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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电影《许三观》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两国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和大众审美情趣等存在差异，以及艺术形式不同，电影在情节、人物和主题等方面作了大量调整。本文从电影情节的增删、人物的重塑、主题的转变等角度分析差异，并探讨差异形成的原因，归纳跨国小说电影改编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旨在为跨国电影的改编提供借鉴。
关键词：《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跨国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在余华作品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转变的过程中，《许三观卖血记》是最能体现其思想水平和艺术风格的小说之一，这是一部笑与泪并存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人公许三观通过卖血这种极具危险性的方法娶妻救子，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困境。小说在表现拯救和尊重生命的同时，也折射出了特殊时期底层百姓命运的悲剧性。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由韩国导演河正宇执导，由河正宇、河智苑主演，于2015年上映，以1953年朝韩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前后为故事发生背景，重述了这个浸满血泪的故事。电影《许三观》对小说进行了一定的改编，本文从电影情节的增删、人物的重塑、主题的转变三个方面分析电影和原著的差异，并从两国的文化、艺术形式两个角度研究差异形成的原因。
1 改编的差异之处
1.1 情节的增删
一般而言，一部电影由开始、高潮及结尾三个部分构成，叙事线必须合理、有逻辑。小说里的许三观和邻里仅因为许玉兰和何小勇曾经有过性行为就默认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带有众口铄金的意味。而在电影里，许三观是因为给一乐做了血型检查，所以确定一乐是何小勇的亲生儿子。为了让这一情节不突兀，导演“进行了合理的改编”[1]，增添了邮差在商店把一乐认作何小勇的儿子并且让一乐转交信件的情节，这个情节与之前许三观给一乐灌输完“何小勇是一乐的父亲”这种观点是谣言的情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许三观态度的变化作了铺垫，使许三观做亲子鉴定的行为入情入理，“细节方面更加出彩”[2]。此外，电影对小说中一乐的喊魂桥段进行了改动。在小说中，这一片段运用了不完全重复的叙事技巧，层层递进，蕴含的情感汹涌而内敛;而电影为了突出情节，扩大矛盾冲突，调整了情节和场景：一乐撕心裂肺的“爸爸不要走！爸爸快回来！”的呼唤是向躲在窗台下偷看的许三观发出的挽留，小演员的情绪爆发“把压抑的气氛推向了高潮”[3]，标志着电影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导演对情节的增删，完善了电影的故事线索，“使影片情节更加紧凑完整”[4]，感情的转变不生硬，过渡也更符合电影的节奏需求。电影“以人物的内在情感变化制造因果关系，以此推动电影叙事”[5]，《许三观》正好体现了这一观点。
1.2 人物形象的重塑
为了贴合韩国的生活实际，电影《许三观》除了在小细节方面进行增删之外，还对几位主人公的身份进行了调整。许三观从丝厂的送茧工变成了普通的搬运工人，许玉兰从“油条西施”变成了卖爆米花的受众人追捧的美女，林芬芳从丝厂的女工变成了走街串巷卖大麦茶的丽人。
人物形象的重塑不仅体现在主角的职业身份上，也体现在重要的矛盾冲突上。小说里许三观让两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何小勇的女儿，这是一个受妻子背叛的、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思想狭隘的男性形象;而在电影里，许三观则委婉地让二乐和三乐长大后搞定何小勇的两个女儿。这样的改动固然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效果，但是许三观自私屈辱的痛苦却在观众们的笑声中得到了淡化，化作了一句不痛不痒的笑谈。除此以外，小说里许三观为了报复许玉兰给他戴绿帽子，强奸了柔弱的林芬芳;但是在电影里，当许三观被控诉强奸林芬芳的时候，一乐从角落里突然出现，作证许三观并没有与林芬芳发生性关系。这部分的改动弱化了许三观卑劣的一面，使其被塑造成一个模板化的父亲形象，但是“对于一部优秀的影片来说，需要展示的人物形象必然应该是完整的”[6]。
