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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鲍文清是名老新闻工作者。1956年从《大连日报》调至北京，先后在俄文《友好报》、《友好周刊》工作。1961年进入中国外文局，先后在《人民中国》、《今日中国》（原名《中国建设》）从事外宣期刊的采编工作。
她说让期刊真正走出国门，是几代外宣人的追求与梦想，看到此项工程被年轻一代外宣人奋斗着、实现着，心里是由衷的欣慰和感动。
作为编者，我们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鲍文清女士已进入耄耋之年，她几乎是在病榻上完成对宫喜祥社长的采访稿的。她说，她最欣慰的是，外宣事业在薪火传递中、在后来人的努力中，正越烧越旺⋯⋯
5年前，人们盼望已久的春雪落下来了，我快步去《今日中国》杂志社，参加2004年离退休老同志春节团拜会。
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一眼就看到一个戴眼镜，浑身充满着激情的青年在讲话：“⋯⋯老前辈给我们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努力、再努力地干下去，实现《今日中国》的再度辉煌”。
人们告诉我“他是新调来咱们社的领导：宫喜祥社长。”
我怎么掂量，他都像个艺术家，文质彬彬的，讲话声音不大，语言简练，思维活跃⋯⋯
转眼间，5年过去了！秋分细雨霏霏，收获的季节到了。宫喜祥在5年前许下的诺言已经开花结了果。
我在外宣岗位上工作了30年，由衷地盼望我们的外宣事业不断兴旺。我为宫社长带领员工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倍感欣慰。
2009年2月5日，按约定时间，我来拜访宫喜祥。
走进大门，两旁崭新的书架上摆满《今日中国》杂志各种文版，那是跋涉者的脚印。楼里还安上了电梯，爬了30年楼阶的历史结束了。电梯一直到5楼，我再步行一层层地往下走，饶有兴趣地参观起来。
每层楼的走廊里，都挂满了与杂志足迹有关的历史照片，有毛主席和宋庆龄的，有周总理和宋庆龄的，有外宣泰斗爱泼斯坦的⋯⋯。会议室里，还挂满了绘画和书法作品，很有艺术气氛。整栋办公楼真是旧貌换新颜，漂亮、优雅、严肃、活泼。作为一名已退休10多年的杂志社老记者，有种回家真好的感觉！
轻轻叩响318室，宫社长热情地把我迎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他，多少有点拘谨。一回身，看到茶几上那杯刚沏好的茶冒着热气。“你喜欢喝茶？”我问道。他说，他不抽烟，工作紧张，写作头痛时，喝茶可以启发灵感，缓解疲劳。都说书茶艺不分家，他的书法、篆刻和品茶构成了他独有的气质，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抵达墨西哥城不再飘洋过海
问：从事对外宣传的人多少年来都被针对性的问题困扰着，大家都评价说《今日中国》在“本土化”上做了大功夫，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宫喜祥沉思了一会儿说，宣传要有针对性，早在1942年毛主席就说过“宣传不能对牛弹琴”。外宣老前辈也鲜明地提出“有的放矢就是要弄清对象，对象不明，就是无的放矢。放矢还要中的，放矢不中的，等于没放。”自1952年《今日中国》创刊以来，杂志社就不断地研究探索外宣期刊针对性的问题。
2004年中国外文局提出了一项改革措施——外宣期刊“本土化”，什么是本土化？我理解，这是实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外宣“三贴近”要求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土化”就是为了解决“三贴近”的问题。主要做法是将编辑策划和印刷发行等重要出版环节向对象国前移，借助网络传版等现代技术，在保证我外宣目标的前提下，让办刊人的思维更贴近受众，让刊物印发的时间保证阅读时效。
基于《今日中国》在外文期刊中，有着版本最多、本土化开展最早、各文版有基础等特点，外文局把 《今日中国》作为首家示范单位，率先实施了“本土化”。
我社的期刊本土化工作，是我调来之后具体组织实施的。最早是阿文版和西文版分别在埃及和墨西哥建立分支机构，我们是中国首家在国外设置分支机构的杂志社。记得当时我们的驻外机构在埃及中东分社成立的挂牌仪式上，原来邀请嘉宾150多人，结果社会各界读者闻讯自发赶来参加的有500多人，场面十分热烈，前方的编辑记者也都欢欣鼓舞。
实现“本土化”后，期刊发行量当年飙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感慨地说：“原来，我们《今日中国》杂志抵达墨西哥城，要经过远洋运输，十分影响时效。而现在在墨西哥城看到的《今日中国》杂志，已经不必像过去那样远渡重洋了。”
中东人喜欢《圆梦新丝路》
问：那么，你在解决外宣期刊针对性问题上做了哪些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
