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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旅游吗？你要去旅游的地方有没有乡村学校？如果有的话，请你在背包里再多装一公斤的文具或图书，在旅途中顺便带给需要它们的“山里娃”，好吗？
IT业小白领安猪在2004年开始发起“多背一公斤”时，想得就是这么简单。可能正因为它简单，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驴友”纷纷响应，“多背一公斤”成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公益行动。如今已是国内著名公益达人的安猪，正带领一支专职团队，用心运作他们的公益网站（www.1kg.org）。而如今的“多背一公斤”，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倾听安猪和他的“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原来“公益”这个东西，也可以和你原来想得不一样。
安猪是余志海的网名，源自他的英文名Andrew，他常常自嘲地将其解释为“安心做猪”。这个着装随意，笑起来很卡通的“大男生”出现在记者面前，让人很难相信他已经是个年近40岁的“大叔”了。
多背一公斤的“驴”，做力所能及的公益
记者（以下简称“记”）：每个人小时候都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的安猪，是少年时代的余志海想到过的吗？
安猪（以下简称“安”）：完全没有。我是1973年出生的，那个年代的孩子，理想无外乎工人、农民、科学家、老师那么几种。中学时代因为我理科比较好，所以希望能做一些跟科学有关的事，可惜没这个天分，后来大学读了工科，学通信专业。大学毕业时，只是想着进一家好一点的公司，那时候外企比较吃香嘛，就努力进了一家通信行业的跨国公司。严格来说，从小到大我其实一直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都是听家长、听别人说这个挺好，哦，那就这个吧，包括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进什么公司，都是这样。但是工作了两三年以后，开始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专业我不喜欢，我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记：你后来喜欢上徒步旅行这样的户外运动，跟你对生活状态的这种不满意有关吗？
安：不清楚啊，呵呵。其实没有要逃避什么的想法。2001年我从广州去了北京，还是在通信行业工作。离开家乡，就没有太多朋友聚会之类的，一个人的空余时间多了很多，然后就开始参加徒步旅行，越走越喜欢。
记：那是什么事情促使你走上公益这条路的？
安：还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地走上这条“不归路”。2003年，因为“非典”爆发，哪儿都去不成，只能泡在网上。我在一个驴友聚集的论坛上看到有人在招募一个团队，为北京周边的一些贫困儿童、民工子弟学校提供志愿服务，比如课外辅导学业什么的，我就报名了。其实当时之所以去参加很大程度上是觉得好玩，因为也没别的事可做嘛。但也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了志愿者和志愿行动。2004年4月，我的一个朋友从云南徒步旅行回来，和我谈起他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两个支教的女孩，他离开的时候，她们托他给下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一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他对我说，那里条件很差，如果我有机会去那里旅游的话，不要忘了给这些孩子 与支教老师带些食物和书籍。
记：其实每个人的本性中都藏着那种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要去帮助的“基因”。
安：没错，在那个时刻，我朋友的经历就把我那个部分的行动力激发起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爱好徒步旅行的“驴”，背些物资进山当然是最容易想到的。
记：于是就有了“多背一公斤”？当时你就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计划了吗？
安：我写了一份很简单的计划书，到那个论坛里发了出来，然后又和一些志愿者朋友一起讨论了三四次，写了一些必要的文档，比如目标、流程之类。目标很清楚，当然也挺简单的，就是想发动多少人参加，总共背多少公斤物资，等等。那时就觉得，你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在出去游玩时多带一点东西给你遇到的贫困的孩子们，虽然每个人做的只是一点点，但参加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多背一公斤”不是一个社团组织，甚至也不是一个活动项目，它只是一个倡议，因此无法确切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次践行，只知道“很多”。不到一年时间里，仅靠口耳相传，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人在自发地宣传和组织“多背一公斤”行动。但质疑也随之而来。
真诚的平台，公益需要更多普通人
记：听说“多背一公斤”也受到过质疑？