在这部电影中，不只是主人公，次要角色形象尤其是女性角色形象，也因为情节的删略削减而略显空洞。小说重点描写了两个女性形象：许玉兰和何小勇的妻子。“油条西施”许玉兰在嫁给许三观之前，是一个乐观爽朗、敢爱敢恨的女性，但是包办婚姻和琐碎的生活磨平了她的棱角，使她产生了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7]，凸显了“现实的黑暗和痛苦”[8];电影中则突出了许玉兰作为许三观的妻子、一乐的母亲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她“完全失去了性别魅力和价值”[9]。许三观向认识的人借钱为一乐治病，何小勇的妻子借给许三观17块钱，是许三观上午走的13户人家中借给他钱最多的。结合许家和何家之前的冲突，何小勇妻子的大方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突出了小说的主旋律：苦难中的人性美。但是电影却将这段刻画为家境富裕的何小勇的妻子沒有借钱给许三观，冷漠地将其拒之门外，使人物形象扁平化，人物塑造缺少张力，淡化了艺术感。配角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能从侧面有力地支撑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让电影剧情更加饱满。
1.3 主题的转变
在电影分析工作中，电影的主题即影片的中心点或者独一无二的切入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改编自小说的电影而言，是契合原著，表达与原著同样的主题精神，还是另辟蹊径，从别样的角度对原著进行“大换血”，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难题。
小说叙述了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许三观“受到命运无情的捉弄”的故事[10]。在最后一章，许三观一家人虽然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当许三观若干年后想要为自己卖一次血换一顿猪肝黄酒，却因为年老体弱而被嫌恶，并且被三个儿子嫌弃丢人现眼时，他在精神上是孤独无助、孤立无援的。只有许玉兰理解他、维护他，懂他因为曾经背负的生活压力，以至于现在不敢轻易卸下担子。那个苦难的时代过去了，但是许三观在时代里被烙下的痛苦印记不会随时间消逝。这是余华想在小说中表达的核心主题——苦难意识。《许三观卖血记》歌颂了平凡的人生里不平凡的苦难，在这里，“悲剧是生命的主旋律”[11]。 但韩国电影《许三观》出于对大众审美的考虑，对原著深刻的主题去重取轻，使小说的中心思想发生了转变。其“削弱了厚重感”[12]，突出了许三观“父亲”的角色，强调亲情，使影片的重点成了歌颂和同情一个伟大的父亲，“抛弃了小说的政治性”[13]。
这种在影视改编中对小说主题的转化，作用于情节结构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会影响电影的艺术内涵和价值观输出。 在韩国，近年来以亲情为主题的电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些亲情片采用现实手法轻诉着影片主人公真诚恳切的感情，推陈出新，突破了传统亲情片的固有模式，极具韩国本土化风格。韩版《许三观》作为一部亲情片，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就主题本身而言，导演未把握住小说的精髓——底层人民直面苦难、战胜苦难的大无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在小人物身上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世界人民的苦难经历是相通的，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是相通的。
2 差异形成的原因
2.1 两国的文化差异
两国的文化差异是存在改编差异的成因之一。中国和韩国虽然同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在历史、饮食习惯等方面区别显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相同。这决定了电影不能按小说的原貌照搬照抄，需要根据需求调整剧情。
