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期以来，研究界的众多学者都因为周瘦鹃长期在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而将他视为鸳蝴派作家的代表。实际上周瘦鹃在编辑报刊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不亚于其文学成就，他在被世人誉为小说家的同时，也堪称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家。据笔者统计，从1920年至1940年，周瘦鹃独立或参与编辑的各类报刊达12种之多，囊括了报纸副刊、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等在内的各种类型，部分刊物编辑时间之长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周瘦鹃是一位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编辑家。
1925年6月6日，社会新闻性画报《上海画报》在上海创刊，初为二日刊，后改为三日刊。该刊先由毕倚虹主编，第70期(1926年1月)后由周瘦鹃接编，出至431期(1929年1月)以后周辞去主编职务。对周瘦鹃来说，这三年的编辑工作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的工作，而是一种体现自己的社会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创造性工作，他试图借助编辑工作完成和体现作为现代文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契合点，使两者之间建立和谐交融的关系。本文就从此处人手，探究其中表现出的本质特征。
一、基于正确预见的创新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娱乐期刊编辑经验的市民文人，周瘦鹃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画报这样的新型市民读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必然受到市民读者欢迎的发展趋势。
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传人中国。1902年，铜锌版印刷技术传人中国，上海开始出现印制的彩色石印图片，彩色图片具备了在国内印制的条件。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印刷出版业已相当繁盛。出版行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国内报刊的文字、图片的印制质量及装帧质量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到20年代中期，铜版印刷和小型相机都逐渐推广，摄影作品由于具备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象的素质，被报刊广泛采用。
1921年9月周瘦鹃主编的《半月》创刊，这是一个非常注意发挥图像在传播中的优势的文化娱乐刊物，郑逸梅曾对《半月》杂志有这样的介绍：“封面，谢之光绘时装仕女，用三色铜版印，在那时三色铜版的封面，其他杂志从没有用过，《半月》算是独有特色，因为成本是较大的。第一卷二十四期，每期有插图二页或四页。”周瘦鹃在当时就先于许多刊物编辑者认识到了图画设计不可替代的作用，图文并茂的编排所带来的较强的直观性、可读性、观赏性正适合都市市民读者群的阅读心理需求。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画报》的主编毕倚虹“罗致了许多使人惊心触目的照片”，“居然轰动一时”。在周瘦鹃接编《上海画报》时，上述的宝贵经验使得他在编排刊物内容时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照片和图片的作用，使插图的安排直接反映某种叙事性诉求，与目标读者阅读杂志的心理相契合。比如《谈虎》本是虎年谈虎的应时文章，旁边配以一张虎皮上的女电影明星的照片，显得相映成趣；《敝履王冕之多情太子》即配以故事主人公与两个妻子及孩子的照片，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弦管双清记》则配以文中所谈到的人物探子与钟馗的素描图片；《龙华春色》乃是游记，就配以三幅风景照片。在每期刊登的图照都与文章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起到了引导阅读过程、提升閱读趣味的重要作用。
二、高效出色的时尚叙事
周瘦鹃在编辑《上海画报》的过程中，不仅对画报的总体内容进行规划设计和选择加工，而且还直接参与画报内容的创作，对刊物不断扩大在市民社会中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在1925年底至1929年初的《上海画报》上，周瘦鹃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杂记，常配有生动的照片。他的笔下呈现出的生活，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文人的生活：举凡是都市娱乐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电影院、剧场、戏院、饭店、舞厅、公园等等，每一个角落都有周瘦鹃的存在，读者在这些片断中看到的简直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传统与现代的大杂烩，这就是真实的1920年代的上海生活。这些不断变换的都市生活场景就是为市民所熟悉的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再现，在大多数杂记中作者也是回环周旋于其中的参与者。在《礼拜六的晚上》中作者一夜之间既出席了狼虎会的聚餐，又被强邀至卡尔登夜总会，直至一点半才回到家中，可谓都市夜生活的典型写照。
周瘦鹃一面融入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给他带来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如《狂欢一夕记》《花问雅宴记》等，表达了他在宽广的社交圈中感受到的轻松和快乐，甚至“有欲仙欲死之慨矣”；另一面又出于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对都市市民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评论，如《为上海女子进一言》《接吻谈》《勿轻视有色人种》《功亏一篑之中华足球队》《男扮女不如女扮女》等文章中，他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认识来影响和改造社会。
