“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1]（p.597），体现词人欲摆脱是非之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将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中，回到生命的本真。
了无是非的苏轼能宽容待人，甚至宽恕迫害他的人。“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2]（p.635）。此即庄子无“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的齐是非观念的直接体现。
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岛儋州贬所北归，途经润州（镇江）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感慨万千。于是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如枯死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p.2641）。
此诗化用《庄子·齐物论》中的典故：面对南郭子綦进入忘我境界的静坐，颜成子游问：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1]（p.33）
苏轼真正达到了“吾丧我”的境界，去除了是非“成心”，扬弃了自然生命中一切不自然的东西。“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p.94）。苏轼“无近名”，却无法“无近刑”。但齐是非的观念，使他把“近刑”也看成自然的“命”的一部分，这使他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的“大辩不言”（《齐物论》）[1]（p.74）中得以“保身”、“全身”、“养亲”，并使他没有身死南荒，而如愿终老山清水秀的阳羡。 词人张元干于绍兴四年（1134年）有《蝶恋花》一词：
燕去莺来春又到。花落花开，几度池塘草。歌舞筵席人易老，闲门打坐安闲好。 败意常多如意少。著甚来由，入闹寻烦恼。千古是非浑忘了，有时独自掀髯笑。
词人也是积极主张抗金恢复、反对苟且偷安的爱国志士，但遭到秦桧的排斥、打击。词人于绍兴四年（1134年）作此词，词中感慨时光流逝，悲叹人生在世“败意常多如意少”、“歌舞筵中人易老”，认为没有必要“入闹寻烦恼”，即要摆脱尘世的是非。故而，面对千古是非，词人“有时独自掀髯笑”，深觉“闭门打坐安闲好”。
关于辛弃疾，宋人洪迈《稼轩记》载：“（稼轩）赤手领五十骑，缚取（张）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4]（p.393），朱熹谓：“辛弃疾颇谙晓兵事”[5]（p.281）。可见，辛弃疾是位雄才大略的抗战英雄。当他收复中原的愿望未能实现，并遭受接连不断的诬陷打击时，词在表现坚决抗金的爱国思想、战斗精神，抒写民族危难的悲愤、抨击苟且偷安的投降派的呐喊声中，渐渐流露出了无是非的观念。
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第一次被贬。第二年（1182年），闲居上饶，作《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下阕云：“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买山自种云树，山下斸烟莱。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刘郎更堪笑，刚赋看花回。”词人不愿意像刘禹锡那样疾恶如仇，讥讽朝政，也不愿意像“万事直须称好”的趋炎附势之徒，听从权贵的驱使而“春风得意”。政治生活的经历使词人懂得“处昏上乱相之间”[1]（p.516），为了“保身”、“全身”，只能遵循庄子训导：“大辩不言”[1]（p.74），词人决意脱离官场回归大自然，买山种田、放旷杯酒，悠闲生活。同一时期，辛弃疾作《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二首：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君来正是眠时节，君且归休。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
卓人月评曰：“前是强说，后是强不说”[6]（p.544）。词人的是非观念很清晰，心中的愁、恨，渐浓渐深，但是词人试图摆脱它们。在第二次被贬时，作《丑奴儿》云：“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谁解相怜？“说与西风一任秋”，“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词人只与西风说、与青山说，自然才是他的知音。在自然的怀抱中体悟世事，辛弃疾内心的激愤，确实因此化解很多，但也流露出他对是非之心的了悟和欲摆脱是非的心思。对此，可看辛弃疾的《兰陵王》：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啟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 难敌。最多力。甚一贫沈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辛弃疾在序中说，其词：“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此词含有源自《庄子》的典故，《庄子·外物》曰：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1]（p.702）。
庄子认为，外在的事物没有必然标准，若一切以国君的意愿作为是非标准，那么，会出现“忠未必信”、“孝未必爱”的苌弘化碧式的悲剧。
《庄子·列御寇》：
郑人缓也呻吟于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第墨。儒墨相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尝视其良（垠），即为秋柏之实矣？”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天。彼故使彼……自足，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谓之遁天之刑[1]（p.834）。
对于“忠”、“孝”的是非标准，庄子认为，要安于自然才能避免悲剧发生。在庄子那里，郑人缓很不明智，为善无近名，尽忠尽孝后，若心存得到别人肯定的想法，便是有求名之心，这是“遁天之刑”，即违避自然会遭受惩罚。
有铁胆忠心、雄才大略的辛弃疾，对“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的人与事，并没有怨愤着他们的怨愤，他接受庄子齐是非的观念，扬弃“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的人和事，在词中表述了近于至人的思想境界：“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词人决意如庄周梦蝶般，任之自然，随机而化，齐物逍遥。辛弃疾词中的齐是非观念，在激愤中逐渐表露、逐渐形成，细心揣摩，便会发现，它是“恶之花”[7]（p.322）。
