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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期间，提出正定县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即立足正定县情，发挥优势，走一条有地方特色的道路。这一经济发展之路包括三个方面：树立大农业思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抓好信息，搞活流通，加强协作和联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合理利用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控制人口以求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一经济发展思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正定经济建设思想是习近平为政思想的起点，这些思想对当下经济建設依然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正定县；“半城郊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2-0034-07
1984年2月8日，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正定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习近平对“半城郊型”经济给了明确界定：“所谓‘半城郊型’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它既具有‘城郊型’经济依托于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某些特点，又具有一般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1]122正定县紧靠石家庄，离首都北京也才200多公里，虽然行政区划不属于城市的郊区，但交通发达，市场广阔，具备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模式的优越位置。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可以有带来以下两点好处：一是将正定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发掘出来，可以服务城市，依托城市，做黏贴在城市鲸鱼身上的小鱼；二是可以在立足本地资源的前提下，联合农业、工业、商业，获得较高效益。如何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概括一下，有以下三点：一是“树立大农业思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1]123；二是“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抓好信息，搞活流通，加强协作和联营”[1]124，一句话就是疏通商品流通过程，节约成本；三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1]137，也就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之路。
一、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马克思认为传统的以分散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2]912，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小农业逐渐会被产业化的大农业所取代。马克思这里批评的是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这种农业形式因为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所以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3]22-23。但弊端也会同时显现，那就是“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918，所以这两种形式对农业发展都是有害的，“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2]919，而造成危害的根源则是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种场合，只是展开的形式不同罢了”[2]918。到底如何发展合理农业，马克思虽“提出了物质循环的生态利用原则，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的意义”[4]，但这只是生态农业的思想萌芽，并沒有给出其发展的具体对策，不过还是有以下二点可以明确：一是须克服土地私有制的弊端，二是要发挥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这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之路。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实践探索，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五六十年代，盲目追求生产规模的集体化、扩大化，照搬照抄苏联农业发展模式，动辄就以苏联为榜样，认为从农业发展速度来看，苏联大大强于美国，“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间除去五年战争时间）的二十七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三，美国增长一点五”[5]。70年代，各地都纷纷忙于农业学大寨，认为这就是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最好措施，有的地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掀起一个普及大寨县，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新高潮”[6]，而有的地区则着力于“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7]。直到1977年，我们农业发展还在片面追求高指标，而不从实际出发，当老百姓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却认为“‘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一定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8]。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1978年底到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什么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一争论涉及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什么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道路，怎样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等重大经济问题”[9]。这时人们才对以前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做法加以反思，“为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为什么社会化二十多年后农民还这样穷，有的还要求包产到户？为什么农林牧副渔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个掠夺式经营的问题，并且资源衰退情况也都已呈现出来。……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是主观上犯了错误？又是什么错误”[10]？到底该如何发展农业？有学者提出要“掌握农业生产特点，尊重农业生产规律，不断增强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能力，促进农业迅速发展”[11]。那么，又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有学者就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要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总体规划”；“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注意提高农业集约化的程度”[12]。 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按上红手印，将土地承包到户，掀起了中国农村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自此，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13]。
正定县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立足本县实际，提出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走“半城郊型”经济之路，习近平说：“发展‘半城郊型’的经济，就必须摆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充分发挥优势，逐步形成合理的生产和经营结构。”[1]123这里的“小农业”就是指经营落后、产品单一的农业模式，与之相对，就是社会主义大农业，到底什么是大农业？那就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业以资源为基础，资源就包括土地、森林、河湖、草原等，“资源基础决定了农业经济应当是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过去‘堵资本主义的路’，有山不种树，有水不养鱼，有草不放牧，自己把自己限制死了。本来就包罗万象的大农业，一度搞成了单一种植的小农业”[1]140-141。这里社会主义大农业就是指立体化全面发展的农业，习近平说：“从单一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1]141其实，大农业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又将农业、环保、水利、旅游等融合，其实质是，不断在深化对系统整体有机思维的认识和实践，与中国天人合一、整体有机、大生态循环原理相通。或者说这些具体实践发展不断拓展延伸的过程，正是人类逐步加深对大生态大循环大产业这个“大”概念的深化，此大不是单指片面追求产量规模速度，而是在追求生态协调统一整体思维下，去科学循环发展，即所谓在发展的同时追寻探索道法自然、天人和谐。