答：选题策划上，我们根据分社提供的舆情报告，分析国际舆论形势进行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报道。例如，2006年，通过中东分社，我们了解到阿拉伯媒体就中国商品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作了很多诋毁中国人和中国产品的负面报道。针对这种情况，我带队与阿文版主编王复和副主编外籍雇员侯赛因到义乌采访。我们深夜到阿拉伯人的理发馆、茶馆、餐厅去了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情况。通过两天不分昼夜的工作，我们最终完成了题为《圆梦新丝路》的报道。文章讲了阿拉伯商人如何在中国生活的，中国是如何接纳他们的⋯⋯也讲了阿拉伯人如何看待中阿贸易。其中，图片全部是我拍摄的。这篇文章获得外文局优秀作品奖。
现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也是我们报道的重点。例如在2009年第二期就有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稿件。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特邀了李肇星、吴建民撰写文章，非常有影响力。
其次，在驻在国约稿。“本土化”两个版本的期刊在海外都有顾问团，每个月召开选题策划会。中东的特别成功，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在我们的阿文版和西文版上，经常可以看到埃及和墨西哥当地的记者、专家等知名人士的文章。
在分社的发行上，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运用市场机制。除了高层赠送之外，我们大部分是通过市场上的读者订阅。现在，中东通过在当地市场有效发行，增长了数倍，拉美地区的发行更是有重大突破。现在赠送对象都是政界名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大学、图书馆等。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团结有影响力的人群，影响更多的读者。
现在在墨西哥的机场、报刊亭中也能买到《今日中国》杂志了。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说：“现在，我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所有事情大多是在《今日中国》看到的。”在2007年我们为他颁发了“尊贵读者证书”。
走出“盲人摸象”困境
问：我在采访一位新华社副社长时，他举了许多例子，说凡是事业需要的，宫喜祥都能不计代价地去开辟去推动。那么在实施“本土化”中，你是否遇到过困难？如何解决的呢？
答：有啊。首先，我们《今日中国》杂志是具有57年历史的传统媒体，本身有局限性，在内容、视觉效果、信息承载度上都有落后之处，另外时效性有差距。其次，是人力资源。过去的人员工作都是单一化的，做翻译的人员对新闻不敏感，做新闻的人对外语翻译不精通，对多语种多对象国读者需求也不太了解。年轻同志缺少经验。我们现在缺少复合型人才，既具备选题策划、新闻采访、翻译能力又具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
问：的确，搞“本土化”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但是，人才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答：注重实践培养，渠道多元化。现在，我们制定了境外分社实习培训制度，选派优秀的工作人员到分社驻地工作3个月，打破出国的层级界限；国内组织各种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到其他单位实习；参加外文局的培训。
现在社内也鼓励外单位借调，例如每年人大、政协会议、外宣办的活动，外语人才都经常被借调。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就派出了多位年轻同志去担任工作人员和进行采访。
另外年轻人考研究生，接受培训，费用社里报销。
问：我们的“本土化”工作是否已经解决了外宣期刊的针对性问题呢？
答：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目标，也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同时，现在，在工作层面上及认识层面上还存在差距。这些都要一步一步地解决。至少，通过5年的时间，我们证明了“本土化”道路是成功的。之前西方的宣传是片面的，按照自己的宣传意图取舍，与我们的价值取向不同。例如：奥运会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等，国外的报道存在不客观不全面的问题。我们驻外分社进行“本土化”运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搜集国外舆情的反馈，研究国外报道，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报道。如果没有本土化，我们就像盲人一样，看不到整体的外部世界。
