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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作为经济大国，中国曾多年拉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这得益于社会主义中国一贯坚持的“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政策。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绘制一条可行的道路指引我们走出危机”。
编者按：近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专门就全球金融危机问题撰写文章，文章围绕全球金融危机做了全面详细的阐释，观点鲜明，语言精炼，不啻为一次盛大的思维盛宴。本刊特与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做了沟通，首发文章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此次危机将“一视同仁”，不分行业，亦无国界。这是一场同时影响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危机。这是一场同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造访全球的经济重创。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ros)说，“当前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是其并非由外部冲击引起。危机是由体系本身引起的。”索罗斯是正确的。当前的危机是自由市场理论30年主导经济政策的顶点。这种自由市场理论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基要主义、撒切尔主义或是华盛顿共识。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就是政府行为应被限制，最终被市场力量完全取代。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认为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而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纳社会团结概念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
然而，在泡沫经济时代，没人在意这些，巨额利润被私有化，而潜在的损失却通过对固有的银行保障机制的操作社会化了。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遭受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混乱。全球证券市场自见顶以来已损失了将近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2008年GDP之和。信贷市场萎缩，信贷增长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许多国家的房屋价格暴跌，美国的房价正在以有现代纪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这正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然而，当经济危机触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当失业激增、薪酬增幅降低、资产缩水，而金融部门高管的薪酬却脱离当前的实情，继续飙升，困惑就迅速转化为愤怒……2007年，标准普尔50位CEO的平均薪酬为1050万澳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344倍)。前50强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经理的平均收入高达每人588亿澳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9000倍)。2007年，华尔街上最大的五家公司用于分红的金额竟然高达390亿澳元，投行高管们收入如此丰厚，而他们管理的投行却要依靠美国的纳税人摆脱困境。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源于巨大的贪婪。困惑，继而愤怒的百姓不禁要问：怎能允许这一切发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滥用职权才会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难道没有任何警示?如果有，又为什么被忽视了呢?
过去一年里，我们目睹了失控的市场力量如何将资本主义推向深渊。西方世界的银行体系几近崩溃，几乎是一夜之间，政策的制定者们和经济学家们撕碎了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政府空前大力地进行干预，以阻止恐慌并将全球金融体系从危险的边缘拉回。
即使是长期任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格林斯潘，这位新自由主义理论不折不扣的推崇者，最近也不得不在国会前公开表示：他的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知识体系”也已崩溃。美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沃克斯曼进而质问格林斯潘：“换言之，你发觉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奏效?”格林斯潘答曰，“一点没错，完全正确。”这位曾被称之为“大师”的先生的这过失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灭亡，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了基础性地位，国家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在三个清晰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个系统的规则的最终责任。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政府干预国内市场的敌视和他们对国际政府机构干预国际市场的敌视是相一致的。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考虑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市场管理、合作和协调的复杂性，国际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适宜的标志。事实是，由于全球经济力量的分散，单边解决方案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对平等本身价值的信念上，而不是像，例如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因为对教育的某项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增长，所以它是值得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公正的诉末建立在以下这个观点之上：人格尊严、机会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又使之与有效的管理框架相结合。这个框架必须能够管理风险，纠正市场问题，资助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寻求实现社会平等。
因此在当前的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能够坚持他们将国家置于中心地位的一贯立场，而新自由主义者却不得不面对陷入意识形态纠葛的困境，迫不得已向他们从根本上摒弃的国家来寻求帮助，以拯救金融市场的崩颓之势。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在经济上采取当前的实际措施，如规范信贷市场、干预，以及需求方刺激。新自由主义者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们没有能够利用非国家机构或机制来抵御风险，重建信心，恢复收支平衡，或推动全球资金流动。这些只有通过国家机构才能完成。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处理当前危机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这次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它的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像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才是合理的。他们也应该在这些论坛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无论政府还是他们所代表的民众都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无管理系统丧失了信心。正如法国萨科齐总统的表述：“放任自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像据报道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更简练的说法：“现在老师们自己出问题了。”
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
我相信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绘制一条可行的道路指引我们走出危机，同时帮助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坚实的长期秩序。这只能通过政府创造性的机构和政府间的合作来实现。现在再争辩新自由主义者梦想的最小化国家政权足以应对整体新自由主义政教观念的最大规模失败所遗留下来的最大挑战，这怎么可能让人信服?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本质上的恶魔，结构恰当、正确领导的政府有利于大众利益，它同时保护个人自由和公平。它是为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人数设立的。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供稿)