安：也不能叫质疑，应该说是疑问吧。有人说，你背那么一点东西，还不如邮寄呢，比如说20公斤你根本背不动，但你通过邮局，只需要几十块钱邮费，效果更好。当然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你本来就是去旅游的，顺便背点物资进去总比不背好嘛。但既然有这样的声音，我也想去做一些实地调查，看看“多背一公斤”到底有没有意义。2004年8月，我第一次“多背一公斤”去贵州和广西走了一圈，沿途也访问了一些当地的老师和支教志愿者，我开始了解到，中国的乡村教育最缺的其实不是钱或物资。其实国家从2003年就开始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策，经过几年之后真正读不起书的孩子已经很少了。
记：那你发现他们最缺什么？
安：这些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和知识上的不平等。2004年10月，我去河北涞源一个村的小学，那边的老师听说我从北京来，就觉得我是“首都来的领导”（笑），请我去给学生们发言。我讲什么好呢？那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我站在讲台上问，小朋友，你们的理想是什么？结果很多人听不懂“理想”这个词。我换了一个问法，说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这下他们听懂了。但答案只有两种：80%的孩子说要做农民，20%说要做工人。其中一个孩子还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我长大了想做工人，每个月往家里寄400块钱。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只有两个答案？原来，小朋友心中的世界，是由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由他身边的那个环境决定的。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仅仅是给钱，给书，给文具，他们也许还是无法获得外界的知识，长大以后还是只能走那条老路。我当然不是说做农民做工人不好，只是说，一个小孩子有权知道各种东西，愿不愿、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应该知道，对吧。
记：那应该怎么做呢？
安：“多背一公斤”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单纯的背物资过去，我们开始更加强调面对面平等的交流，不管是做游戏，还是授课，或者其他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某种信息的交换，让孩子们看到一些外面的世界。
记：你有没有觉得，实际上你对参加“多背一公斤”行动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背物资进去容易，把自己当成一头驴就行了，但是要去交流、沟通可能就没那么容易。
安：对，会有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联系学校，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们互动起来，但这更多是一种你没做过之前的恐惧感。我们会提供简单的建议，但不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的那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特长来自己设计活动。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主地发起活动，并且分享信息和经验。事实上有很多很好的活动都不是我们设计的，而是由参加行动的志愿者创造出来的。
记：志愿者去帮助孩子们，而你们去帮助志愿者？
安：对，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公益事业需要更多普通人而不只是“公益人士”的参与；许多人不乏热情和愿望，却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捐钱捐物之外，自己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平台，帮他们设计工具。去年我们推出了“一公斤盒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行动工具，帮助志愿者更方便地开展交流活动。
安猪打开一个“戏剧盒子”：一个带提手的纸盒子，里面装着头箍、油画棒、双面胶等一些制作表演道具的材料和工具，一张使用说明书，还有一张反馈表。
盒子里的梦，做公益拒绝同情
记：这个“盒子”怎么用？
安：每个“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都可以利用这个盒子里提供的东西展开一堂很好玩的主题课。比如这个“戏剧盒子”，可以参照说明书里的流程，讲故事，分角色，动手做道具，表演。里面提供了四个难易程度不同的剧本方案，当然它们都是“例子”，你也可以自己创意。
记：除了“戏剧盒子”，还有什么？
安：现在已经正式发布出来还有“阅读盒子”“美术盒子”和“手工盒子”，另外还有一些试验品，比如我做过一个“航模盒子”，一个飞机模型8元钱，很便宜。到了学校以后，把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志愿者带6个学生，做完之后拿到外面去放飞。那些从来没见过飞机的小朋友，看到自己亲手做的飞机飞上天的时候开心死了，我记得有个小女孩激动得都哭了。我很难判断这样的一堂课到底会对这些小朋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也许会让他们看到一种可能，“飞的可能”。
记：这个盒子让我想起多啦A梦的口袋。
