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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揭示了世界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趋势。改革开放积极回应时代呼声，继承和创新了世界交往思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贸易保护是对世界经贸交往规则的背弃，同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背道而驰，成为阻碍当前世界交往顺畅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移，维护资本霸凌世界的地位，这同历史上资本暴力交往形式的本质如出一辙，在历史发展中终究难以为继。世界交往发展趋势难以阻挡，只有积极顺应发展大势，在世界交往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才是谋求发展、维持世界交往的根本之策。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改革开放;贸易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6-062-008
世界交往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立足历史视域，强调世界交往的历史必然性，辩证看待包括殖民等交往形式在内的历史作用，将世界交往的最终指向定位于人类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经典作家认为，交往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要过程，面对世界开放大势，一切隔绝于世、闭关自守的国家或地区，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四十多年前，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融入世界的发展征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展现了中国同世界交往逐渐深入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世界交往思想的正确性及强有力的世界指导意义。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正以更加积极姿态塑造中国同世界全方位、立体化的交往模式。然而，“自16世纪建构起来的世界交往网络，其内部始终就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众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世界交往矛盾运动的结果。”[1] 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制约了世界交往的顺畅进行，妄图阻止经贸自由交往、牵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给世界经济逐渐向好的发展趋势蒙上了一层阴影。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霸凌主义在经济交往中的体现，是历史上资本霸权主义在当代世界交往中的延续。世界自由交往发展乃大势所趋，贸易保护主义是对此趋势的阻挠，这在反证开放发展正确性的同时，终将积累反向刺激历史形态演进的量化因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前，放平心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融入世界交往，才是谋发展促共赢的根本之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2]
一、世界交往思想的内在意蕴指向：世界历史发展
世界交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形成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世界交往思想注重对生产力发展及历史传承的交往前提，强调对规则遵从的交往形式，着眼对文明进步推动的交往指向。该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一）世界交往思想的形成
“交往”常见于社会学领域，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进行思考过程中产生的概念。交往学说并非始于马克思，在其之前，诸多学者就曾针对交往形成不同的理论主张。但这些学者大都把交往范畴限定于个人之间，如黑格尔认为交往是基于劳动中的相互认知过程，哈贝马斯则指出交往是寄托于语言及其他交流工具以达成共识的过程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交往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递”[3]，其突出特点在于把交往同生产实践紧密关联，将交往基点置于生产交往进程中。马克思具有世界眼光和历史视域，将交往范围延伸至国家之间，从而形成其世界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该著作概述了交往的本质规定，认为交往基于生产实践中“现实的人”[4]。伴随交往的扩大，社会分工也在逐渐发展，后者在商品交换、社会资源有效流动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由于历史及交往程度发展的局限，社会分工尚处于非自愿的“自然状态”，“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 P165）在这种发展方式下，交往关系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关系正常化需要“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5]（P166），建立普遍交往，从而在竞争中促使无产阶级走向改变命运的联合道路，推动社会形态向高级发展。现实历史发展又为世界交往的实现提供动力，“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5]（P401）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趋向得以实现，世界市场在资本及技术的推动下逐渐形成，这奠定了世界交往的坚实基础，促进了世界交往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由生产实践中特定地域及主体间的交往在生产力推动下突破空间限制延伸至世界交往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其根本着眼于人类文明进步及世界历史发展。
（二）世界交往思想的主要内涵
首先，生产力发展是世界交往的前提设定。交往发展至世界交往关键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工业革命以及此基础上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都为世界交往提供动力支持。同时，经典作家强调交往对历代生产力及交往成果的传承，认为世界历史的推进基于前一代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世界交往的层次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P168）
其次，世界交往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途径。经典作家认为，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关键条件，它“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5]（P166）。因此，普遍交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世界历史发展是世界交往的根本指向。经典作家强调交往扩展对文明的推动作用，历史也将在交往普遍化中成为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P51）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节点被置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典作家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大程度是对其历史意义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虽揭露资本交往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403）的异化实质，并对资本逐利甚至不惜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交往形式的本性进行批判。但同时认为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交往促进先进生产经验的世界传播，“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404）， 客观上促进了文明进步。
最后，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对世界交往的现实制约。经典作家认为，世界交往从来就不是在“田园诗般”的情调中展开的。只要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存在差异，彼此之间的交往就很难以平等方式展开。一般而言，不平等的世界交往迟滞世界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推动出于其对历史趋势的顺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失衡，继而在世界交往关系中得以展现，尤其世界经济交往中资本强国对弱国经济掠夺的交往关系体现。就现实而言，资本固然疯狂作用于世界扩张需求，但有效的交往秩序对资本扩张冲动起着规约作用，能够减少交往不平等现象。恩格斯强调经贸规则：“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7]而世界交往的合理运行在现实发展中很难离开政治经济秩序的有效构建。因此，重构国际交往秩序是对生产力不均衡发展所致的交往不均衡的一种弥补。