当时社会主义大农业概念既然明确，那么发展正定县大农业的具体措施又是什么呢？通过实践探索，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一是“种植业要充分利用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在稳定发展粮食的基础上，下大力量发展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二是“养殖业要开辟饲料新来源，形成合理的食物链，大力发展奶牛、肉牛、羊、兔等食草动物，稳定发展鸡、猪养殖，积极为城市市场提供奶、肉、蛋等副食品”；三是“农村工业要大力发展”；四是“服务业是很有前途的第三产业”[1]123-134。总结这四点，就是在种植业方面实现从单一种植粮食向立体农业转变，发展林粮间作、瓜果间作、乔灌间作，推行商品蔬菜基地建设，积极试验和应用塑料大棚、楼田园圃等技术；养殖业方面就是需建立完整的种源、饲料、防疫技术服务系统；农村工业方面就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多重增值；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能够安排农村闲置劳动力，如由习近平牵头的正定县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红楼梦外景基地——“荣国府”的打造，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现在已经成为石家庄市文化旅游的名片。
通過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将正定县调整为“半城郊型”农业经济结构，这就是要实现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系统的目标，习近平明确地说：“从而把我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1]124这里主要强调：一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二是生态和经济呈良性循环，这里虽没有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但已蕴含着丰富的绿色发展思想，所谓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14]，更有学者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从当前的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来看，绿色发展等同于发展绿色经济。我们也认同这一观念，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将绿色经济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成本和负担，而是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利润和增长点。它涵盖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經济等概念”[15]。可见，习近平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措施就是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循环发展和生态发展。
二、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
强化手段，其实就是捕捉最新信息，搞活商品流通，加强协作等，这些手段的强化，目的就是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效率。马克思说：“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2]83，这就是，周转时间“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2]83。无论是剩余价值的增加，还是利润率的提高，归根结底就是效率的提高，“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2]85。
比如在强化信息手段方面，习近平说：“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有人把当今世界称为‘信息世界’，把捕捉信息看成是搞活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可见信息之重要。我县经济起飞的速度快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信息工作的好坏。”[1]124-125这就要在正定县里建立一个“蜘蛛网”状的信息网络，开辟信息渠道，建立固定联系点，培养兼职信息员，定期分析召开信息分析会，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使商品生产以及流通等变得便捷起来，这样信息便可以转化为财富，转化为生产力。
在商品的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两种形式存在的，这两种形式互相转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态”[16]141。资本在流通中虽然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流通时间本身与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在最简单的循环方式里，“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16]141。这也就是说，“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16]142。流通过程对价值增殖有重要影响，习近平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流通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抓生产必须抓流通”[1]125。面对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提出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要把信用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组织，要把农民个体户带入流通行业，要把个体商业打造成流通领域的补充力量，“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千方百计使我县商品流通渠道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发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1]125-126。 协作与联营的目的就是整合资源，实现经济起飞，这里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与全国科研单位加强协作，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正定资源。
三、发展农业要有战略眼光
1983年12月31日，万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如果环境保护不好，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会直接危害到当代人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7]40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治，都要实行科学管理”[17]41。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林牧渔业发展不足，商品供应紧张，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的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实行农林牧相辅发展；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实行养殖捕捞并举。要多方开辟食物来源，改善生态环境，并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18]。中央文件精神就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要齐头推进，习近平总结出发展农业的战略是：“一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农业。”[1]125-126这项战略符合客观规律，有前瞻性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农业的前提是合理利用自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肆无忌惮的破坏，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指出合理开发、节制使用资源，使得自然界与人类发展保持平衡状态，这是现当代经济发展的战略，“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首先是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1]138。这里就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该书运用“Worl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19]。其前言指出在现实中增长的极限表现为多种形式，而在地球的物理极限中，则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地球吸收工农业废弃物的有限性。报告呼吁人类要从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当前世界面临的環境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论述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自然资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以习近平说：“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农业依靠自然资源为基础。”[1]138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战略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另一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自大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诸如：森林破坏、草地沙化、淡水枯竭、土壤硬化、生物减少、大气尘化、酸雨蔓延、垃圾泛滥、核辐污染等等。这一系列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正在承受破坏环境所导致的灾难，也正品尝水土污染所形成的恶果。人类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习近平说：“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类、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生化，“由商品形式轉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态”[16]141。资本在流通中虽然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流通时间本身与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在最简单的循环方式里，“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16]141。这也就是说，“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16]142。流通过程对价值增殖有重要影响，习近平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流通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抓生产必须抓流通”[1]125。面对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提出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要把信用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组织，要把农民个体户带入流通行业，要把个体商业打造成流通领域的补充力量，“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千方百计使我县商品流通渠道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发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1]125-126。
