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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之是很小的时候。
父亲带着我到坝尾摸鱼虾。坝尾是个连着南门大港的小海湾，红树林湿地，离村子很近，只有半里多地，退潮时，村里人常来这里抓鱼摸虾挖海螺。
我光着小屁股坐在沙地上玩海沙，扒开一个坑，水就即时溢满了。
有位叔叔上来逗我玩，他指着沙地说，你挖呀，森仔。
我就用手扒开沙，扒出一小坑鱼虾来。
我兴奋得朝水洼里的父亲喊，爹，我挖到鱼虾了。父亲就笑。
稍大我才明白，那位叔叔在骗我，他把摸来的鱼虾埋在沙地上，逗我玩。
后来，我与邻居童伴常来坝尾刨虾，抓螃蜞，钓“妈蟹”。
坝尾有道高高的堤坝，隔着小海湾和一片咸水池塘。
有条排水沟，连着那片种水稻的“咸田”。
海水退落时，排水沟涵洞口露了出来，还流着水，周边冒出水泡。无数只米黄色小蟹结成团，堵在涵洞口。
我们几个小孩手拿着树枝，把“小蟹团”捅散，呼噜一声全都散到海水里。可是过不多久，它们又爬上来，重叠成面盆般大的“小蟹团”，堵在涵洞口边，又被我们捅散，然后几个小孩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周围很寂静，荒坡上的墓地也很寂静。
我们开始害怕起来，不敢往墓地看，半闭着双眼一路跑着回家。
春天。长嘴甲翠鸟栖在堤坝红眼豆树上，看准水中的小鱼，就射箭似的飞下去，叼着小鱼又回到岸上。
那是我五六岁时的春天，村童光脚丫的春天。
我们常常几个小孩光着脚丫，踩着软软的沙地来到坝尾。大点的小孩，赶着几只小鸭来。小鸭一下水，就拼命在涵洞边吃小蟹，吃了一阵，又摇摇摆摆走上岸。
钓“妈蟹”是夏天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种小蟹叫“妈蟹”？它们繁殖在咸淡水之间，也有人叫“毛蟹”，形似大闸蟹，个头比大闸蟹小多了。
小时听六伯娘说，“妈蟹”背脊有只牛蹄印，牛偷吃稻田禾苗，“妈蟹”就喊：“牛偷吃稻禾了！”愤怒的牛狠狠在“妈蟹”背上踩了一脚板，“妈蟹”就背着牛蹄印忍痛活了下来。
“妈”在我们乡下方言里是“扁”的意思。
如此说来，“妈蟹”应当叫“扁蟹”。
六伯娘讲的故事，虽然夸张，但很有想象力。
夏天，我们几个小孩站在排水沟边钓“妈蟹”，沟里的水很深，有些浑浊。
从田垌穿过时，我们抓几只小青蛙，缚在一根小麻绳上，甩到排水沟水里，一会儿工夫，就有“妈蟹”上“钩”，拉上来，一只“妈蟹”死死抱着小青蛙不放，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小海湾里有很多海螃蜞，赤红色的，靛蓝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杂色的，布满整片滩涂。小时候，常常抓来玩。放鸭人赶着鸭群过来，一阵风似的卷进小海湾里，那些海螃蜞四处逃窜。
坝尾有座沙丘，丘边是海湾，潮水退落时，湿沙里有花节虾。
一放学回来，娘没做好饭，我就拿块铁皮，一只小竹篓，到坝尾沙丘边去刨花节虾。用铁皮刨开一层沙面，花节虾就蹦跳出来，有时好几条。
渔民父亲不屑一顾，就当我们小孩玩泥沙。
这个小海湾，什么鱼虾蟹螺都有，谁在乎这个？
2
坝尾是南门港沟连着的一片红树林湿地，从坝尾到南门大港，顺流而下，经过左右两侧大片盐田，还经过造船厂，然后拐几个弯，才能看见南门大港辽阔的海面。海水深蓝，有时涌起一排排雪白的海浪，有时还能见到一队海豚跃水而出，坠入海时，砸起一堆浪花。
我父亲队里的渔船，出海返航，都要经过这片海。
听父亲队里渔民说，这片海常常有巨鲨出没。为驱赶巨鲨，他们没别的办法，把一只煮得滚烫的大冬瓜，甩到海里，巨鲨就张开大口吞食进去，烫得它挣扎几下就逃之夭夭。
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小时候听大人说，这种故事太多了。
还有个听来有点不靠谱的故事。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一对渔民父子夜里撒完钓，上了一个小岛上生火煮食，煮着煮着，“小岛”突然沉下去了，他们赶紧爬上小船，一看，那岛没了。
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们在魔鬼鱼背上煮吃，柴火烧痛它，就沉下去了。
复问父亲，有这么大的魔鬼鱼吗？父亲说有。我不得不信。
还是说说坝尾吧。
坝尾两岸隔着两道沙坡，靠我们村边这道叫“坝尾坡”，对岸那边叫“沙坡”。沙坡约有七八里长，种着密密麻麻的木麻黄和油加利树，隐伏在树林里的是很多长着仙人掌的坟堆，白天走过这片树林时，也毛骨悚然。
大人说，沙坡上常常闹鬼，撒泥沙鬼。从沙坡上走过时，常有撒泥沙鬼跟在人后面撒泥沙。胆小的，拔腿就跑，跑得越快，沙就撒得越密越多。
我父亲不信鬼，那时，父亲每天都要走过这片沙坡。坡西头是珍珠场，父亲当过珍珠场场长。
小时候，我和我弟来珍珠场玩。父亲就问，你们兄弟俩怕不？
