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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公益创投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投资、收益、预算、回报等等商业领域的词汇，频频出现在大赛中。主办者希望，“创投大赛”能让民间公益社团，学会用做生意的方式做公益。
“天文数字”
得到胜出的消息那天，卞经雯和她的3位同事，足足亢奋了一天。他们亢奋的具体表现是：一口气加班到晚上8点，然后出去吃了一顿小火锅，以示庆祝。从“公益创投大赛”中胜出，“优爱”可以得到20万元创业资助。20万，对于“优爱”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在此之前，他们得到的所有资助加起来远远不足20万。
“优爱”是一个以服务盲人为目的的民间机构，2008年成立，目前正在筹备注册成为民办非营利企业。虽然成立只有1年多时间，“优爱”却已经在上海盲人中间有了不小的知名度，他们的“优爱盲人乐队”，到过不少地方演出。卞经雯是“优爱”的负责人，准确地说，“优爱”目前只有她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3位志愿者经常在“优爱”帮忙，其中一位是低视力的盲校学生。
与很多民间公益组织一样，“优爱”的诞生，最初完全是一种本能的爱心冲动。80后的卞经雯，原本在上海一家著名外资银行工作，从大学到工作期间，她热心公益，一直在一个松散的志愿者组织“都是爱心人”里做志愿者，因此经常参加帮助残疾人的活动。2008年，卞经雯从银行辞职，辞职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只是觉得银行工作实在不是自己的喜好，她更愿意把青春，投入到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的地方。
正好，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H)，愿意向“都是爱心人”的一些公益项目提供帮助，NPI希望能够培育一个针对性更强的助残项目，卞经雯接下项目，开始了一个职业公益人的生活。
卞经雯大学期间曾经创业，跟同学一起开了一家小店，算是具备商业经验。但她发现，现在要“经营”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益组织，比开店更难。第一个难关当然是钱，如果开个公司，去寻找投资者，卞经雯可以跟人家讲，你投入资金，我在多长时间给你多少回报。但现在是一个帮助盲人的公益事业，你既不是明星李连杰，又不是企业家比尔·盖茨，更不是红十字会，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让别人放心地把钱给你，真不是那么容易。
缺钱，是所有初创的民间公益组织共同的困境。相比“优爱”，北京的“启明星”成瘾者服务中心，体会过更多的艰辛。“启明星”是一个帮助毒品成瘾者戒除毒瘾、回归社会的组织，几年来，他们帮助过2000多名成瘾者，有一两百位成瘾者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功戒断毒瘾的有三四十人。“启明星”的负责人张文军，自己曾经有吸毒经历，投身公益以后，他一直希望“启明星”能够帮助成瘾者，同时也呼吁社会给成瘾者一个善意的环境帮助他们戒毒。
“启明星”同样需要钱。张文军曾找到一家公司希望获得资助，人家听说他们为帮助吸毒人员而“讨钱”，回答他说：你应该去找坤沙。张文军在参加《小崔说事》节目时，用一口京片子讲述着自己的这些经历，引来观众的笑声。如此荒诞的情节，正好可以说明，社会对一些扶助特殊人群的社团的理解还很有限，像“启明星”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想要获得信任和资助，更是异常困难。
对于参加上海“公益创投”大赛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一个最为直接的“诱惑”，正是这5万－20万元的创投资金。上海“公益创投”大赛，是国内首次“公益创投”大赛，由上海市民政局主办，一共将提供1000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福利彩票公益金。
用做生意的方法办公益
上海浦东新区公益园的一间会议室，是“公益创投”大赛的评审现场，评审一共分4个阶段，8月底第二阶段的评审刚刚结束，前两个阶段一共有20个公益项目胜出并获得创投资金。评审现场，参加比赛的项目负责人，要接受评委们的“面试”，现场的答辩，是考量项目是否有资格获得创投资金的一个重要指标。
“瓷娃娃”关怀协会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比赛，评审那天，负责人王奕鸥没能赶到上海的会场来答辩，评委通过电话问了她两个问题。事后王奕鸥觉得，“瓷娃娃”申请的项目之所以没能获得评委们的认可，就是因为她不在现场，说明得不够详细，评委们对“瓷娃娃”还不够了解。
王奕鸥自己是脆骨病患者，这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罕见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是万分之一左右。王奕鸥自己患的是一种轻型脆骨病，16岁之前她骨折过6次。“瓷娃娃”是一家专门帮助脆骨病患者，特别是处于治疗关键期的青少年患者的民间组织。王奕鸥说，她打算再参加第三阶段的“公益创投”评选，到时候她会到上海来答辩，让评委们了解“瓷娃娃”有能力在上海地区开展服务。
