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6年后，当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新人口论》和马寅初身上时，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公平，这也许是对一位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安慰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为缓解卫生计生系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计划生育——这一上升到基本国策高度的治国之策，再度引起争论。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到今日，是不是已经到了废止或做出改变的时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各方纷争中，有人想念那个执著科学的人口学家，他叫马寅初。
正义举国景仰
马寅初的叛逆性格自童年时就已养成。1882年，他出生在一个“父权至上”的大家庭里，父亲马棣生在浙江绍兴经营酿酒作坊，马家人丁兴旺，马寅初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马棣生送马寅初念私塾，学珠算，一心把这个最小的儿子培养成酿酒坊的管账先生。
马寅初对家里的酿酒营生毫无兴趣，父子之间总是说不到一块儿，马棣生急了就棍棒招呼，而且马家的家规是一个孩子出事受罚，所有的孩子都要受到株连。马寅初最叛逆，总是顶撞父亲，因此受罚挨打最多，连累兄弟姐妹也无辜挨了不少打。
在父亲和哥哥们的拳头下，马寅初从不示弱，骂则顶嘴，打则还手。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马寅初离家出走，跑到镇外，一头扎进滔滔江水，等到侥幸被人救起时已经气若游丝。马棣生的好友、上海瑞纶丝厂的张江声老板恰巧在马家，他看到马寅初年龄虽小却颇有志气，顿生爱才之心。经过与马棣生“谈判”，张老板出资做保人，带马寅初到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
马寅初从浙江小镇一步踏入十里洋场，他后来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1914年，32岁的马寅初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6年，马寅初回到阔别多年、政局纷乱的祖国。他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借北大精神剖白自己回国心志：“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他愤慨地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才是中国最大的贪污犯。
为了堵住马寅初的嘴，蒋介石请他去美国考察，给他买黄金的投机机会，都被马寅初拒绝。拉拢、利诱无效，马寅初收到了死亡威胁。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因为场内埋伏了不少带枪的特务，马寅初一开场即凛然说道：“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
马寅初看着在场的宪兵，又补充道：“前些日子有人竟然写匿名信对我进行威胁恫吓，说什么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子弹）的。如果再要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云云。”说到这里，情绪激动的马寅初几乎是怒吼着一把撕开胸前的衣襟，用手指着心脏的位置说：“可以朝这儿打。”
最终，蒋介石以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为由，将马寅初秘密关押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之后又转押江西上饶集中营、重庆歌乐山等地。在此期间，马寅初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还被禁止演讲、禁止担任公职、禁止发表文章。一直到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马寅初才重获自由。这位经济学家在复出的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舍本逐末。”蒋介石在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 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举国景仰。
坚持己见不惧批判
而今提起马寅初，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新人口论》，人口问题在马寅初的学者生涯中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他带来了政治上的落魄，也为他带来了多年后的荣耀。
事实上，马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他在经济领域的“团团转”理论也遭到了长时间的批判和理论围攻，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 而作为经济研究延伸的“新人口论”则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反动”、“仇视人民群众”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对马寅初及其人口观点的政治定性——“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令人心惊。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时隔多年重新来回望那些岁月，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复杂和政治的波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大都向苏联看齐。而彼时斯大林极为反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苏联1953年出版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
这一思想在全国贯彻的结果是，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而在此之前，邓颖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发声，倡导避孕节育。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推行计划生育。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马寅初为此感到欣喜万状，“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然而时局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正当马寅初为高层领导的人口政策唱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1958年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马寅初：“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当时的国情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激增。但同时因大跃进等运动的推行，浮夸风的盛行，人口的力量和作用被人为的无限夸大，客观上影响了领导人的判断。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多家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存有敌意，中苏之间也逐渐开始出现分歧，从客观的政治大环境来说，人口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
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埋下了伏笔。
马寅初遭到错误批判后，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开了燕南园63号，住进了东总布胡同32号。世态炎凉，门可罗雀。但也不尽然，周培源、陈叔通都曾看望过马寅初。陈毅元帅不请自来，用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对马寅初说：“你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一定要坚持，不检讨是对的，我支持你！”陈毅与马寅初有过共事关系，是同志和朋友，一文一武，两条好汉。在政治高压下，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而且坚持己见不惧批判，他曾公开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在那个年月，恐怕绝无仅有。
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
马寅初分别于1901年和1917年迎娶了一妻一妾，不计早夭的一子，他共有七个子女，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式大家庭。经常有人说，马寅初自己生了很多孩子，却要别人都少生孩子，可见心口不一。实际上马寅初早期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人口学，而是广泛涉及各类金融问题，后来他自觉停止了生育。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后来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他提倡的是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对全国人口实施宏观调控，强调通过节育控制增长幅度，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在具体方式上，马寅初反复强调过“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事实也证明，全国人口猛增，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压力。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完全一致。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1979年11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单行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加印至二十三万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科学规律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17年前马寅初 《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
