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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加速，新媒体行业发展迅猛，而传统国企中敏感的保密工作面临的挑战也愈加严峻。本文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何国企保密工作需要新媒体，并进一步就如何利用新媒体低成本高成效地开展国企保密宣传提出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国企保密;传媒经济学
近年来，由于移动终端的便携性和网络速度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看似毫不相关、甚至互相抵触的“人人都可以表达观点成为网红”的新媒体与“不该说的不说”的国企保密工作，在经过2013年以腾讯微视、美图秀秀美拍等短视频社区APP面世为标志的短视频元年，以及2019年以5G拍照发放为标志的5G商用元年后，两者正在加速相互融合。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新媒体和国企保密工作的现状
（一）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1.概念解释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的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而言，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等。
2.规模效益
2011年到2017年，媒体行业的发展迅猛，年复合增长率14.2%，产业体量已经达到1.9万亿。其中，新媒体在媒体总产业体量的占比从39%提升至66%。【1】新媒体，尤其是以抖音、微信、微博等内容短小、但更新频度极高的媒介，发展的规模和效益已经大到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要亲自干涉的地步。
3.优势扩大
与新媒体不同的是，大众传媒在一开始就有来自于政府或大型团体的持续支持，在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宣传设备的专业功能、工作地点的舒适稳定等各方面都远优于新媒体的业界环境，然而也正是这些优点让大众媒介在拥有规模领先多年的情况下，最后效益却被新媒体远远抛下，而这也正是传媒经济在最初产生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大众媒介只是通过明确的媒介“把关人”，按照大众媒介资助者的意愿形成“议程设置”，然后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给受众，这一传播过程中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影响投入产出比的受众感受，在新媒体出现前，几乎被忽略不计，最多也只能是滞后的反馈修正，以至于一战时就提出的传播学当中的皮下注射论多年来甚嚣尘上。
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尽量接触与自己观点相吻合的信息，同时竭力避开相抵触的信息。例如当你购买苹果手机后，你会倾向于接收苹果手机优于其他手机的信息，而避免甚至抵触接收苹果手机不好的讯息，甚至在华为手机的5G技术和面部识别已经领先苹果多年的事实基础前也是如此;又例如当你购入一款小众品牌的背包时，你会突然发现认出并认同或持有你同款背包的人比之前更多，并且会更加倾向于接触这些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搜索引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对新媒体不断赋能，人们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过渡到了信息爆炸的环境，出生在国际化背景下的85后、90后以及00后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厌烦了父母和学校填鸭式教育的这一代人，开始抛弃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大众媒介，而转身拥抱了“我想要什么就搜什么，进而拥有什么”的新媒体，这时一旦有意见领袖（KOL）振臂一呼，马上就会一呼百应，这也是新媒体时代下，网红繁荣的基础。繁荣转为经济的商业模式则是由KOL引流、导流、变现、增加用户粘度、用户裂变再规模变现。传媒经济学将此类现象称为三次售卖理论，第一次售卖内容，第二次售卖注意力，第三次售卖IP。
（二）国企保密工作的开展情况
1.开展效果
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网络信息化全方面推进的复杂背景下，国企的保密工作形式十分严峻。随着国企内部反复的三令五申，大多数员工具有基础的保密意识，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保密的意识还是被动地停留在“保”，认为管好嘴巴、管好文件、管好笔记本就是把“密”保护好了，更有甚者认为，以免泄密，干脆把“密”“锁死”在保密柜里，无论谁需要都拒绝，万不得已非要将“密”打开时，一定要把能想到的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审批全部审完才能提供给申请人，时效性在保密面前不值一提。最终形成了一般人员一听到“密”就变哑巴、涉密人员变保密柜看管员、关键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学习落实密件精神变成老大难的情况，与现在的国企保密要求“一般人员知保密、涉密人员会保密、领导干部懂保密”相差甚远。
