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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的流动人数达1000多万。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増加不仅有益于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对传统民族结构及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与文化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与流入地城市的主流文化存在差异，相较于汉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面临更多的困扰。鉴于此，已有不少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不同的视角做了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概况
1.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理论视角。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理论源自西方学术界对移民的研究。在西方文献资料中，社会学、人口学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针对社会融入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社会融入概念及其内涵呈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
1.1社会融合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首先提出了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概念。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首次提出了社会融合理论。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社会融合就是指不同的社会个体、群体之间的渗透和融合的过程。社会融合理论需要经历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入四个阶段。20世纪中期，戈登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并把社会融合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随着不同阶段的深入发展，族群之间在价值和政治取向方面的冲突也会不断减少。
1.2区隔融合论。区隔融合论是对传统融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移民在流入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流入地的相关政策和当地市民对移民表现出来的拒斥或诚心接纳对其融入过程和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美国移民的研究，学者Portes提出移民的子女可能表现出“区隔融合”，主要表现为融入主流社会、融入城市贫困文化和选择性融合三种模式。
2.社会融入类型化研究。
2.1二维度模型。戈登（Milton Gordon）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移民的融入可以用文化性与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分析。结构性维度的融入是指移民个体与群体在流入国社会中，通过更多的参与制度與组织层面的活动展开与主体社会的互动，加强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为实现对新社会的认同提供基础；文化性的融入是指移民群体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转变过程。戈登认为，只有移民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实现了对新的社会环境的认同，才意味着移民群体实现了真正的融入或同化。文化性融入包括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的融入，它仅是移民融入的基础阶段，但文化性融入并非移民实现融入的必经之路。
2.2三维度模型。杨格-塔斯（J.Junger-Tas）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概括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相较于戈登的模型，杨格-塔斯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他明确提出了政治-合法性融入。该维度认为，少数移民族群通常被东道国当作二等公民，遭到本地市民和社会的歧视。只有设立正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移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重新思考基本的民权观念、简化移民程序，赋予相关的政治权利，建立专门的指导机构来促进少数族群的融入，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杨格-塔斯的三维模型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的分析更加清晰和具体，但并没有突破二维模型的划分。
2.3四维度模型。恩泽格尔（H.Entzinger）等人提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中面临的融入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排斥等。恩泽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移民融入问题不仅仅是移民自身对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同化，还包含了流入地社会是否在面对移民流入时做出一定的改变和调整，主要体现为东道国对待移民是接纳还是排斥的态度。
二、国内研究现状概况
国外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多从移民角度，主要包括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动机、可能的障碍、融入的方式、发展阶段等。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对象主要选取由建筑、水利、铁路等工程带来的农民工，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随着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加快，也引起了学界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相关研究的重视。目前，学者普遍得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低、城市融入还存在诸多障碍。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状态特征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教育程度、民族构成、职业分布等指标的直观描述。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青壮年是主体，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商业和餐饮服务，并且小商贩占较大比重。在流动迁移特征方面，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向、流动范围、以及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在流出地方面，广西、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流出相对集中的省份；在流入地方面，少数民族流入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半数分布在广东、广西等五省；而在流动范围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40%左右是跨省流动，省内跨县和县内跨乡流动的各占30%。左右。
2.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测量。在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的过程当中，必然要考虑城市融入程度如何进行测量。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在选取指标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认可度较高的包括：张文宏等提出城市融入由心理融入、文化融入、身份融入和经济融入四个方面组成。杨菊华认为测量城市融入的指标包括四个维度，也就是经济融入、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另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将社会融入指数来作为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标准。“社会融入指数”主要包括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五个维度。
3.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的影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制度政策是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客观因素，而主观因素主要是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等问题。调查表明，高学历和有一定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有疾病或残疾、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等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更多地排斥。相较于本地居民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少数民族群体对其他不同民族的个体态度更为积极和包容。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之间是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而前者则担心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经济压力，但如果流动人口顺应当地需要，则会更受欢迎。 3.1制度政策因素。种族、信仰、生活习俗等因素会对少数民族城市融入产生一定影响，但相关政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多数研究认为，政策制度的缺失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疏忽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则是导致城市流动人口困境的制度性因素的根源。它不仅使城乡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还造成人们对城乡的固有观念，使得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排斥的消极心理，最终导致了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的尴尬局面。另外，流入地政府为了保护户籍人口的利益，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通常都会有一定的倾斜。因此，流动人口的基本利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潜在的滋生了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消极意识。目前，我国社会安全体系还存在一些漏洞。因而，流动人口在遭遇失业、拖欠工资或经营失败等境况时，缺乏必要的生存保障。
3.2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流动人口自身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和程度。其中，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在工作中缺乏自信、缺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经验等因素严重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另外，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与当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流动人口和流入地社会存在一定隔阂。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境况，尤其是在工作机会、教育、住房、公众态度等方面得到平等和公平的對待。
参考文献：
[1]Padilla，A.M.and Perez，W.2003.Acculturation，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A New Perspective.Hispanic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 1-21.
[2]张振宇，陈岱云，高功敬.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J].山东社会科学，2013，No.20901：28-40.
[3]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地理科学，2011.3103：264-271.