我说不怕。其实我内心很害怕。走过沙坡时，风声尖，吹着木麻黄叶子，那种叫声很恐怖，有時我双手掩着耳朵，慌慌张张走过沙坡。
我倒是不怕撒泥沙鬼。父亲说过了，哪有什么鬼？走沙路时，脚后跟挑起的沙子，撒到自己身上，越走快，撒上的沙就越多。有次父亲示范给我看，确是如此。
我不怕撒泥沙鬼，我怕阴森森树林里尖叫的风声。
读初中时，珍珠场成了我们初中班的课室，一个班，也叫分校。因为母校课室少，就把我们初中班分到沙坡珍珠场来。
珍珠场早就散伙，父亲去了渔业队当队长。
可是没想到，多年后，珍珠场成了我每天来上学的地方。我们村有五人在这里读初中，我年龄最小，体质也弱小。
初中班只有两名教师，教数学的叫陈洞，教语文政治的叫谢治文。他们教了些什么？全都忘了。 只记得两位没大没小的老师，一下课就带着我们到沙坡树林里打“泥沙仗”。打过瘾了，一个老师跑回来敲响上课钟，我们又跟着他们跑回教室上课。
陈洞老师讲课最生动，有时也讲鬼故事吓我们。
然后陈洞老师说，你们相信有鬼吗？
我们齐声回答没有。
陈洞老师说，没有鬼你们怕啥？
其实陈洞老师说鬼故事，想让我们明白世上根本没有鬼。
因为我们上课的教室，曾吊死过一个人。
死过人的地方，肯定有鬼。村里的人都这么说。
还是说说坝尾坡。这道沙坡是上学放学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每天我们都从墓地中间穿过。这里是一片荒坟场，一堆一堆的沙平地隆起，上面长着仙人掌和红骨草，叶子又尖又硬，刺到皮肤又痛又痒。每个隆起的沙堆都是一穴坟墓，一眼扫过去到处都是惨白一片。
假期里，村里的小孩与邻村的小孩，聚集在坝尾打“泥团仗”——用干泥团攻击对方。以坝尾为界，沙坡和坝尾坡对垒，冲来杀去，结果都是输家。大人们手持扁担赶过来，小孩们作鸟兽散，溜进木麻黄树林里。
坝尾坡有处沙丘，几层楼高，丘顶长着片小树林。天刚亮，村里小孩都悄悄推开家门，结伴到沙丘上捉“纺车婆”（昆虫），用线系着一只昆虫脚，系在线上的“纺车婆”，就不停地转圈圈，这是我们小时最常玩的昆虫“玩具”。
后来我们都不敢去沙丘玩。有个早晨，我们几个小孩去捉“纺车婆”，刚走近丘边，就见到一个死人，平直地躺在那里，面部用树枝盖着，吓得我们哭着跑回家。后来听大人说，是被造反派杀死的“地主仔”。
打那以后，再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了。
3
父亲每天都去他的收购点，出门时，挑两只空箩筐，一头放着一架算盘，一头放着一个记账本。如果是“夜海”，他会带上我。
收购点是借用盐场的抽水机房，平时只有一名抽水工人在上班。父亲与抽水工相处得非常好，机房很小，有张木床，父亲平时没事，躺在木床上休息，看他带去的《参考消息》。按说父亲地位卑微，是没资格订这个报纸的，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订到，而且这个《参考消息》陪着他几十年，直到他走的那年，还天天看这个报纸。
我说的“夜海”，是渔民的说法。他们根据涨潮和退潮来确定回海上岸时间，分为“早流水”和“晚流水”，也就是白天回海和夜间回海。只有涨潮时，他们的渔船才能靠岸。
赶“夜海”时父亲一般会带上我。吃过晚饭，父亲就挑着箩筐出门，我跟在父亲后面，我家那条白狗从来都是走在父亲前头。
出了村庄，走过几条田埂，经过一片盐田，才到达那间又矮又小的抽水机房。
机房后面是一片面积很大的咸水塘，东边和南边是海堤，夜里见不到丁点灯火，黑压压一片，分辨不出那是村庄那是田野。抽水机房里只有一盏“竹笋灯”的光，照着窄窄的四壁，高高的玻璃灯罩上边那截是焦黑的，隔两三天父亲要到咸水塘边清洗一遍。
父亲让我来只是做个伴，渔民回海时帮他做做記录，谁谁谁上缴多少斤鱼？鱼还要分类记录，叫什么名称的鱼。总之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说出二三十种鱼的名称，跟父亲学的。
父亲队里的渔民，都是以“钓口”为主，极少有人拉网和围网。所以父亲这个队里捕的鱼，都是优质鱼。
什么叫“钓口”，就是垂钓和撒群钓，大多渔船都是撒群钓的，只有浅海作业才垂钓。
“夜海”渔船很晚才靠岸，有时凌晨过后渔船才回齐。二十多条小渔船，陆续从海上回来，每条渔船都是两个人，不是父子，就是兄弟，几乎没有与外人搭档的。他们从海上回来，其中一个手里提着一盏风灯，肩扛着长橹，另一个挑着满满两大箩筐海鲜。
这个时候，父亲在抽水机房里，我就站在门外，从海堤上回来的风灯，一盏接一盏，浑黄浑黄的。近了，才看清有人在走动，有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咳嗽。夜很静，很空洞，但黑得很厚很沉。
回海的渔民，都来抽水机房过秤鱼，按三七开，三成上缴水产站，七成归渔民所有。每条渔船的渔民，都从箩筐里拿起一两条鱼，放在门边小竹篮里，这是我父亲的“菜鱼”，是上头规定的，渔业队上头，就是渔业大队。
最后一条渔船上岸了，父亲还不能回家。他收拾好算盘和记账本，吹熄“竹声灯”，挑上两大箩筐鱼，一边手提着风灯，另一边手压在扁担上，让我跟在他后面，去镇里的水产站。
