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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长谈》以疏离大家庭多年的圣地亚哥偶遇当年家庭司机安布罗修并在“大教堂”酒吧作四小时长谈为引信，燃出跨越十数年的家国情仇
《酒吧长谈》
[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孙家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正如作者在普腊多军校对独裁政治下的权力关系的耳濡目染成就了《城市与狗》的针针见血、其幼年在秘鲁沙漠地区皮乌拉的生活与成人后对森林地区的探访构成了《绿房子》的逼实还原。《酒吧长谈》作为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于1969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依旧是建筑在作者所亲历的时代背景与详尽的资料阅读与采访之上，较之前两部无疑视野更为开阔、叙事动力亦更加勃然生机，如果前两部作品所关注的乃是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秘鲁某些区域性的历史气氛，那么《酒吧长谈》无疑将秘鲁作为一个空间整体放置在奥德利亚独裁那几年（1948-1956）的时间段落里，作了一次极其细致同时又超越了琐碎叙述的审视。
更可敬佩的是，略萨将这个国家的悲哀，等下化为作为主人公的各个角色上，进而构织以利马、钦恰、普卡尔帕等城市为底色的社会图景，探讨着家国的悲哀，同时也关注着城市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无意识的相互侵蚀与无力包容。
作为一部全景式透视秘鲁独裁年代社会的野心之作，《酒吧长谈》以疏离大家庭多年的圣地亚哥偶遇当年家庭司机安布罗修并在“大教堂”酒吧作四小时长谈为引信，燃出跨越十数年的家国情仇。
沿袭于略萨前两部作品的人物群像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酣畅淋漓的书写：作为家庭逆子与社会失败者的圣地亚哥·萨瓦拉，希冀变革却迷失信仰，挣脱家庭桎梏最终不得不一次次无奈地向亲情复归，成为乱流时代的牺牲品；作为独裁政权中参与奥德利亚铁腕统治实施过程的卡约·贝尔穆德斯，以浮浪荡子的青年形象出现在钦恰，之后进入权力高层，手段残忍，而其诱骗牛奶妇之女后抛弃之，在利马包养情妇又试图引诱官员之妇，却终于逃不了围绕其一世的孤独，纵然声名得而复失、资本利益失而复得；圣地亚哥之父费尔民·萨瓦拉，作为其时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一边盘桓于卡约、奥德利亚等政府要人之间，一边想尽方法维持自己核心利益，同时他又作为心理上的分裂者——一个至死爱护小儿子圣地亚哥却没能得到谅解、心力交瘁的父亲与机关算尽却只能通过与司机安布罗修的同性性行为进行发泄的心理扭曲者——存在于整个小说文本中。
其他如凭借少时玩伴贝尔穆德斯方才混得在利马立足之地却又落入费尔民的掌握的安布罗、被命途玩弄丧夫流落并最终客死他乡的女仆阿玛莉娅、彷徨无计失心疯的报社记者卡利托斯等。可以说《酒吧长谈》中的每一个出场人物，无不强烈彰显着属于其个人的个性张力与表意特征，自政府要人到妓院打杂，由报社记者至政治领袖，在略萨不厌其烦的编织着如同拼图般细碎的“对话流”（姑且依照“生活流”与“意识流”的分野如此形容）中，粉墨登场，构成了利马的浮世绘，亦完成了普卡尔帕的世故熔炉景象，同时，也对处于大时代的秘鲁，作出了力图精准的人脉描绘。
通过一部小说能成功容纳这么多人物并成功绘制其迥异个性，并非人人可以做到，而即便做到，往往会因为其写作形式上无法跟上叙述步伐而多少陷入凌乱与迷失。
诚然，如前苏联的雷巴科夫那样，用比较正规的现实主义叙事即可以谱写出《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样澎湃于平常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家，其掌控力与观察力，可能早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本身。
而在《酒吧长谈》中，略萨并没有做这种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来说难度极其强大并分分钟削弱叙事重点的挑战，笔者愚见，他所使用的被总结的所谓“结构现实主义”似乎更接近于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在文字本体的灵活运用上，固然形成了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而涉及到更大段落的叙述，尤其是将圣地亚哥与安布罗修的酒吧长谈完全嵌入到正常的时空叙述中而同时又将大的叙述体割裂成若干个时空完全不搭界的分身加以重新组合，有时甚至五六个不同时空的场景同时进行，如此的叙事迷宫，非以平行蒙太奇的画面思维辅助无法读懂，而作品的画面感呼之欲出，亦是阅读快感的重要部分。
在《酒吧长谈》中，时空统一性被彻底抛弃，一时可以是圣地亚哥入大学前的利马家中，下一段便跳到了他作为《纪事》报记者与同事饮酒，上一回合安布罗修还在为卡约开着车行走在夜色中，下一章节生生回到了“大教堂”酒吧。