[4]马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法治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5]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18-27
作者简介：吴利华（1989 - ），女，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与就业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XJUFE2016K032）.
一、国外研究现状概况
1.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理论视角。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理论源自西方学术界对移民的研究。在西方文献资料中，社会学、人口学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针对社会融入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社会融入概念及其内涵呈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
1.1社会融合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首先提出了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概念。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首次提出了社会融合理论。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社会融合就是指不同的社会个体、群体之间的渗透和融合的过程。社会融合理论需要经历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入四个阶段。20世纪中期，戈登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并把社会融合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随着不同阶段的深入发展，族群之间在价值和政治取向方面的冲突也会不断减少。
1.2区隔融合论。区隔融合论是对传统融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移民在流入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流入地的相关政策和当地市民对移民表现出来的拒斥或诚心接纳对其融入过程和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美国移民的研究，学者Portes提出移民的子女可能表现出“区隔融合”，主要表现为融入主流社会、融入城市贫困文化和选择性融合三种模式。
2.社会融入类型化研究。
2.1二维度模型。戈登（Milton Gordon）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移民的融入可以用文化性与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分析。结构性维度的融入是指移民个体与群体在流入国社会中，通过更多的参与制度與组织层面的活动展开与主体社会的互动，加强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为实现对新社会的认同提供基础；文化性的融入是指移民群体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转变过程。戈登认为，只有移民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实现了对新的社会环境的认同，才意味着移民群体实现了真正的融入或同化。文化性融入包括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的融入，它仅是移民融入的基础阶段，但文化性融入并非移民实现融入的必经之路。
2.2三维度模型。杨格-塔斯（J.Junger-Tas）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概括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相较于戈登的模型，杨格-塔斯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他明确提出了政治-合法性融入。该维度认为，少数移民族群通常被东道国当作二等公民，遭到本地市民和社会的歧视。只有设立正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移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重新思考基本的民权观念、简化移民程序，赋予相关的政治权利，建立专门的指导机构来促进少数族群的融入，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杨格-塔斯的三维模型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的分析更加清晰和具体，但并没有突破二维模型的划分。
2.3四维度模型。恩泽格尔（H.Entzinger）等人提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中面临的融入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排斥等。恩泽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移民融入问题不仅仅是移民自身对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同化，还包含了流入地社会是否在面对移民流入时做出一定的改变和调整，主要体现为东道国对待移民是接纳还是排斥的态度。
二、国内研究现状概况
国外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多从移民角度，主要包括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动机、可能的障碍、融入的方式、发展阶段等。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对象主要选取由建筑、水利、铁路等工程带来的农民工，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随着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加快，也引起了学界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相关研究的重视。目前，学者普遍得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低、城市融入还存在诸多障碍。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状态特征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教育程度、民族构成、职业分布等指标的直观描述。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青壮年是主体，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商业和餐饮服务，并且小商贩占较大比重。在流动迁移特征方面，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向、流动范围、以及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在流出地方面，广西、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流出相对集中的省份；在流入地方面，少数民族流入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半数分布在广东、广西等五省；而在流动范围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40%左右是跨省流动，省内跨县和县内跨乡流动的各占30%。左右。
2.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测量。在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的过程当中，必然要考虑城市融入程度如何进行测量。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在选取指标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认可度较高的包括：张文宏等提出城市融入由心理融入、文化融入、身份融入和经济融入四个方面组成。杨菊华认为测量城市融入的指标包括四个维度，也就是经济融入、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另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将社会融入指数来作为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标准。“社会融入指数”主要包括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五个维度。
3.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的影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制度政策是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客观因素，而主观因素主要是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等问题。调查表明，高学历和有一定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有疾病或残疾、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等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更多地排斥。相较于本地居民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少数民族群体对其他不同民族的个体态度更为积极和包容。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之间是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而前者则担心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经济压力，但如果流动人口顺应当地需要，则会更受欢迎。 3.1制度政策因素。种族、信仰、生活习俗等因素会对少数民族城市融入产生一定影响，但相关政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多数研究认为，政策制度的缺失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疏忽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则是导致城市流动人口困境的制度性因素的根源。它不仅使城乡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还造成人们对城乡的固有观念，使得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排斥的消极心理，最终导致了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的尴尬局面。另外，流入地政府为了保护户籍人口的利益，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通常都会有一定的倾斜。因此，流动人口的基本利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潜在的滋生了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消极意识。目前，我国社会安全体系还存在一些漏洞。因而，流动人口在遭遇失业、拖欠工资或经营失败等境况时，缺乏必要的生存保障。
3.2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流动人口自身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和程度。其中，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在工作中缺乏自信、缺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经验等因素严重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另外，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与当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流动人口和流入地社会存在一定隔阂。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境况，尤其是在工作机会、教育、住房、公众态度等方面得到平等和公平的對待。
参考文献：
[1]Padilla，A.M.and Perez，W.2003.Acculturation，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A New Perspective.Hispanic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 1-21.
[2]张振宇，陈岱云，高功敬.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J].山东社会科学，2013，No.20901：28-40.
[3]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地理科学，2011.3103：264-271.
[4]马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法治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5]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18-27
作者简介：吴利华（1989 - ），女，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与就业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XJUFE2016K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