从小说和电影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当时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刚刚达到温饱的程度;影片为了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更加本土化，将故事地点改成了1953年的韩国。此时的韩国正在接受美国的援助进行战后重建，物资较为丰富，影片虽然“淡化了历史背景”[14]，但是也有这样的场景暗示：美国的士兵正在废墟中分派物资，将巧克力发给小朋友。从两国的饮食文化来看，中国在饮食上以热食、熟食为主，小说中的许三观卖完血后要吃炒猪肝，喝温过的黄酒，带许玉兰约会时，买的也是小笼包子、馄饨等;而韩国人的饮食多凉菜，民众更喜欢腌制类的食物，所以电影中将猪肝黄酒换成了血肠浊酒，送许玉兰的东西也变成了冷面、烤肉。从语言角度考虑，由于中韩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汉语中一些富有寓意性的文字被改编为更为直白的表达，如小说中的许三观在与阿方交谈时谈到“‘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阿方指指自己挑着的西瓜：‘这就叫平日里想着他’”，[15]字里行间透露出令人五味杂陈的情绪;电影则直接演绎为阿方要送礼给医生，这是语言文化差别带来的影响。导演为了在群众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16]，结合韩国的民俗，对情节作了一些修改。
2.2 艺术形式的不同
《许三观卖血记》为电影的拍摄提供故事母本，是整个电影制作的素材来源。然而，文学的复杂性和蕴藉性限制了电影的拍摄。近年来，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呈爆发式的状态喷薄而出”[17]，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小说和电影有共通之处，也有截然不同的艺术特性。将小说改编成电影，首先需要实现电影和文学两种体裁之间的平衡，使两者相互成就。小说的受众可以凭借想象力自行营造张力十足的画面，电影则更加直接地通过声音和画面将想要输出的内容直接推向观众。电影是文字的视觉化，文字是电影的书面化。电影时长的限制必然导致某些情节的删减，124分钟的电影不能完全展现出原著宏大的、将近40年的故事，加上政治题材的限制，导演只能大刀阔斧地删改原著的剧情，选取具有可拍摄性的内容进行具体表达，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电影与小说在基调上存在差异。
3 结语
原著改编是一项有风险的工作，许多名导演也不敢保证质量和票房，河正宇作为新晋导演，接受这样大题材的作品改编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改编后的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差异。其中一些改编是可圈可点的，说明韩国电影在改编艺术上已经吸收了一定的经验，拓宽了中国文学在外的交流形式。但相对应的，也应看到导演受内外因素的限制，对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的把控仍然存在不足，这也是不可忽视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跨国改编电影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1] 卫蔚.《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西方元素[J].汉字文化，2020（06）：93-94.
[2] 凡莎雅.国漫《一人之下》的特色及不足[J].汉字文化，2020（20）：109-110.
[3] 黄晓宇.从《霸王别姬》看京剧艺术与影视艺术的融合[J].艺术评鉴，2019（15）：141-142.
[4] 马妍.浅析《一出好戏》的艺术特色[J].汉字文化，2020（20）：113-114.
[5] 傅宛菊.电影剧情片的叙事模式探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7（09）：193-194.
[6] 邓艳.微电影《父亲》中肖利的人物形象塑造[J].艺海，2020（11）：102-103.
[7] 顾雯清.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看《到十九号房间》中主人公苏姗的悲剧命运[J].艺术科技，2021，34（4）：137-138.
[8] 张恬，薛乔珲，李蕊芳.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以《边城》《长河》为例[J].大众文艺，2019（08）：28-29.
[9]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10] 薛芳芳，徐紫薇.浅析門罗笔下女性命运的选择——以《逃离》、《激情》、《播弄》为例[J].大众文艺，2018（14）：36-37.
[11] 赵阳.《复仇者联盟3》的特色与突破[J].电影文学，2018（17）：147-149.
[12] 杨晋.兼容并包的音乐匠人龚琳娜——以《歌手2019》比赛为例分析[J].北方音乐，2019，39（14）：82-83.
[13] 徐珊珊.浅析电影《许三观》对原著的改编[J].汉字文化，2020（06）：91-92.
[14] 冯鑫.香港电影《投名状》中的悲剧意味分析[J].汉字文化，2020（19）：110-111.
[1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
[16] 侯婷.红色歌曲的审美赏析——以《我的祖国》《义勇军进行曲》《十送红军》为例[J].黄河之声，2019（10）：20.