狗走在父亲前头，有时站稳向夜空狂吠几声。我跟在父亲后面，其实我一直跟着他的影子走。经过一片荒凉的沙坡，从那些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坟堆边走过，父亲从来不回头看我一眼。
我心里像扎着无数根刺，不是痛，是极度紧张。看着父亲脚边的灯火，摇晃着从那些长着仙人掌的坟头扫过，我头皮发麻，手心捏汗。
总算走完那片坟地，到了护城河边，神经才松弛下来。父亲让我提着风灯，他走到水边，捧把河水洗洗脸，挑上鱼又继续赶路。从收购点到镇上水产站，有好几里路，难为父亲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海鲜，走那么远。
父亲敲开水产站的门，老马站在门边让我们进去。老马是水产站站长。
鱼上缴给水产站，父亲才轻松带着我回家。父子俩走在空空的老街上，临街都是有骑楼的老房子，小镇是明代建的一座小城，初时叫“神电卫”，与“天津卫”同级别，比“天津卫”早建两年，这是我后来从县志上看到的。
我们走过的是南街，出了南街口，走完一段小公路，才到家。母亲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和父亲，她要杀鱼，把父亲带回的“菜鱼”处理好，才能入睡。
父亲洗把脸，用母亲端来的一盘水，洗净脚，睡觉去了。
我也跟着去睡觉。家门外只有母亲，以及切鱼刮鱼鳞的声音，还有墙根蟋蟀的叫声。
这段经历，虽然落下了我后来的抑郁症，但也给我后来写诗积累下一笔体验性的生活素材。比如我写下的《渔火把夜色白》《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包括《打开灯盏内核，我看见火》等诗作，都是来源于那段生活。 4
这两三年，常有老家的渔民和渔业大队的原班干部，来找我。为这事，我曾帮他们写过申诉信，请过律师。他们要争取回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得到的福利，以及被当地政府处理掉的大队部的那块土地。
我也曾努力过，可是他们的个人档案，在移交镇政府时全部被遗失了，包括那块土地的原始凭证。
来找我的人都很老了，有的比我故去的父亲还老。他们第一次来市里找我时，是一群人，有十个左右，虽隔多年，我还能认出他们，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很感动，说我没忘本。我哪能忘本，我父亲也是渔民。
我把他们带到一家饭店请他们吃饭，他们不让我付钱，说，渔民们凑钱打官司，饭钱是预留出来了。我死活都要付这顿饭钱，拗不过我，他们才作罢。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十一二岁时，父亲带着我，提着一小桶白油漆，拿着一支排笔，踩着海滩泥泞，顶着白日，到海上帮父亲队里的小渔船写编号，后来这些编号成了他们渔船的“身份证”，正是关乎他们生活保障的档案资料，镇里分管档案的人把它弄掉了。他们去镇里找他们时，一句话“没有”，把他们打发出门。
后来我了解到，有“身份证”的渔船，每年都获得国家的补贴，而我父亲队里的渔民没有。我找过镇委书记，找过县里的头面人物，仍然无法解决。那年清明回乡下祭扫，我跪在父亲坟前说，爹，我无能力帮到您的渔民兄弟，可我尽力了。
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每个人的模样，家在村中哪个位置，一闭上眼，我都会回到当年的场景。
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六岁，在村小代过几个月课，班上有名女生是父亲队里的渔民子女，她刚出生不久，父亲和爷爷在一次海难中走了。我父亲是队长，去帮这家渔民亲属处理后事。
大约半年多，父亲说，某某与这寡妇过了，要不丢下这窝孩子真可怜。
班上这位女生，就是这窝孩子中的一个。
她父亲走后，继父也是我父亲队里的一位渔民。
我目睹了这家人的招魂仪式。这家人在上村西头，隔着一片水田是下村。
我家在下村。那是个黄昏，这家人哭着走出村口，女人举着一根竹竿，顶上挂着一件黑衣，一家人披麻戴孝，哭着向海堤走去。
我父亲说，这家人招魂去了，把父子魂魄从海里召唤回来。
记得那个白天，父亲带我到抽水机房，他在做账，我站在门外目送渔民出海，他们挑着箩筐和渔具，默默地走向海堤，手里提着没点亮的风灯，其中也有这对父子。
夜里刮了一阵风，很大，还夹有雷暴雨。第二天回海时，其他船只都回港了，唯独这对父子的船没靠岸。不久传来父子俩已遇难的坏消息，父亲整夜没睡，整夜出出进进，我家大门整夜都没关。
多年后，我想起这父子俩，想起他们背对我向深海走去，想起他们手中的风灯，再也回不来了。想出泪水，然后在纸上写下一句诗：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
父亲队里的渔民都不识字，全是文盲，但人厚道仗义，对我父亲万般好，没听渔民背后骂过父亲一句，当面更不会骂。
父親是好人。渔民家里有家信，找我父亲去，念给他们全家听。然后帮他们复信，有时父亲带上我，在台面摆开信笺，他念一句，我就记一句。写好了，父亲又念给他们全家听，还帮他们带到镇上去寄。