安：对，像魔术一样，不同的盒子会带去各种神奇的东西，激发神奇的想象。还会有更多不同的盒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个创造过程对所有人开放，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或者对别人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欢迎中学生朋友也一起来帮我们设计盒子，用盒子玩出好玩的花样，甚至你也可以去创意一个跟盒子完全没关系的东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比如叫“安猪包子”……
记：你的故事让我觉得，做公益、帮助贫困儿童这件事，原来也可以很好玩，很酷，而不是像很多人印象中的总是要和苦难、悲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你们追求的吗？
安：我觉得是。在“多背一公斤”的行动里，我主张拒绝同情与感动，因为同情不是一种平等的感情，而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施舍。如果你实际接触过这些小朋友就会发现，他们不需要你来同情，他们生活环境是差一点，但可能比你还快乐。现在的“多背一公斤”，特别是“一公斤盒子”，本质上不是我给予你什么，而是我们大家在共同创造一些东西，志愿者和小朋友不是单纯的帮助和被帮助的关系，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和创造者；这跟纯粹的慈善援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相信只有做得开心，才会做得持久。如果老是很沉重，自己也会被压垮的。
记：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你说小时候完全没想到将来的自己会做着今天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意外事件”吗？
安：就像乔布斯在他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所说的，我走到今天，可能跟我以前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关系。比如我学的专业，虽然我不喜欢，但它使得我对电脑，对互联网非常精通，使得我有一种真正的互联网思维，你可以看到“多背一公斤”的模式是开放、共享的，这就是互联网精神。再比如我从中学时代养成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的习惯，和我小时候从乡下迁居到广州，后来又从广州迁徙到北京的经历，帮助我发现和认识这个世界更多不同的侧面，然后你会懂得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你我可能都是对的，我们只是不同而已。包括徒步旅行，包括去做志愿者……过去的所有都会慢慢地整合，这就叫成长。
记：请你对现在的高中生，特别是看了这篇访谈后也想要参加“多背一公斤”或者其他公益行动的同学说点什么吧。
安：你也可以改变世界，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足够的创造力和行动力。
IT业小白领安猪在2004年开始发起“多背一公斤”时，想得就是这么简单。可能正因为它简单，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驴友”纷纷响应，“多背一公斤”成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公益行动。如今已是国内著名公益达人的安猪，正带领一支专职团队，用心运作他们的公益网站（www.1kg.org）。而如今的“多背一公斤”，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倾听安猪和他的“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原来“公益”这个东西，也可以和你原来想得不一样。
安猪是余志海的网名，源自他的英文名Andrew，他常常自嘲地将其解释为“安心做猪”。这个着装随意，笑起来很卡通的“大男生”出现在记者面前，让人很难相信他已经是个年近40岁的“大叔”了。
多背一公斤的“驴”，做力所能及的公益
记者（以下简称“记”）：每个人小时候都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的安猪，是少年时代的余志海想到过的吗？
安猪（以下简称“安”）：完全没有。我是1973年出生的，那个年代的孩子，理想无外乎工人、农民、科学家、老师那么几种。中学时代因为我理科比较好，所以希望能做一些跟科学有关的事，可惜没这个天分，后来大学读了工科，学通信专业。大学毕业时，只是想着进一家好一点的公司，那时候外企比较吃香嘛，就努力进了一家通信行业的跨国公司。严格来说，从小到大我其实一直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都是听家长、听别人说这个挺好，哦，那就这个吧，包括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进什么公司，都是这样。但是工作了两三年以后，开始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专业我不喜欢，我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记：你后来喜欢上徒步旅行这样的户外运动，跟你对生活状态的这种不满意有关吗？
安：不清楚啊，呵呵。其实没有要逃避什么的想法。2001年我从广州去了北京，还是在通信行业工作。离开家乡，就没有太多朋友聚会之类的，一个人的空余时间多了很多，然后就开始参加徒步旅行，越走越喜欢。
记：那是什么事情促使你走上公益这条路的？
