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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胡承霖把头斜抵在长途公共汽车的窗沿，微闭双眼打盹儿。
车身一震，停下了。
“胡老，猜猜到哪个站了？”同行的笔者故意问他。
“不用猜。蒙城啊！”他头也不抬地答道。
自安徽合肥到皖北麦区涡阳县的这条路，300多公里。胡承霖跑了不下百次，以至在睡梦中也知道车到哪里了。
车下的路经历了从坎坷土路、柏油路再到高速公路的沧桑巨变；胡承霖也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了耄耋之年。小时候受够了挨饿之苦的胡承霖，20岁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有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立志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点事”“以科技服务农民作我的报国之路”。
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年！
古稀之年立下“军令状”
精壮劳力大量外流，大片田块撂荒或“望天收”；农技站“线断人散”，新技术找不到“落点”；乡村干部抓粮“调子高”、见效难，粮食单产多年徘徊不前。眼见着农村这种令人揪心的现状，2005年，已从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岗位退休10年的胡承霖，再也坐不住了。春节前，他连续10多天熬到深夜，给安徽省有关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50余年工作生涯中，深切体会到农业工作任重道远。当前党和政府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振兴安徽农业，我要勇担其责。”信后，附着一篇安徽小麦5年增产50亿斤的高产攻关方案。核心内容是以“四大关键技术”彻底逆转粮食生产的习惯性低效做法，真正实现“科学增粮”。
信寄出后，胡承霖几晚没合眼。后来他说，那封信，像给自己立了一道“军令状”！
安徽省领导掂出了这封信的分量。很快，粮食高产攻关计划成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胡承霖被聘为专家组副组长。
冷言冷语也呼呼地刮了过来。“老胡疯了？大把年纪，纸上谈兵就能增产几十亿斤？”“项目肯定有大笔经费，还不是为了多搞点钱呗。”
胡承霖没用一句话回应。
他知道，用20多年汗水泡出来的“四大关键技术”经得起考验。
长期蹲田头、扎地尾，胡承霖归纳了阻碍皖北粮区生产的四大陋习，又分别创造出作为破解之道的四项集成新技术：针对导致小麦“早衰”的“一炮轰”式施肥方法，他创出“氮肥后移”等集束新技术；针对密集播种的老毛病，他创出不同土壤、不同气候条件的科学播种新法；针对稻茬麦地“湿害”“草害”交加情况，他创出综合病虫害防治法；针对皖北小麦品种混乱、格局不科学现状，他提出扭转品种布局的新招。
胡承霖曾举着麦穗对笔者说：“每根穗上，只需增加一粒麦子，亩产就能增30斤。”而要增加一粒，又何其难！为了这“四大关键技术”，他在凤阳县等地开展的20年科研，记录几十万项数据的纸片可以装一卡车。
“把教授气磨干净”
随时下乡，背上挎包拔腿就走，是这位老教授长年养成的习惯。地头上查看麦种生根情况，他变戏法似的从挎包中掏出一把小铲就挖。他的黑色挎包里，除小铲外，还放着笔记本、材料、毛巾、茶杯和电话簿。磨得卷边损角的电话簿里，工整地记着400多个农家电话号码。胡承霖说这个挎包是他的“百宝囊”，下乡时离不了。
如今皖北的村村寨寨，已很少有农民把这个戴老花镜的“泥教授”当外人了。小麦生长期里，苗情如火，他常常是一挤出熙熙攘攘的长途汽车站，就直奔田头，裤脚一卷就下地，在田埂上跟农民唠到天黑。
他记不清“学生”有几万人了。常常在田头举着个大喇叭，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喊课”，一直喊到嗓子失了声。
“要懂得农民脾性，只有混熟了，传授技术才最有效！”胡承霖常抡起膀子陪农民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
