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同志，你问我是怎样和刘少奇通起信来，又怎样成为刘少奇同志的“农民通信员”的?听说还要登报，好吧，那就让我把锁在喉咙眼整整十几年的心里话，原原本本地倒出来。让远近乡亲们都看看，刘主席和咱泥巴腿到底是啥感情!
那还是1953年秋，我当时在少奇同志家乡安福塘乡(现在是花明楼乡)当农会主席。一天，他的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不像战争年月那样，和劳动群众隔远了。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像一步登天变成乐陶陶的“天堂”了。这不可能，也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热切希望大家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男女老少，无不打心眼儿里感激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王端生、齐海湘、刘家武四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老实讲，我当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真想把心里话，一五一十向这位大人物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脱不开身；二来咱刚二十郎当岁，离“老农”还差一大截，这样“美差”更不该往前挤。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儿。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孩子入学都遇到不，少困难。我在琢磨，田，就那么多，铁板钉钉。不会再从天下掉上来。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不能一个心眼拴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不就在炭子冲吗?如果农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吗!一连几天，我吃不香、睡不宁，最后下了决心，还是给他老人家写封信。同志，你想想看，我这只读过半年书的“大老粗”。要给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的事。比起开几亩山荒，不知要费多少劲!但是说来世陸，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像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没完没了。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六大篇。这么长的信，真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封呢!第二天。交给了成敬常，干叮咛，万嘱咐，一定亲手送给刘阿公!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忙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嚷着：“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平的!”
听到这天上掉下来的突然消息，我愣住了，自言自语地叨咕着：“我王升平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咱来信?”正迟疑呢，信已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咱全党、全国的领导人，一天到晚得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这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的信，能亲眼看看，就算是最大的满足了!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大张纸!我和乡亲们如获至宝，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人们都说，这封信，像是一条金色的彩带，把国家领袖和种田凡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把“天”和“地”紧紧连在一起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爱惜自己眼睛一样，把它珍藏着。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不管是逢年，还是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又送到了旧居陈列室，让更多的人都能从这上面受到教育，可是1966年，这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把它给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抹掉”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它原原本本地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一就是一，不要有任何隐藏和夸大。”
“关于清溪煤矿开采，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见，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这后，乡亲们都高兴地说，我当上了少奇同志的农民通信员，成了少奇同志的知心朋友，我当然更是感到荣幸和自豪!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张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奖励，给了一笔钱……讲的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的，弄得一些人也动了心，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有什么可报的呢?除非胡诌八扯欺骗人，便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二封信，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外，着重说了他俩进京这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多久，便收到了少奇同志的第二封亲笔回信，写的是“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1958年冬天，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日子里，许多干部脑子胀得像大鼓，名堂越来越多，什么”肥山积个万千，粪海造个无边“人人当巧手，个个闹革命，一个干活顶百人!”“为全县62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努力奋战!”，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不分昼夜拼命干。顶着风、冒着雪，喊着口号“北风当扇摇，白雪作棉袍”，火速开发花果山，大办小高炉、挨家挨户收来百多个铁锅，炼不出八十斤“牛头壳”；有人还把费了许多力气盖起的小学校给拆了。我心疼，舍不得，吵起架来……当时我是社长兼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好，这颗心就像悬在深井里一般，没有一点底。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同志写了封为大跃进泼冷水的信。
到了1959年，这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不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越刮越凶。县委的部长下来亲自督阵，大搞什么幸福院、疗养院、集体食堂：又什么粮食产量翻几番，亩产突破万斤关……种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这明明是吹牛、胡闹、自欺欺人嘛!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勒紧腰带省下来的“家底”，全得糟踏掉，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又急又气，连着写了两封信，却始终不见少奇同志回信。心里不住地嘀咕，后来长了个心眼，专门搭车跑到长沙把信发出……在这节骨眼儿上，是进是退，是爬山是过河，乡亲们多想听听少奇同志指点啊!一天天、一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眼巴巴 地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回信，结果失望了，直到1961年他回乡视察，再没收到少奇同志的信。就在这段时间旦，搞了次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受了批判，挨了斗争，最后停职反省，弄得我心灰意冷，灰溜溜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再没心思当这倒霉的干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着时又在想，咱是个刚解放就发展的“老党员”，受了少奇同志多年的直接培养、教育。这样糊里糊涂地呆下去，算个啥?对得起谁?当时的心境。简直矛盾极了。
“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田里，钓起黄鳝来。忽然乡里头头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找到跟前，说有首长要见见我。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了一下，心里不住嘀咕，看来十有七八是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有位“大首长”主动迎上来，后边还有个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主动打起招呼来。头一句就是“你是王升平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认真地打量起对方。似乎他猜出我的心思，有意地将蓝呢帽子摘下。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立刻想起家里挂的那张彩像。和蔼慈祥，亲切热晴，一模一样，我高兴得像孩子见到久别的娘一般。忙着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赤着两只大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他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反而把手伸得更长，点着头，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的，心里一热，眼泪就像开了闸似的，情不自禁地淌出来……
我在前，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后，把我让到屋里，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弄得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少奇同志就和我唠起家常来。
“你多大年纪?”