（三）世界交往思想的定位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两大发现，它们产生于对生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交往关系内含于生产关系，成为两大发现的必然研究对象。事实上，世界交往思想正是伴随两大发现产生的。其中，唯物史观是基于现实生产实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层层揭示，而世界交往思想在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及历史发展形态的促进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世界交往思想伴随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分配等过程详加论述。伴随工业革命开展，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逐愈加疯狂，基于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交往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世界交往思想在全球化推进中逐渐丰富完善。另一方面，世界交往思想的内涵指向世界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战争等暴力形式往往是世界交往中的常见形式，这些交往手段是极其残酷的，但就历史发展层面而言却客观推进了先进生产方式传播，从而促进世界历史发展。恩格斯就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强调：“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8]马克思也强调：“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9]此处的“暴力”虽侧重于“革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强制”，但并不排除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入侵”。经典作家辩证对待世界交往中的暴力形式，在肯定特定条件下暴力交往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形式持批判态度。尤其世界交往中为逐私利罔顾世界发展形势的行径，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是完全背离的。马克思借托·约·邓宁的话指出资本本性：“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0]（P87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对暴力形式的论述重在其历史价值，同历史发展相悖的交往形式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的根本指向相悖，是后者批判的对象。
二、世界交往思想的中国运用：开放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交往程度逐渐提升，开放发展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之策，这也是世界交往思想的当代体现。面对开放大势，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积极融入世界交往进程。
（一）开放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世界交往思想贯穿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过程中，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展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逐渐成为“地球村”，各国间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日益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发展格局，它要求各国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世界交往程度、广度及深度的加强能够促进各国在竞争中实力的不断提升，并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实现共赢，最终推进世界文明進步。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开放尤其成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选项。文明古国的衰落同闭关自守政策息息相关，世界大国崛起之路离不开对世界交往的注重。当前，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不断加强世界交往，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更是将“开放”提升至新发展理念高度。在当前两种制度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背弃开放发展很难独善其身。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一国崛起同世界交往密不可分，但放眼世界，各国崛起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之路铺就在对内疯狂剥削、对外野蛮侵犯的形式上。马克思评价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殖民史、侵略史，是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羊吃人”的悲剧、“黑奴”的走私贩卖等种种恶行，承载着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历程，无怪马克思对资本评价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P871）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方式不同，中国崛起于自力更生前提下的和平发展，其关键拐点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的启示不无关系。马克思曾批判晚清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1]（P632）。事实证明，马克思对时代发展中闭关锁国的后果预判完全正确。惨痛的历史教训，能够给后世在制定政策时以警觉，同时更为后世主动对外交往提供动力。开放性是现代世界发展的首要特征，改革开放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它使社会主义中国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前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2]（P10）。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开放发展的必要性，更在新时期论证了世界交往思想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及对现实发展的合理预判。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提升开放发展新境界的有力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在进一步证明开放发展正确性的同时，也将在新时代再次论证世界交往思想的科学性。“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其“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交往，是一种主动的对外交往活动”[13]。如果说改革开放侧重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应对，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积极把控及对自我发展形势能动调节而采取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是对开放发展新境界的推进。首先，在开放形式上更加积极主动，是“走出去”的典型表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改革开放侧重对域外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等的“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国内先进领域的技术、设备及人才等资源的世界推进。其次，在开放范围上，直接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间接带动世界范围内有志于在此开放框架内合作投资的诸多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关起门搞小圈子或“中国俱乐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虽以亚欧为主体进行延伸，但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国。