父亲走了多年，有次我摔伤手臂回老家养伤，与我娘住过一段日子。是收割后的秋天，我走出家门，走进空稻田，一直向东走，迎着东边好大的红阳，从下村走过上村，空无一人。
走着，走着，前面是一片用旧渔网围起来的鱼塘，见有入口处，我钻了进去。即时迎面走来一位表情冷峻的大叔，他问我：你找谁？
我说我没找谁，只想进来看看。
见我打扮不像本地人，大叔又问：你是哪里的？
我说我家在下村。大叔说，没印象。
我认出他是我父亲队里的渔民，就跟他说，你认识我父亲吧？
大叔问：你父亲是谁？
我说我父亲叫洪泮。大叔过来紧紧握住我一只手，问我：“你是森仔？”
我说是。然后大叔感慨说，你父亲是好人，走得太早了！
我点点头。谢过大叔，我在空稻田上继续向东走。一路想，父亲确实是好人。
好人父亲走了许多年，他队里的渔民还能记住他。
我跟自己说，爹，我来到你的老地方了，只是一切都变了。
5
五个初中同学，两个在上村，三个在下村。
那年我们同考镇上的高中，三个落选了，我和圆强考上。
圆强在上村，我在下村，各上一个，打个平手。
圆强父亲是盐工，家境好，砖墙屋。上下两村，只有盐工家才是砖墙，其余是泥墙，或茅棚。
他结婚早，没念完高中就与低一级的师妹结婚了。
结婚前一天，圆强说，给我写幅字装饰新房吧。
我写了。什么内容，至今也记不起来。大概是毛主席诗词吧。
高中没上完第一个学期，圆强退学了，回去顶他父亲的班，那年他刚够顶班年龄。后来我才知道，他报大两岁。
圆强成了一名正式工人。他学的是机械修理，在工区总部，算是一名技术工人吧。
我父亲与圆强父亲是故交，两家常有来往。
八十年代初，圆强辞职去了深圳，几年后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老板。
我一贯拒绝“大老板”这个词，总觉得是贬义。我与圆强的关系，是同学，也是异姓兄弟，他从小都很呵护我。
有次圆强从深圳回来，特意来看望我，当时我已经在报社工作。圆强见到我小孩嘟嘟，塞了一卷纸币给嘟嘟，好几千块。嘟嘟问，叔叔，是真钱还是假钱呀？搞得我很尴尬。圆强倒没啥，他拍下嘟嘟小脸哈哈大笑。
圆强的生意一直很顺，在深圳有了大公司，房产二三十套。当时他还托人动员过我，让我去深圳与他一起干，条件是，将全家户口迁到深圳，给一套房，现金20万元。这是九十年代初。我回谢了他，经商这行不适合我。 见面时圆强笑着说，你就一介书生。好吧，以后有困难尽管开口。
圆强是个大孝子，那年他母亲大病一场，家人都放弃了，他没放弃。
他从老郎中处求得一个处方，每天上班，他就把母亲背到他上班的地方，给母亲熬中药，下班又把母亲背回家，天天如此。半年多，他母亲的病治好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欠下一身债，才辞职去了深圳做生意。
他母親长寿，活到八十好几。母亲病重期间，他放下手头所有生意，回老家陪着母亲。他父亲走得早，比我父亲早走好几年。
有次他用手机发来一张照片，满屏是两只紧握着的大手，一只是他母亲的，另一只是他的。照片上写着四个字：永不分离。
他母亲最后一个生日在病房过，那天圆强让家人送来一台菜和一个蛋糕，摆在母床病榻前，为母亲祝寿。圆强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母子俩，永不分离，旁边的一位朋友提起相机拍了下来。
不久，圆强母亲过世了。
圆强母亲走那天，他打电话给我：慧谋，阿婶走了！
阿婶就是圆强母亲。乡下一带，都习惯称父亲叫“叔”，母亲叫“婶”。
我赶了回去。见到圆强满头乌发没了，剃了个精光，身披麻衣跪在他母亲遗体旁，口中念念有词。他在为母亲祈祷。
我给老人上过香，跪在圆强身边，悄声对他说，兄，千万保重！
圆强转过身来搂着我，满脸泪光，整个人憔悴了。
圆强在家守孝半年多，才回深圳。他的两个儿子移民美国多年了，结发之妻也离异了多年，他留在深圳和香港，两地都有公司和房产。
自从母亲走后，圆强开始吃素，不久皈依佛门，时在藏区，时在泰国，过起受戒持斋、清心寡欲的生活。
那年大年三十，接到圆强电话，他说他在我家楼下，从深圳回来，顺路来看看我。我赶紧下楼，一见面，他搂住我说，还是那么瘦。
然后他从车上搬下一大堆东西，两套新衣、奶粉、花旗参等，还塞一万元给我过年。我从来不拒绝，否则他会不高兴，全收下了。
圆强说，多年没在一起吃团圆饭了，去找个地方吧，我们吃个团圆饭。
找了一家小面馆，各要了一碗素面，他叫服务员另给我加了一只煎鸡蛋，吃完他要赶回老家，还有五十多公里路程。
从小面馆出来，图强说，不陪你了，要回老家给二老烧香，初一早上赶回深圳，初二飞泰国，在那边寺院要待半年多，电话不通，有事我会给你发微信。
圆强拍拍我肩膀，上车，回乡下去了。
我站在大院门口，目送圆强的路虎车转过红绿灯，忽然间觉得，岁月如此匆匆，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
那个年代，包括一些人、一些事，都已经非常遥远了。
责任编辑：姚陌尘
总之是很小的时候。
父亲带着我到坝尾摸鱼虾。坝尾是个连着南门大港的小海湾，红树林湿地，离村子很近，只有半里多地，退潮时，村里人常来这里抓鱼摸虾挖海螺。