“瓷娃娃”申请的项目，是在上海地区开展对脆骨症患者的服务，项目最终没能通过评审，主要的原因是评委认为，“瓷娃娃”虽然在北京、天津已经有服务的经验，但在上海还缺乏具体的计划和实施能力。
本次“公益创投”大赛的承办机构NPI负责人吕朝说，要求可操作性，正是创投大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光有热情，不知道怎么做，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一个通病。务实，是公益事业领域最缺少的一个能力。”
“有爱心，更要有能力”，是吕朝经常提到的一个口号。除了钱，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缺少运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技能和经验，“公益创投”大赛旨在培养民间公益机构自己“找钱”、持续发展的能力。吕朝说，这些能力可以统称为“专业能力”，目前国内大多数初创的、小型的民间公益组织，离“专业”的要求都还比较远。
“手牵手关爱中心”的负责人黄卫平，曾经完全没有把“专业”放在眼里，“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那么艰难地找钱?这个钱，你爱给不给!”
“手牵手关爱中心”的前身是一群心理咨询师自己发起的志愿组织。2008四川地震以后，黄卫平和一群心理咨询师朋友，被地震的惨状触动，自发组织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从四川回到上海后，队伍就慢慢散了，留下的几位热心公益的朋友，开始着手“临终关怀”的服务，慢慢形成了有3位全职人员和一些志愿者的组织。
尽管当上“手牵手关爱中心”的负责人，黄卫平其实还不懂什么叫“公益”，对于怎样去寻找资助、怎么管理自己的组织。更是一窍不通。直到得到NPI的指导，开始按照“公益创投”大赛的要求准备各种资料、写各种申请、计划、预算，黄卫平才知道，要做公益，光“伟大”是远远不够的。
“手牵手关爱中心”参赛的项目书一共改了10多次，才最终获得创投大赛评委们的认可。黄卫平说，参加创投大赛，他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过程让他了解了投资人的想法，让他学会怎样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机构和项目，并说服他们投资。 很多参加创投大赛的民间组织，都在写“预算”这一项卡了壳，很多机构因为要参加创投大赛，才第一次清点了过往的活动、开销等等记录，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一笔明白账，不管对于说服投资人投资，还是自己的管理，是多么重要。
为了扩大公益事业在公众中的影响，上海“公益创投”大赛设置了电视赛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谁来一起午餐》节目的特别专场。在第一阶段的电视PK赛中，赛场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受到两位选手负责的公益项目的感动，“创业导师”陈光标，提出立即要向两位选手捐助资金。吕朝现场点评说：“如果刚才标哥提出要捐助你们的时候，你们中有一位说需要先签一个协议，那么这个人就有加分。”
吕朝告诉记者，“公益创投”大赛的一个目标，是倡导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在目前还无法实现公平竞争的公益事业中，民间公益组织只有自己更专业、更成熟，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投资者的青睐。
政府扶助民间公益
上海“公益创投”大赛，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如此大规模地由政府动用福利基金投资于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在中国公益事业史上，并不多见。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方国平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福利彩票公益基金，主要是通过政府统一拨款的方式，用于政府倡导下的大型公益项目，特别是公益硬件设施的建设。他认为，福彩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广大的民间公益社会组织也提供公共服务，服务于民，那么，民间公益社团也有资格使用福彩基金。
“用之于民，给谁用是有讲究的。”方国平介绍说，上海有6000多个民间公益社团，其中大小不一、良莠不齐。“公益创投”大赛，就是要让比较成熟、高效、有创新性的社团脱颖而出，让福彩公益基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民政部门，是民间公益社团的管理部门。以往在很多人看来，民政部门对于民间社团的发展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公益创投”大赛中，民政部门积极推动的态度，让人们大大改变了过往的印象。在谈到已经结束的前两轮评审时，方国平表示，他最大的不满是报名参加大赛的社团数量太少，他现在着急的是，希望更多的社团和有创业欲望的年轻人，了解大赛，希望更多人有勇气加入到民间公益事业中来。尽管开局略显冷清，但方国平表示，“公益创投”大赛会一直办下去，上海民政部门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扶助，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除了给钱，方国平认为，政府扶持民间公益事业，更加重要的是“让出空间”。“我们的公共服务事业，长期以来都是政府在管，现在应该让出一些空间，给民间公益社团来管。”对于民间公益团体最为关心的减免税收问题，方国平也持支持的态度。