在赵宋王朝，士人既有积极进取的入仕思想，又有“功成身退”的退隐观念。在积贫积弱的宋朝，士人“达”不能兼济天下，“穷”不能独善其身，庄子齐是非的观念，成为疗治心灵的良药，对于多情多思的词人们而言，这使他们拥有了一席宁静安适的精神家园，酿造出无数优美词篇。
二、挣脱名利网
庄子认为，名利“残生伤性”。《庄子·骈拇》曰：“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1]（p.239）。按庄子的理解，无论是谁，为名为利而死，都远离生命的自然状态，伯夷为名、盗跖为利，二者死去的原因虽然不同，但都属于非自然死亡，其“残生伤性”的结果相同，二者没有所谓的君子、小人之别。庄子在《让王》等篇，赞赏尧、舜、许由、善卷、子州之父、石户三农等不以天下大器易生，不以国伤生。庄子自己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而不愿“死为留骨而贵”[1]（p.441）。
[关键词]庄子；安时处顺；宋词；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4
面对无限、永恒、自由的自然，及其不言不辩、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朴素大美，庄子认为，人应该安心适时，顺应自然。《庄子·大宗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曰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1]（p.177），《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p.157），《达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p.487）。庄子思想中的“命”，既指决定人们生死的自然规律，也指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庄子提倡“安命”哲学，《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p.123），庄子看到，人事是“命”的重要环节，即“事之变”，在能力范围内，要尽最大努力，在无能为力情况下，则要端正心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悬解”[1]（p.103），唯有安时处顺，哀乐情绪才无法侵入内心，人才能解除束缚。庄子认为，对命运和时势，不要固执抗争，而要顺应变化，其目的是“安其性命之情”[1]（p.268），使人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战国时代，因思想学术自由而出现“百家争鸣”，在宋代，因专制统治而难以自由表达观点。苏轼因为诗文创作而被罗织罪名，险些丧生于所谓“乌台诗案”。辛弃疾、陆游等人堪称忠心赤胆，但没有得到君主的垂青，反而被贬。庄子的“安时处顺”思想，使宋代词人的“性命之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安顿。
一、摆脱是非心
《庄子·齐物论》曰：“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1]（p.49），又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1]（p.54）。彼、此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有各的是非，即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出发点不同，是非也会改变。为此，庄子提出“照之于天”（即观照事物本然的认识态度）及“以明”（即用明静的心境去观照事物实况）的认识方法。而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1]（p.62）。不执著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均衡，物我、人我便能各得其所，也才能自然发展。可见，庄子提出“齐是非”观点，前提是人的“成心”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1]（p.62），了无是非，顺着自然的路径行走且不知其所以然的“道”，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种观点，对苏轼等人影响很深。苏轼词《定风波》中有齐是非之意①：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词人当时被贬黄州。对于政治打击，苏轼并不计较，“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是一种无是非、无物我的自然心态。又如，同年所作《哨遍》上阕曰：“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苏轼认为，出仕与隐居如云出鸟还一样，都是顺其自然之事。下阕曰：“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因为有齐是非观念，词人坦然坚定地接受命运，如同江流遇坑便停，不争进退。
苏轼的齐是非观念，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苏轼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的《临江仙》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长恨此生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之有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1]（p.567），体现词人被是非世事缠缚的郁闷。“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1]（p.597），体现词人欲摆脱是非之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将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中，回到生命的本真。
了无是非的苏轼能宽容待人，甚至宽恕迫害他的人。“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2]（p.635）。此即庄子无“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的齐是非观念的直接体现。
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岛儋州贬所北归，途经润州（镇江）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感慨万千。于是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如枯死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p.2641）。