我光着小屁股坐在沙地上玩海沙，扒开一个坑，水就即时溢满了。
有位叔叔上来逗我玩，他指着沙地说，你挖呀，森仔。
我就用手扒开沙，扒出一小坑鱼虾来。
我兴奋得朝水洼里的父亲喊，爹，我挖到鱼虾了。父亲就笑。
稍大我才明白，那位叔叔在骗我，他把摸来的鱼虾埋在沙地上，逗我玩。
后来，我与邻居童伴常来坝尾刨虾，抓螃蜞，钓“妈蟹”。
坝尾有道高高的堤坝，隔着小海湾和一片咸水池塘。
有条排水沟，连着那片种水稻的“咸田”。
海水退落时，排水沟涵洞口露了出来，还流着水，周边冒出水泡。无数只米黄色小蟹结成团，堵在涵洞口。
我们几个小孩手拿着树枝，把“小蟹团”捅散，呼噜一声全都散到海水里。可是过不多久，它们又爬上来，重叠成面盆般大的“小蟹团”，堵在涵洞口边，又被我们捅散，然后几个小孩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周围很寂静，荒坡上的墓地也很寂静。
我们开始害怕起来，不敢往墓地看，半闭着双眼一路跑着回家。
春天。长嘴甲翠鸟栖在堤坝红眼豆树上，看准水中的小鱼，就射箭似的飞下去，叼着小鱼又回到岸上。
那是我五六岁时的春天，村童光脚丫的春天。
我们常常几个小孩光着脚丫，踩着软软的沙地来到坝尾。大点的小孩，赶着几只小鸭来。小鸭一下水，就拼命在涵洞边吃小蟹，吃了一阵，又摇摇摆摆走上岸。
钓“妈蟹”是夏天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种小蟹叫“妈蟹”？它们繁殖在咸淡水之间，也有人叫“毛蟹”，形似大闸蟹，个头比大闸蟹小多了。
小时听六伯娘说，“妈蟹”背脊有只牛蹄印，牛偷吃稻田禾苗，“妈蟹”就喊：“牛偷吃稻禾了！”愤怒的牛狠狠在“妈蟹”背上踩了一脚板，“妈蟹”就背着牛蹄印忍痛活了下来。
“妈”在我们乡下方言里是“扁”的意思。
如此说来，“妈蟹”应当叫“扁蟹”。
六伯娘讲的故事，虽然夸张，但很有想象力。
夏天，我们几个小孩站在排水沟边钓“妈蟹”，沟里的水很深，有些浑浊。
从田垌穿过时，我们抓几只小青蛙，缚在一根小麻绳上，甩到排水沟水里，一会儿工夫，就有“妈蟹”上“钩”，拉上来，一只“妈蟹”死死抱着小青蛙不放，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小海湾里有很多海螃蜞，赤红色的，靛蓝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杂色的，布满整片滩涂。小时候，常常抓来玩。放鸭人赶着鸭群过来，一阵风似的卷进小海湾里，那些海螃蜞四处逃窜。
坝尾有座沙丘，丘边是海湾，潮水退落时，湿沙里有花节虾。
一放学回来，娘没做好饭，我就拿块铁皮，一只小竹篓，到坝尾沙丘边去刨花节虾。用铁皮刨开一层沙面，花节虾就蹦跳出来，有时好几条。
渔民父亲不屑一顾，就当我们小孩玩泥沙。
这个小海湾，什么鱼虾蟹螺都有，谁在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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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尾是南门港沟连着的一片红树林湿地，从坝尾到南门大港，顺流而下，经过左右两侧大片盐田，还经过造船厂，然后拐几个弯，才能看见南门大港辽阔的海面。海水深蓝，有时涌起一排排雪白的海浪，有时还能见到一队海豚跃水而出，坠入海时，砸起一堆浪花。
我父亲队里的渔船，出海返航，都要经过这片海。
听父亲队里渔民说，这片海常常有巨鲨出没。为驱赶巨鲨，他们没别的办法，把一只煮得滚烫的大冬瓜，甩到海里，巨鲨就张开大口吞食进去，烫得它挣扎几下就逃之夭夭。
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小时候听大人说，这种故事太多了。
还有个听来有点不靠谱的故事。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一对渔民父子夜里撒完钓，上了一个小岛上生火煮食，煮着煮着，“小岛”突然沉下去了，他们赶紧爬上小船，一看，那岛没了。
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们在魔鬼鱼背上煮吃，柴火烧痛它，就沉下去了。
复问父亲，有这么大的魔鬼鱼吗？父亲说有。我不得不信。
还是说说坝尾吧。
坝尾两岸隔着两道沙坡，靠我们村边这道叫“坝尾坡”，对岸那边叫“沙坡”。沙坡约有七八里长，种着密密麻麻的木麻黄和油加利树，隐伏在树林里的是很多长着仙人掌的坟堆，白天走过这片树林时，也毛骨悚然。
大人说，沙坡上常常闹鬼，撒泥沙鬼。从沙坡上走过时，常有撒泥沙鬼跟在人后面撒泥沙。胆小的，拔腿就跑，跑得越快，沙就撒得越密越多。
我父亲不信鬼，那时，父亲每天都要走过这片沙坡。坡西头是珍珠场，父亲当过珍珠场场长。
小时候，我和我弟来珍珠场玩。父亲就问，你们兄弟俩怕不？
