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类，但厌恶人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不乏用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雷吉·德伯莱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