安：还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地走上这条“不归路”。2003年，因为“非典”爆发，哪儿都去不成，只能泡在网上。我在一个驴友聚集的论坛上看到有人在招募一个团队，为北京周边的一些贫困儿童、民工子弟学校提供志愿服务，比如课外辅导学业什么的，我就报名了。其实当时之所以去参加很大程度上是觉得好玩，因为也没别的事可做嘛。但也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了志愿者和志愿行动。2004年4月，我的一个朋友从云南徒步旅行回来，和我谈起他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两个支教的女孩，他离开的时候，她们托他给下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一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他对我说，那里条件很差，如果我有机会去那里旅游的话，不要忘了给这些孩子 与支教老师带些食物和书籍。
记：其实每个人的本性中都藏着那种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要去帮助的“基因”。
安：没错，在那个时刻，我朋友的经历就把我那个部分的行动力激发起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爱好徒步旅行的“驴”，背些物资进山当然是最容易想到的。
记：于是就有了“多背一公斤”？当时你就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计划了吗？
安：我写了一份很简单的计划书，到那个论坛里发了出来，然后又和一些志愿者朋友一起讨论了三四次，写了一些必要的文档，比如目标、流程之类。目标很清楚，当然也挺简单的，就是想发动多少人参加，总共背多少公斤物资，等等。那时就觉得，你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在出去游玩时多带一点东西给你遇到的贫困的孩子们，虽然每个人做的只是一点点，但参加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多背一公斤”不是一个社团组织，甚至也不是一个活动项目，它只是一个倡议，因此无法确切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次践行，只知道“很多”。不到一年时间里，仅靠口耳相传，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人在自发地宣传和组织“多背一公斤”行动。但质疑也随之而来。
真诚的平台，公益需要更多普通人
记：听说“多背一公斤”也受到过质疑？
安：也不能叫质疑，应该说是疑问吧。有人说，你背那么一点东西，还不如邮寄呢，比如说20公斤你根本背不动，但你通过邮局，只需要几十块钱邮费，效果更好。当然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你本来就是去旅游的，顺便背点物资进去总比不背好嘛。但既然有这样的声音，我也想去做一些实地调查，看看“多背一公斤”到底有没有意义。2004年8月，我第一次“多背一公斤”去贵州和广西走了一圈，沿途也访问了一些当地的老师和支教志愿者，我开始了解到，中国的乡村教育最缺的其实不是钱或物资。其实国家从2003年就开始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策，经过几年之后真正读不起书的孩子已经很少了。
记：那你发现他们最缺什么？
安：这些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和知识上的不平等。2004年10月，我去河北涞源一个村的小学，那边的老师听说我从北京来，就觉得我是“首都来的领导”（笑），请我去给学生们发言。我讲什么好呢？那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我站在讲台上问，小朋友，你们的理想是什么？结果很多人听不懂“理想”这个词。我换了一个问法，说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这下他们听懂了。但答案只有两种：80%的孩子说要做农民，20%说要做工人。其中一个孩子还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我长大了想做工人，每个月往家里寄400块钱。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只有两个答案？原来，小朋友心中的世界，是由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由他身边的那个环境决定的。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仅仅是给钱，给书，给文具，他们也许还是无法获得外界的知识，长大以后还是只能走那条老路。我当然不是说做农民做工人不好，只是说，一个小孩子有权知道各种东西，愿不愿、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应该知道，对吧。
记：那应该怎么做呢？
安：“多背一公斤”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单纯的背物资过去，我们开始更加强调面对面平等的交流，不管是做游戏，还是授课，或者其他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某种信息的交换，让孩子们看到一些外面的世界。
记：你有没有觉得，实际上你对参加“多背一公斤”行动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背物资进去容易，把自己当成一头驴就行了，但是要去交流、沟通可能就没那么容易。