2.传统对策
以往的保密工作质量提升一般有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由工作人员自行学习保密规章制度，但难点有二，首先由于保密工作的敏感性，不易收集齐全国家的、部委的、行业的以及企业的所有相关规章制度，如有相矛盾之处，很难有权威解答，其次是面对大部头的规章制度，学习领悟的过程很枯燥;第二個方法是请专家到企业授课，第三个方法是组织员工到培训学校或反面案例警示中心等专业单位学习，但这两个方法的难点有三，首先是费用高，包括但不仅限于课时费、住宿费、接待费、交通费、伙食费等，其次是学习的时间地点方式受限，学员只能被动统一、一次性地接收信息，最后还有途中、学习中的各种安全风险。
3.原因分析
保密工作在很多国企中都是一票否决制，一旦国密或商密泄露，轻则数百万的经济损失，重则数千亿、甚至当事人死刑的处罚，因此虽然保密工作重要，但基本从不宣传，如此很难让国企员工对保密工作做到全面的知、会、懂，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保密对象和保密工作的混淆：保密对象——秘密载体必须遵循“最小化”的保密原则，即知悉范围最小;保密工作为了能提高所有员工的保密“两识”，应该像生产、安全等其他工作一样，将保密工作如何做、如何做好的要点知悉范围“最大化”。
二、新媒体发展和国企保密工作开展的融合
（一）共同痛点
新媒体发展初期和国企保密工作宣传、培训的一个共同焦虑集中点是“把关”。从上个世纪开始，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公共新闻的选择和控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基础。把关人决定哪些消息可以流通，从而促进或限制了信息的传播。传统大众媒介的把关人往往由媒体所有者或新闻主编担任，而国企保密工作开展中的把关人则由企业的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等关键人物担任。 新媒体呈现了“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消费者和把关人”的现象，社交媒体允许大量的个体凭借他们自己的选择标准来挑选和管理信息。【2】 然而这是基于搜索引擎和平台的算法来实现的，管理方可以通过行政和技术措施来实现对数字把关人的管控，例如，在埃及和土耳其，Twitter被国家媒体用来控制信息的流通，以及宣传被筛选过的新闻。【3】在国内，国务院、法院、公安部、中国石油等也已入住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国企保密工作的开展可将宣传、培训等内容在发布平台前和通过平台在内部发布前进行前置和后端的传统审批把关，以解决涉密或敏感信息外泄。
（二）国企保密工作利用新媒体开展策略
秘密载体之所以需要“保密”，是因为其重要性，如何物尽其用？利用新媒介的多元化特点，可以随时随地宣导保密知识，不受时空限制，低成本（见图1）、高成效地推進落实。
新媒体区别于传统的纸质文本、大部头，通过“两微一抖”等新颖平台，用情景剧、授课实录、高质量PPT、思维导图、有趣短文等形式，将工作要点呈现出来，让受众感受不一样的保密，化被动为主动。同时利用新媒体社群化的特点，让受众被选择性接触理论影响，通过圈子内的KOL或者自己的身边人制作或演绎的作品，进而关注保密知识。新媒体开放性的特点，人人都可以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既是保密工作参与者，也是保密工作管理者。将传媒经济学中的三次售卖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制作优良的保密工作课件或宣传文案完成第一次内容的“售卖”，通过内容生产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受众注意力注入新的保密工作宣传内容，并让受众沉浸于新媒体内容中，完成第二次“售卖”;通过将所有作品或作品制作人或作品平台IP化，在形成粉丝效益后，将保密工作向，例如从新媒体覆盖传统媒体等更多形式、更多渠道衍生，完成第三次“售卖”。
新媒体的发展为传统保守谨慎的国企保密业务带来许多不同的工作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只有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让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一轮又一轮的高强度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5G新媒体行业白皮书
[2]Meraz， Sharon， and Zizi Papacharissi. 2013. “Networked Gatekeeping and Networked Framing on #Egyp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 （2）： 138- 66.