我说不怕。其实我内心很害怕。走过沙坡时，风声尖，吹着木麻黄叶子，那种叫声很恐怖，有時我双手掩着耳朵，慌慌张张走过沙坡。
我倒是不怕撒泥沙鬼。父亲说过了，哪有什么鬼？走沙路时，脚后跟挑起的沙子，撒到自己身上，越走快，撒上的沙就越多。有次父亲示范给我看，确是如此。
我不怕撒泥沙鬼，我怕阴森森树林里尖叫的风声。
读初中时，珍珠场成了我们初中班的课室，一个班，也叫分校。因为母校课室少，就把我们初中班分到沙坡珍珠场来。
珍珠场早就散伙，父亲去了渔业队当队长。
可是没想到，多年后，珍珠场成了我每天来上学的地方。我们村有五人在这里读初中，我年龄最小，体质也弱小。
初中班只有两名教师，教数学的叫陈洞，教语文政治的叫谢治文。他们教了些什么？全都忘了。 只记得两位没大没小的老师，一下课就带着我们到沙坡树林里打“泥沙仗”。打过瘾了，一个老师跑回来敲响上课钟，我们又跟着他们跑回教室上课。
陈洞老师讲课最生动，有时也讲鬼故事吓我们。
然后陈洞老师说，你们相信有鬼吗？
我们齐声回答没有。
陈洞老师说，没有鬼你们怕啥？
其实陈洞老师说鬼故事，想让我们明白世上根本没有鬼。
因为我们上课的教室，曾吊死过一个人。
死过人的地方，肯定有鬼。村里的人都这么说。
还是说说坝尾坡。这道沙坡是上学放学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每天我们都从墓地中间穿过。这里是一片荒坟场，一堆一堆的沙平地隆起，上面长着仙人掌和红骨草，叶子又尖又硬，刺到皮肤又痛又痒。每个隆起的沙堆都是一穴坟墓，一眼扫过去到处都是惨白一片。
假期里，村里的小孩与邻村的小孩，聚集在坝尾打“泥团仗”——用干泥团攻击对方。以坝尾为界，沙坡和坝尾坡对垒，冲来杀去，结果都是输家。大人们手持扁担赶过来，小孩们作鸟兽散，溜进木麻黄树林里。
坝尾坡有处沙丘，几层楼高，丘顶长着片小树林。天刚亮，村里小孩都悄悄推开家门，结伴到沙丘上捉“纺车婆”（昆虫），用线系着一只昆虫脚，系在线上的“纺车婆”，就不停地转圈圈，这是我们小时最常玩的昆虫“玩具”。
后来我们都不敢去沙丘玩。有个早晨，我们几个小孩去捉“纺车婆”，刚走近丘边，就见到一个死人，平直地躺在那里，面部用树枝盖着，吓得我们哭着跑回家。后来听大人说，是被造反派杀死的“地主仔”。
打那以后，再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了。
3
父亲每天都去他的收购点，出门时，挑两只空箩筐，一头放着一架算盘，一头放着一个记账本。如果是“夜海”，他会带上我。
收购点是借用盐场的抽水机房，平时只有一名抽水工人在上班。父亲与抽水工相处得非常好，机房很小，有张木床，父亲平时没事，躺在木床上休息，看他带去的《参考消息》。按说父亲地位卑微，是没资格订这个报纸的，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订到，而且这个《参考消息》陪着他几十年，直到他走的那年，还天天看这个报纸。
我说的“夜海”，是渔民的说法。他们根据涨潮和退潮来确定回海上岸时间，分为“早流水”和“晚流水”，也就是白天回海和夜间回海。只有涨潮时，他们的渔船才能靠岸。
赶“夜海”时父亲一般会带上我。吃过晚饭，父亲就挑着箩筐出门，我跟在父亲后面，我家那条白狗从来都是走在父亲前头。
出了村庄，走过几条田埂，经过一片盐田，才到达那间又矮又小的抽水机房。
机房后面是一片面积很大的咸水塘，东边和南边是海堤，夜里见不到丁点灯火，黑压压一片，分辨不出那是村庄那是田野。抽水机房里只有一盏“竹笋灯”的光，照着窄窄的四壁，高高的玻璃灯罩上边那截是焦黑的，隔两三天父亲要到咸水塘边清洗一遍。
父亲让我来只是做个伴，渔民回海时帮他做做記录，谁谁谁上缴多少斤鱼？鱼还要分类记录，叫什么名称的鱼。总之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说出二三十种鱼的名称，跟父亲学的。
父亲队里的渔民，都是以“钓口”为主，极少有人拉网和围网。所以父亲这个队里捕的鱼，都是优质鱼。
什么叫“钓口”，就是垂钓和撒群钓，大多渔船都是撒群钓的，只有浅海作业才垂钓。
“夜海”渔船很晚才靠岸，有时凌晨过后渔船才回齐。二十多条小渔船，陆续从海上回来，每条渔船都是两个人，不是父子，就是兄弟，几乎没有与外人搭档的。他们从海上回来，其中一个手里提着一盏风灯，肩扛着长橹，另一个挑着满满两大箩筐海鲜。
这个时候，父亲在抽水机房里，我就站在门外，从海堤上回来的风灯，一盏接一盏，浑黄浑黄的。近了，才看清有人在走动，有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咳嗽。夜很静，很空洞，但黑得很厚很沉。
回海的渔民，都来抽水机房过秤鱼，按三七开，三成上缴水产站，七成归渔民所有。每条渔船的渔民，都从箩筐里拿起一两条鱼，放在门边小竹篮里，这是我父亲的“菜鱼”，是上头规定的，渔业队上头，就是渔业大队。
最后一条渔船上岸了，父亲还不能回家。他收拾好算盘和记账本，吹熄“竹声灯”，挑上两大箩筐鱼，一边手提着风灯，另一边手压在扁担上，让我跟在他后面，去镇里的水产站。