“二十七了。”
“读了多少书?”
“半年多点。”
“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八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王春华，做了三十年长工。”
“噢，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是的，在那里做过七年。”
“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安湖塘的鱼池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你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看了个‘万头猪场’。连百头都不足，不要弄那花架子。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了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多没见到了。”
“我也收到主席四封回信。”
“说说看，那几封我没收到。都写了些什么内容，要查一查。是县里还是省里给扣下了，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一五一十讲了一遍。他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少奇同志接着话茬立刻问道：“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一问到食堂，我心里像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个没完：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全拆散了，猪不能养，鸡没法喂，每天只有那么几两米，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哪有几个没得浮肿病?三天两头就有人饿死，别人不讲。就连你少奇同志亲姐姐家。不出一个月，不是连着埋了两口子哇!可是我没马上回答，这两年，谁要说个“不”字，紧接着就会有什么“拔红旗”“反大跃进”“砍共产主义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等着你。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这苦恼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叫你来就是让你讲嘛，不要怕，我和毛泽东同志过去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干革命嘛，就得有这么三条，一是准备犯错误，二是要准备坐牢，还要准备老婆离婚。你讲讲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望着少奇同志那诚恳严肃的样子。我脑海里不由启主地出现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的教导，想到自己作为他老人家的“农民通信员”，在这火候上，怎能不替乡亲们把一直埋在心里的呼声“喊”出来呢!
“报告主席，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就要国家灭亡!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整天价吃草根、咽树皮，还成什么世道?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现在人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要知道。那就是农民的油瓶瓶、盐罐罐啊。全给砸了!”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半数的人去做饭去了。在家里，哪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食堂没有优越性，不省劳力，不省烧煤，这样的食堂不能再办。你能不能带个头。把它拆了?”
少奇同志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看我没有马上表态。有些犹豫不决，又接着补充道：“‘五风’的错误。不能完全怪你。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要传下去。再不要犯这个错误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三四个小时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炊事员催首长吃饭，我起身要走，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还一个劲开玩笑说。“你真有口福。他们打了只山兔。一块打打牙祭!”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像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首长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王光美同志拿出一条“前门”香烟，非送我不可，还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使我心里像开了锅似的。他们一直送我出了门、上了路，最后少奇同志还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以后写信。我再收不到。你可以来北京。如果是公事，路费、工资我负责；如果有时间到首都耍耍，也好嘛。路费、工资自己负责!”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 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嘁嘁喳喳叫得格外欢。我正蹲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火。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怎么。食堂拆了?”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果然是少奇同志，我无比欣喜地报告说：“嗯，拆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用不着动员，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赞扬刘主席是咱社员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咱心坎上了。有的打心眼里欢呼。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听后，马上严肃地批评道，“怎么能这样!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说罢，他缓缓蹲下，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缸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12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七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老折腾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平，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又到了成敬常家。1953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10年，虚岁还不满50。现在的脸色蜡黄，又瘦，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地说：“将近四十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平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王升平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怪他，是中央提倡的，像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像，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末了，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都没有给他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刘少奇、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握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一步不停地朝赵家冲走去。
五年后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兴起了，随着刘少奇同志的“垮台”，我这个省贫协委员、县贫协副主席、炭子冲的支部书记。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老巢”的“看家狗”，刘少奇一手扶植起来的“黑爪牙”“黑干将”“黑通信员”，批斗，游街，挂黑牌子，五花大绑，关进班房。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三年多的今天不还是照样在一个小煤窑上当临时工，整天价起早摸黑地忙着背煤……
这些年来。风风雨雨，变幻莫测，动荡不定，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是，在那威逼、利诱的种种高压下，批判刘少奇，我从未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我从来没张过嘴。这并不是我觉悟有多高，看得有多远，恰恰相反，咱是个老农民，就生活在这么个大块田地，别的不清楚，但以我的亲身感受。说句不昧“良心”的公道话：“刘少奇同志没有错，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好人，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
那还是1953年秋，我当时在少奇同志家乡安福塘乡(现在是花明楼乡)当农会主席。一天，他的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不像战争年月那样，和劳动群众隔远了。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像一步登天变成乐陶陶的“天堂”了。这不可能，也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热切希望大家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男女老少，无不打心眼儿里感激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王端生、齐海湘、刘家武四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老实讲，我当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真想把心里话，一五一十向这位大人物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脱不开身；二来咱刚二十郎当岁，离“老农”还差一大截，这样“美差”更不该往前挤。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儿。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孩子入学都遇到不，少困难。我在琢磨，田，就那么多，铁板钉钉。不会再从天下掉上来。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不能一个心眼拴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不就在炭子冲吗?如果农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吗!一连几天，我吃不香、睡不宁，最后下了决心，还是给他老人家写封信。同志，你想想看，我这只读过半年书的“大老粗”。要给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的事。比起开几亩山荒，不知要费多少劲!但是说来世陸，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像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没完没了。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六大篇。这么长的信，真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封呢!第二天。交给了成敬常，干叮咛，万嘱咐，一定亲手送给刘阿公!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忙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嚷着：“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平的!”