1982年，马寅初被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击倒，当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一百零一岁。马寅初墓前的挽联写道：“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责任编辑 华南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为缓解卫生计生系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计划生育——这一上升到基本国策高度的治国之策，再度引起争论。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到今日，是不是已经到了废止或做出改变的时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各方纷争中，有人想念那个执著科学的人口学家，他叫马寅初。
正义举国景仰
马寅初的叛逆性格自童年时就已养成。1882年，他出生在一个“父权至上”的大家庭里，父亲马棣生在浙江绍兴经营酿酒作坊，马家人丁兴旺，马寅初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马棣生送马寅初念私塾，学珠算，一心把这个最小的儿子培养成酿酒坊的管账先生。
马寅初对家里的酿酒营生毫无兴趣，父子之间总是说不到一块儿，马棣生急了就棍棒招呼，而且马家的家规是一个孩子出事受罚，所有的孩子都要受到株连。马寅初最叛逆，总是顶撞父亲，因此受罚挨打最多，连累兄弟姐妹也无辜挨了不少打。
在父亲和哥哥们的拳头下，马寅初从不示弱，骂则顶嘴，打则还手。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马寅初离家出走，跑到镇外，一头扎进滔滔江水，等到侥幸被人救起时已经气若游丝。马棣生的好友、上海瑞纶丝厂的张江声老板恰巧在马家，他看到马寅初年龄虽小却颇有志气，顿生爱才之心。经过与马棣生“谈判”，张老板出资做保人，带马寅初到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
马寅初从浙江小镇一步踏入十里洋场，他后来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1914年，32岁的马寅初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6年，马寅初回到阔别多年、政局纷乱的祖国。他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借北大精神剖白自己回国心志：“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他愤慨地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才是中国最大的贪污犯。
为了堵住马寅初的嘴，蒋介石请他去美国考察，给他买黄金的投机机会，都被马寅初拒绝。拉拢、利诱无效，马寅初收到了死亡威胁。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因为场内埋伏了不少带枪的特务，马寅初一开场即凛然说道：“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
马寅初看着在场的宪兵，又补充道：“前些日子有人竟然写匿名信对我进行威胁恫吓，说什么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子弹）的。如果再要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云云。”说到这里，情绪激动的马寅初几乎是怒吼着一把撕开胸前的衣襟，用手指着心脏的位置说：“可以朝这儿打。”
最终，蒋介石以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为由，将马寅初秘密关押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之后又转押江西上饶集中营、重庆歌乐山等地。在此期间，马寅初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还被禁止演讲、禁止担任公职、禁止发表文章。一直到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马寅初才重获自由。这位经济学家在复出的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舍本逐末。”蒋介石在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 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举国景仰。
坚持己见不惧批判
而今提起马寅初，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新人口论》，人口问题在马寅初的学者生涯中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他带来了政治上的落魄，也为他带来了多年后的荣耀。
事实上，马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他在经济领域的“团团转”理论也遭到了长时间的批判和理论围攻，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 而作为经济研究延伸的“新人口论”则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反动”、“仇视人民群众”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对马寅初及其人口观点的政治定性——“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令人心惊。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时隔多年重新来回望那些岁月，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复杂和政治的波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大都向苏联看齐。而彼时斯大林极为反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苏联1953年出版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
这一思想在全国贯彻的结果是，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而在此之前，邓颖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发声，倡导避孕节育。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推行计划生育。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马寅初为此感到欣喜万状，“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然而时局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正当马寅初为高层领导的人口政策唱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1958年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马寅初：“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当时的国情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激增。但同时因大跃进等运动的推行，浮夸风的盛行，人口的力量和作用被人为的无限夸大，客观上影响了领导人的判断。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多家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存有敌意，中苏之间也逐渐开始出现分歧，从客观的政治大环境来说，人口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
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埋下了伏笔。
马寅初遭到错误批判后，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开了燕南园63号，住进了东总布胡同32号。世态炎凉，门可罗雀。但也不尽然，周培源、陈叔通都曾看望过马寅初。陈毅元帅不请自来，用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对马寅初说：“你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一定要坚持，不检讨是对的，我支持你！”陈毅与马寅初有过共事关系，是同志和朋友，一文一武，两条好汉。在政治高压下，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而且坚持己见不惧批判，他曾公开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在那个年月，恐怕绝无仅有。
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
马寅初分别于1901年和1917年迎娶了一妻一妾，不计早夭的一子，他共有七个子女，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式大家庭。经常有人说，马寅初自己生了很多孩子，却要别人都少生孩子，可见心口不一。实际上马寅初早期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人口学，而是广泛涉及各类金融问题，后来他自觉停止了生育。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后来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他提倡的是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对全国人口实施宏观调控，强调通过节育控制增长幅度，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在具体方式上，马寅初反复强调过“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事实也证明，全国人口猛增，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压力。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完全一致。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1979年11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单行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加印至二十三万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科学规律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17年前马寅初 《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
1982年，马寅初被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击倒，当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一百零一岁。马寅初墓前的挽联写道：“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