“得把教授气磨得干干净净，用农民自己的话讲课。”为了讲清统一防治病虫草害的必要，他举“打麻将”这些农民能听懂的例子，“如果大家不统一防治，像打麻将‘三缺一’，怎么和牌啊？”
听课的农民哄堂大笑，胡承霖讲的道理也就在这笑声中悄悄地在农民心里扎下了根。
推进小麦大区增产的政府配套措施，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令胡承霖大感意外的是，原定2010年实现增产50亿斤的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到2010年，皖北麦区5年增产近80亿斤，小麦增量占全国同期增量的1/4。他定点抓的涡阳县小麦示范田更是创下单产1478斤新纪录，成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冠军”。
增产奇迹的到来谈何容易？！这5年，从淮河大洪水、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再到持续大旱……皖北粮区从未风调雨顺过。延续多年的“逢灾必减”怪圈，终于被打破。
安徽省政府表彰小麦高产攻关工程，把10万元奖金的大奖发给了胡承霖。回来后，他却把这笔钱捐给学校，“我不缺这些钱，每月退休工资够用了。这钱要奖给那些家里困难、毕业后愿意到农村的学生！”
同农民签“赔偿协议”
2009年冬，天冷得早，大雪导致麦苗生长量严重不足。涡阳县新兴镇种粮大户刘彪急得挠头。胡承霖指导他分次施肥，刘彪讲：“老规矩不敢破，麦子毁了当年穷。”
胡承霖也急了，嚷着要同刘彪签订“赔偿协议”：按照我的办法种粮，多收了，每一粒都归你；少收了，我按市场最高价赔给你！
当然刘彪不会真的要签这种“协议”，但老教授的倔劲感动了他。按“新道道”种田，刘彪的麦田当年亩产就超出往年200多斤，经专家实产验收达到1478斤，刷新了安徽小麦高产纪录。
在这个村搞了3年的高产示范，胡承霖鞋磨破了几双。每年麦季都要进村十六七趟。冬天里，有时农民没起床，坐了5个小时长途汽车的他倒先进村了，在田头常常一站一讲就是一整天。
胡承霖说：“我了解农民的心思，家底薄、怕折腾。”他说他的志向就是“饿出来的”：小时候，全家人靠父亲在合肥中菜市摆个小摊度日，家境苦。读中学时又逢抗日战争，经常饿得头晕脚颤的记忆，是一辈子的梦魇。1949年胡承霖考入南京农学院，师从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拿着6元钱的甲等奖学金，开始钻研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一些老同事问我，为什么能几十年跑田头不厌倦？我提到人的信念问题。现在许多人，怕谈信念。一谈就脸红！觉得过时了、真老土。觉得这个词与时代脱节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人的信念，不是一个虚词！否则不成了行尸走肉了？越有人觉得它虚，我就越要做得更实实在在一些。”胡承霖说。
“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
见过胡承霖的人，都用疑惑的眼光反复打量他。他怎么可能是个80多岁的人呢？一头从未染过的黑发，只夹杂着几根银丝。5公里的路程，他骑自行车20分钟就蹬到。30斤的大米，他不歇一口气拎着直上3楼。县乡干部吵着要学他的“养生经”。
当了解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摸爬滚打的经历后，许多县乡干部说：连我们身在农村的，也难学这种“不老经”。学生们心疼年迈的老师，劝他，“还是少跑腿、多动嘴，效果是一样的”。
胡承霖说：“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我要一直干到跑不动为止。”
曾跟胡承霖一起下过乡的安徽农大教授周葆生说，在小麦研究领域，育种和栽培是两大专业。搞栽培的人少，因为要长年扎在土窝里，即使有成果却难被认为“突出”，但胡承霖却在栽培学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30年前跟着他研究小麦栽培，晴天一脸土，雨天一身泥。寒冬腊月里，他带着学生终日到麦田采集分蘖样本做试验。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胡老师“苦行僧”作风丝毫未变。
实践出真知，靠着这种“苦行僧”作风，胡承霖写出了砖头厚的专著《安徽小麦》，被公认为是指导小麦生产的权威著作。而5年增产80亿斤，这篇写在广袤田野上的“论文”，又是何等气势磅礴啊！