协作与联营的目的就是整合资源，实现经济起飞，这里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与全国科研单位加强协作，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正定资源。
三、发展农业要有战略眼光
1983年12月31日，万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如果环境保护不好，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会直接危害到当代人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7]40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治，都要实行科学管理”[17]41。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林牧渔业发展不足，商品供应紧张，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的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实行农林牧相辅发展；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实行养殖捕捞并举。要多方开辟食物来源，改善生态环境，并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18]。中央文件精神就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要齐头推进，习近平总结出发展农业的战略是：“一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农业。”[1]125-126这项战略符合客观规律，有前瞻性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农业的前提是合理利用自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肆无忌惮的破坏，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指出合理开发、节制使用资源，使得自然界与人类发展保持平衡状态，这是现当代经济发展的战略，“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首先是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1]138。这里就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该书运用“Worl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19]。其前言指出在现实中增长的极限表现为多种形式，而在地球的物理极限中，则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地球吸收工农业废弃物的有限性。报告呼吁人类要从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当前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论述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自然资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以习近平说：“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农业依靠自然资源为基础。”[1]138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战略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另一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自大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诸如：森林破坏、草地沙化、淡水枯竭、土壤硬化、生物减少、大气尘化、酸雨蔓延、垃圾泛滥、核辐污染等等。这一系列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正在承受破坏环境所导致的灾难，也正品尝水土污染所形成的恶果。人类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习近平说：“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类、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生态问题，或者叫农业发展的生态战略问题。在自然规律中，生态平衡规律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现在，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状结构。……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1]138-139习近平提出农业发展的生态战略问题，并且论述农业经济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保持系统协调，才能保持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人口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关于中国人口问题，早在康乾时期，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中就已提到。那时中国人口虽不足三亿，但马尔萨斯根据其理论“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21]59，推断到土地肥沃的中国，人口一定甚多。中国人口增长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后虽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等一系列运动，人口有大量减损，但到1950年时，已经达到5.44亿，占世界人口21.5%。1957年3月31日，人口学家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上谈人口问题，指出当时人口增长率太快，这会导致人口数字庞大，“如果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21]165。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有三大理由非控制人口不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為促进科学研究”；“就粮食而论。”[21]186-1901980年，我国人口9.78亿，占世界人口22%，这已经是一个庞大数字。地球有限，资源定量，人口过多会破坏生态平衡，“人類生活水平越高，生产、生活过程的有害产物就越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就越厉害”[1]139。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经济落后，人口与资源之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习近平指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对待农业自然资源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掠夺，致使生态平衡打破，很多资源减损，“森林过伐、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是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三大隐患。隐患不除，国无宁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问题”[1]140。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实践成就及意义
习近平提出的正定县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之路，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历经两年的探索实践，正定县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的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例如，果树种植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1985年，通过栽植果树、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县在沙滩建果园175个，共3.55万亩，“其中：苹果2.49万亩，梨6830亩，红果600亩，核桃470亩。果品总产量2606万斤。千亩以上果园有南化、大丰屯、凌透、大孙村4个”[22]264。同年，国家林业部授予正定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奖铜质奖牌一块。同时，农田栽培也是成绩斐然。据县志资料记载：“西关是种蔬菜重点村。1985年，全村565户，种蔬菜800亩，占耕地的27.73%，塑料大棚面积占蔬菜面积的85%，蔬菜总收入79万元，占全村农业总收入的55%。1985年，全县‘千元亩’43170亩，收益2651万元。其中：西瓜9500亩，蔬菜1.2万亩，林果1.7万亩，育树苗3700亩。其他为药材、花卉。……1985年，……农业总产值19027万元。”[22]218农业多种经营取得的成就，让正定县农业发展走出了死胡同，结束了以往“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生产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1]235等局面，切实地让农民收入得到增加，生活得以改善，让这样一个高产穷县，逐步向高产富县迈进。