周瘦鹃用细腻的心思感受着身边的事物，用审美的眼光品味生活中的美好，同时用诚恳的语言来规劝一些不良现象。他一方面接受和赞美着不断变化的新的现代审美准则和观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和道德的美表达出留恋之情。在记述交际圈中的婚礼时，周瘦鹃既满足了市民的猎奇心理，又用具体的行为细节向大众暗示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对传统的保留和对新潮流的追求调和交融在一起。《翠婚》和《鹤巢观光记》都展现了周瘦鹃作为都市文人的典型做派。正是在这样成系列的作品的编排中周瘦鹃完成了对于都市生活的面影的勾勒，全面地展现了1920年代后半期上海都市生活的现代性色彩。
三、服务作者和读者的编者观
一份文学刊物要想吸引读者、扩大销路，拥有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是其必备的条件，作为掌握着重要文化资源的主编，周瘦鹃认识到了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双向需求，促成了以友情为基础、以刊物为中心的作家群体的形成，一方面为编者能够高效方便地组稿提供了切实保障，同时又为通俗文学刊物培养了一批作家。
都市社会催生了人的多重社会角色与多重复合的人际关系，非职业型的人际情感交流显得很有必要，周瘦鹃与同人作家组织的定期聚餐典型地体现了上海人调适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心态结构的有利机制，这对于上海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稳定化乃至经济加速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画报》中的《礼拜六的晚上》《记中秋日之狼虎会》《春宴琐记》《吃看并记》《劳圃的半日》《灵鹣新阁之一夕》都是这方面的反映。这群活跃于上海滩的旨趣相近的文艺家通过聚餐会增进了解，联络感情，传递文艺界的最新信息，并就各种消息进行自由讨论，相互交换意见。
周瘦鹃及其同仁通过这类社会活动构建和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此进行了强化。范烟桥、郑逸梅、包天笑、陈小蝶、秦瘦鸥、程瞻庐等作家的文章经常见诸《上海画报》，他们均是活跃于周瘦鹃主编的《半月》和《紫罗兰》杂志上的通俗作家，现代通俗文学将中下层市民定位为自己的主要接受群体，这与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体对自己的读者覆盖面的定位是相称的。
从主编《半月》《紫罗兰》这些典型的通俗文学刊物中走来的周瘦鹃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既然是代表大众文化的平民读物，他面对的读者主体就是大中学生和普通职员、店员等在内的市民群体，《上海画报》对于他们而言，不单是具有休闲功能，同时也是一部“人生指南”。而从严格意义上去考察，上述作家都具有都市市民的身份，其中一部分人都从事过不同的职业，社会接触面非常广泛，如程瞻庐曾执教于苏州景海学校；李涵秋曾是苏州第五师范学校的国文历史教员，毕倚虹也曾担任教师的工作，胡寄尘则是上海大学、沪江大学的诗学教授。张舍我当过律师，严独鹤行过医，天虚我生经营企业颇为成功。周瘦鹃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市民的心声，同时相对稳定的作家群对保证刊物稿件的质量也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在传达大众心声的同时又加以引导，通过自己的“品牌战略”把新的审美模式和思维模式推向社会，润物细无声地推动着全体文化消费者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魏绍昌，吴承惠.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416.
[2]郑逸梅.书报话旧[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245.
1925年6月6日，社会新闻性画报《上海画报》在上海创刊，初为二日刊，后改为三日刊。该刊先由毕倚虹主编，第70期(1926年1月)后由周瘦鹃接编，出至431期(1929年1月)以后周辞去主编职务。对周瘦鹃来说，这三年的编辑工作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的工作，而是一种体现自己的社会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创造性工作，他试图借助编辑工作完成和体现作为现代文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契合点，使两者之间建立和谐交融的关系。本文就从此处人手，探究其中表现出的本质特征。
一、基于正确预见的创新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娱乐期刊编辑经验的市民文人，周瘦鹃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画报这样的新型市民读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必然受到市民读者欢迎的发展趋势。
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传人中国。1902年，铜锌版印刷技术传人中国，上海开始出现印制的彩色石印图片，彩色图片具备了在国内印制的条件。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印刷出版业已相当繁盛。出版行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国内报刊的文字、图片的印制质量及装帧质量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到20年代中期，铜版印刷和小型相机都逐渐推广，摄影作品由于具备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象的素质，被报刊广泛采用。
1921年9月周瘦鹃主编的《半月》创刊，这是一个非常注意发挥图像在传播中的优势的文化娱乐刊物，郑逸梅曾对《半月》杂志有这样的介绍：“封面，谢之光绘时装仕女，用三色铜版印，在那时三色铜版的封面，其他杂志从没有用过，《半月》算是独有特色，因为成本是较大的。第一卷二十四期，每期有插图二页或四页。”周瘦鹃在当时就先于许多刊物编辑者认识到了图画设计不可替代的作用，图文并茂的编排所带来的较强的直观性、可读性、观赏性正适合都市市民读者群的阅读心理需求。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画报》的主编毕倚虹“罗致了许多使人惊心触目的照片”，“居然轰动一时”。在周瘦鹃接编《上海画报》时，上述的宝贵经验使得他在编排刊物内容时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照片和图片的作用，使插图的安排直接反映某种叙事性诉求，与目标读者阅读杂志的心理相契合。比如《谈虎》本是虎年谈虎的应时文章，旁边配以一张虎皮上的女电影明星的照片，显得相映成趣；《敝履王冕之多情太子》即配以故事主人公与两个妻子及孩子的照片，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弦管双清记》则配以文中所谈到的人物探子与钟馗的素描图片；《龙华春色》乃是游记，就配以三幅风景照片。在每期刊登的图照都与文章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起到了引导阅读过程、提升閱读趣味的重要作用。