叙事主体的任意切换，也在告知读者，这不但是一本文字组成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颇具后现代意味的“罗生门”游戏。《酒吧长谈》中大量信息量丰富的对话，来自安布罗修对费尔民的口吻，来自圣地亚哥对自己的回忆警醒，亦通过阿玛莉娅的视线望出有限目光中的世态炎凉，同一桩事件，其过程可以经过作者、处于A时空的人物1与处于B时空的人物2之口（甚至更多），一方面是悬念在数度转移中益发彰显其诱惑力，一方面也串联起不同时空中人物与环境的潜在关系。
在驾驭如此复杂的文字结构的同时，略萨甚至有意在部分桥段忽略动作性描述，如描述贝尔穆德斯在阿列基帕反独裁示威的乱局下四处奔忙，皆以对话如对司机和对当地主人等揭开所处环境信息，而省略掉直接的环境描写，似有带读者直接跨越目光在紧急时刻所想当然忽略的闲笔之嫌，而写奥德利亚执政却通篇并无奥德利亚直接出现，亦同时在底线上维护了其虚构性，因而也使种种文字游戏结构迷宫取得了观赏上的通顺。
略萨的游戏精神或曰文学上的创造性一路延续到后来的作品如《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等，可以看到在《酒吧长谈》这部作品中，反复困扰主人公圣地亚哥的“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这一命题，经过这一系列的游戏般但其实是严肃地拼贴转码过程，放大成了整个秘鲁国家的运程图腾。
略萨的作品从来都是在玩游戏，却从来不曾放弃追问“时代怎么了？”、“秘鲁怎么了？”，相比诸多标榜自己为结构主义的后来者，实在是正经而靠谱得太多。而关于略萨本身的结构主义，窃以为若扯到索绪尔或斯特劳斯，未免有点小题大做。
诚然，《酒吧长谈》无疑最能够鲜明体现这种结构主义思想，但谁又能否认，在断续的对话里，于破裂的情绪中，其实隐藏着的，最终是略萨对于国土的强烈依归而非单纯文学变体或六十年代精神呢？毕竟，略萨不是嬉皮士，他笔下倾谈的，是作家心目中伤不起的永远家国。
责任编辑：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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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象》
[美]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 胡缠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推荐理由：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批评官员的尺度》
[美]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推荐理由：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二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非常道II》
余世存著 中信出版社
推荐理由：我们离世界有多远？物理距离已经近得不得了，但文化观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余世存继续搜集历史边角料，串联20世纪国人熟知的人物的话语，第一次用微博体记录20世纪的整个世界，全书几乎没有自己一句话，但是你能感受到我们形成世界公民的正当心态有多么必要。
《酒吧长谈》
[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孙家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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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敬佩的是，略萨将这个国家的悲哀，等下化为作为主人公的各个角色上，进而构织以利马、钦恰、普卡尔帕等城市为底色的社会图景，探讨着家国的悲哀，同时也关注着城市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无意识的相互侵蚀与无力包容。
作为一部全景式透视秘鲁独裁年代社会的野心之作，《酒吧长谈》以疏离大家庭多年的圣地亚哥偶遇当年家庭司机安布罗修并在“大教堂”酒吧作四小时长谈为引信，燃出跨越十数年的家国情仇。
沿袭于略萨前两部作品的人物群像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酣畅淋漓的书写：作为家庭逆子与社会失败者的圣地亚哥·萨瓦拉，希冀变革却迷失信仰，挣脱家庭桎梏最终不得不一次次无奈地向亲情复归，成为乱流时代的牺牲品；作为独裁政权中参与奥德利亚铁腕统治实施过程的卡约·贝尔穆德斯，以浮浪荡子的青年形象出现在钦恰，之后进入权力高层，手段残忍，而其诱骗牛奶妇之女后抛弃之，在利马包养情妇又试图引诱官员之妇，却终于逃不了围绕其一世的孤独，纵然声名得而复失、资本利益失而复得；圣地亚哥之父费尔民·萨瓦拉，作为其时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一边盘桓于卡约、奥德利亚等政府要人之间，一边想尽方法维持自己核心利益，同时他又作为心理上的分裂者——一个至死爱护小儿子圣地亚哥却没能得到谅解、心力交瘁的父亲与机关算尽却只能通过与司机安布罗修的同性性行为进行发泄的心理扭曲者——存在于整个小说文本中。
其他如凭借少时玩伴贝尔穆德斯方才混得在利马立足之地却又落入费尔民的掌握的安布罗、被命途玩弄丧夫流落并最终客死他乡的女仆阿玛莉娅、彷徨无计失心疯的报社记者卡利托斯等。可以说《酒吧长谈》中的每一个出场人物，无不强烈彰显着属于其个人的个性张力与表意特征，自政府要人到妓院打杂，由报社记者至政治领袖，在略萨不厌其烦的编织着如同拼图般细碎的“对话流”（姑且依照“生活流”与“意识流”的分野如此形容）中，粉墨登场，构成了利马的浮世绘，亦完成了普卡尔帕的世故熔炉景象，同时，也对处于大时代的秘鲁，作出了力图精准的人脉描绘。