同时，在开放合作的领域上也体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时代要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再次，在开放成效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以来，其“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四梁八柱已经建立，‘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以双边合作筑底、多边机制呼应、高峰论坛引领的‘三位一体’国际合作框架初步搭建”[14]，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框架下已经建设或达成诸多重大工程项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2]（P7），推进同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互融、社会共促、生态共治，为沿线国家提供诸多就业岗位、促进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开拓了沿线国家人文交流路径、为双方及多方在应对共同治理风险问题上打下良好合作基础。最后，在开放影响上，“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打造联通亚欧的地区合作机制，着力构建连接亚欧、辐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国际交往的典范，既促进自身在开放交往中发展进取，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和智慧。同时，地区合作框架的有机搭建，进一步壮大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应对全球发展危机的力量。
三、世界交往思想的现实背离：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交往思想着眼于历史发展，但在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水平未达到之前，世界仍将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平等的交往的，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1]从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深入推进下悍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可见一斑。贸易保护破坏世界交往规则，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在发展中建立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不断制约和消除世界交往霸权。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资本维护其霸权逻辑的必然之道
贸易自由，即“政府不采用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如关税、配额等），允许其他国家在本国市场自由竞争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同时也对本国企业对外出口商品和提供服务不加任何政策干涉（入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 ，允许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15] 贸易自由伴随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交往中的核心规则，其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对全球化及自由贸易抱以积极态度，前者的分工合作理论及后者的比较优势理论明显偏向于经济活动中贸易自由化;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则转向对保护政策的支持，并认为此政策是实现贸易顺差、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投资力度的有效举措。毋庸置疑，经济学家的理论具有时代性，但也同样存在局限性。这些理论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开出药方，然而，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是政府干预资本主义时期，都是资本主导下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只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导存在，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就会持续。而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这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为资本发展轮流坐庄的周期现象也便难以终至。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学家始终站在本阶级立场为其利益辩护，难以看清资本背后隐藏的发展规律，更难提出解围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案。资产阶级面对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不足、世界市场萎靡等经济衰退现象或危机，便实行霸道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如有些学者提出，当全球化发展增加的国际市场需求少于此背景下国内需求的损失时，全球化进程将会减缓，贸易保护主义也便出现，反之亦然。仅从经济层面分析，似乎只要始终确保“国际市场增加的需求大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损失”条件的满足，贸易保护主义便不会存在。事实上，这可能是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从根本制度入手分析经济困境，经济发展理论就难免其时代局限性，也就无法摆脱资本危机的周期性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复性。而针对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也不是仅从经济层面就能解釋清楚的。学者指出：“中美此次剧烈的经贸冲突，起因是经贸问题，是由于美国为减小中美贸易逆差而采取的强硬举措，同时也包含有特朗普争取中期国会选票的考虑，但根本上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美国在全球经济霸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必然举措。”[16]纵观历史，这也非美国首次通过贸易战打击潜在威胁其产业结构和贸易收支的国家，苏联、日本等，它们都在经济总量达至美国2/3的经济增长期，被后者发动的轮番贸易战拖垮。总之，贸易保护主义被其发动国视作增强自身经济的秘密武器，其表现是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公然挑衅，实质是霸权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全面展现。
（二）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世界交往思想内核的背离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交往逐渐向纵深发展，并向全方位延伸，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向。在此背景中，交往的自由化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交往自由不仅有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推动社会各领域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的不断前进。然而，交往自由在促进社会不断交流融合的同时依旧难以有效规避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对其开展的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就是对经济活动正常运作的干涉，是对贸易自由发展的阻挠。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在交往中处于基础地位，它运作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好坏。贸易保护主义直接体现为对经贸自由的干涉，但其缘由及其影响都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是对正常世界交往的阻碍。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许能够刺激国内市场、提升国内消费，为经济的暂时增长提供便利，但就长期发展而言，贸易战阻断了经贸自由发展，也给当事国其他领域的发展交流蒙上阴影，尤其在当事国双方或多方为世界大国时，这种消极影响将直接波及整个世界经济，成为阻挠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罪魁祸首。总之，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世界交往大势的背离，其实施非明智之举，贸易战注定难以持久。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过去的全球化造成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发展的失衡，并最终促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但是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17] （三）贸易保护主义对资本矛盾的掩盖终将被揭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推动交往关系世界化，并促进各领域的发展逐渐走向全球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对历史趋势的顺应。