本次“创投大赛”评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处处长徐中振评论说，过去政府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扶助，主要的方式还是政府购买等，公益组织对民众提供什么公共服务，还是由政府说了算。而这次“创投大赛”，一个重要的突破是，政府鼓励民间社团自己去发现民众的需求，通过自己的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
上海是国内民间公益事业发展最早的都市，吕朝认为，为什么国内首次“公益创投”大赛的尝试落户上海而非别的城市，与上海政府领导的认识都很大的关系。“他们本身就是公益事业的专家，对公益事业发展的脉络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上海有赏识我们的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民间公益机构的想法，一拍即合。”
按照吕朝的说法，中国公益事业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众多民间公益组织非常弱小，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缺少品牌，乱相丛生，一如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萌生不久的市场乱相。但是，吕朝认为，就像如今的民营企业已经一洗当年形象，成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一样，中国的公益事业，也需要经过一段培育时间，只要给它们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民间公益组织也会逐渐成长，最终塑造自己的诚信和影响力。
戒烟，单靠毅力行不通
梅陇中学的数学老师小徐，虽然年仅29岁，但却是个有12年烟龄的资深烟民了。18岁那年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染上了烟瘾。一开始一天抽几根，后来越来越多。最近几年来，小徐每天至少要抽一包烟。去年结婚后为了要个健康的宝宝，小徐在妻子的劝说下，靠毅力戒过两次烟，但戒不了多久就复吸了。
今年4月份，小徐到上海瑞金医院的戒烟门诊求助，希望能够彻底离开让他沉沦了十多年的香烟。经过胸透、肺功能、心电图检查，医生发现，小徐的肺部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但肺部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
医生建议小徐尽早戒烟，并根据他的情况，制定了一套药物治疗结合行为干预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在药物治疗中，医生向小徐推荐了在国内外广受专业医生推崇的戒烟药物——伐尼克兰(畅沛等)，它能有效缓解戒断期间各种不适症状，同时也能阻止尼古丁在脑中与受体的作用，减弱人们从吸烟中获得的快感，从而大大提高了戒烟的成功率。小徐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开始了他的戒烟之旅。
刚开始服药戒烟的头两天，小徐时不时就下意识地掏掏衣兜，发现没有烟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儿，老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和医生及时沟通之后，他有意识地暗示自己“可以成功戒烟，不要惧怕困难”。一周后，小徐的烟量从每天一包减少到半包，并改掉了吸晨烟的习惯。服药第二周，小徐的烟量减少到每天2支左右，吸烟已经觉得没有烟味了。复诊时，医生建议小徐设定戒烟日，从戒烟日后就彻底告别烟草。戒烟第9周的时候，小徐已经基本不吸烟了。只是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吸上一两口，然后马上扔掉，吸的也不是很深，伐尼克兰(畅沛等)还在按时服用。医生劝告小徐以后聚会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自己已经戒烟了，尽可能地拒绝烟草，让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服药第12周，在妻子和医生的鼓励声中，小徐成功戒烟，脱离了烟民的行列。
其实像小徐之前失败的戒烟经验，很多烟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往往光靠个人意志力与烟瘾“孤军奋战”，大部分时候都会无功而返，而且还丧失了戒烟的信心。事实上，烟草依赖是一种易复发的慢性病，单靠意志力很难戒掉。有研究显示，仅凭个人努力戒断的患者仅3％左右。真正的药物依赖，都需要长期的临床干预，烟草成瘾也是如此。戒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如果有医生和合适的戒烟药物帮助，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天文数字”