现在“本土化”第一步规划已经实现，下一步措施是向周边国家拓展。例如中东，在阿语国家建立读者俱乐部；在拉美，包括未建交国家，如在秘鲁建立分印点，构建“南墨北秘”的格局，在巴西，计划创办葡文版。这样让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能及时了解中国情况。现在，根据外文局工作部署，社里正在筹建“本土化工作中心”，更系统化、规范化地推动“本土化”事业的发展。
前方有路标身边有榜样
问：你刚才提到的认识层面上的差距，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人是要有理想和榜样的。2004年初，我结束了新华社派遣到贵阳市挂职副市长的工作，奉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被派到中国外文局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从而有缘结识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爱泼斯坦先生。作为《今日中国》杂志社新任的年轻社长，我与爱老年龄相差近50岁，相隔二到三代人。值得我庆幸的是，由于自己投身于我国的外宣事业，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名人。在与爱老的交往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难得的东西，尤其是他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以及他乐观豁达的人生观。爱泼斯坦是《今日中国》的主要创办者，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外宣事业，是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
尽管爱老去世的时候年事已高，但我仍有无尽的留恋。每年清明节，我都亲自带青年同志们去给爱泼斯坦扫墓。后来社里开展的学习爱泼斯坦活动，就是想让这面旗帜继续带领我们。
还有位同辈《今日中国》前任总编辑黎海波同志，是在《北京周报》工作多年的专家。他业务能力强，知识面广，思维敏捷，中英文都比较好，采、编、写都很出色，我们刊物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封面，让大家看到榜样其实就在身边。但没想到的是他来社内工作时间很短，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和学习他钻研业务的精神，学习他为外宣事业奋斗不止的精神。
“物艺相同”道路更宽
问：我想冒昧地向你提个问题，听说你是个篆刻家和书法家，并且作过不同的工作，那么你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答：范敬宜曾说过“物艺相通”，也就是说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各种学问在最高境界是彼此相通的。这对人的事业会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干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有涉猎各个领域知识的欲望。我们外宣队伍中很多人都有着多方面的才能。
我是在多种新闻工作岗位包括地方工作的厚土中成长起来的，从事过不同领域的工作，总的来说，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冰天雪地的北国和贫寒的家境，培养造就了我不畏艰难和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自幼淘顽不羁，小学好在书本上涂鸦，中学喜用橡皮刻字，大学时候开始刻石治印，称为金石篆刻，久之竟成雅癖，乐此不疲。篆刻虽然是雕虫小技，然而我深得其益。自古至今，官印、私印、书画印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陶冶其中，增广修养，怡乐身心，拓展视野。我大学专业是经济，有幸转为从事新闻文化事业，说来，也是深得金石文化之助。
来《今日中国》之前，我曾被派往贵州扶贫2年，当新华社扶贫工作队长、县委副书记、兼任新华社贵州分社党组成员。那个地方属喀斯特地貌，土地很少，当地人均不到一亩地，收成很低，无法保证口粮，条件比较艰苦。我到了以后经常去农村了解情况，组织基层干部改变观念，修路修水窖，带动农民养猪养兔，建饲料厂，帮助销售，增加农民收入⋯⋯，现在息烽县已经脱贫。回来后，在新华出版社当了3年总经理，后又到贵阳市挂职当副市长2年。所以我坚信，只要努力干，就一定会干好。