相比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代表文明的进步及时代的要求。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全球化倾向越发凸显，阻碍贸易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其突出体现，这虽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并非代表世界趋势。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其终究会在自身矛盾推动下向更高形态的社会转换。而这一较为漫长的社会转换过程，是一种量化积累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反常现象的周期存在是对历史进步的反衬，这些现象受力于历史规律，它们的存在暗含生产方式本身落后性端倪的显现，并在反复性中不断证明着这一社会形态已经在同历史发展规律相悖逆。就历史发展而言，其不再是文明的代表，反而转换为阻力。贸易保护主义便是这种怪症的表现之一。当资本投资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份额，其在技术等方面均领先于世界，从而得以垄断全球经贸交往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迫不及待向各国施压，迫使后者大开国门，进入自由贸易市场;另外，当市场出现对发达国家霸权地位构成潜在威胁的经济体时，资本极力收缩其在全球市场的比例，为维护资本权利公然采取保护主义。这是全球经贸交往中资本霸凌主义的突出体现，其背后是资本内在矛盾的倒逼。众所周知，资本具有自我否定的内在限制，以其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必然存在内生矛盾，经典作家认为，除非改变社会根本制度，资本内生矛盾是无法有效克服的。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旧是发达生产力的代表，但却不代表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1]（P686）世界趋向普遍交往的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交织发展，前者必然会在同后者这一更高文明形态的交往中被“征服”，这是规律使然。在“先进文明”尚不具备同“发达生产力”相抗衡的历史阶段，资本且可通过自我调节进行暂时性对矛盾或危机的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危机剧痛的镇痛药，它能够暂时转移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将矛盾爆发期有限延迟。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由交往的背弃，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贸交往中，贸易保护主义还将会持续上演。
四、世界交往思想的当代启示：目的性要同规律性有机结合
历史大势难以阻挡，一切悖历史趋势而行的事物仅充当历史插曲，在历史发展中走向衰落。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继续增强开放力度是顺应历史趋势、应对发展挑战的关键之举。
（一）世界交往的曲折形态是历史发展常态
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呈螺旋上升状态。同样，历史发展也难以超脱曲折样态，内含于历史发展的世界交往也非直线呈现。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社会形态“跨越论”内含世界交往的特殊前提。即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至今，依然没有超出“跨越论”的交往前提，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技术经验，才能逐渐显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交往的不断扩展中实现，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是应对当前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资本主义发展策略时该持有的态度。贸易保护主义等为维护私利逆历史趋势而動的举措，只是历史发展插曲，除了暂时制约世界经济发展及历史进步，难撼世界自由交往的历史趋向。相反，此类发展策略的反复作用从侧面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进而显现顺应历史发展、推进世界交往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贸易战的被动打响看似偶然实则内含必然。贸易战旨在遏制中国发展速度、维护资本霸权地位，这在暴露贸易霸凌主义实质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刺痛了某些国家发展神经的现实。总之，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历史大势中的小插曲，终非发展的主旋律，决定不了社会前进的总方向，更不能对历史主旋律造成根本性影响。世界文明在自由交往中前进，两种社会形态在发展中并存，无论立足自身发展差距以对先进生产经验借鉴创新，还是注重发展共赢以加强相互交流中资源分配有效性，都对世界自由交往提出要求。
（二）世界交往的历史趋势难以阻挡
资本主义的历史出场将人类发展进程从农业文明推向工业文明，相较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呈现出显著开放的特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P35）这有赖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在满足资本寻找投资空间的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创造历史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惊人的生产力状况评价道：“资产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405）在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开启了全球化交往的序幕，将其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8]不仅资本寻求增殖空间对全球交往提出要求，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承也客观上提升了世界交往的需求度。“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6]（P61）因此，“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6]（P61-62）随着世界交往范围的扩大，世界历史逐渐形成并不断向前推进。当前，经济全球化格局已作为世界交往的一种体现在国际进程中发挥作用，世界联系越发密切，已经呈现出“共生共存”的发展格局。尤其面对全球危机，倾一国之力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加强全球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主要基于此。因此，世界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明发展传承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只有积极顺应潮流、端正发展心态、正确发挥能动性，而非为私欲逆历史趋势而行，才能在世界交往中共享发展机遇。 （三）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开放进程
历史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立足新时代，我们仍要积极顺应发展趋势，继续推进开放进程。党的十九大强调：“改革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2]（P34）“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途！”[19]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交往的典范。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也是开放基础上、世界交往过程中，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及文明进步提出的。在推进改革及深化世界交往进程中，要妥善处理“全球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世界交往虽趋向普遍化，世界历史也在此进程中逐渐形成，但生产力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客观制约使世界依旧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超脱阶级及意识形态差异的交往尚不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独立自主的基础，且旨在加强国际交往和世界合作，增强应对全球危机的能力，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将“全球主义”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提并论。同时，在推进开放进程中，还要妥善处理资本发展同市场监管的关系。众所周知，资本逻辑具有自我否定性，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向而行。但资本在促进世界交往普遍化及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就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资本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加强优势制度对资本运作的监管力度，使资本逻辑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新时代深化改革进程中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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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改革开放;贸易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6-062-008