狗走在父亲前头，有时站稳向夜空狂吠几声。我跟在父亲后面，其实我一直跟着他的影子走。经过一片荒凉的沙坡，从那些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坟堆边走过，父亲从来不回头看我一眼。
我心里像扎着无数根刺，不是痛，是极度紧张。看着父亲脚边的灯火，摇晃着从那些长着仙人掌的坟头扫过，我头皮发麻，手心捏汗。
总算走完那片坟地，到了护城河边，神经才松弛下来。父亲让我提着风灯，他走到水边，捧把河水洗洗脸，挑上鱼又继续赶路。从收购点到镇上水产站，有好几里路，难为父亲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海鲜，走那么远。
父亲敲开水产站的门，老马站在门边让我们进去。老马是水产站站长。
鱼上缴给水产站，父亲才轻松带着我回家。父子俩走在空空的老街上，临街都是有骑楼的老房子，小镇是明代建的一座小城，初时叫“神电卫”，与“天津卫”同级别，比“天津卫”早建两年，这是我后来从县志上看到的。
我们走过的是南街，出了南街口，走完一段小公路，才到家。母亲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和父亲，她要杀鱼，把父亲带回的“菜鱼”处理好，才能入睡。
父亲洗把脸，用母亲端来的一盘水，洗净脚，睡觉去了。
我也跟着去睡觉。家门外只有母亲，以及切鱼刮鱼鳞的声音，还有墙根蟋蟀的叫声。
这段经历，虽然落下了我后来的抑郁症，但也给我后来写诗积累下一笔体验性的生活素材。比如我写下的《渔火把夜色白》《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包括《打开灯盏内核，我看见火》等诗作，都是来源于那段生活。 4
这两三年，常有老家的渔民和渔业大队的原班干部，来找我。为这事，我曾帮他们写过申诉信，请过律师。他们要争取回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得到的福利，以及被当地政府处理掉的大队部的那块土地。
我也曾努力过，可是他们的个人档案，在移交镇政府时全部被遗失了，包括那块土地的原始凭证。
来找我的人都很老了，有的比我故去的父亲还老。他们第一次来市里找我时，是一群人，有十个左右，虽隔多年，我还能认出他们，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很感动，说我没忘本。我哪能忘本，我父亲也是渔民。
我把他们带到一家饭店请他们吃饭，他们不让我付钱，说，渔民们凑钱打官司，饭钱是预留出来了。我死活都要付这顿饭钱，拗不过我，他们才作罢。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十一二岁时，父亲带着我，提着一小桶白油漆，拿着一支排笔，踩着海滩泥泞，顶着白日，到海上帮父亲队里的小渔船写编号，后来这些编号成了他们渔船的“身份证”，正是关乎他们生活保障的档案资料，镇里分管档案的人把它弄掉了。他们去镇里找他们时，一句话“没有”，把他们打发出门。
后来我了解到，有“身份证”的渔船，每年都获得国家的补贴，而我父亲队里的渔民没有。我找过镇委书记，找过县里的头面人物，仍然无法解决。那年清明回乡下祭扫，我跪在父亲坟前说，爹，我无能力帮到您的渔民兄弟，可我尽力了。
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每个人的模样，家在村中哪个位置，一闭上眼，我都会回到当年的场景。
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六岁，在村小代过几个月课，班上有名女生是父亲队里的渔民子女，她刚出生不久，父亲和爷爷在一次海难中走了。我父亲是队长，去帮这家渔民亲属处理后事。
大约半年多，父亲说，某某与这寡妇过了，要不丢下这窝孩子真可怜。
班上这位女生，就是这窝孩子中的一个。
她父亲走后，继父也是我父亲队里的一位渔民。
我目睹了这家人的招魂仪式。这家人在上村西头，隔着一片水田是下村。
我家在下村。那是个黄昏，这家人哭着走出村口，女人举着一根竹竿，顶上挂着一件黑衣，一家人披麻戴孝，哭着向海堤走去。
我父亲说，这家人招魂去了，把父子魂魄从海里召唤回来。
记得那个白天，父亲带我到抽水机房，他在做账，我站在门外目送渔民出海，他们挑着箩筐和渔具，默默地走向海堤，手里提着没点亮的风灯，其中也有这对父子。
夜里刮了一阵风，很大，还夹有雷暴雨。第二天回海时，其他船只都回港了，唯独这对父子的船没靠岸。不久传来父子俩已遇难的坏消息，父亲整夜没睡，整夜出出进进，我家大门整夜都没关。
多年后，我想起这父子俩，想起他们背对我向深海走去，想起他们手中的风灯，再也回不来了。想出泪水，然后在纸上写下一句诗：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
父亲队里的渔民都不识字，全是文盲，但人厚道仗义，对我父亲万般好，没听渔民背后骂过父亲一句，当面更不会骂。
父親是好人。渔民家里有家信，找我父亲去，念给他们全家听。然后帮他们复信，有时父亲带上我，在台面摆开信笺，他念一句，我就记一句。写好了，父亲又念给他们全家听，还帮他们带到镇上去寄。
