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05年哄闹公堂案发生后，上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连日集会抗议，形成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风潮固因公堂案而起，但其背后实隐含着中外双方对于租界内警政和司法权力的争夺。在抗御外侮、卫护国权的过程，上海绅商一直主张以和平、文明的手段和体现华人尊严的方式，合力与争，并提出了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设华董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此前历次民族主义风潮中“文明排外”的抗争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承袭，实际上也提示了“文明排外”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