如今搞本土化工作成了我事业的主攻方向，一如既往，我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有多么难。只要一心一意搞下去，就会有成果。
责编：宏 磊
她说让期刊真正走出国门，是几代外宣人的追求与梦想，看到此项工程被年轻一代外宣人奋斗着、实现着，心里是由衷的欣慰和感动。
作为编者，我们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鲍文清女士已进入耄耋之年，她几乎是在病榻上完成对宫喜祥社长的采访稿的。她说，她最欣慰的是，外宣事业在薪火传递中、在后来人的努力中，正越烧越旺⋯⋯
5年前，人们盼望已久的春雪落下来了，我快步去《今日中国》杂志社，参加2004年离退休老同志春节团拜会。
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一眼就看到一个戴眼镜，浑身充满着激情的青年在讲话：“⋯⋯老前辈给我们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努力、再努力地干下去，实现《今日中国》的再度辉煌”。
人们告诉我“他是新调来咱们社的领导：宫喜祥社长。”
我怎么掂量，他都像个艺术家，文质彬彬的，讲话声音不大，语言简练，思维活跃⋯⋯
转眼间，5年过去了！秋分细雨霏霏，收获的季节到了。宫喜祥在5年前许下的诺言已经开花结了果。
我在外宣岗位上工作了30年，由衷地盼望我们的外宣事业不断兴旺。我为宫社长带领员工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倍感欣慰。
2009年2月5日，按约定时间，我来拜访宫喜祥。
走进大门，两旁崭新的书架上摆满《今日中国》杂志各种文版，那是跋涉者的脚印。楼里还安上了电梯，爬了30年楼阶的历史结束了。电梯一直到5楼，我再步行一层层地往下走，饶有兴趣地参观起来。
每层楼的走廊里，都挂满了与杂志足迹有关的历史照片，有毛主席和宋庆龄的，有周总理和宋庆龄的，有外宣泰斗爱泼斯坦的⋯⋯。会议室里，还挂满了绘画和书法作品，很有艺术气氛。整栋办公楼真是旧貌换新颜，漂亮、优雅、严肃、活泼。作为一名已退休10多年的杂志社老记者，有种回家真好的感觉！
轻轻叩响318室，宫社长热情地把我迎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他，多少有点拘谨。一回身，看到茶几上那杯刚沏好的茶冒着热气。“你喜欢喝茶？”我问道。他说，他不抽烟，工作紧张，写作头痛时，喝茶可以启发灵感，缓解疲劳。都说书茶艺不分家，他的书法、篆刻和品茶构成了他独有的气质，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抵达墨西哥城不再飘洋过海
问：从事对外宣传的人多少年来都被针对性的问题困扰着，大家都评价说《今日中国》在“本土化”上做了大功夫，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宫喜祥沉思了一会儿说，宣传要有针对性，早在1942年毛主席就说过“宣传不能对牛弹琴”。外宣老前辈也鲜明地提出“有的放矢就是要弄清对象，对象不明，就是无的放矢。放矢还要中的，放矢不中的，等于没放。”自1952年《今日中国》创刊以来，杂志社就不断地研究探索外宣期刊针对性的问题。
2004年中国外文局提出了一项改革措施——外宣期刊“本土化”，什么是本土化？我理解，这是实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外宣“三贴近”要求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土化”就是为了解决“三贴近”的问题。主要做法是将编辑策划和印刷发行等重要出版环节向对象国前移，借助网络传版等现代技术，在保证我外宣目标的前提下，让办刊人的思维更贴近受众，让刊物印发的时间保证阅读时效。
基于《今日中国》在外文期刊中，有着版本最多、本土化开展最早、各文版有基础等特点，外文局把 《今日中国》作为首家示范单位，率先实施了“本土化”。
我社的期刊本土化工作，是我调来之后具体组织实施的。最早是阿文版和西文版分别在埃及和墨西哥建立分支机构，我们是中国首家在国外设置分支机构的杂志社。记得当时我们的驻外机构在埃及中东分社成立的挂牌仪式上，原来邀请嘉宾150多人，结果社会各界读者闻讯自发赶来参加的有500多人，场面十分热烈，前方的编辑记者也都欢欣鼓舞。
实现“本土化”后，期刊发行量当年飙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感慨地说：“原来，我们《今日中国》杂志抵达墨西哥城，要经过远洋运输，十分影响时效。而现在在墨西哥城看到的《今日中国》杂志，已经不必像过去那样远渡重洋了。”
中东人喜欢《圆梦新丝路》
问：那么，你在解决外宣期刊针对性问题上做了哪些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