听到这天上掉下来的突然消息，我愣住了，自言自语地叨咕着：“我王升平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咱来信?”正迟疑呢，信已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咱全党、全国的领导人，一天到晚得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这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的信，能亲眼看看，就算是最大的满足了!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大张纸!我和乡亲们如获至宝，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人们都说，这封信，像是一条金色的彩带，把国家领袖和种田凡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把“天”和“地”紧紧连在一起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爱惜自己眼睛一样，把它珍藏着。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不管是逢年，还是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又送到了旧居陈列室，让更多的人都能从这上面受到教育，可是1966年，这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把它给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抹掉”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它原原本本地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一就是一，不要有任何隐藏和夸大。”
“关于清溪煤矿开采，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见，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这后，乡亲们都高兴地说，我当上了少奇同志的农民通信员，成了少奇同志的知心朋友，我当然更是感到荣幸和自豪!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张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奖励，给了一笔钱……讲的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的，弄得一些人也动了心，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有什么可报的呢?除非胡诌八扯欺骗人，便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二封信，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外，着重说了他俩进京这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多久，便收到了少奇同志的第二封亲笔回信，写的是“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1958年冬天，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日子里，许多干部脑子胀得像大鼓，名堂越来越多，什么”肥山积个万千，粪海造个无边“人人当巧手，个个闹革命，一个干活顶百人!”“为全县62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努力奋战!”，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不分昼夜拼命干。顶着风、冒着雪，喊着口号“北风当扇摇，白雪作棉袍”，火速开发花果山，大办小高炉、挨家挨户收来百多个铁锅，炼不出八十斤“牛头壳”；有人还把费了许多力气盖起的小学校给拆了。我心疼，舍不得，吵起架来……当时我是社长兼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好，这颗心就像悬在深井里一般，没有一点底。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同志写了封为大跃进泼冷水的信。
到了1959年，这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不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越刮越凶。县委的部长下来亲自督阵，大搞什么幸福院、疗养院、集体食堂：又什么粮食产量翻几番，亩产突破万斤关……种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这明明是吹牛、胡闹、自欺欺人嘛!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勒紧腰带省下来的“家底”，全得糟踏掉，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又急又气，连着写了两封信，却始终不见少奇同志回信。心里不住地嘀咕，后来长了个心眼，专门搭车跑到长沙把信发出……在这节骨眼儿上，是进是退，是爬山是过河，乡亲们多想听听少奇同志指点啊!一天天、一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眼巴巴 地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回信，结果失望了，直到1961年他回乡视察，再没收到少奇同志的信。就在这段时间旦，搞了次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受了批判，挨了斗争，最后停职反省，弄得我心灰意冷，灰溜溜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再没心思当这倒霉的干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着时又在想，咱是个刚解放就发展的“老党员”，受了少奇同志多年的直接培养、教育。这样糊里糊涂地呆下去，算个啥?对得起谁?当时的心境。简直矛盾极了。
“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田里，钓起黄鳝来。忽然乡里头头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找到跟前，说有首长要见见我。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了一下，心里不住嘀咕，看来十有七八是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有位“大首长”主动迎上来，后边还有个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主动打起招呼来。头一句就是“你是王升平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认真地打量起对方。似乎他猜出我的心思，有意地将蓝呢帽子摘下。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立刻想起家里挂的那张彩像。和蔼慈祥，亲切热晴，一模一样，我高兴得像孩子见到久别的娘一般。忙着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赤着两只大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他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反而把手伸得更长，点着头，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的，心里一热，眼泪就像开了闸似的，情不自禁地淌出来……
我在前，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后，把我让到屋里，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弄得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少奇同志就和我唠起家常来。
“你多大年纪?”