习近平在正定县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实践的意义有以下三点：
发展真理”[24]18。习近平1984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说：“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1]对于正定华北古城，习近平对其文化历史、经济社会、风俗人情等认识深刻。习近平说：“我们必须向实践学习，认真搞些调查研究。”[1]96-97通过学习中央文件，加之对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正定县的独特县情，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既可以把正定毗连城市的各种优势发掘出来，又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条件，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二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探索。习近平在那时并未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但其发展大农业举措中的整体性思维，以及在发展经济中提出要有战略眼光等，都蕴含着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致力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那时习近平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研究表明，目前，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有：气候变暖、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贫困加剧、食物价格上涨，以及国家失能等，这就要改变发展模式、实行绿色发展，让各种资源得到更好的调配，包括植树造林、保持土壤、修复渔场、稳定气候、控制人口、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恢复经济自然支持系统等。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提出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诸如“发展方式转变”“包容性增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1992年，我国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的年会主题就是“区域平衡与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绿色发展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度，反映出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对发展战略的新认识。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绿色新政”，包括“绿色GDP”“绿色产业”“绿色财政”“绿色经济”“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食品”等都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认为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取得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习近平在正定县时虽未提出绿色发展概念，但其施政实践也是获得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收益，可谓是绿色发展的科学探索。 三是正定县发展经济实践是其一生施政经验的源泉。习近平在正定的实践正是他为政的起点，在这里的经验成为他后来的施政经验的源泉。习近平在80年代后期主政闽东，发展林业经济，也是引导群众在获得绿色收益中摆脱贫困，后又提出福建生态省建设。调任浙江，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既要GDP，又要绿色GDP”“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还强调在保护中开发海洋资源，这些发展理念都还是强调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贯彻到实践中，都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重申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用整体思维，科学开发生态资源，推进绿色产业发展，让绿色产品普惠广大人民。纵观他的整个施政经历，实践并倡导绿色发展是其主政的鲜明特征之一。自大工业以来，經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不断凸显，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口、资源等因素制约，选择绿色发展则是应对中国社会、世界经济乃至人类发展中的危机的最好方式。
习近平提出的立足正定县情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主张，是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很好贯彻。这一举措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好评，他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实践，疏通商品流通过程以节约成本的思路，以及在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控制人口增长等措施下发展农业的战略思维，都对当下发展经济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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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习近平；正定县；“半城郊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2-0034-07
1984年2月8日，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正定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习近平对“半城郊型”经济给了明确界定：“所谓‘半城郊型’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它既具有‘城郊型’经济依托于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某些特点，又具有一般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1]122正定县紧靠石家庄，离首都北京也才200多公里，虽然行政区划不属于城市的郊区，但交通发达，市场广阔，具备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模式的优越位置。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可以有带来以下两点好处：一是将正定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发掘出来，可以服务城市，依托城市，做黏贴在城市鲸鱼身上的小鱼；二是可以在立足本地资源的前提下，联合农业、工业、商业，获得较高效益。如何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概括一下，有以下三点：一是“树立大农业思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1]123；二是“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抓好信息，搞活流通，加强协作和联营”[1]124，一句话就是疏通商品流通过程，节约成本；三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1]137，也就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之路。
一、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马克思认为传统的以分散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2]912，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小农业逐渐会被产业化的大农业所取代。马克思这里批评的是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这种农业形式因为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所以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3]22-23。但弊端也会同时显现，那就是“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918，所以这两种形式对农业发展都是有害的，“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2]919，而造成危害的根源则是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种场合，只是展开的形式不同罢了”[2]918。到底如何发展合理农业，马克思虽“提出了物质循环的生态利用原则，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的意义”[4]，但这只是生态农业的思想萌芽，并沒有给出其发展的具体对策，不过还是有以下二点可以明确：一是须克服土地私有制的弊端，二是要发挥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这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之路。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实践探索，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五六十年代，盲目追求生产规模的集体化、扩大化，照搬照抄苏联农业发展模式，动辄就以苏联为榜样，认为从农业发展速度来看，苏联大大强于美国，“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间除去五年战争时间）的二十七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三，美国增长一点五”[5]。70年代，各地都纷纷忙于农业学大寨，认为这就是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最好措施，有的地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掀起一个普及大寨县，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新高潮”[6]，而有的地区则着力于“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7]。