安：对，会有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联系学校，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们互动起来，但这更多是一种你没做过之前的恐惧感。我们会提供简单的建议，但不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的那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特长来自己设计活动。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主地发起活动，并且分享信息和经验。事实上有很多很好的活动都不是我们设计的，而是由参加行动的志愿者创造出来的。
记：志愿者去帮助孩子们，而你们去帮助志愿者？
安：对，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公益事业需要更多普通人而不只是“公益人士”的参与；许多人不乏热情和愿望，却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捐钱捐物之外，自己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平台，帮他们设计工具。去年我们推出了“一公斤盒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行动工具，帮助志愿者更方便地开展交流活动。
安猪打开一个“戏剧盒子”：一个带提手的纸盒子，里面装着头箍、油画棒、双面胶等一些制作表演道具的材料和工具，一张使用说明书，还有一张反馈表。
盒子里的梦，做公益拒绝同情
记：这个“盒子”怎么用？
安：每个“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都可以利用这个盒子里提供的东西展开一堂很好玩的主题课。比如这个“戏剧盒子”，可以参照说明书里的流程，讲故事，分角色，动手做道具，表演。里面提供了四个难易程度不同的剧本方案，当然它们都是“例子”，你也可以自己创意。
记：除了“戏剧盒子”，还有什么？
安：现在已经正式发布出来还有“阅读盒子”“美术盒子”和“手工盒子”，另外还有一些试验品，比如我做过一个“航模盒子”，一个飞机模型8元钱，很便宜。到了学校以后，把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志愿者带6个学生，做完之后拿到外面去放飞。那些从来没见过飞机的小朋友，看到自己亲手做的飞机飞上天的时候开心死了，我记得有个小女孩激动得都哭了。我很难判断这样的一堂课到底会对这些小朋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也许会让他们看到一种可能，“飞的可能”。
记：这个盒子让我想起多啦A梦的口袋。
安：对，像魔术一样，不同的盒子会带去各种神奇的东西，激发神奇的想象。还会有更多不同的盒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个创造过程对所有人开放，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或者对别人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欢迎中学生朋友也一起来帮我们设计盒子，用盒子玩出好玩的花样，甚至你也可以去创意一个跟盒子完全没关系的东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比如叫“安猪包子”……
记：你的故事让我觉得，做公益、帮助贫困儿童这件事，原来也可以很好玩，很酷，而不是像很多人印象中的总是要和苦难、悲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你们追求的吗？
安：我觉得是。在“多背一公斤”的行动里，我主张拒绝同情与感动，因为同情不是一种平等的感情，而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施舍。如果你实际接触过这些小朋友就会发现，他们不需要你来同情，他们生活环境是差一点，但可能比你还快乐。现在的“多背一公斤”，特别是“一公斤盒子”，本质上不是我给予你什么，而是我们大家在共同创造一些东西，志愿者和小朋友不是单纯的帮助和被帮助的关系，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和创造者；这跟纯粹的慈善援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相信只有做得开心，才会做得持久。如果老是很沉重，自己也会被压垮的。
记：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你说小时候完全没想到将来的自己会做着今天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意外事件”吗？
安：就像乔布斯在他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所说的，我走到今天，可能跟我以前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关系。比如我学的专业，虽然我不喜欢，但它使得我对电脑，对互联网非常精通，使得我有一种真正的互联网思维，你可以看到“多背一公斤”的模式是开放、共享的，这就是互联网精神。再比如我从中学时代养成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的习惯，和我小时候从乡下迁居到广州，后来又从广州迁徙到北京的经历，帮助我发现和认识这个世界更多不同的侧面，然后你会懂得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你我可能都是对的，我们只是不同而已。包括徒步旅行，包括去做志愿者……过去的所有都会慢慢地整合，这就叫成长。
记：请你对现在的高中生，特别是看了这篇访谈后也想要参加“多背一公斤”或者其他公益行动的同学说点什么吧。
安：你也可以改变世界，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足够的创造力和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