(编辑：毛丽丽)
编者按：近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专门就全球金融危机问题撰写文章，文章围绕全球金融危机做了全面详细的阐释，观点鲜明，语言精炼，不啻为一次盛大的思维盛宴。本刊特与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做了沟通，首发文章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此次危机将“一视同仁”，不分行业，亦无国界。这是一场同时影响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危机。这是一场同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造访全球的经济重创。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ros)说，“当前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是其并非由外部冲击引起。危机是由体系本身引起的。”索罗斯是正确的。当前的危机是自由市场理论30年主导经济政策的顶点。这种自由市场理论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基要主义、撒切尔主义或是华盛顿共识。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就是政府行为应被限制，最终被市场力量完全取代。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认为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而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纳社会团结概念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
然而，在泡沫经济时代，没人在意这些，巨额利润被私有化，而潜在的损失却通过对固有的银行保障机制的操作社会化了。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遭受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混乱。全球证券市场自见顶以来已损失了将近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2008年GDP之和。信贷市场萎缩，信贷增长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许多国家的房屋价格暴跌，美国的房价正在以有现代纪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这正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然而，当经济危机触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当失业激增、薪酬增幅降低、资产缩水，而金融部门高管的薪酬却脱离当前的实情，继续飙升，困惑就迅速转化为愤怒……2007年，标准普尔50位CEO的平均薪酬为1050万澳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344倍)。前50强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经理的平均收入高达每人588亿澳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9000倍)。2007年，华尔街上最大的五家公司用于分红的金额竟然高达390亿澳元，投行高管们收入如此丰厚，而他们管理的投行却要依靠美国的纳税人摆脱困境。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源于巨大的贪婪。困惑，继而愤怒的百姓不禁要问：怎能允许这一切发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滥用职权才会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难道没有任何警示?如果有，又为什么被忽视了呢?
过去一年里，我们目睹了失控的市场力量如何将资本主义推向深渊。西方世界的银行体系几近崩溃，几乎是一夜之间，政策的制定者们和经济学家们撕碎了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政府空前大力地进行干预，以阻止恐慌并将全球金融体系从危险的边缘拉回。
即使是长期任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格林斯潘，这位新自由主义理论不折不扣的推崇者，最近也不得不在国会前公开表示：他的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知识体系”也已崩溃。美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沃克斯曼进而质问格林斯潘：“换言之，你发觉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奏效?”格林斯潘答曰，“一点没错，完全正确。”这位曾被称之为“大师”的先生的这过失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灭亡，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了基础性地位，国家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在三个清晰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个系统的规则的最终责任。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政府干预国内市场的敌视和他们对国际政府机构干预国际市场的敌视是相一致的。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考虑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市场管理、合作和协调的复杂性，国际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适宜的标志。事实是，由于全球经济力量的分散，单边解决方案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对平等本身价值的信念上，而不是像，例如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因为对教育的某项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增长，所以它是值得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公正的诉末建立在以下这个观点之上：人格尊严、机会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又使之与有效的管理框架相结合。这个框架必须能够管理风险，纠正市场问题，资助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寻求实现社会平等。
因此在当前的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能够坚持他们将国家置于中心地位的一贯立场，而新自由主义者却不得不面对陷入意识形态纠葛的困境，迫不得已向他们从根本上摒弃的国家来寻求帮助，以拯救金融市场的崩颓之势。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在经济上采取当前的实际措施，如规范信贷市场、干预，以及需求方刺激。新自由主义者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们没有能够利用非国家机构或机制来抵御风险，重建信心，恢复收支平衡，或推动全球资金流动。这些只有通过国家机构才能完成。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处理当前危机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这次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它的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像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才是合理的。他们也应该在这些论坛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无论政府还是他们所代表的民众都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无管理系统丧失了信心。正如法国萨科齐总统的表述：“放任自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像据报道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更简练的说法：“现在老师们自己出问题了。”
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
我相信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绘制一条可行的道路指引我们走出危机，同时帮助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坚实的长期秩序。这只能通过政府创造性的机构和政府间的合作来实现。现在再争辩新自由主义者梦想的最小化国家政权足以应对整体新自由主义政教观念的最大规模失败所遗留下来的最大挑战，这怎么可能让人信服?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本质上的恶魔，结构恰当、正确领导的政府有利于大众利益，它同时保护个人自由和公平。它是为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人数设立的。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供稿)
(编辑：毛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