得到胜出的消息那天，卞经雯和她的3位同事，足足亢奋了一天。他们亢奋的具体表现是：一口气加班到晚上8点，然后出去吃了一顿小火锅，以示庆祝。从“公益创投大赛”中胜出，“优爱”可以得到20万元创业资助。20万，对于“优爱”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在此之前，他们得到的所有资助加起来远远不足20万。
“优爱”是一个以服务盲人为目的的民间机构，2008年成立，目前正在筹备注册成为民办非营利企业。虽然成立只有1年多时间，“优爱”却已经在上海盲人中间有了不小的知名度，他们的“优爱盲人乐队”，到过不少地方演出。卞经雯是“优爱”的负责人，准确地说，“优爱”目前只有她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3位志愿者经常在“优爱”帮忙，其中一位是低视力的盲校学生。
与很多民间公益组织一样，“优爱”的诞生，最初完全是一种本能的爱心冲动。80后的卞经雯，原本在上海一家著名外资银行工作，从大学到工作期间，她热心公益，一直在一个松散的志愿者组织“都是爱心人”里做志愿者，因此经常参加帮助残疾人的活动。2008年，卞经雯从银行辞职，辞职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只是觉得银行工作实在不是自己的喜好，她更愿意把青春，投入到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的地方。
正好，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H)，愿意向“都是爱心人”的一些公益项目提供帮助，NPI希望能够培育一个针对性更强的助残项目，卞经雯接下项目，开始了一个职业公益人的生活。
卞经雯大学期间曾经创业，跟同学一起开了一家小店，算是具备商业经验。但她发现，现在要“经营”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益组织，比开店更难。第一个难关当然是钱，如果开个公司，去寻找投资者，卞经雯可以跟人家讲，你投入资金，我在多长时间给你多少回报。但现在是一个帮助盲人的公益事业，你既不是明星李连杰，又不是企业家比尔·盖茨，更不是红十字会，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让别人放心地把钱给你，真不是那么容易。
缺钱，是所有初创的民间公益组织共同的困境。相比“优爱”，北京的“启明星”成瘾者服务中心，体会过更多的艰辛。“启明星”是一个帮助毒品成瘾者戒除毒瘾、回归社会的组织，几年来，他们帮助过2000多名成瘾者，有一两百位成瘾者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功戒断毒瘾的有三四十人。“启明星”的负责人张文军，自己曾经有吸毒经历，投身公益以后，他一直希望“启明星”能够帮助成瘾者，同时也呼吁社会给成瘾者一个善意的环境帮助他们戒毒。
“启明星”同样需要钱。张文军曾找到一家公司希望获得资助，人家听说他们为帮助吸毒人员而“讨钱”，回答他说：你应该去找坤沙。张文军在参加《小崔说事》节目时，用一口京片子讲述着自己的这些经历，引来观众的笑声。如此荒诞的情节，正好可以说明，社会对一些扶助特殊人群的社团的理解还很有限，像“启明星”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想要获得信任和资助，更是异常困难。
对于参加上海“公益创投”大赛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一个最为直接的“诱惑”，正是这5万－20万元的创投资金。上海“公益创投”大赛，是国内首次“公益创投”大赛，由上海市民政局主办，一共将提供1000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福利彩票公益金。
用做生意的方法办公益
上海浦东新区公益园的一间会议室，是“公益创投”大赛的评审现场，评审一共分4个阶段，8月底第二阶段的评审刚刚结束，前两个阶段一共有20个公益项目胜出并获得创投资金。评审现场，参加比赛的项目负责人，要接受评委们的“面试”，现场的答辩，是考量项目是否有资格获得创投资金的一个重要指标。
“瓷娃娃”关怀协会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比赛，评审那天，负责人王奕鸥没能赶到上海的会场来答辩，评委通过电话问了她两个问题。事后王奕鸥觉得，“瓷娃娃”申请的项目之所以没能获得评委们的认可，就是因为她不在现场，说明得不够详细，评委们对“瓷娃娃”还不够了解。
王奕鸥自己是脆骨病患者，这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罕见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是万分之一左右。王奕鸥自己患的是一种轻型脆骨病，16岁之前她骨折过6次。“瓷娃娃”是一家专门帮助脆骨病患者，特别是处于治疗关键期的青少年患者的民间组织。王奕鸥说，她打算再参加第三阶段的“公益创投”评选，到时候她会到上海来答辩，让评委们了解“瓷娃娃”有能力在上海地区开展服务。
“瓷娃娃”申请的项目，是在上海地区开展对脆骨症患者的服务，项目最终没能通过评审，主要的原因是评委认为，“瓷娃娃”虽然在北京、天津已经有服务的经验，但在上海还缺乏具体的计划和实施能力。