[17] 张小凡，徐爽.浅析网络综艺节目中的非语言传播——以《火星情报局》为例[J].大众文艺，2019（02）：173-174.
作者简介：杨元元（1999—），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赵阳
关键词：《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跨国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在余华作品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转变的过程中，《许三观卖血记》是最能体现其思想水平和艺术风格的小说之一，这是一部笑与泪并存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人公许三观通过卖血这种极具危险性的方法娶妻救子，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困境。小说在表现拯救和尊重生命的同时，也折射出了特殊时期底层百姓命运的悲剧性。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由韩国导演河正宇执导，由河正宇、河智苑主演，于2015年上映，以1953年朝韩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前后为故事发生背景，重述了这个浸满血泪的故事。电影《许三观》对小说进行了一定的改编，本文从电影情节的增删、人物的重塑、主题的转变三个方面分析电影和原著的差异，并从两国的文化、艺术形式两个角度研究差异形成的原因。
1 改编的差异之处
1.1 情节的增删
一般而言，一部电影由开始、高潮及结尾三个部分构成，叙事线必须合理、有逻辑。小说里的许三观和邻里仅因为许玉兰和何小勇曾经有过性行为就默认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带有众口铄金的意味。而在电影里，许三观是因为给一乐做了血型检查，所以确定一乐是何小勇的亲生儿子。为了让这一情节不突兀，导演“进行了合理的改编”[1]，增添了邮差在商店把一乐认作何小勇的儿子并且让一乐转交信件的情节，这个情节与之前许三观给一乐灌输完“何小勇是一乐的父亲”这种观点是谣言的情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许三观态度的变化作了铺垫，使许三观做亲子鉴定的行为入情入理，“细节方面更加出彩”[2]。此外，电影对小说中一乐的喊魂桥段进行了改动。在小说中，这一片段运用了不完全重复的叙事技巧，层层递进，蕴含的情感汹涌而内敛;而电影为了突出情节，扩大矛盾冲突，调整了情节和场景：一乐撕心裂肺的“爸爸不要走！爸爸快回来！”的呼唤是向躲在窗台下偷看的许三观发出的挽留，小演员的情绪爆发“把压抑的气氛推向了高潮”[3]，标志着电影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导演对情节的增删，完善了电影的故事线索，“使影片情节更加紧凑完整”[4]，感情的转变不生硬，过渡也更符合电影的节奏需求。电影“以人物的内在情感变化制造因果关系，以此推动电影叙事”[5]，《许三观》正好体现了这一观点。
1.2 人物形象的重塑
为了贴合韩国的生活实际，电影《许三观》除了在小细节方面进行增删之外，还对几位主人公的身份进行了调整。许三观从丝厂的送茧工变成了普通的搬运工人，许玉兰从“油条西施”变成了卖爆米花的受众人追捧的美女，林芬芳从丝厂的女工变成了走街串巷卖大麦茶的丽人。
人物形象的重塑不仅体现在主角的职业身份上，也体现在重要的矛盾冲突上。小说里许三观让两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何小勇的女儿，这是一个受妻子背叛的、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思想狭隘的男性形象;而在电影里，许三观则委婉地让二乐和三乐长大后搞定何小勇的两个女儿。这样的改动固然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效果，但是许三观自私屈辱的痛苦却在观众们的笑声中得到了淡化，化作了一句不痛不痒的笑谈。除此以外，小说里许三观为了报复许玉兰给他戴绿帽子，强奸了柔弱的林芬芳;但是在电影里，当许三观被控诉强奸林芬芳的时候，一乐从角落里突然出现，作证许三观并没有与林芬芳发生性关系。这部分的改动弱化了许三观卑劣的一面，使其被塑造成一个模板化的父亲形象，但是“对于一部优秀的影片来说，需要展示的人物形象必然应该是完整的”[6]。