答：选题策划上，我们根据分社提供的舆情报告，分析国际舆论形势进行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报道。例如，2006年，通过中东分社，我们了解到阿拉伯媒体就中国商品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作了很多诋毁中国人和中国产品的负面报道。针对这种情况，我带队与阿文版主编王复和副主编外籍雇员侯赛因到义乌采访。我们深夜到阿拉伯人的理发馆、茶馆、餐厅去了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情况。通过两天不分昼夜的工作，我们最终完成了题为《圆梦新丝路》的报道。文章讲了阿拉伯商人如何在中国生活的，中国是如何接纳他们的⋯⋯也讲了阿拉伯人如何看待中阿贸易。其中，图片全部是我拍摄的。这篇文章获得外文局优秀作品奖。
现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也是我们报道的重点。例如在2009年第二期就有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稿件。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特邀了李肇星、吴建民撰写文章，非常有影响力。
其次，在驻在国约稿。“本土化”两个版本的期刊在海外都有顾问团，每个月召开选题策划会。中东的特别成功，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在我们的阿文版和西文版上，经常可以看到埃及和墨西哥当地的记者、专家等知名人士的文章。
在分社的发行上，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运用市场机制。除了高层赠送之外，我们大部分是通过市场上的读者订阅。现在，中东通过在当地市场有效发行，增长了数倍，拉美地区的发行更是有重大突破。现在赠送对象都是政界名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大学、图书馆等。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团结有影响力的人群，影响更多的读者。
现在在墨西哥的机场、报刊亭中也能买到《今日中国》杂志了。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说：“现在，我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所有事情大多是在《今日中国》看到的。”在2007年我们为他颁发了“尊贵读者证书”。
走出“盲人摸象”困境
问：我在采访一位新华社副社长时，他举了许多例子，说凡是事业需要的，宫喜祥都能不计代价地去开辟去推动。那么在实施“本土化”中，你是否遇到过困难？如何解决的呢？
答：有啊。首先，我们《今日中国》杂志是具有57年历史的传统媒体，本身有局限性，在内容、视觉效果、信息承载度上都有落后之处，另外时效性有差距。其次，是人力资源。过去的人员工作都是单一化的，做翻译的人员对新闻不敏感，做新闻的人对外语翻译不精通，对多语种多对象国读者需求也不太了解。年轻同志缺少经验。我们现在缺少复合型人才，既具备选题策划、新闻采访、翻译能力又具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
问：的确，搞“本土化”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但是，人才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答：注重实践培养，渠道多元化。现在，我们制定了境外分社实习培训制度，选派优秀的工作人员到分社驻地工作3个月，打破出国的层级界限；国内组织各种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到其他单位实习；参加外文局的培训。
现在社内也鼓励外单位借调，例如每年人大、政协会议、外宣办的活动，外语人才都经常被借调。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就派出了多位年轻同志去担任工作人员和进行采访。
另外年轻人考研究生，接受培训，费用社里报销。
问：我们的“本土化”工作是否已经解决了外宣期刊的针对性问题呢？
答：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目标，也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同时，现在，在工作层面上及认识层面上还存在差距。这些都要一步一步地解决。至少，通过5年的时间，我们证明了“本土化”道路是成功的。之前西方的宣传是片面的，按照自己的宣传意图取舍，与我们的价值取向不同。例如：奥运会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等，国外的报道存在不客观不全面的问题。我们驻外分社进行“本土化”运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搜集国外舆情的反馈，研究国外报道，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报道。如果没有本土化，我们就像盲人一样，看不到整体的外部世界。
