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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生育、追求子女众多，是古代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而近现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观念发生了改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制度，“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应该说，开放二孩政策是应对中国老龄化、人口比类失调等问题的一项举措。但这个政策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对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相对于对独生子女的集中付出，养育两个孩子对父母的要求会更多，做起来也更难。所以，重温古人的教育经验就显得十分必要，《颜氏家训》在这方面就有值得借鉴的资源。
《颜氏家训》中对抚育多个子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均爱：“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意思是：父母对自己不同子女的爱，很少有能够平均的，而从古到今由此产生的弊端与祸患是非常多的。对于漂亮、聪明的子女，当然可以亲之爱之;而对长相、智力、性格相对来说不高的孩子，也应当加以爱护。事实上，很多因为漂亮、聪明而得到偏爱、宠溺的孩子，最后反而会带来祸患。比如春秋时共叔段惹下的灾祸，就是他母亲对他的偏爱导致的。西汉赵王刘如意的被害，也是他父亲刘邦的宠溺所致。刘表死后，其家族的溃败，正是他对幼子刘琮过于偏爱而不喜长子刘琦的结果。袁绍的丧地灭族，也是因他宠爱幼子袁尚而疏远长子袁潭、次子袁熙。这些事例都说明，父母对于子女一定要予以平等的爱护，而不能偏爱，否则就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可事实上，父母面对多个子女，常会因各种缘故而产生偏爱，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需要用自己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感，要用克制、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产生偏差的各种判断。从《颜氏家训》所述的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教训。
《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因为郑庄公出生的时候是腿先出来，导致难产，所以不喜欢他;而小儿子共叔段既聪明又漂亮，所以武姜特别偏爱他。但是，郑庄公毕竟是长子，所以王位还是由他继承。而武姜继续宠溺、骄纵共叔段，让郑庄公把国家里所有好的东西以及封地等都赐给共叔段，结果共叔段耐不住只当个公子的寂寞，而想尝试着当个君主。最终他的谋反行为被郑庄公挫败，只得远逃他国，终生不能再回故土。而母亲武姜虽然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得到了郑庄公的谅解，母子之间也算言归于好了，但她却再也见不到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了。
在这个例子中，武姜因为儿子出生时的一个偶然事件，就产生了偏爱，最终酿成大祸。可见，父母需要避免因偶然事件而导致的在情感和判断上的偏差，否则一招走错，满盘皆输。武姜这件事虽然是个很大的悲剧，但不得不提的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毕竟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均爱”，所以他还是把君位传给了郑庄公，从而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
与之相比，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东汉末年的地方豪强的家族命运则要悲惨得多，其中尤以袁绍一家最为惨痛。袁绍在官渡之战前，雄踞北方，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所以当他和曹操对峙时，几乎没有人看好曹操。但袁紹的刚愎自用和好谋无断，使他最终输掉了官渡之战，自己也愤懑而死。
不过，按照袁氏在东汉后期打下的基业，如果袁绍选择接班人得当的话，那么至少还是可以和曹操再抗衡数年，甚至有可能继续割据下去的。但是他的错误是对小儿子过于偏爱，再次展示了他的好谋无断—至其死去都没有选定好继承人。结果，袁绍死后没多久，几个儿子就彻底决裂，甚至互相攻伐，这给了曹操击溃他们的最好时机，最终袁氏彻底覆亡。
可见，偏爱将给孩子间人为地制造不平等，导致他们从小产生积怨，因为某些事就相互怨恨、争吵甚至争斗，使得家庭再难安宁和睦。
现代社会的普通家庭虽然不会像上面几个政治家族那样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赡养与照顾老人、财产和房产继承等问题，也常常产生纠纷。这种纠纷中固然有自私自利的贪婪之心在起作用，但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几乎都有父母偏爱的历史纠葛在其中：或是被偏爱的一方因为一直受宠溺而不愿意照顾老人了，于是招致兄弟姐妹的不满;或是一直得不到公平的爱的一方心理彻底失衡，要通过法律手段得到自己在法律规定上的部分财产。这种争斗有的甚至在父母在世时就爆发出来，即使父母努力安抚也很难彻底抚慰任何一方。这是因为，被偏爱的优越感和被忽视的受伤感，已经浸透在每个子女的心中，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积习与心理习惯。因此，为人父母者对待多个子女，必须从小就做到公平的爱，做到不偏爱，这样才能让子女健康成长，学会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总之，《颜氏家训》为我们指明了处理多子女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让我们有了一条基本的处理方针。至于如何具体操作，则需要父母根据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去探寻合适的方式和方法。