“二十七了。”
“读了多少书?”
“半年多点。”
“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八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王春华，做了三十年长工。”
“噢，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是的，在那里做过七年。”
“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安湖塘的鱼池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你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看了个‘万头猪场’。连百头都不足，不要弄那花架子。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了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多没见到了。”
“我也收到主席四封回信。”
“说说看，那几封我没收到。都写了些什么内容，要查一查。是县里还是省里给扣下了，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一五一十讲了一遍。他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少奇同志接着话茬立刻问道：“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一问到食堂，我心里像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个没完：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全拆散了，猪不能养，鸡没法喂，每天只有那么几两米，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哪有几个没得浮肿病?三天两头就有人饿死，别人不讲。就连你少奇同志亲姐姐家。不出一个月，不是连着埋了两口子哇!可是我没马上回答，这两年，谁要说个“不”字，紧接着就会有什么“拔红旗”“反大跃进”“砍共产主义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等着你。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这苦恼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叫你来就是让你讲嘛，不要怕，我和毛泽东同志过去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干革命嘛，就得有这么三条，一是准备犯错误，二是要准备坐牢，还要准备老婆离婚。你讲讲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望着少奇同志那诚恳严肃的样子。我脑海里不由启主地出现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的教导，想到自己作为他老人家的“农民通信员”，在这火候上，怎能不替乡亲们把一直埋在心里的呼声“喊”出来呢!
“报告主席，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就要国家灭亡!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整天价吃草根、咽树皮，还成什么世道?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现在人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要知道。那就是农民的油瓶瓶、盐罐罐啊。全给砸了!”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半数的人去做饭去了。在家里，哪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食堂没有优越性，不省劳力，不省烧煤，这样的食堂不能再办。你能不能带个头。把它拆了?”
少奇同志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看我没有马上表态。有些犹豫不决，又接着补充道：“‘五风’的错误。不能完全怪你。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要传下去。再不要犯这个错误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三四个小时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炊事员催首长吃饭，我起身要走，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还一个劲开玩笑说。“你真有口福。他们打了只山兔。一块打打牙祭!”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像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首长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王光美同志拿出一条“前门”香烟，非送我不可，还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使我心里像开了锅似的。他们一直送我出了门、上了路，最后少奇同志还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以后写信。我再收不到。你可以来北京。如果是公事，路费、工资我负责；如果有时间到首都耍耍，也好嘛。路费、工资自己负责!”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 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嘁嘁喳喳叫得格外欢。我正蹲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火。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怎么。食堂拆了?”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果然是少奇同志，我无比欣喜地报告说：“嗯，拆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用不着动员，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赞扬刘主席是咱社员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咱心坎上了。有的打心眼里欢呼。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听后，马上严肃地批评道，“怎么能这样!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说罢，他缓缓蹲下，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缸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12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七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老折腾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平，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又到了成敬常家。1953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10年，虚岁还不满50。现在的脸色蜡黄，又瘦，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地说：“将近四十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平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王升平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怪他，是中央提倡的，像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像，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末了，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都没有给他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刘少奇、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握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一步不停地朝赵家冲走去。
五年后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兴起了，随着刘少奇同志的“垮台”，我这个省贫协委员、县贫协副主席、炭子冲的支部书记。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老巢”的“看家狗”，刘少奇一手扶植起来的“黑爪牙”“黑干将”“黑通信员”，批斗，游街，挂黑牌子，五花大绑，关进班房。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三年多的今天不还是照样在一个小煤窑上当临时工，整天价起早摸黑地忙着背煤……
这些年来。风风雨雨，变幻莫测，动荡不定，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是，在那威逼、利诱的种种高压下，批判刘少奇，我从未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我从来没张过嘴。这并不是我觉悟有多高，看得有多远，恰恰相反，咱是个老农民，就生活在这么个大块田地，别的不清楚，但以我的亲身感受。说句不昧“良心”的公道话：“刘少奇同志没有错，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好人，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