现在“本土化”第一步规划已经实现，下一步措施是向周边国家拓展。例如中东，在阿语国家建立读者俱乐部；在拉美，包括未建交国家，如在秘鲁建立分印点，构建“南墨北秘”的格局，在巴西，计划创办葡文版。这样让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能及时了解中国情况。现在，根据外文局工作部署，社里正在筹建“本土化工作中心”，更系统化、规范化地推动“本土化”事业的发展。
前方有路标身边有榜样
问：你刚才提到的认识层面上的差距，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人是要有理想和榜样的。2004年初，我结束了新华社派遣到贵阳市挂职副市长的工作，奉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被派到中国外文局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从而有缘结识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爱泼斯坦先生。作为《今日中国》杂志社新任的年轻社长，我与爱老年龄相差近50岁，相隔二到三代人。值得我庆幸的是，由于自己投身于我国的外宣事业，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名人。在与爱老的交往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难得的东西，尤其是他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以及他乐观豁达的人生观。爱泼斯坦是《今日中国》的主要创办者，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外宣事业，是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
尽管爱老去世的时候年事已高，但我仍有无尽的留恋。每年清明节，我都亲自带青年同志们去给爱泼斯坦扫墓。后来社里开展的学习爱泼斯坦活动，就是想让这面旗帜继续带领我们。
还有位同辈《今日中国》前任总编辑黎海波同志，是在《北京周报》工作多年的专家。他业务能力强，知识面广，思维敏捷，中英文都比较好，采、编、写都很出色，我们刊物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封面，让大家看到榜样其实就在身边。但没想到的是他来社内工作时间很短，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和学习他钻研业务的精神，学习他为外宣事业奋斗不止的精神。
“物艺相同”道路更宽
问：我想冒昧地向你提个问题，听说你是个篆刻家和书法家，并且作过不同的工作，那么你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答：范敬宜曾说过“物艺相通”，也就是说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各种学问在最高境界是彼此相通的。这对人的事业会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干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有涉猎各个领域知识的欲望。我们外宣队伍中很多人都有着多方面的才能。
我是在多种新闻工作岗位包括地方工作的厚土中成长起来的，从事过不同领域的工作，总的来说，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冰天雪地的北国和贫寒的家境，培养造就了我不畏艰难和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自幼淘顽不羁，小学好在书本上涂鸦，中学喜用橡皮刻字，大学时候开始刻石治印，称为金石篆刻，久之竟成雅癖，乐此不疲。篆刻虽然是雕虫小技，然而我深得其益。自古至今，官印、私印、书画印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陶冶其中，增广修养，怡乐身心，拓展视野。我大学专业是经济，有幸转为从事新闻文化事业，说来，也是深得金石文化之助。
来《今日中国》之前，我曾被派往贵州扶贫2年，当新华社扶贫工作队长、县委副书记、兼任新华社贵州分社党组成员。那个地方属喀斯特地貌，土地很少，当地人均不到一亩地，收成很低，无法保证口粮，条件比较艰苦。我到了以后经常去农村了解情况，组织基层干部改变观念，修路修水窖，带动农民养猪养兔，建饲料厂，帮助销售，增加农民收入⋯⋯，现在息烽县已经脱贫。回来后，在新华出版社当了3年总经理，后又到贵阳市挂职当副市长2年。所以我坚信，只要努力干，就一定会干好。
如今搞本土化工作成了我事业的主攻方向，一如既往，我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有多么难。只要一心一意搞下去，就会有成果。
责编：宏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