父亲走了多年，有次我摔伤手臂回老家养伤，与我娘住过一段日子。是收割后的秋天，我走出家门，走进空稻田，一直向东走，迎着东边好大的红阳，从下村走过上村，空无一人。
走着，走着，前面是一片用旧渔网围起来的鱼塘，见有入口处，我钻了进去。即时迎面走来一位表情冷峻的大叔，他问我：你找谁？
我说我没找谁，只想进来看看。
见我打扮不像本地人，大叔又问：你是哪里的？
我说我家在下村。大叔说，没印象。
我认出他是我父亲队里的渔民，就跟他说，你认识我父亲吧？
大叔问：你父亲是谁？
我说我父亲叫洪泮。大叔过来紧紧握住我一只手，问我：“你是森仔？”
我说是。然后大叔感慨说，你父亲是好人，走得太早了！
我点点头。谢过大叔，我在空稻田上继续向东走。一路想，父亲确实是好人。
好人父亲走了许多年，他队里的渔民还能记住他。
我跟自己说，爹，我来到你的老地方了，只是一切都变了。
5
五个初中同学，两个在上村，三个在下村。
那年我们同考镇上的高中，三个落选了，我和圆强考上。
圆强在上村，我在下村，各上一个，打个平手。
圆强父亲是盐工，家境好，砖墙屋。上下两村，只有盐工家才是砖墙，其余是泥墙，或茅棚。
他结婚早，没念完高中就与低一级的师妹结婚了。
结婚前一天，圆强说，给我写幅字装饰新房吧。
我写了。什么内容，至今也记不起来。大概是毛主席诗词吧。
高中没上完第一个学期，圆强退学了，回去顶他父亲的班，那年他刚够顶班年龄。后来我才知道，他报大两岁。
圆强成了一名正式工人。他学的是机械修理，在工区总部，算是一名技术工人吧。
我父亲与圆强父亲是故交，两家常有来往。
八十年代初，圆强辞职去了深圳，几年后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老板。
我一贯拒绝“大老板”这个词，总觉得是贬义。我与圆强的关系，是同学，也是异姓兄弟，他从小都很呵护我。
有次圆强从深圳回来，特意来看望我，当时我已经在报社工作。圆强见到我小孩嘟嘟，塞了一卷纸币给嘟嘟，好几千块。嘟嘟问，叔叔，是真钱还是假钱呀？搞得我很尴尬。圆强倒没啥，他拍下嘟嘟小脸哈哈大笑。
圆强的生意一直很顺，在深圳有了大公司，房产二三十套。当时他还托人动员过我，让我去深圳与他一起干，条件是，将全家户口迁到深圳，给一套房，现金20万元。这是九十年代初。我回谢了他，经商这行不适合我。 见面时圆强笑着说，你就一介书生。好吧，以后有困难尽管开口。
圆强是个大孝子，那年他母亲大病一场，家人都放弃了，他没放弃。
他从老郎中处求得一个处方，每天上班，他就把母亲背到他上班的地方，给母亲熬中药，下班又把母亲背回家，天天如此。半年多，他母亲的病治好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欠下一身债，才辞职去了深圳做生意。
他母親长寿，活到八十好几。母亲病重期间，他放下手头所有生意，回老家陪着母亲。他父亲走得早，比我父亲早走好几年。
有次他用手机发来一张照片，满屏是两只紧握着的大手，一只是他母亲的，另一只是他的。照片上写着四个字：永不分离。
他母亲最后一个生日在病房过，那天圆强让家人送来一台菜和一个蛋糕，摆在母床病榻前，为母亲祝寿。圆强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母子俩，永不分离，旁边的一位朋友提起相机拍了下来。
不久，圆强母亲过世了。
圆强母亲走那天，他打电话给我：慧谋，阿婶走了！
阿婶就是圆强母亲。乡下一带，都习惯称父亲叫“叔”，母亲叫“婶”。
我赶了回去。见到圆强满头乌发没了，剃了个精光，身披麻衣跪在他母亲遗体旁，口中念念有词。他在为母亲祈祷。
我给老人上过香，跪在圆强身边，悄声对他说，兄，千万保重！
圆强转过身来搂着我，满脸泪光，整个人憔悴了。
圆强在家守孝半年多，才回深圳。他的两个儿子移民美国多年了，结发之妻也离异了多年，他留在深圳和香港，两地都有公司和房产。
自从母亲走后，圆强开始吃素，不久皈依佛门，时在藏区，时在泰国，过起受戒持斋、清心寡欲的生活。
那年大年三十，接到圆强电话，他说他在我家楼下，从深圳回来，顺路来看看我。我赶紧下楼，一见面，他搂住我说，还是那么瘦。
然后他从车上搬下一大堆东西，两套新衣、奶粉、花旗参等，还塞一万元给我过年。我从来不拒绝，否则他会不高兴，全收下了。
圆强说，多年没在一起吃团圆饭了，去找个地方吧，我们吃个团圆饭。
找了一家小面馆，各要了一碗素面，他叫服务员另给我加了一只煎鸡蛋，吃完他要赶回老家，还有五十多公里路程。
从小面馆出来，图强说，不陪你了，要回老家给二老烧香，初一早上赶回深圳，初二飞泰国，在那边寺院要待半年多，电话不通，有事我会给你发微信。
圆强拍拍我肩膀，上车，回乡下去了。
我站在大院门口，目送圆强的路虎车转过红绿灯，忽然间觉得，岁月如此匆匆，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
那个年代，包括一些人、一些事，都已经非常遥远了。
责任编辑：姚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