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几十年中，总有某些对于他一生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英雄一生，自不必说;一介草民，也会有一段闪光的岁月（哪怕微光闪烁）。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41岁时，恰逢1894年，即农历甲午年。按照60年轮回的干支年份排序，张謇73岁寿终前，只遇过一次甲午年，60年前没有张謇，60年后张謇又归尘土。但事实上60个干支年份中的大部分，张謇一生都仅遇过一回，故甲午年之于张謇，或张謇之于甲午年，并没有什么特殊关联。但张謇与甲午年，确实碰出了火花。张謇一生很多年份也许都有火花，甲午年的火花却特别灿烂。时届2014年，又逢农历甲午，距1894年过去了两个轮回，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随想。
　　（一）
　　1894农历甲午年，大清国与张謇个人都发生了一些机缘巧合的事情。这一年，原本不是礼部会试“本命年”，可恰逢慈禧太后60寿辰，老佛爷允准礼部破例增加一次考试，以示泽惠士林，普天同庆，甲午年随后变成了包括张謇在内天下士人的“应试年”。这一年，张謇年过40，此前已经四次会试失败，实在不想再去蒙受第五次羞辱。但老父重病在床，极想在撒手人寰前看到张謇金榜题名，坚持要他再去努力一把，于是，张謇只得强打精神，再赴京城。“众里寻他千百度”，偏偏在只为敷衍老父的第五次应试中，张謇高中状元！毫无疑问，张謇最终蟾宫折桂主要凭的是功力。但比较张謇第五次与前四次应试时文，感觉每次场作均为佳篇，似乎没有高下优劣之别。既如此，张謇为何又遭遇前抑后扬的结局？思来想去，只能慨叹功力以外，考场运气在改变张謇命运中发挥的作用了。张謇虽历经科场坎坷，屡试屡败，毕竟还是科举制度下的幸运儿，多少有张謇才学、少张謇运气的士人穷其一生，潦倒一生！以上仅就应试时文评判标准而言，已见大清国部分考官缺乏敬业精神，掌握尺度太过随意。如果将此现象与应试时文有关内容、格式上陈腐或死板的规定三者结合分析，则大清国在会试人才选拔上的弊端更显严重。会试此种弊端，在生员试与乡试等层面亦普遍存在，又经年复一年累计叠加，可以想象对大清国整个人才选拔产生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人才历来是立国之根基，由此观之，甲午前大清国的立国根基已经动摇，其政局不出现危象才令人意外呢！
　　（二）
　　慈禧太后的寿庆还在继续，金榜题名的喜悦尚未散尽，甲午战争这一惊天变故使已呈危象的大清国更加内外交困。张謇身在京城，初居庙堂，比绝大多数国人更加真切感受到劫难的降临：淮军海陆皆败，日军席卷朝鲜，又犯旅顺，败报频传，辽东危急！张謇恰从温汤跌入冰水，霎时绷紧了全身神经，目不转睛注视着战局的变化。期间，既与翁同龢等主战派官员密集议战，又单独上奏怒斥李鸿章误国卖国，七、八两个月内还写《治兵私议》三篇，上书翁同龢20次，阐释进攻与防守、陆战与海战、前线与后方、湘淮与民团、自力与借力等取胜方略，内容涉及统兵将领须关注的方方面面，可谓书生点兵，舌灿莲花。必须指出，书生点兵并不等同于纸上谈兵，张謇在庆军兵营耳濡目染，历练多年，对军事早已娴熟，尤其在助吴长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一役中，赴机敏决，显现出不凡的军事才能。张謇在甲午年具有议战资本，并非空谈。回顾中国历史，书生成为优秀将领多了去，张謇上述表现，即是对历史上这一美谈的延续！至于时下有学者谓，按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国情，这场战争未曾开打，大清国失败已成定局。本人也认为，张謇自不能凭一己才能，挽大清国狂澜于既倒。但假设（假设而已）战前能授予张謇指挥权力，并按张謇思路筹划战争，虽受种种牵制，中方局部取胜仍有很大可能，最终败局亦不会如此窝囊！纵观张謇一生与军事发生的关联，前有壬午年（1882年）入朝之役以及《朝鲜善后六策》、《乘时规复流虬策》等良策，后有甲午年主战议战以及《治兵私议》与一系列上书，直至民国前后还有许多有关江苏全省兵力布防的卓越见解，可谓一以贯之。甲午年是张謇入仕的起步，担当兼济天下责任的起步却与筹划抵御外侮的军事谋略同行，或许出人意料。张謇与甲午年碰撞，又一次折射出张謇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真是悲情甲午战争，传奇张謇人生！
　　（三）
　　张謇考中状元后，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修撰一职，清代属从六品，约略相当于现在市厅副职。级别不高，俸禄不丰，但尊荣无比，仕途无量。当事人由状元与修撰入仕，意味着脚下已铺就一条日后入阁拜相的捷径。翁同龢官至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又兼两朝帝师，即与早年的状元与修撰出身具有莫大关系。翁同龢千方百计提掖张謇，也是推己及人，想将张謇复制成他本人。立于张謇自身，从15岁考到41岁，花费26年光阴，经历无数挫折，不就含有追求正途入仕，仕途顺达的用意嘛？但历史的诡异处在于，翁同龢有心继续栽柳，张謇却陡生变故，无意成荫。虽说正式通报张之洞愿意总理通海商务已在甲午后第二年，但张謇决心告别仕途却始于甲午考中状元四个多月后的返通之行。张謇此次南行初看系为老父守丧，但细观张謇抵通后除注重训练团练外，开始专注于筹办纱厂与培养新式人才，并一发不可收拾，发现此行绝非仅为循例守制。甲午年赫然成为张謇人生的分水岭，头上刚戴新科状元桂冠，又当上千载状元经商第一人。张謇以甲午年这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状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也引起国人百余年间持续的疑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个问题饶有趣味又似乎难以回答，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就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张謇科场拼搏，为求个人仕途顺达不假，内怀“治国平天下”的爱国志向更是属实。甲午炮声揭开了大清国天下升平的假象，也打乱了张謇按部就班辅助朝政的计划。张謇认为，国难当头，亟待救国！神州陆沉，求官何用？大清国为何败给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最大差距何在？绝不在于缺乏官员人等，而在缺乏近代工业与教育！救国重在行动，行动应辨方向，状元当为天下士人先。这便是张謇甲午年人生轨迹转变的心路历程。
　　（四）
　　张謇自甲午年舍弃仕途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大清国少了一位日后极有希望问鼎的贤臣良相，但因此成就了一个著名的实业家与教育家。较长时间内，舆论界对近代主张革命者一直不吝溢美之词，对重视建设者却颇有微词。实际上，革命与建设，无所谓重轻，也不存在先后的因果关系。何况，正如郭世佑先生所言：“近百年来，善于革命者不少，善于建设者却不多。环视万里神州，能以‘实业为母’、以‘教育为父’，旨在为地方自治奠基，造福乡梓者，季直走后，能有几何？”可见张謇甲午战后改弦更张，不仅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铸造了状元以实业、教育救国的新辉煌，而且开创了近代中国救国的新途径，这对张謇个人，对中华民族复兴无疑都是大好事，唯一对固守封建樊篱的大清国算不上福音！章开沅先生亦说过，甲午以后，“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张謇的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由此观来，对张謇与甲午年的关联，确实具有了进一步研究与评价的需要。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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