此诗化用《庄子·齐物论》中的典故：面对南郭子綦进入忘我境界的静坐，颜成子游问：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1]（p.33）
苏轼真正达到了“吾丧我”的境界，去除了是非“成心”，扬弃了自然生命中一切不自然的东西。“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p.94）。苏轼“无近名”，却无法“无近刑”。但齐是非的观念，使他把“近刑”也看成自然的“命”的一部分，这使他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的“大辩不言”（《齐物论》）[1]（p.74）中得以“保身”、“全身”、“养亲”，并使他没有身死南荒，而如愿终老山清水秀的阳羡。 词人张元干于绍兴四年（1134年）有《蝶恋花》一词：
燕去莺来春又到。花落花开，几度池塘草。歌舞筵席人易老，闲门打坐安闲好。 败意常多如意少。著甚来由，入闹寻烦恼。千古是非浑忘了，有时独自掀髯笑。
词人也是积极主张抗金恢复、反对苟且偷安的爱国志士，但遭到秦桧的排斥、打击。词人于绍兴四年（1134年）作此词，词中感慨时光流逝，悲叹人生在世“败意常多如意少”、“歌舞筵中人易老”，认为没有必要“入闹寻烦恼”，即要摆脱尘世的是非。故而，面对千古是非，词人“有时独自掀髯笑”，深觉“闭门打坐安闲好”。
关于辛弃疾，宋人洪迈《稼轩记》载：“（稼轩）赤手领五十骑，缚取（张）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4]（p.393），朱熹谓：“辛弃疾颇谙晓兵事”[5]（p.281）。可见，辛弃疾是位雄才大略的抗战英雄。当他收复中原的愿望未能实现，并遭受接连不断的诬陷打击时，词在表现坚决抗金的爱国思想、战斗精神，抒写民族危难的悲愤、抨击苟且偷安的投降派的呐喊声中，渐渐流露出了无是非的观念。
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第一次被贬。第二年（1182年），闲居上饶，作《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下阕云：“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买山自种云树，山下斸烟莱。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刘郎更堪笑，刚赋看花回。”词人不愿意像刘禹锡那样疾恶如仇，讥讽朝政，也不愿意像“万事直须称好”的趋炎附势之徒，听从权贵的驱使而“春风得意”。政治生活的经历使词人懂得“处昏上乱相之间”[1]（p.516），为了“保身”、“全身”，只能遵循庄子训导：“大辩不言”[1]（p.74），词人决意脱离官场回归大自然，买山种田、放旷杯酒，悠闲生活。同一时期，辛弃疾作《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二首：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君来正是眠时节，君且归休。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
卓人月评曰：“前是强说，后是强不说”[6]（p.544）。词人的是非观念很清晰，心中的愁、恨，渐浓渐深，但是词人试图摆脱它们。在第二次被贬时，作《丑奴儿》云：“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谁解相怜？“说与西风一任秋”，“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词人只与西风说、与青山说，自然才是他的知音。在自然的怀抱中体悟世事，辛弃疾内心的激愤，确实因此化解很多，但也流露出他对是非之心的了悟和欲摆脱是非的心思。对此，可看辛弃疾的《兰陵王》：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啟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 难敌。最多力。甚一贫沈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辛弃疾在序中说，其词：“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此词含有源自《庄子》的典故，《庄子·外物》曰：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1]（p.702）。
庄子认为，外在的事物没有必然标准，若一切以国君的意愿作为是非标准，那么，会出现“忠未必信”、“孝未必爱”的苌弘化碧式的悲剧。
《庄子·列御寇》：
郑人缓也呻吟于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第墨。儒墨相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尝视其良（垠），即为秋柏之实矣？”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天。彼故使彼……自足，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谓之遁天之刑[1]（p.834）。
对于“忠”、“孝”的是非标准，庄子认为，要安于自然才能避免悲剧发生。在庄子那里，郑人缓很不明智，为善无近名，尽忠尽孝后，若心存得到别人肯定的想法，便是有求名之心，这是“遁天之刑”，即违避自然会遭受惩罚。
有铁胆忠心、雄才大略的辛弃疾，对“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的人与事，并没有怨愤着他们的怨愤，他接受庄子齐是非的观念，扬弃“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的人和事，在词中表述了近于至人的思想境界：“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词人决意如庄周梦蝶般，任之自然，随机而化，齐物逍遥。辛弃疾词中的齐是非观念，在激愤中逐渐表露、逐渐形成，细心揣摩，便会发现，它是“恶之花”[7]（p.322）。
在赵宋王朝，士人既有积极进取的入仕思想，又有“功成身退”的退隐观念。在积贫积弱的宋朝，士人“达”不能兼济天下，“穷”不能独善其身，庄子齐是非的观念，成为疗治心灵的良药，对于多情多思的词人们而言，这使他们拥有了一席宁静安适的精神家园，酿造出无数优美词篇。
二、挣脱名利网
庄子认为，名利“残生伤性”。《庄子·骈拇》曰：“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1]（p.239）。按庄子的理解，无论是谁，为名为利而死，都远离生命的自然状态，伯夷为名、盗跖为利，二者死去的原因虽然不同，但都属于非自然死亡，其“残生伤性”的结果相同，二者没有所谓的君子、小人之别。庄子在《让王》等篇，赞赏尧、舜、许由、善卷、子州之父、石户三农等不以天下大器易生，不以国伤生。庄子自己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而不愿“死为留骨而贵”[1]（p.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