编辑／彭永
车身一震，停下了。
“胡老，猜猜到哪个站了？”同行的笔者故意问他。
“不用猜。蒙城啊！”他头也不抬地答道。
自安徽合肥到皖北麦区涡阳县的这条路，300多公里。胡承霖跑了不下百次，以至在睡梦中也知道车到哪里了。
车下的路经历了从坎坷土路、柏油路再到高速公路的沧桑巨变；胡承霖也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了耄耋之年。小时候受够了挨饿之苦的胡承霖，20岁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有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立志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点事”“以科技服务农民作我的报国之路”。
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年！
古稀之年立下“军令状”
精壮劳力大量外流，大片田块撂荒或“望天收”；农技站“线断人散”，新技术找不到“落点”；乡村干部抓粮“调子高”、见效难，粮食单产多年徘徊不前。眼见着农村这种令人揪心的现状，2005年，已从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岗位退休10年的胡承霖，再也坐不住了。春节前，他连续10多天熬到深夜，给安徽省有关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50余年工作生涯中，深切体会到农业工作任重道远。当前党和政府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振兴安徽农业，我要勇担其责。”信后，附着一篇安徽小麦5年增产50亿斤的高产攻关方案。核心内容是以“四大关键技术”彻底逆转粮食生产的习惯性低效做法，真正实现“科学增粮”。
信寄出后，胡承霖几晚没合眼。后来他说，那封信，像给自己立了一道“军令状”！
安徽省领导掂出了这封信的分量。很快，粮食高产攻关计划成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胡承霖被聘为专家组副组长。
冷言冷语也呼呼地刮了过来。“老胡疯了？大把年纪，纸上谈兵就能增产几十亿斤？”“项目肯定有大笔经费，还不是为了多搞点钱呗。”
胡承霖没用一句话回应。
他知道，用20多年汗水泡出来的“四大关键技术”经得起考验。
长期蹲田头、扎地尾，胡承霖归纳了阻碍皖北粮区生产的四大陋习，又分别创造出作为破解之道的四项集成新技术：针对导致小麦“早衰”的“一炮轰”式施肥方法，他创出“氮肥后移”等集束新技术；针对密集播种的老毛病，他创出不同土壤、不同气候条件的科学播种新法；针对稻茬麦地“湿害”“草害”交加情况，他创出综合病虫害防治法；针对皖北小麦品种混乱、格局不科学现状，他提出扭转品种布局的新招。
胡承霖曾举着麦穗对笔者说：“每根穗上，只需增加一粒麦子，亩产就能增30斤。”而要增加一粒，又何其难！为了这“四大关键技术”，他在凤阳县等地开展的20年科研，记录几十万项数据的纸片可以装一卡车。
“把教授气磨干净”
随时下乡，背上挎包拔腿就走，是这位老教授长年养成的习惯。地头上查看麦种生根情况，他变戏法似的从挎包中掏出一把小铲就挖。他的黑色挎包里，除小铲外，还放着笔记本、材料、毛巾、茶杯和电话簿。磨得卷边损角的电话簿里，工整地记着400多个农家电话号码。胡承霖说这个挎包是他的“百宝囊”，下乡时离不了。
如今皖北的村村寨寨，已很少有农民把这个戴老花镜的“泥教授”当外人了。小麦生长期里，苗情如火，他常常是一挤出熙熙攘攘的长途汽车站，就直奔田头，裤脚一卷就下地，在田埂上跟农民唠到天黑。
他记不清“学生”有几万人了。常常在田头举着个大喇叭，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喊课”，一直喊到嗓子失了声。
“要懂得农民脾性，只有混熟了，传授技术才最有效！”胡承霖常抡起膀子陪农民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
“得把教授气磨得干干净净，用农民自己的话讲课。”为了讲清统一防治病虫草害的必要，他举“打麻将”这些农民能听懂的例子，“如果大家不统一防治，像打麻将‘三缺一’，怎么和牌啊？”
听课的农民哄堂大笑，胡承霖讲的道理也就在这笑声中悄悄地在农民心里扎下了根。