直到1977年，我们农业发展还在片面追求高指标，而不从实际出发，当老百姓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却认为“‘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一定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8]。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1978年底到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什么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一争论涉及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什么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道路，怎样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等重大经济问题”[9]。这时人们才对以前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做法加以反思，“为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为什么社会化二十多年后农民还这样穷，有的还要求包产到户？为什么农林牧副渔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个掠夺式经营的问题，并且资源衰退情况也都已呈现出来。……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是主观上犯了错误？又是什么错误”[10]？到底该如何发展农业？有学者提出要“掌握农业生产特点，尊重农业生产规律，不断增强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能力，促进农业迅速发展”[11]。那么，又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有学者就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要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总体规划”；“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注意提高农业集约化的程度”[12]。 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按上红手印，将土地承包到户，掀起了中国农村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自此，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13]。
正定县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立足本县实际，提出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走“半城郊型”经济之路，习近平说：“发展‘半城郊型’的经济，就必须摆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充分发挥优势，逐步形成合理的生产和经营结构。”[1]123这里的“小农业”就是指经营落后、产品单一的农业模式，与之相对，就是社会主义大农业，到底什么是大农业？那就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业以资源为基础，资源就包括土地、森林、河湖、草原等，“资源基础决定了农业经济应当是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过去‘堵资本主义的路’，有山不种树，有水不养鱼，有草不放牧，自己把自己限制死了。本来就包罗万象的大农业，一度搞成了单一种植的小农业”[1]140-141。这里社会主义大农业就是指立体化全面发展的农业，习近平说：“从单一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1]141其实，大农业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又将农业、环保、水利、旅游等融合，其实质是，不断在深化对系统整体有机思维的认识和实践，与中国天人合一、整体有机、大生态循环原理相通。或者说这些具体实践发展不断拓展延伸的过程，正是人类逐步加深对大生态大循环大产业这个“大”概念的深化，此大不是单指片面追求产量规模速度，而是在追求生态协调统一整体思维下，去科学循环发展，即所谓在发展的同时追寻探索道法自然、天人和谐。
当时社会主义大农业概念既然明确，那么发展正定县大农业的具体措施又是什么呢？通过实践探索，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一是“种植业要充分利用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在稳定发展粮食的基础上，下大力量发展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二是“养殖业要开辟饲料新来源，形成合理的食物链，大力发展奶牛、肉牛、羊、兔等食草动物，稳定发展鸡、猪养殖，积极为城市市场提供奶、肉、蛋等副食品”；三是“农村工业要大力发展”；四是“服务业是很有前途的第三产业”[1]123-134。总结这四点，就是在种植业方面实现从单一种植粮食向立体农业转变，发展林粮间作、瓜果间作、乔灌间作，推行商品蔬菜基地建设，积极试验和应用塑料大棚、楼田园圃等技术；养殖业方面就是需建立完整的种源、饲料、防疫技术服务系统；农村工业方面就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多重增值；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能够安排农村闲置劳动力，如由习近平牵头的正定县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红楼梦外景基地——“荣国府”的打造，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现在已经成为石家庄市文化旅游的名片。
通過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将正定县调整为“半城郊型”农业经济结构，这就是要实现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系统的目标，习近平明确地说：“从而把我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1]124这里主要强调：一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二是生态和经济呈良性循环，这里虽没有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但已蕴含着丰富的绿色发展思想，所谓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14]，更有学者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从当前的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来看，绿色发展等同于发展绿色经济。我们也认同这一观念，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将绿色经济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成本和负担，而是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利润和增长点。它涵盖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經济等概念”[15]。可见，习近平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措施就是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循环发展和生态发展。
二、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
强化手段，其实就是捕捉最新信息，搞活商品流通，加强协作等，这些手段的强化，目的就是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效率。马克思说：“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2]83，这就是，周转时间“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2]83。无论是剩余价值的增加，还是利润率的提高，归根结底就是效率的提高，“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2]85。
比如在强化信息手段方面，习近平说：“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有人把当今世界称为‘信息世界’，把捕捉信息看成是搞活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可见信息之重要。我县经济起飞的速度快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信息工作的好坏。”[1]124-125这就要在正定县里建立一个“蜘蛛网”状的信息网络，开辟信息渠道，建立固定联系点，培养兼职信息员，定期分析召开信息分析会，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使商品生产以及流通等变得便捷起来，这样信息便可以转化为财富，转化为生产力。
在商品的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两种形式存在的，这两种形式互相转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态”[16]141。资本在流通中虽然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流通时间本身与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在最简单的循环方式里，“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16]141。这也就是说，“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16]142。流通过程对价值增殖有重要影响，习近平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流通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抓生产必须抓流通”[1]125。面对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提出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要把信用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组织，要把农民个体户带入流通行业，要把个体商业打造成流通领域的补充力量，“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千方百计使我县商品流通渠道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发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1]125-126。 协作与联营的目的就是整合资源，实现经济起飞，这里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与全国科研单位加强协作，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正定资源。