[3]Demirhan， Kamil. 2014. “Social Media Effects on the Gezi Park Movement in Turkey： Politics Under Hashtags.” In Social Media in Politics， edited by Bogdan P？tru？ and Monica P？tru？， 281- 314.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苏里格项目经理部 四川成都 610000）
关键词：新媒体;国企保密;传媒经济学
近年来，由于移动终端的便携性和网络速度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看似毫不相关、甚至互相抵触的“人人都可以表达观点成为网红”的新媒体与“不该说的不说”的国企保密工作，在经过2013年以腾讯微视、美图秀秀美拍等短视频社区APP面世为标志的短视频元年，以及2019年以5G拍照发放为标志的5G商用元年后，两者正在加速相互融合。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新媒体和国企保密工作的现状
（一）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1.概念解释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的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而言，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等。
2.规模效益
2011年到2017年，媒体行业的发展迅猛，年复合增长率14.2%，产业体量已经达到1.9万亿。其中，新媒体在媒体总产业体量的占比从39%提升至66%。【1】新媒体，尤其是以抖音、微信、微博等内容短小、但更新频度极高的媒介，发展的规模和效益已经大到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要亲自干涉的地步。
3.优势扩大
与新媒体不同的是，大众传媒在一开始就有来自于政府或大型团体的持续支持，在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宣传设备的专业功能、工作地点的舒适稳定等各方面都远优于新媒体的业界环境，然而也正是这些优点让大众媒介在拥有规模领先多年的情况下，最后效益却被新媒体远远抛下，而这也正是传媒经济在最初产生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大众媒介只是通过明确的媒介“把关人”，按照大众媒介资助者的意愿形成“议程设置”，然后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给受众，这一传播过程中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影响投入产出比的受众感受，在新媒体出现前，几乎被忽略不计，最多也只能是滞后的反馈修正，以至于一战时就提出的传播学当中的皮下注射论多年来甚嚣尘上。
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尽量接触与自己观点相吻合的信息，同时竭力避开相抵触的信息。例如当你购买苹果手机后，你会倾向于接收苹果手机优于其他手机的信息，而避免甚至抵触接收苹果手机不好的讯息，甚至在华为手机的5G技术和面部识别已经领先苹果多年的事实基础前也是如此;又例如当你购入一款小众品牌的背包时，你会突然发现认出并认同或持有你同款背包的人比之前更多，并且会更加倾向于接触这些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搜索引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对新媒体不断赋能，人们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过渡到了信息爆炸的环境，出生在国际化背景下的85后、90后以及00后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厌烦了父母和学校填鸭式教育的这一代人，开始抛弃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大众媒介，而转身拥抱了“我想要什么就搜什么，进而拥有什么”的新媒体，这时一旦有意见领袖（KOL）振臂一呼，马上就会一呼百应，这也是新媒体时代下，网红繁荣的基础。繁荣转为经济的商业模式则是由KOL引流、导流、变现、增加用户粘度、用户裂变再规模变现。传媒经济学将此类现象称为三次售卖理论，第一次售卖内容，第二次售卖注意力，第三次售卖IP。
（二）国企保密工作的开展情况
1.开展效果
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网络信息化全方面推进的复杂背景下，国企的保密工作形式十分严峻。随着国企内部反复的三令五申，大多数员工具有基础的保密意识，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保密的意识还是被动地停留在“保”，认为管好嘴巴、管好文件、管好笔记本就是把“密”保护好了，更有甚者认为，以免泄密，干脆把“密”“锁死”在保密柜里，无论谁需要都拒绝，万不得已非要将“密”打开时，一定要把能想到的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审批全部审完才能提供给申请人，时效性在保密面前不值一提。最终形成了一般人员一听到“密”就变哑巴、涉密人员变保密柜看管员、关键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学习落实密件精神变成老大难的情况，与现在的国企保密要求“一般人员知保密、涉密人员会保密、领导干部懂保密”相差甚远。