推进小麦大区增产的政府配套措施，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令胡承霖大感意外的是，原定2010年实现增产50亿斤的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到2010年，皖北麦区5年增产近80亿斤，小麦增量占全国同期增量的1/4。他定点抓的涡阳县小麦示范田更是创下单产1478斤新纪录，成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冠军”。
增产奇迹的到来谈何容易？！这5年，从淮河大洪水、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再到持续大旱……皖北粮区从未风调雨顺过。延续多年的“逢灾必减”怪圈，终于被打破。
安徽省政府表彰小麦高产攻关工程，把10万元奖金的大奖发给了胡承霖。回来后，他却把这笔钱捐给学校，“我不缺这些钱，每月退休工资够用了。这钱要奖给那些家里困难、毕业后愿意到农村的学生！”
同农民签“赔偿协议”
2009年冬，天冷得早，大雪导致麦苗生长量严重不足。涡阳县新兴镇种粮大户刘彪急得挠头。胡承霖指导他分次施肥，刘彪讲：“老规矩不敢破，麦子毁了当年穷。”
胡承霖也急了，嚷着要同刘彪签订“赔偿协议”：按照我的办法种粮，多收了，每一粒都归你；少收了，我按市场最高价赔给你！
当然刘彪不会真的要签这种“协议”，但老教授的倔劲感动了他。按“新道道”种田，刘彪的麦田当年亩产就超出往年200多斤，经专家实产验收达到1478斤，刷新了安徽小麦高产纪录。
在这个村搞了3年的高产示范，胡承霖鞋磨破了几双。每年麦季都要进村十六七趟。冬天里，有时农民没起床，坐了5个小时长途汽车的他倒先进村了，在田头常常一站一讲就是一整天。
胡承霖说：“我了解农民的心思，家底薄、怕折腾。”他说他的志向就是“饿出来的”：小时候，全家人靠父亲在合肥中菜市摆个小摊度日，家境苦。读中学时又逢抗日战争，经常饿得头晕脚颤的记忆，是一辈子的梦魇。1949年胡承霖考入南京农学院，师从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拿着6元钱的甲等奖学金，开始钻研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一些老同事问我，为什么能几十年跑田头不厌倦？我提到人的信念问题。现在许多人，怕谈信念。一谈就脸红！觉得过时了、真老土。觉得这个词与时代脱节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人的信念，不是一个虚词！否则不成了行尸走肉了？越有人觉得它虚，我就越要做得更实实在在一些。”胡承霖说。
“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
见过胡承霖的人，都用疑惑的眼光反复打量他。他怎么可能是个80多岁的人呢？一头从未染过的黑发，只夹杂着几根银丝。5公里的路程，他骑自行车20分钟就蹬到。30斤的大米，他不歇一口气拎着直上3楼。县乡干部吵着要学他的“养生经”。
当了解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摸爬滚打的经历后，许多县乡干部说：连我们身在农村的，也难学这种“不老经”。学生们心疼年迈的老师，劝他，“还是少跑腿、多动嘴，效果是一样的”。
胡承霖说：“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我要一直干到跑不动为止。”
曾跟胡承霖一起下过乡的安徽农大教授周葆生说，在小麦研究领域，育种和栽培是两大专业。搞栽培的人少，因为要长年扎在土窝里，即使有成果却难被认为“突出”，但胡承霖却在栽培学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30年前跟着他研究小麦栽培，晴天一脸土，雨天一身泥。寒冬腊月里，他带着学生终日到麦田采集分蘖样本做试验。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胡老师“苦行僧”作风丝毫未变。
实践出真知，靠着这种“苦行僧”作风，胡承霖写出了砖头厚的专著《安徽小麦》，被公认为是指导小麦生产的权威著作。而5年增产80亿斤，这篇写在广袤田野上的“论文”，又是何等气势磅礴啊！
编辑／彭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