三、发展农业要有战略眼光
1983年12月31日，万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如果环境保护不好，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会直接危害到当代人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7]40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治，都要实行科学管理”[17]41。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林牧渔业发展不足，商品供应紧张，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的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实行农林牧相辅发展；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实行养殖捕捞并举。要多方开辟食物来源，改善生态环境，并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18]。中央文件精神就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要齐头推进，习近平总结出发展农业的战略是：“一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农业。”[1]125-126这项战略符合客观规律，有前瞻性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农业的前提是合理利用自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肆无忌惮的破坏，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指出合理开发、节制使用资源，使得自然界与人类发展保持平衡状态，这是现当代经济发展的战略，“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首先是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1]138。这里就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该书运用“Worl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19]。其前言指出在现实中增长的极限表现为多种形式，而在地球的物理极限中，则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地球吸收工农业废弃物的有限性。报告呼吁人类要从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当前世界面临的環境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论述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自然资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以习近平说：“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农业依靠自然资源为基础。”[1]138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战略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另一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自大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诸如：森林破坏、草地沙化、淡水枯竭、土壤硬化、生物减少、大气尘化、酸雨蔓延、垃圾泛滥、核辐污染等等。这一系列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正在承受破坏环境所导致的灾难，也正品尝水土污染所形成的恶果。人类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习近平说：“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类、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生化，“由商品形式轉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态”[16]141。资本在流通中虽然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流通时间本身与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在最简单的循环方式里，“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16]141。这也就是说，“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16]142。流通过程对价值增殖有重要影响，习近平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流通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抓生产必须抓流通”[1]125。面对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提出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要把信用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组织，要把农民个体户带入流通行业，要把个体商业打造成流通领域的补充力量，“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千方百计使我县商品流通渠道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发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1]125-126。
协作与联营的目的就是整合资源，实现经济起飞，这里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条件与全国科研单位加强协作，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正定资源。
三、发展农业要有战略眼光
1983年12月31日，万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如果环境保护不好，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会直接危害到当代人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7]40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治，都要实行科学管理”[17]41。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林牧渔业发展不足，商品供应紧张，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的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实行农林牧相辅发展；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实行养殖捕捞并举。要多方开辟食物来源，改善生态环境，并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18]。中央文件精神就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要齐头推进，习近平总结出发展农业的战略是：“一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农业。”[1]125-126这项战略符合客观规律，有前瞻性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农业的前提是合理利用自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肆无忌惮的破坏，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指出合理开发、节制使用资源，使得自然界与人类发展保持平衡状态，这是现当代经济发展的战略，“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首先是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1]138。这里就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该书运用“Worl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19]。其前言指出在现实中增长的极限表现为多种形式，而在地球的物理极限中，则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地球吸收工农业废弃物的有限性。报告呼吁人类要从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当前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论述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自然资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以习近平说：“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农业依靠自然资源为基础。”[1]138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战略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另一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自大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诸如：森林破坏、草地沙化、淡水枯竭、土壤硬化、生物减少、大气尘化、酸雨蔓延、垃圾泛滥、核辐污染等等。这一系列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人类正在承受破坏环境所导致的灾难，也正品尝水土污染所形成的恶果。人类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习近平说：“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类、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生态问题，或者叫农业发展的生态战略问题。在自然规律中，生态平衡规律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现在，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状结构。