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友晓雁，是个牙医。我本人的牙齿就还算健康，也整齐，有几个长得不太合作的龋齿和智齿，经过我和晓雁认识这么多年，该补的补，该拔的拔，该根管治疗的根管治疗，早都处理好了。晓雁说，我现在牙齿最大的问题是：有牙缝。
　　其实我能接受它是自己各种残缺之一，因为这些残缺在我身上也不少了。但晓雁不这么看，她说：牙缝当然不好了，对清洁不利，容易引起龋齿，而且，你知道你为什么花钱像个大花洒，总是没有存款吗？广东人有个说法，牙缝太大，漏财！
　　闺蜜才爱说这种科学的大实话。
　　就这么过了几年。久静思动，这一天，我突然觉得应该把手头的赚钱大业放一放，抽空去找晓雁矫牙，先把牙缝关起来，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经过计算，上牙的牙缝全部关紧以及门牙修整外形后，与下牙的咬合就出现了错落。如果要咬合完美，我还是必须拔掉一颗下前牙。
　　晓雁跟我说了这个方案，对我说：你后悔还来得及。但钱锺书也说了，要打消一个成形的念头，就像女人要打胎一样难。我已经在矫牙的道路上驷马难追了。
　　那天晓雁先是在我的牙齿上装一些小突起，这是可以让牙套稳定并能借力的附件。本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但我从诊室的躺椅上下来之后，开始意识到生活有所变化——我频频咬到自己！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么小的突起，怎么就影响我说话、吃饭的方式？那天的晚餐我吃的是美味的腊味煲仔饭，几乎两三口饭就要咬到自己一次，说话时也时不时地感受到来自牙齿的敌意打击，不断接受它们给我的小小错愕。
　　人体如此精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句话是完全不过分的写实。
　　我尽量跟我的牙齿讲和。又过了一周，我习惯了这些小突起，又去晓雁那里，把下牙那颗按计划必须消失的牙拔掉。
　　那颗牙长得格外结实，打了麻药也能清晰地感到它扎根又深又稳。过了好久，我才听到，叮的清脆一声，它被扔到盘子里，一颗棉球代替了我口腔里新的空洞。
　　突然我对那颗牙齿有种说不出的愧疚。它没干啥错事，格外健康，已经陪我走过四十年，而且扎根那么深，仿佛很舍不得我。
　　我茫然地捂着腮帮子，表情让晓雁担心。她问了我好几遍：“很疼吗？”我说：“不疼，我只是在适应新情况。”
　　我沉默地适应了半小时。半小时后，晓雁帮我把棉球取走，戴上隐适美。她提醒我，每天除了刷牙和吃饭，其他时间都要戴着它，最好能戴够22个小时。这副隐适美，从此它就是一件要每天與我相伴的物事了。
　　戴牙套前几天的麻烦不用多说，但这些麻烦只是费时间，费精力，最让我痛苦的是说话的时候，我似乎不会说话了。还有，当我笑时，我有意地掩饰自己下牙的空缺。它不但提示我对自己的背叛，还揭示了我的贪婪。一个年纪不小的人为了好看一点点，以及不一定能实现的财运，而动了这么大的工程，似乎是儿戏得近似荒谬。但我竟然那么快就实践了，然后用一年多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来为这个决定买单。
　　我在思索，做这个决定的自己，其实真正在想的是什么？那些时间里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不知跟疫情是否有关系，去年开始，我的工作进入了漫长的瓶颈期，我很想尝试新的工作，新的领域，新的风格。总而言之，我很想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在我这一副开始老的躯体里。
　　矫牙大概算是这种心态下的选择之一吧，晓雁只是命运分配给我的一个幸运的契机。
　　想通这个心态，我开始慢慢接受牙齿上的障碍，我理解了这里面的必然性，也开始意识到它的好处。从牙套戴上的第一天开始，起码有一件事情，是我每天都能有所收获的，那就是：牙列以期待中的方向，极为缓慢地移动。
　　是的，在接下来这一年多里面，哪怕有哪一天24小时里我什么事都没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这24小时我起码还是干了一件事的，就是矫牙。
　　一个月过去了，我对那枚牙齿的牺牲，对此时的不便、口齿不清的狼狈，都有了新的心态，我觉得这些牺牲也许都意味着获益的机会。刚好看了一本经济学的入门书叫《小岛经济学》，里面讲到一个海岛上三个人本来每天徒手捉一条鱼，足以生存但也没有储蓄，直至有一天，其中有一个人决定饿自己几天，不去捕鱼，用挨饿的这几天，发明了渔网。
　　他挨饿的那几天，就是我现在因为矫牙而不便利的时光。我们用这段时间的挨饿、狼狈，去获得未来更多的鱼和幸福。
　　但这个行动仅仅是为了日后的获利吗？并不止。而是通过麻烦和放弃，把今天和以后联系起来了，使生活有了一种延续感。
　　我以前曾经很不赞成“牺牲现在去换取未来”的做法，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才好，但假如我决心相信自己的年轻和活力，我当然必须首先相信来日方长，以及，徐徐图之。矫牙让我对生活变得耐心。
　　（陈哲生荐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