本次“公益创投”大赛的承办机构NPI负责人吕朝说，要求可操作性，正是创投大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光有热情，不知道怎么做，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一个通病。务实，是公益事业领域最缺少的一个能力。”
“有爱心，更要有能力”，是吕朝经常提到的一个口号。除了钱，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缺少运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技能和经验，“公益创投”大赛旨在培养民间公益机构自己“找钱”、持续发展的能力。吕朝说，这些能力可以统称为“专业能力”，目前国内大多数初创的、小型的民间公益组织，离“专业”的要求都还比较远。
“手牵手关爱中心”的负责人黄卫平，曾经完全没有把“专业”放在眼里，“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那么艰难地找钱?这个钱，你爱给不给!”
“手牵手关爱中心”的前身是一群心理咨询师自己发起的志愿组织。2008四川地震以后，黄卫平和一群心理咨询师朋友，被地震的惨状触动，自发组织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从四川回到上海后，队伍就慢慢散了，留下的几位热心公益的朋友，开始着手“临终关怀”的服务，慢慢形成了有3位全职人员和一些志愿者的组织。
尽管当上“手牵手关爱中心”的负责人，黄卫平其实还不懂什么叫“公益”，对于怎样去寻找资助、怎么管理自己的组织。更是一窍不通。直到得到NPI的指导，开始按照“公益创投”大赛的要求准备各种资料、写各种申请、计划、预算，黄卫平才知道，要做公益，光“伟大”是远远不够的。
“手牵手关爱中心”参赛的项目书一共改了10多次，才最终获得创投大赛评委们的认可。黄卫平说，参加创投大赛，他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过程让他了解了投资人的想法，让他学会怎样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机构和项目，并说服他们投资。 很多参加创投大赛的民间组织，都在写“预算”这一项卡了壳，很多机构因为要参加创投大赛，才第一次清点了过往的活动、开销等等记录，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一笔明白账，不管对于说服投资人投资，还是自己的管理，是多么重要。
为了扩大公益事业在公众中的影响，上海“公益创投”大赛设置了电视赛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谁来一起午餐》节目的特别专场。在第一阶段的电视PK赛中，赛场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受到两位选手负责的公益项目的感动，“创业导师”陈光标，提出立即要向两位选手捐助资金。吕朝现场点评说：“如果刚才标哥提出要捐助你们的时候，你们中有一位说需要先签一个协议，那么这个人就有加分。”
吕朝告诉记者，“公益创投”大赛的一个目标，是倡导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在目前还无法实现公平竞争的公益事业中，民间公益组织只有自己更专业、更成熟，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投资者的青睐。
政府扶助民间公益
上海“公益创投”大赛，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如此大规模地由政府动用福利基金投资于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在中国公益事业史上，并不多见。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方国平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福利彩票公益基金，主要是通过政府统一拨款的方式，用于政府倡导下的大型公益项目，特别是公益硬件设施的建设。他认为，福彩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广大的民间公益社会组织也提供公共服务，服务于民，那么，民间公益社团也有资格使用福彩基金。
“用之于民，给谁用是有讲究的。”方国平介绍说，上海有6000多个民间公益社团，其中大小不一、良莠不齐。“公益创投”大赛，就是要让比较成熟、高效、有创新性的社团脱颖而出，让福彩公益基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民政部门，是民间公益社团的管理部门。以往在很多人看来，民政部门对于民间社团的发展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公益创投”大赛中，民政部门积极推动的态度，让人们大大改变了过往的印象。在谈到已经结束的前两轮评审时，方国平表示，他最大的不满是报名参加大赛的社团数量太少，他现在着急的是，希望更多的社团和有创业欲望的年轻人，了解大赛，希望更多人有勇气加入到民间公益事业中来。尽管开局略显冷清，但方国平表示，“公益创投”大赛会一直办下去，上海民政部门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扶助，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除了给钱，方国平认为，政府扶持民间公益事业，更加重要的是“让出空间”。“我们的公共服务事业，长期以来都是政府在管，现在应该让出一些空间，给民间公益社团来管。”对于民间公益团体最为关心的减免税收问题，方国平也持支持的态度。