通过一部小说能成功容纳这么多人物并成功绘制其迥异个性，并非人人可以做到，而即便做到，往往会因为其写作形式上无法跟上叙述步伐而多少陷入凌乱与迷失。
诚然，如前苏联的雷巴科夫那样，用比较正规的现实主义叙事即可以谱写出《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样澎湃于平常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家，其掌控力与观察力，可能早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本身。
而在《酒吧长谈》中，略萨并没有做这种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来说难度极其强大并分分钟削弱叙事重点的挑战，笔者愚见，他所使用的被总结的所谓“结构现实主义”似乎更接近于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在文字本体的灵活运用上，固然形成了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而涉及到更大段落的叙述，尤其是将圣地亚哥与安布罗修的酒吧长谈完全嵌入到正常的时空叙述中而同时又将大的叙述体割裂成若干个时空完全不搭界的分身加以重新组合，有时甚至五六个不同时空的场景同时进行，如此的叙事迷宫，非以平行蒙太奇的画面思维辅助无法读懂，而作品的画面感呼之欲出，亦是阅读快感的重要部分。
在《酒吧长谈》中，时空统一性被彻底抛弃，一时可以是圣地亚哥入大学前的利马家中，下一段便跳到了他作为《纪事》报记者与同事饮酒，上一回合安布罗修还在为卡约开着车行走在夜色中，下一章节生生回到了“大教堂”酒吧。
叙事主体的任意切换，也在告知读者，这不但是一本文字组成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颇具后现代意味的“罗生门”游戏。《酒吧长谈》中大量信息量丰富的对话，来自安布罗修对费尔民的口吻，来自圣地亚哥对自己的回忆警醒，亦通过阿玛莉娅的视线望出有限目光中的世态炎凉，同一桩事件，其过程可以经过作者、处于A时空的人物1与处于B时空的人物2之口（甚至更多），一方面是悬念在数度转移中益发彰显其诱惑力，一方面也串联起不同时空中人物与环境的潜在关系。
在驾驭如此复杂的文字结构的同时，略萨甚至有意在部分桥段忽略动作性描述，如描述贝尔穆德斯在阿列基帕反独裁示威的乱局下四处奔忙，皆以对话如对司机和对当地主人等揭开所处环境信息，而省略掉直接的环境描写，似有带读者直接跨越目光在紧急时刻所想当然忽略的闲笔之嫌，而写奥德利亚执政却通篇并无奥德利亚直接出现，亦同时在底线上维护了其虚构性，因而也使种种文字游戏结构迷宫取得了观赏上的通顺。
略萨的游戏精神或曰文学上的创造性一路延续到后来的作品如《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等，可以看到在《酒吧长谈》这部作品中，反复困扰主人公圣地亚哥的“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这一命题，经过这一系列的游戏般但其实是严肃地拼贴转码过程，放大成了整个秘鲁国家的运程图腾。
略萨的作品从来都是在玩游戏，却从来不曾放弃追问“时代怎么了？”、“秘鲁怎么了？”，相比诸多标榜自己为结构主义的后来者，实在是正经而靠谱得太多。而关于略萨本身的结构主义，窃以为若扯到索绪尔或斯特劳斯，未免有点小题大做。
诚然，《酒吧长谈》无疑最能够鲜明体现这种结构主义思想，但谁又能否认，在断续的对话里，于破裂的情绪中，其实隐藏着的，最终是略萨对于国土的强烈依归而非单纯文学变体或六十年代精神呢？毕竟，略萨不是嬉皮士，他笔下倾谈的，是作家心目中伤不起的永远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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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象》
[美]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 胡缠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推荐理由：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批评官员的尺度》
[美]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推荐理由：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二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非常道II》
余世存著 中信出版社
推荐理由：我们离世界有多远？物理距离已经近得不得了，但文化观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余世存继续搜集历史边角料，串联20世纪国人熟知的人物的话语，第一次用微博体记录20世纪的整个世界，全书几乎没有自己一句话，但是你能感受到我们形成世界公民的正当心态有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