世界交往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立足历史视域，强调世界交往的历史必然性，辩证看待包括殖民等交往形式在内的历史作用，将世界交往的最终指向定位于人类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经典作家认为，交往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要过程，面对世界开放大势，一切隔绝于世、闭关自守的国家或地区，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四十多年前，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融入世界的发展征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展现了中国同世界交往逐渐深入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世界交往思想的正确性及强有力的世界指导意义。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正以更加积极姿态塑造中国同世界全方位、立体化的交往模式。然而，“自16世纪建构起来的世界交往网络，其内部始终就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众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世界交往矛盾运动的结果。”[1] 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制约了世界交往的顺畅进行，妄图阻止经贸自由交往、牵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给世界经济逐渐向好的发展趋势蒙上了一层阴影。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霸凌主义在经济交往中的体现，是历史上资本霸权主义在当代世界交往中的延续。世界自由交往发展乃大势所趋，贸易保护主义是对此趋势的阻挠，这在反证开放发展正确性的同时，终将积累反向刺激历史形态演进的量化因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前，放平心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融入世界交往，才是谋发展促共赢的根本之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2]
一、世界交往思想的内在意蕴指向：世界历史发展
世界交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形成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世界交往思想注重对生产力发展及历史传承的交往前提，强调对规则遵从的交往形式，着眼对文明进步推动的交往指向。该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一）世界交往思想的形成
“交往”常见于社会学领域，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进行思考过程中产生的概念。交往学说并非始于马克思，在其之前，诸多学者就曾针对交往形成不同的理论主张。但这些学者大都把交往范畴限定于个人之间，如黑格尔认为交往是基于劳动中的相互认知过程，哈贝马斯则指出交往是寄托于语言及其他交流工具以达成共识的过程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交往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递”[3]，其突出特点在于把交往同生产实践紧密关联，将交往基点置于生产交往进程中。马克思具有世界眼光和历史视域，将交往范围延伸至国家之间，从而形成其世界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该著作概述了交往的本质规定，认为交往基于生产实践中“现实的人”[4]。伴随交往的扩大，社会分工也在逐渐发展，后者在商品交换、社会资源有效流动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由于历史及交往程度发展的局限，社会分工尚处于非自愿的“自然状态”，“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 P165）在这种发展方式下，交往关系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关系正常化需要“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5]（P166），建立普遍交往，从而在竞争中促使无产阶级走向改变命运的联合道路，推动社会形态向高级发展。现实历史发展又为世界交往的实现提供动力，“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5]（P401）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趋向得以实现，世界市场在资本及技术的推动下逐渐形成，这奠定了世界交往的坚实基础，促进了世界交往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由生产实践中特定地域及主体间的交往在生产力推动下突破空间限制延伸至世界交往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其根本着眼于人类文明进步及世界历史发展。
（二）世界交往思想的主要内涵
首先，生产力发展是世界交往的前提设定。交往发展至世界交往关键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工业革命以及此基础上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都为世界交往提供动力支持。同时，经典作家强调交往对历代生产力及交往成果的传承，认为世界历史的推进基于前一代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世界交往的层次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P168）
其次，世界交往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途径。经典作家认为，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关键条件，它“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5]（P166）。因此，普遍交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世界历史发展是世界交往的根本指向。经典作家强调交往扩展对文明的推动作用，历史也将在交往普遍化中成为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P51）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节点被置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典作家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大程度是对其历史意义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虽揭露资本交往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403）的异化实质，并对资本逐利甚至不惜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交往形式的本性进行批判。但同时认为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交往促进先进生产经验的世界传播，“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404）， 客观上促进了文明进步。
最后，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对世界交往的现实制约。经典作家认为，世界交往从来就不是在“田园诗般”的情调中展开的。只要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存在差异，彼此之间的交往就很难以平等方式展开。一般而言，不平等的世界交往迟滞世界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推动出于其对历史趋势的顺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失衡，继而在世界交往关系中得以展现，尤其世界经济交往中资本强国对弱国经济掠夺的交往关系体现。就现实而言，资本固然疯狂作用于世界扩张需求，但有效的交往秩序对资本扩张冲动起着规约作用，能够减少交往不平等现象。恩格斯强调经贸规则：“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7]而世界交往的合理运行在现实发展中很难离开政治经济秩序的有效构建。因此，重构国际交往秩序是对生产力不均衡发展所致的交往不均衡的一种弥补。
