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成为显学的海外中国研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他长期生活海外,却至今不肯归化异国,持中国护照,并且常常在中国各地行走,获得许多真实资讯和经验,免除了一些海外研究者的观光客心态。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受到的良好学术训练,又使得他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时代之中考量,从而免却了愤青们以“中国例外”而垒起门墙的自说自话。
　　近年来,他关于经济结构不改、民生问题难治的忧思,关于浙江模式对于全国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提示,关于今后30年中國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的论断等等,已为国人耳熟能详。
　　时下人们热议“中国模式”。一些人以此概念作为中国终于在世界上出头、输出软实力的标签,至少也是经历全球金融危机洗礼后中国获胜的一种夸赞。而在我看来,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中国的金融或者经济的冲击,实质上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冲击;过多强调中国从危机中的胜出,可能更加恶化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后危机时代,需要反思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超越发展型国家,发展型政府需要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郑永年教授新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极富张力的论述,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辩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在《中国模式》的开篇,郑永年教授就将中国模式的崛起置于全球化时代。在他看来,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郑永年教授试图证明,不能把中国崛起理解为非西方的中国变成了西方国家。中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中国也在创造世界历史。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讨论中国政治模式,可以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开始。郑永年教授提示到,针对民主有没有普世价值,争论双方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而事实上,“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它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种制度”。如此而观,郑永年的中国政治模式概念,绝不能被理解为弃绝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或“中国例外”,而恰恰是蕴含了普世价值的特殊模式,是普世价值在中国具体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落实。
　　郑永年教授提出,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
　　郑永年教授在较早出版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一书中,详细考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特别是包括官僚机构改革在内的现代政治国家建设,以及包括税收、金融与企业制度建设在内的现代经济国家建设。
　　作为该书中文版译者,我曾在“译者序”中写道:“以往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将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线性关系,即将全球化作为影响中国变革的一个常量。这部著作把两者处理为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中国的政治秩序变迁本身也属于全球化过程。”中国模式的形成,正是中国纳入国际主流社会、走上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过程,一句话,中国模式寓于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之中。
　　基于上述普遍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我们就能够读懂郑永年教授界定的民主化的中国模式。他说:“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框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前两者表现为动力,后者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
　　可以看到,郑永年教授论述的中国模式,既有对过去30年乃至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发展困局的深刻揭示,还有基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展望。也就是说,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概念,用郑永年的话说:“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结合今天时局的一些最新发展,这些论述可谓发人深省。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郑永年著,郁建兴、何子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