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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墨子及其思想，历来争论颇多。《庄子·天下》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显学就是“儒、墨、道、名”。战国末期最有作为的思想家韩非在总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学术发展时也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些都表明：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墨的确是两大显学，墨家是继儒家学派之后而起的一大学派，影响遍及天下。
墨子（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90年），名翟，宋之大夫，鲁阳（今河南鲁山）人。据《墨子·鲁问》篇记载，墨子过着“短褐之衣，藜芥之羹，朝得之，而夕不得”的生活，可见社会地位是极低下的。墨子自己也说过他的社会地位：“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一般认为他是工匠，后来上升为“士”的阶层，成为精通典籍的人。但无论怎样，墨子及其所创的学派是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替劳动者呼号的，他曾大声疾呼为民除“三患”（“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着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由此知之，墨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从今存《墨子》一书观之，墨翟所宣传的思想有十大方面，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在这十大理论中，我以为是以“兼爱”为中心的，其他理论则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兼爱”表面看来是道德原则，实际分析起来则体现了墨子的政治主张。
所谓“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亲疏、贫富、贵贱，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单从这些来看，墨子也是讲“仁”的。他认为“兼爱”即仁道，这和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相通的。孔子的“仁者爱人”通常认为是为统治阶层出谋划策的，而墨子既然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何也提出“仁者兼爱”呢？其实，这两种思想的实质都是以普通形式表现出来的“爱有等次”的不同阶级概念。墨子说过：“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势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承认“爱有等次”的前提下为弱小者、受欺者、劳动人民呼号。可见，儒、墨两家提出的仁、爱思想都是有联系的，所不同的是一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一个更多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呼号。
墨子把“兼爱”之说视为治国之道。在他所处的时代，各国争霸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中。面对这种情况，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深入认识社会动乱的原因，从而才能提出恰当的治国方案。而墨翟本人就认为“不相爱”是一切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针对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兼爱》）从中可以看出墨子通过各种类比，得出乱世的原因在于“不相爱”的结论，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表面的，如果要探寻为什么会不相爱，那么就应该从阶级、利益等角度去挖掘，但墨子的思想毕竟是有其进步作用的，说明对于乱世他也在不停地思考，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人们相爱、和平。这也正是古代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那么，如何做到“兼爱”呢？墨子先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这段话是他由“不相爱”推到“兼爱”的一个过程，在当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面对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对互相残杀、互相剥削等社会弊病，面对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墨子执着地要求“以爱止乱”。具体的实施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也就是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如果说墨子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则是非常理想化、非常不切实际的。他把建立“兼爱”的基础放在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上，幻想着每个人都能自觉地“爱异国，爱异家，爱异人”，这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所以，墨子的政治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实现的机会，因为他的“兼爱”思想是超越阶级社会的，而具体的实施办法也太笼统、太脱离实际。
在墨子的“兼爱”思想指引下建立的社会也是非常美好的，“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这样的理想社会肯定是人人向往的，而实现的途径就是“兼相爱”，“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比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之食之所以足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从社会动乱的原因到解决办法，再由“兼相爱”的解决办法逐渐推广到每人、每家、每国，由此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些就是墨子关于“兼爱”的全部政治学说。
墨子的“兼爱”理论，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时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帮助新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巩固起了积极作用。当然由于阶级和社会的局限性，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墨子所倡导的“兼爱”的理想王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墨子（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90年），名翟，宋之大夫，鲁阳（今河南鲁山）人。据《墨子·鲁问》篇记载，墨子过着“短褐之衣，藜芥之羹，朝得之，而夕不得”的生活，可见社会地位是极低下的。墨子自己也说过他的社会地位：“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一般认为他是工匠，后来上升为“士”的阶层，成为精通典籍的人。但无论怎样，墨子及其所创的学派是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替劳动者呼号的，他曾大声疾呼为民除“三患”（“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着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由此知之，墨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从今存《墨子》一书观之，墨翟所宣传的思想有十大方面，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在这十大理论中，我以为是以“兼爱”为中心的，其他理论则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兼爱”表面看来是道德原则，实际分析起来则体现了墨子的政治主张。
所谓“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亲疏、贫富、贵贱，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单从这些来看，墨子也是讲“仁”的。他认为“兼爱”即仁道，这和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相通的。孔子的“仁者爱人”通常认为是为统治阶层出谋划策的，而墨子既然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何也提出“仁者兼爱”呢？其实，这两种思想的实质都是以普通形式表现出来的“爱有等次”的不同阶级概念。墨子说过：“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势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承认“爱有等次”的前提下为弱小者、受欺者、劳动人民呼号。可见，儒、墨两家提出的仁、爱思想都是有联系的，所不同的是一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一个更多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呼号。
墨子把“兼爱”之说视为治国之道。在他所处的时代，各国争霸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中。面对这种情况，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深入认识社会动乱的原因，从而才能提出恰当的治国方案。而墨翟本人就认为“不相爱”是一切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针对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兼爱》）从中可以看出墨子通过各种类比，得出乱世的原因在于“不相爱”的结论，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表面的，如果要探寻为什么会不相爱，那么就应该从阶级、利益等角度去挖掘，但墨子的思想毕竟是有其进步作用的，说明对于乱世他也在不停地思考，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人们相爱、和平。这也正是古代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那么，如何做到“兼爱”呢？墨子先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这段话是他由“不相爱”推到“兼爱”的一个过程，在当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面对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对互相残杀、互相剥削等社会弊病，面对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墨子执着地要求“以爱止乱”。具体的实施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也就是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如果说墨子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则是非常理想化、非常不切实际的。他把建立“兼爱”的基础放在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上，幻想着每个人都能自觉地“爱异国，爱异家，爱异人”，这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所以，墨子的政治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实现的机会，因为他的“兼爱”思想是超越阶级社会的，而具体的实施办法也太笼统、太脱离实际。
在墨子的“兼爱”思想指引下建立的社会也是非常美好的，“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这样的理想社会肯定是人人向往的，而实现的途径就是“兼相爱”，“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比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之食之所以足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从社会动乱的原因到解决办法，再由“兼相爱”的解决办法逐渐推广到每人、每家、每国，由此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些就是墨子关于“兼爱”的全部政治学说。
墨子的“兼爱”理论，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时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帮助新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巩固起了积极作用。当然由于阶级和社会的局限性，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墨子所倡导的“兼爱”的理想王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