（三）世界交往思想的定位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两大发现，它们产生于对生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交往关系内含于生产关系，成为两大发现的必然研究对象。事实上，世界交往思想正是伴随两大发现产生的。其中，唯物史观是基于现实生产实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层层揭示，而世界交往思想在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及历史发展形态的促进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世界交往思想伴随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分配等过程详加论述。伴随工业革命开展，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逐愈加疯狂，基于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交往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世界交往思想在全球化推进中逐渐丰富完善。另一方面，世界交往思想的内涵指向世界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战争等暴力形式往往是世界交往中的常见形式，这些交往手段是极其残酷的，但就历史发展层面而言却客观推进了先进生产方式传播，从而促进世界历史发展。恩格斯就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强调：“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8]马克思也强调：“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9]此处的“暴力”虽侧重于“革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强制”，但并不排除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入侵”。经典作家辩证对待世界交往中的暴力形式，在肯定特定条件下暴力交往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形式持批判态度。尤其世界交往中为逐私利罔顾世界发展形势的行径，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是完全背离的。马克思借托·约·邓宁的话指出资本本性：“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0]（P87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思想对暴力形式的论述重在其历史价值，同历史发展相悖的交往形式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的根本指向相悖，是后者批判的对象。
二、世界交往思想的中国运用：开放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交往程度逐渐提升，开放发展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之策，这也是世界交往思想的当代体现。面对开放大势，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积极融入世界交往进程。
（一）开放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世界交往思想贯穿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过程中，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展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逐渐成为“地球村”，各国间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日益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发展格局，它要求各国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世界交往程度、广度及深度的加强能够促进各国在竞争中实力的不断提升，并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实现共赢，最终推进世界文明進步。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开放尤其成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选项。文明古国的衰落同闭关自守政策息息相关，世界大国崛起之路离不开对世界交往的注重。当前，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不断加强世界交往，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更是将“开放”提升至新发展理念高度。在当前两种制度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背弃开放发展很难独善其身。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一国崛起同世界交往密不可分，但放眼世界，各国崛起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之路铺就在对内疯狂剥削、对外野蛮侵犯的形式上。马克思评价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殖民史、侵略史，是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羊吃人”的悲剧、“黑奴”的走私贩卖等种种恶行，承载着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历程，无怪马克思对资本评价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P871）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方式不同，中国崛起于自力更生前提下的和平发展，其关键拐点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经典作家世界交往思想的启示不无关系。马克思曾批判晚清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1]（P632）。事实证明，马克思对时代发展中闭关锁国的后果预判完全正确。惨痛的历史教训，能够给后世在制定政策时以警觉，同时更为后世主动对外交往提供动力。开放性是现代世界发展的首要特征，改革开放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它使社会主义中国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前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2]（P10）。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开放发展的必要性，更在新时期论证了世界交往思想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及对现实发展的合理预判。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提升开放发展新境界的有力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在进一步证明开放发展正确性的同时，也将在新时代再次论证世界交往思想的科学性。“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其“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交往，是一种主动的对外交往活动”[13]。如果说改革开放侧重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应对，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积极把控及对自我发展形势能动调节而采取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是对开放发展新境界的推进。首先，在开放形式上更加积极主动，是“走出去”的典型表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改革开放侧重对域外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等的“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国内先进领域的技术、设备及人才等资源的世界推进。其次，在开放范围上，直接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间接带动世界范围内有志于在此开放框架内合作投资的诸多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关起门搞小圈子或“中国俱乐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虽以亚欧为主体进行延伸，但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国。同时，在开放合作的领域上也体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时代要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再次，在开放成效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以来，其“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四梁八柱已经建立，‘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以双边合作筑底、多边机制呼应、高峰论坛引领的‘三位一体’国际合作框架初步搭建”[14]，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框架下已经建设或达成诸多重大工程项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2]（P7），推进同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互融、社会共促、生态共治，为沿线国家提供诸多就业岗位、促进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开拓了沿线国家人文交流路径、为双方及多方在应对共同治理风险问题上打下良好合作基础。最后，在开放影响上，“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打造联通亚欧的地区合作机制，着力构建连接亚欧、辐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国际交往的典范，既促进自身在开放交往中发展进取，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和智慧。同时，地区合作框架的有机搭建，进一步壮大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应对全球发展危机的力量。