应该说，开放二孩政策是应对中国老龄化、人口比类失调等问题的一项举措。但这个政策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对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相对于对独生子女的集中付出，养育两个孩子对父母的要求会更多，做起来也更难。所以，重温古人的教育经验就显得十分必要，《颜氏家训》在这方面就有值得借鉴的资源。
《颜氏家训》中对抚育多个子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均爱：“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意思是：父母对自己不同子女的爱，很少有能够平均的，而从古到今由此产生的弊端与祸患是非常多的。对于漂亮、聪明的子女，当然可以亲之爱之;而对长相、智力、性格相对来说不高的孩子，也应当加以爱护。事实上，很多因为漂亮、聪明而得到偏爱、宠溺的孩子，最后反而会带来祸患。比如春秋时共叔段惹下的灾祸，就是他母亲对他的偏爱导致的。西汉赵王刘如意的被害，也是他父亲刘邦的宠溺所致。刘表死后，其家族的溃败，正是他对幼子刘琮过于偏爱而不喜长子刘琦的结果。袁绍的丧地灭族，也是因他宠爱幼子袁尚而疏远长子袁潭、次子袁熙。这些事例都说明，父母对于子女一定要予以平等的爱护，而不能偏爱，否则就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可事实上，父母面对多个子女，常会因各种缘故而产生偏爱，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需要用自己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感，要用克制、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产生偏差的各种判断。从《颜氏家训》所述的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教训。
《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因为郑庄公出生的时候是腿先出来，导致难产，所以不喜欢他;而小儿子共叔段既聪明又漂亮，所以武姜特别偏爱他。但是，郑庄公毕竟是长子，所以王位还是由他继承。而武姜继续宠溺、骄纵共叔段，让郑庄公把国家里所有好的东西以及封地等都赐给共叔段，结果共叔段耐不住只当个公子的寂寞，而想尝试着当个君主。最终他的谋反行为被郑庄公挫败，只得远逃他国，终生不能再回故土。而母亲武姜虽然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得到了郑庄公的谅解，母子之间也算言归于好了，但她却再也见不到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了。
在这个例子中，武姜因为儿子出生时的一个偶然事件，就产生了偏爱，最终酿成大祸。可见，父母需要避免因偶然事件而导致的在情感和判断上的偏差，否则一招走错，满盘皆输。武姜这件事虽然是个很大的悲剧，但不得不提的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毕竟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均爱”，所以他还是把君位传给了郑庄公，从而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
与之相比，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东汉末年的地方豪强的家族命运则要悲惨得多，其中尤以袁绍一家最为惨痛。袁绍在官渡之战前，雄踞北方，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所以当他和曹操对峙时，几乎没有人看好曹操。但袁紹的刚愎自用和好谋无断，使他最终输掉了官渡之战，自己也愤懑而死。
不过，按照袁氏在东汉后期打下的基业，如果袁绍选择接班人得当的话，那么至少还是可以和曹操再抗衡数年，甚至有可能继续割据下去的。但是他的错误是对小儿子过于偏爱，再次展示了他的好谋无断—至其死去都没有选定好继承人。结果，袁绍死后没多久，几个儿子就彻底决裂，甚至互相攻伐，这给了曹操击溃他们的最好时机，最终袁氏彻底覆亡。
可见，偏爱将给孩子间人为地制造不平等，导致他们从小产生积怨，因为某些事就相互怨恨、争吵甚至争斗，使得家庭再难安宁和睦。
现代社会的普通家庭虽然不会像上面几个政治家族那样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赡养与照顾老人、财产和房产继承等问题，也常常产生纠纷。这种纠纷中固然有自私自利的贪婪之心在起作用，但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几乎都有父母偏爱的历史纠葛在其中：或是被偏爱的一方因为一直受宠溺而不愿意照顾老人了，于是招致兄弟姐妹的不满;或是一直得不到公平的爱的一方心理彻底失衡，要通过法律手段得到自己在法律规定上的部分财产。这种争斗有的甚至在父母在世时就爆发出来，即使父母努力安抚也很难彻底抚慰任何一方。这是因为，被偏爱的优越感和被忽视的受伤感，已经浸透在每个子女的心中，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积习与心理习惯。因此，为人父母者对待多个子女，必须从小就做到公平的爱，做到不偏爱，这样才能让子女健康成长，学会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总之，《颜氏家训》为我们指明了处理多子女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让我们有了一条基本的处理方针。至于如何具体操作，则需要父母根据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去探寻合适的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