本次“创投大赛”评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处处长徐中振评论说，过去政府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扶助，主要的方式还是政府购买等，公益组织对民众提供什么公共服务，还是由政府说了算。而这次“创投大赛”，一个重要的突破是，政府鼓励民间社团自己去发现民众的需求，通过自己的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
上海是国内民间公益事业发展最早的都市，吕朝认为，为什么国内首次“公益创投”大赛的尝试落户上海而非别的城市，与上海政府领导的认识都很大的关系。“他们本身就是公益事业的专家，对公益事业发展的脉络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上海有赏识我们的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民间公益机构的想法，一拍即合。”
按照吕朝的说法，中国公益事业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众多民间公益组织非常弱小，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缺少品牌，乱相丛生，一如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萌生不久的市场乱相。但是，吕朝认为，就像如今的民营企业已经一洗当年形象，成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一样，中国的公益事业，也需要经过一段培育时间，只要给它们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民间公益组织也会逐渐成长，最终塑造自己的诚信和影响力。
戒烟，单靠毅力行不通
梅陇中学的数学老师小徐，虽然年仅29岁，但却是个有12年烟龄的资深烟民了。18岁那年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染上了烟瘾。一开始一天抽几根，后来越来越多。最近几年来，小徐每天至少要抽一包烟。去年结婚后为了要个健康的宝宝，小徐在妻子的劝说下，靠毅力戒过两次烟，但戒不了多久就复吸了。
今年4月份，小徐到上海瑞金医院的戒烟门诊求助，希望能够彻底离开让他沉沦了十多年的香烟。经过胸透、肺功能、心电图检查，医生发现，小徐的肺部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但肺部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
医生建议小徐尽早戒烟，并根据他的情况，制定了一套药物治疗结合行为干预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在药物治疗中，医生向小徐推荐了在国内外广受专业医生推崇的戒烟药物——伐尼克兰(畅沛等)，它能有效缓解戒断期间各种不适症状，同时也能阻止尼古丁在脑中与受体的作用，减弱人们从吸烟中获得的快感，从而大大提高了戒烟的成功率。小徐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开始了他的戒烟之旅。
刚开始服药戒烟的头两天，小徐时不时就下意识地掏掏衣兜，发现没有烟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儿，老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和医生及时沟通之后，他有意识地暗示自己“可以成功戒烟，不要惧怕困难”。一周后，小徐的烟量从每天一包减少到半包，并改掉了吸晨烟的习惯。服药第二周，小徐的烟量减少到每天2支左右，吸烟已经觉得没有烟味了。复诊时，医生建议小徐设定戒烟日，从戒烟日后就彻底告别烟草。戒烟第9周的时候，小徐已经基本不吸烟了。只是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吸上一两口，然后马上扔掉，吸的也不是很深，伐尼克兰(畅沛等)还在按时服用。医生劝告小徐以后聚会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自己已经戒烟了，尽可能地拒绝烟草，让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服药第12周，在妻子和医生的鼓励声中，小徐成功戒烟，脱离了烟民的行列。
其实像小徐之前失败的戒烟经验，很多烟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往往光靠个人意志力与烟瘾“孤军奋战”，大部分时候都会无功而返，而且还丧失了戒烟的信心。事实上，烟草依赖是一种易复发的慢性病，单靠意志力很难戒掉。有研究显示，仅凭个人努力戒断的患者仅3％左右。真正的药物依赖，都需要长期的临床干预，烟草成瘾也是如此。戒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如果有医生和合适的戒烟药物帮助，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