三、世界交往思想的现实背离：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交往思想着眼于历史发展，但在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水平未达到之前，世界仍将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平等的交往的，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1]从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深入推进下悍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可见一斑。贸易保护破坏世界交往规则，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在发展中建立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不断制约和消除世界交往霸权。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资本维护其霸权逻辑的必然之道
贸易自由，即“政府不采用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如关税、配额等），允许其他国家在本国市场自由竞争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同时也对本国企业对外出口商品和提供服务不加任何政策干涉（入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 ，允许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15] 贸易自由伴随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交往中的核心规则，其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对全球化及自由贸易抱以积极态度，前者的分工合作理论及后者的比较优势理论明显偏向于经济活动中贸易自由化;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则转向对保护政策的支持，并认为此政策是实现贸易顺差、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投资力度的有效举措。毋庸置疑，经济学家的理论具有时代性，但也同样存在局限性。这些理论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开出药方，然而，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是政府干预资本主义时期，都是资本主导下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只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导存在，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就会持续。而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这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为资本发展轮流坐庄的周期现象也便难以终至。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学家始终站在本阶级立场为其利益辩护，难以看清资本背后隐藏的发展规律，更难提出解围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案。资产阶级面对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不足、世界市场萎靡等经济衰退现象或危机，便实行霸道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如有些学者提出，当全球化发展增加的国际市场需求少于此背景下国内需求的损失时，全球化进程将会减缓，贸易保护主义也便出现，反之亦然。仅从经济层面分析，似乎只要始终确保“国际市场增加的需求大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损失”条件的满足，贸易保护主义便不会存在。事实上，这可能是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从根本制度入手分析经济困境，经济发展理论就难免其时代局限性，也就无法摆脱资本危机的周期性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复性。而针对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也不是仅从经济层面就能解釋清楚的。学者指出：“中美此次剧烈的经贸冲突，起因是经贸问题，是由于美国为减小中美贸易逆差而采取的强硬举措，同时也包含有特朗普争取中期国会选票的考虑，但根本上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美国在全球经济霸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必然举措。”[16]纵观历史，这也非美国首次通过贸易战打击潜在威胁其产业结构和贸易收支的国家，苏联、日本等，它们都在经济总量达至美国2/3的经济增长期，被后者发动的轮番贸易战拖垮。总之，贸易保护主义被其发动国视作增强自身经济的秘密武器，其表现是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公然挑衅，实质是霸权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全面展现。
（二）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世界交往思想内核的背离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交往逐渐向纵深发展，并向全方位延伸，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向。在此背景中，交往的自由化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交往自由不仅有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推动社会各领域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的不断前进。然而，交往自由在促进社会不断交流融合的同时依旧难以有效规避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对其开展的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就是对经济活动正常运作的干涉，是对贸易自由发展的阻挠。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在交往中处于基础地位，它运作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好坏。贸易保护主义直接体现为对经贸自由的干涉，但其缘由及其影响都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是对正常世界交往的阻碍。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许能够刺激国内市场、提升国内消费，为经济的暂时增长提供便利，但就长期发展而言，贸易战阻断了经贸自由发展，也给当事国其他领域的发展交流蒙上阴影，尤其在当事国双方或多方为世界大国时，这种消极影响将直接波及整个世界经济，成为阻挠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罪魁祸首。总之，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世界交往大势的背离，其实施非明智之举，贸易战注定难以持久。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过去的全球化造成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发展的失衡，并最终促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但是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17] （三）贸易保护主义对资本矛盾的掩盖终将被揭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推动交往关系世界化，并促进各领域的发展逐渐走向全球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对历史趋势的顺应。相比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代表文明的进步及时代的要求。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全球化倾向越发凸显，阻碍贸易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其突出体现，这虽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并非代表世界趋势。