在这部电影中，不只是主人公，次要角色形象尤其是女性角色形象，也因为情节的删略削减而略显空洞。小说重点描写了两个女性形象：许玉兰和何小勇的妻子。“油条西施”许玉兰在嫁给许三观之前，是一个乐观爽朗、敢爱敢恨的女性，但是包办婚姻和琐碎的生活磨平了她的棱角，使她产生了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7]，凸显了“现实的黑暗和痛苦”[8];电影中则突出了许玉兰作为许三观的妻子、一乐的母亲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她“完全失去了性别魅力和价值”[9]。许三观向认识的人借钱为一乐治病，何小勇的妻子借给许三观17块钱，是许三观上午走的13户人家中借给他钱最多的。结合许家和何家之前的冲突，何小勇妻子的大方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突出了小说的主旋律：苦难中的人性美。但是电影却将这段刻画为家境富裕的何小勇的妻子沒有借钱给许三观，冷漠地将其拒之门外，使人物形象扁平化，人物塑造缺少张力，淡化了艺术感。配角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能从侧面有力地支撑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让电影剧情更加饱满。
1.3 主题的转变
在电影分析工作中，电影的主题即影片的中心点或者独一无二的切入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改编自小说的电影而言，是契合原著，表达与原著同样的主题精神，还是另辟蹊径，从别样的角度对原著进行“大换血”，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难题。
小说叙述了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许三观“受到命运无情的捉弄”的故事[10]。在最后一章，许三观一家人虽然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当许三观若干年后想要为自己卖一次血换一顿猪肝黄酒，却因为年老体弱而被嫌恶，并且被三个儿子嫌弃丢人现眼时，他在精神上是孤独无助、孤立无援的。只有许玉兰理解他、维护他，懂他因为曾经背负的生活压力，以至于现在不敢轻易卸下担子。那个苦难的时代过去了，但是许三观在时代里被烙下的痛苦印记不会随时间消逝。这是余华想在小说中表达的核心主题——苦难意识。《许三观卖血记》歌颂了平凡的人生里不平凡的苦难，在这里，“悲剧是生命的主旋律”[11]。 但韩国电影《许三观》出于对大众审美的考虑，对原著深刻的主题去重取轻，使小说的中心思想发生了转变。其“削弱了厚重感”[12]，突出了许三观“父亲”的角色，强调亲情，使影片的重点成了歌颂和同情一个伟大的父亲，“抛弃了小说的政治性”[13]。
这种在影视改编中对小说主题的转化，作用于情节结构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会影响电影的艺术内涵和价值观输出。 在韩国，近年来以亲情为主题的电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些亲情片采用现实手法轻诉着影片主人公真诚恳切的感情，推陈出新，突破了传统亲情片的固有模式，极具韩国本土化风格。韩版《许三观》作为一部亲情片，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就主题本身而言，导演未把握住小说的精髓——底层人民直面苦难、战胜苦难的大无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在小人物身上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世界人民的苦难经历是相通的，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是相通的。
2 差异形成的原因
2.1 两国的文化差异
两国的文化差异是存在改编差异的成因之一。中国和韩国虽然同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在历史、饮食习惯等方面区别显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相同。这决定了电影不能按小说的原貌照搬照抄，需要根据需求调整剧情。
从小说和电影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当时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刚刚达到温饱的程度;影片为了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更加本土化，将故事地点改成了1953年的韩国。此时的韩国正在接受美国的援助进行战后重建，物资较为丰富，影片虽然“淡化了历史背景”[14]，但是也有这样的场景暗示：美国的士兵正在废墟中分派物资，将巧克力发给小朋友。从两国的饮食文化来看，中国在饮食上以热食、熟食为主，小说中的许三观卖完血后要吃炒猪肝，喝温过的黄酒，带许玉兰约会时，买的也是小笼包子、馄饨等;而韩国人的饮食多凉菜，民众更喜欢腌制类的食物，所以电影中将猪肝黄酒换成了血肠浊酒，送许玉兰的东西也变成了冷面、烤肉。从语言角度考虑，由于中韩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汉语中一些富有寓意性的文字被改编为更为直白的表达，如小说中的许三观在与阿方交谈时谈到“‘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阿方指指自己挑着的西瓜：‘这就叫平日里想着他’”，[15]字里行间透露出令人五味杂陈的情绪;电影则直接演绎为阿方要送礼给医生，这是语言文化差别带来的影响。导演为了在群众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16]，结合韩国的民俗，对情节作了一些修改。