2.传统对策
以往的保密工作质量提升一般有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由工作人员自行学习保密规章制度，但难点有二，首先由于保密工作的敏感性，不易收集齐全国家的、部委的、行业的以及企业的所有相关规章制度，如有相矛盾之处，很难有权威解答，其次是面对大部头的规章制度，学习领悟的过程很枯燥;第二個方法是请专家到企业授课，第三个方法是组织员工到培训学校或反面案例警示中心等专业单位学习，但这两个方法的难点有三，首先是费用高，包括但不仅限于课时费、住宿费、接待费、交通费、伙食费等，其次是学习的时间地点方式受限，学员只能被动统一、一次性地接收信息，最后还有途中、学习中的各种安全风险。
3.原因分析
保密工作在很多国企中都是一票否决制，一旦国密或商密泄露，轻则数百万的经济损失，重则数千亿、甚至当事人死刑的处罚，因此虽然保密工作重要，但基本从不宣传，如此很难让国企员工对保密工作做到全面的知、会、懂，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保密对象和保密工作的混淆：保密对象——秘密载体必须遵循“最小化”的保密原则，即知悉范围最小;保密工作为了能提高所有员工的保密“两识”，应该像生产、安全等其他工作一样，将保密工作如何做、如何做好的要点知悉范围“最大化”。
二、新媒体发展和国企保密工作开展的融合
（一）共同痛点
新媒体发展初期和国企保密工作宣传、培训的一个共同焦虑集中点是“把关”。从上个世纪开始，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公共新闻的选择和控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基础。把关人决定哪些消息可以流通，从而促进或限制了信息的传播。传统大众媒介的把关人往往由媒体所有者或新闻主编担任，而国企保密工作开展中的把关人则由企业的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等关键人物担任。 新媒体呈现了“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消费者和把关人”的现象，社交媒体允许大量的个体凭借他们自己的选择标准来挑选和管理信息。【2】 然而这是基于搜索引擎和平台的算法来实现的，管理方可以通过行政和技术措施来实现对数字把关人的管控，例如，在埃及和土耳其，Twitter被国家媒体用来控制信息的流通，以及宣传被筛选过的新闻。【3】在国内，国务院、法院、公安部、中国石油等也已入住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国企保密工作的开展可将宣传、培训等内容在发布平台前和通过平台在内部发布前进行前置和后端的传统审批把关，以解决涉密或敏感信息外泄。
（二）国企保密工作利用新媒体开展策略
秘密载体之所以需要“保密”，是因为其重要性，如何物尽其用？利用新媒介的多元化特点，可以随时随地宣导保密知识，不受时空限制，低成本（见图1）、高成效地推進落实。
新媒体区别于传统的纸质文本、大部头，通过“两微一抖”等新颖平台，用情景剧、授课实录、高质量PPT、思维导图、有趣短文等形式，将工作要点呈现出来，让受众感受不一样的保密，化被动为主动。同时利用新媒体社群化的特点，让受众被选择性接触理论影响，通过圈子内的KOL或者自己的身边人制作或演绎的作品，进而关注保密知识。新媒体开放性的特点，人人都可以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既是保密工作参与者，也是保密工作管理者。将传媒经济学中的三次售卖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制作优良的保密工作课件或宣传文案完成第一次内容的“售卖”，通过内容生产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受众注意力注入新的保密工作宣传内容，并让受众沉浸于新媒体内容中，完成第二次“售卖”;通过将所有作品或作品制作人或作品平台IP化，在形成粉丝效益后，将保密工作向，例如从新媒体覆盖传统媒体等更多形式、更多渠道衍生，完成第三次“售卖”。
新媒体的发展为传统保守谨慎的国企保密业务带来许多不同的工作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只有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让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一轮又一轮的高强度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5G新媒体行业白皮书
[2]Meraz， Sharon， and Zizi Papacharissi. 2013. “Networked Gatekeeping and Networked Framing on #Egyp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 （2）： 138- 66.
[3]Demirhan， Kamil. 2014. “Social Media Effects on the Gezi Park Movement in Turkey： Politics Under Hashtags.” In Social Media in Politics， edited by Bogdan P？tru？ and Monica P？tru？， 281- 314.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苏里格项目经理部 四川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