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其终究会在自身矛盾推动下向更高形态的社会转换。而这一较为漫长的社会转换过程，是一种量化积累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反常现象的周期存在是对历史进步的反衬，这些现象受力于历史规律，它们的存在暗含生产方式本身落后性端倪的显现，并在反复性中不断证明着这一社会形态已经在同历史发展规律相悖逆。就历史发展而言，其不再是文明的代表，反而转换为阻力。贸易保护主义便是这种怪症的表现之一。当资本投资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份额，其在技术等方面均领先于世界，从而得以垄断全球经贸交往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迫不及待向各国施压，迫使后者大开国门，进入自由贸易市场;另外，当市场出现对发达国家霸权地位构成潜在威胁的经济体时，资本极力收缩其在全球市场的比例，为维护资本权利公然采取保护主义。这是全球经贸交往中资本霸凌主义的突出体现，其背后是资本内在矛盾的倒逼。众所周知，资本具有自我否定的内在限制，以其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必然存在内生矛盾，经典作家认为，除非改变社会根本制度，资本内生矛盾是无法有效克服的。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旧是发达生产力的代表，但却不代表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1]（P686）世界趋向普遍交往的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交织发展，前者必然会在同后者这一更高文明形态的交往中被“征服”，这是规律使然。在“先进文明”尚不具备同“发达生产力”相抗衡的历史阶段，资本且可通过自我调节进行暂时性对矛盾或危机的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危机剧痛的镇痛药，它能够暂时转移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将矛盾爆发期有限延迟。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由交往的背弃，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贸交往中，贸易保护主义还将会持续上演。
四、世界交往思想的当代启示：目的性要同规律性有机结合
历史大势难以阻挡，一切悖历史趋势而行的事物仅充当历史插曲，在历史发展中走向衰落。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继续增强开放力度是顺应历史趋势、应对发展挑战的关键之举。
（一）世界交往的曲折形态是历史发展常态
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呈螺旋上升状态。同样，历史发展也难以超脱曲折样态，内含于历史发展的世界交往也非直线呈现。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社会形态“跨越论”内含世界交往的特殊前提。即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至今，依然没有超出“跨越论”的交往前提，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技术经验，才能逐渐显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交往的不断扩展中实现，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是应对当前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资本主义发展策略时该持有的态度。贸易保护主义等为维护私利逆历史趋势而動的举措，只是历史发展插曲，除了暂时制约世界经济发展及历史进步，难撼世界自由交往的历史趋向。相反，此类发展策略的反复作用从侧面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进而显现顺应历史发展、推进世界交往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贸易战的被动打响看似偶然实则内含必然。贸易战旨在遏制中国发展速度、维护资本霸权地位，这在暴露贸易霸凌主义实质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刺痛了某些国家发展神经的现实。总之，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历史大势中的小插曲，终非发展的主旋律，决定不了社会前进的总方向，更不能对历史主旋律造成根本性影响。世界文明在自由交往中前进，两种社会形态在发展中并存，无论立足自身发展差距以对先进生产经验借鉴创新，还是注重发展共赢以加强相互交流中资源分配有效性，都对世界自由交往提出要求。
（二）世界交往的历史趋势难以阻挡
资本主义的历史出场将人类发展进程从农业文明推向工业文明，相较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呈现出显著开放的特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P35）这有赖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在满足资本寻找投资空间的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创造历史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惊人的生产力状况评价道：“资产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405）在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开启了全球化交往的序幕，将其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8]不仅资本寻求增殖空间对全球交往提出要求，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承也客观上提升了世界交往的需求度。“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6]（P61）因此，“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6]（P61-62）随着世界交往范围的扩大，世界历史逐渐形成并不断向前推进。当前，经济全球化格局已作为世界交往的一种体现在国际进程中发挥作用，世界联系越发密切，已经呈现出“共生共存”的发展格局。尤其面对全球危机，倾一国之力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加强全球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主要基于此。因此，世界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明发展传承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只有积极顺应潮流、端正发展心态、正确发挥能动性，而非为私欲逆历史趋势而行，才能在世界交往中共享发展机遇。 （三）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开放进程
历史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立足新时代，我们仍要积极顺应发展趋势，继续推进开放进程。党的十九大强调：“改革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2]（P34）“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途！”[19]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交往的典范。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也是开放基础上、世界交往过程中，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及文明进步提出的。在推进改革及深化世界交往进程中，要妥善处理“全球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世界交往虽趋向普遍化，世界历史也在此进程中逐渐形成，但生产力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客观制约使世界依旧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超脱阶级及意识形态差异的交往尚不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独立自主的基础，且旨在加强国际交往和世界合作，增强应对全球危机的能力，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将“全球主义”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提并论。同时，在推进开放进程中，还要妥善处理资本发展同市场监管的关系。众所周知，资本逻辑具有自我否定性，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向而行。但资本在促进世界交往普遍化及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就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资本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加强优势制度对资本运作的监管力度，使资本逻辑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新时代深化改革进程中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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