二、高效出色的时尚叙事
周瘦鹃在编辑《上海画报》的过程中，不仅对画报的总体内容进行规划设计和选择加工，而且还直接参与画报内容的创作，对刊物不断扩大在市民社会中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在1925年底至1929年初的《上海画报》上，周瘦鹃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杂记，常配有生动的照片。他的笔下呈现出的生活，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文人的生活：举凡是都市娱乐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电影院、剧场、戏院、饭店、舞厅、公园等等，每一个角落都有周瘦鹃的存在，读者在这些片断中看到的简直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传统与现代的大杂烩，这就是真实的1920年代的上海生活。这些不断变换的都市生活场景就是为市民所熟悉的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再现，在大多数杂记中作者也是回环周旋于其中的参与者。在《礼拜六的晚上》中作者一夜之间既出席了狼虎会的聚餐，又被强邀至卡尔登夜总会，直至一点半才回到家中，可谓都市夜生活的典型写照。
周瘦鹃一面融入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给他带来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如《狂欢一夕记》《花问雅宴记》等，表达了他在宽广的社交圈中感受到的轻松和快乐，甚至“有欲仙欲死之慨矣”；另一面又出于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对都市市民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评论，如《为上海女子进一言》《接吻谈》《勿轻视有色人种》《功亏一篑之中华足球队》《男扮女不如女扮女》等文章中，他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认识来影响和改造社会。
周瘦鹃用细腻的心思感受着身边的事物，用审美的眼光品味生活中的美好，同时用诚恳的语言来规劝一些不良现象。他一方面接受和赞美着不断变化的新的现代审美准则和观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和道德的美表达出留恋之情。在记述交际圈中的婚礼时，周瘦鹃既满足了市民的猎奇心理，又用具体的行为细节向大众暗示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对传统的保留和对新潮流的追求调和交融在一起。《翠婚》和《鹤巢观光记》都展现了周瘦鹃作为都市文人的典型做派。正是在这样成系列的作品的编排中周瘦鹃完成了对于都市生活的面影的勾勒，全面地展现了1920年代后半期上海都市生活的现代性色彩。
三、服务作者和读者的编者观
一份文学刊物要想吸引读者、扩大销路，拥有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是其必备的条件，作为掌握着重要文化资源的主编，周瘦鹃认识到了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双向需求，促成了以友情为基础、以刊物为中心的作家群体的形成，一方面为编者能够高效方便地组稿提供了切实保障，同时又为通俗文学刊物培养了一批作家。
都市社会催生了人的多重社会角色与多重复合的人际关系，非职业型的人际情感交流显得很有必要，周瘦鹃与同人作家组织的定期聚餐典型地体现了上海人调适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心态结构的有利机制，这对于上海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稳定化乃至经济加速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画报》中的《礼拜六的晚上》《记中秋日之狼虎会》《春宴琐记》《吃看并记》《劳圃的半日》《灵鹣新阁之一夕》都是这方面的反映。这群活跃于上海滩的旨趣相近的文艺家通过聚餐会增进了解，联络感情，传递文艺界的最新信息，并就各种消息进行自由讨论，相互交换意见。
周瘦鹃及其同仁通过这类社会活动构建和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此进行了强化。范烟桥、郑逸梅、包天笑、陈小蝶、秦瘦鸥、程瞻庐等作家的文章经常见诸《上海画报》，他们均是活跃于周瘦鹃主编的《半月》和《紫罗兰》杂志上的通俗作家，现代通俗文学将中下层市民定位为自己的主要接受群体，这与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体对自己的读者覆盖面的定位是相称的。
从主编《半月》《紫罗兰》这些典型的通俗文学刊物中走来的周瘦鹃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既然是代表大众文化的平民读物，他面对的读者主体就是大中学生和普通职员、店员等在内的市民群体，《上海画报》对于他们而言，不单是具有休闲功能，同时也是一部“人生指南”。而从严格意义上去考察，上述作家都具有都市市民的身份，其中一部分人都从事过不同的职业，社会接触面非常广泛，如程瞻庐曾执教于苏州景海学校；李涵秋曾是苏州第五师范学校的国文历史教员，毕倚虹也曾担任教师的工作，胡寄尘则是上海大学、沪江大学的诗学教授。张舍我当过律师，严独鹤行过医，天虚我生经营企业颇为成功。周瘦鹃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市民的心声，同时相对稳定的作家群对保证刊物稿件的质量也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在传达大众心声的同时又加以引导，通过自己的“品牌战略”把新的审美模式和思维模式推向社会，润物细无声地推动着全体文化消费者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魏绍昌，吴承惠.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416.
[2]郑逸梅.书报话旧[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