2.2 艺术形式的不同
《许三观卖血记》为电影的拍摄提供故事母本，是整个电影制作的素材来源。然而，文学的复杂性和蕴藉性限制了电影的拍摄。近年来，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呈爆发式的状态喷薄而出”[17]，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小说和电影有共通之处，也有截然不同的艺术特性。将小说改编成电影，首先需要实现电影和文学两种体裁之间的平衡，使两者相互成就。小说的受众可以凭借想象力自行营造张力十足的画面，电影则更加直接地通过声音和画面将想要输出的内容直接推向观众。电影是文字的视觉化，文字是电影的书面化。电影时长的限制必然导致某些情节的删减，124分钟的电影不能完全展现出原著宏大的、将近40年的故事，加上政治题材的限制，导演只能大刀阔斧地删改原著的剧情，选取具有可拍摄性的内容进行具体表达，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电影与小说在基调上存在差异。
3 结语
原著改编是一项有风险的工作，许多名导演也不敢保证质量和票房，河正宇作为新晋导演，接受这样大题材的作品改编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改编后的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差异。其中一些改编是可圈可点的，说明韩国电影在改编艺术上已经吸收了一定的经验，拓宽了中国文学在外的交流形式。但相对应的，也应看到导演受内外因素的限制，对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的把控仍然存在不足，这也是不可忽视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跨国改编电影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1] 卫蔚.《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西方元素[J].汉字文化，2020（06）：93-94.
[2] 凡莎雅.国漫《一人之下》的特色及不足[J].汉字文化，2020（20）：109-110.
[3] 黄晓宇.从《霸王别姬》看京剧艺术与影视艺术的融合[J].艺术评鉴，2019（15）：141-142.
[4] 马妍.浅析《一出好戏》的艺术特色[J].汉字文化，2020（20）：113-114.
[5] 傅宛菊.电影剧情片的叙事模式探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7（09）：193-194.
[6] 邓艳.微电影《父亲》中肖利的人物形象塑造[J].艺海，2020（11）：102-103.
[7] 顾雯清.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看《到十九号房间》中主人公苏姗的悲剧命运[J].艺术科技，2021，34（4）：137-138.
[8] 张恬，薛乔珲，李蕊芳.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以《边城》《长河》为例[J].大众文艺，2019（08）：28-29.
[9]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10] 薛芳芳，徐紫薇.浅析門罗笔下女性命运的选择——以《逃离》、《激情》、《播弄》为例[J].大众文艺，2018（14）：36-37.
[11] 赵阳.《复仇者联盟3》的特色与突破[J].电影文学，2018（17）：147-149.
[12] 杨晋.兼容并包的音乐匠人龚琳娜——以《歌手2019》比赛为例分析[J].北方音乐，2019，39（14）：82-83.
[13] 徐珊珊.浅析电影《许三观》对原著的改编[J].汉字文化，2020（06）：91-92.
[14] 冯鑫.香港电影《投名状》中的悲剧意味分析[J].汉字文化，2020（19）：110-111.
[1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
[16] 侯婷.红色歌曲的审美赏析——以《我的祖国》《义勇军进行曲》《十送红军》为例[J].黄河之声，2019（10）：20.
[17] 张小凡，徐爽.浅析网络综艺节目中的非语言传播——以《火星情报局》为例[J].大众文艺，2019（02）：173-174.
作者简介：杨元元（1999—），女，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