……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1]138-139习近平提出农业发展的生态战略问题，并且论述农业经济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保持系统协调，才能保持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人口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关于中国人口问题，早在康乾时期，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中就已提到。那时中国人口虽不足三亿，但马尔萨斯根据其理论“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21]59，推断到土地肥沃的中国，人口一定甚多。中国人口增长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后虽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等一系列运动，人口有大量减损，但到1950年时，已经达到5.44亿，占世界人口21.5%。1957年3月31日，人口学家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上谈人口问题，指出当时人口增长率太快，这会导致人口数字庞大，“如果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21]165。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有三大理由非控制人口不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為促进科学研究”；“就粮食而论。”[21]186-1901980年，我国人口9.78亿，占世界人口22%，这已经是一个庞大数字。地球有限，资源定量，人口过多会破坏生态平衡，“人類生活水平越高，生产、生活过程的有害产物就越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就越厉害”[1]139。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经济落后，人口与资源之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习近平指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对待农业自然资源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掠夺，致使生态平衡打破，很多资源减损，“森林过伐、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是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三大隐患。隐患不除，国无宁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问题”[1]140。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实践成就及意义
习近平提出的正定县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之路，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历经两年的探索实践，正定县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的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例如，果树种植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1985年，通过栽植果树、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县在沙滩建果园175个，共3.55万亩，“其中：苹果2.49万亩，梨6830亩，红果600亩，核桃470亩。果品总产量2606万斤。千亩以上果园有南化、大丰屯、凌透、大孙村4个”[22]264。同年，国家林业部授予正定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奖铜质奖牌一块。同时，农田栽培也是成绩斐然。据县志资料记载：“西关是种蔬菜重点村。1985年，全村565户，种蔬菜800亩，占耕地的27.73%，塑料大棚面积占蔬菜面积的85%，蔬菜总收入79万元，占全村农业总收入的55%。1985年，全县‘千元亩’43170亩，收益2651万元。其中：西瓜9500亩，蔬菜1.2万亩，林果1.7万亩，育树苗3700亩。其他为药材、花卉。……1985年，……农业总产值19027万元。”[22]218农业多种经营取得的成就，让正定县农业发展走出了死胡同，结束了以往“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生产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1]235等局面，切实地让农民收入得到增加，生活得以改善，让这样一个高产穷县，逐步向高产富县迈进。
习近平在正定县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实践的意义有以下三点：
发展真理”[24]18。习近平1984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说：“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1]对于正定华北古城，习近平对其文化历史、经济社会、风俗人情等认识深刻。习近平说：“我们必须向实践学习，认真搞些调查研究。”[1]96-97通过学习中央文件，加之对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正定县的独特县情，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既可以把正定毗连城市的各种优势发掘出来，又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条件，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二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探索。习近平在那时并未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但其发展大农业举措中的整体性思维，以及在发展经济中提出要有战略眼光等，都蕴含着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致力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那时习近平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研究表明，目前，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有：气候变暖、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贫困加剧、食物价格上涨，以及国家失能等，这就要改变发展模式、实行绿色发展，让各种资源得到更好的调配，包括植树造林、保持土壤、修复渔场、稳定气候、控制人口、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恢复经济自然支持系统等。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提出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诸如“发展方式转变”“包容性增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1992年，我国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的年会主题就是“区域平衡与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绿色发展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度，反映出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对发展战略的新认识。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绿色新政”，包括“绿色GDP”“绿色产业”“绿色财政”“绿色经济”“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食品”等都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认为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取得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习近平在正定县时虽未提出绿色发展概念，但其施政实践也是获得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收益，可谓是绿色发展的科学探索。 三是正定县发展经济实践是其一生施政经验的源泉。习近平在正定的实践正是他为政的起点，在这里的经验成为他后来的施政经验的源泉。习近平在80年代后期主政闽东，发展林业经济，也是引导群众在获得绿色收益中摆脱贫困，后又提出福建生态省建设。调任浙江，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既要GDP，又要绿色GDP”“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还强调在保护中开发海洋资源，这些发展理念都还是强调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贯彻到实践中，都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重申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用整体思维，科学开发生态资源，推进绿色产业发展，让绿色产品普惠广大人民。纵观他的整个施政经历，实践并倡导绿色发展是其主政的鲜明特征之一。自大工业以来，經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不断凸显，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口、资源等因素制约，选择绿色发展则是应对中国社会、世界经济乃至人类发展中的危机的最好方式。
习近平提出的立足正定县情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主张，是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很好贯彻。这一举措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好评，他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实践，疏通商品流通过程以节约成本的思路，以及在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控制人口增长等措施下发展农业的战略思维，都对当下发展经济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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