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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学》 古代文学 书评
海外学界专业的汉学与中国学学术期刊的创办是该领域研究长足发展并且走向成熟的标志。[1]“从北美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繁兴，与一般的规律或趋势有关，比如，汉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国家机制，包括民间基金会的重视与扶持，文学学科的建立等;同时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学创作对文学资源的呼吁，数量可观的华裔学者的介入等，促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北美的勃兴。”[2]上述因素中没有提到的是专业学术杂志的创办。1979年美国汉学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简称CLEAR）创刊，成为北美乃至国际学界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数不多的权威杂志之一。在其创刊号上，创始人欧阳桢（Eugene Eoyang）和倪豪士（Nienhauser Jr W H）就提到了特定的学术背景，并引用了《通报》创刊号的发刊词来说明他们的办刊宗旨：《中国文学》的诞生“建立在这份即将出版的杂志（《中国文学》）能够填平一个令人困扰多时的鸿沟的信念上”，但是与《通报》不同的是，《中国文学》的范围更集中，主要聚焦中国文学，包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分析和历史研究，以及诸多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个人心得。[3]根据西方期刊的国际惯例，《中国文学》的栏目主要包含“论文和文章”（Essays and Articles）与“书评”（Book Reviews）两大主体部分，前者主要刊登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后者主要评述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或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一般每期刊登5～7篇书评文章，书评数量整体与学术论文持平，可见这一栏目作为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笔者广泛查阅，关于《中国文学》杂志的研究现有成果如下：第一，国外有《通报》（T’oung Pao）将《中国文学》作为一本新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介绍给读者[4]，后续偶有对期刊的单篇文章进行介绍的文章[5]。第二，国内对该刊物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开启筚路蓝缕的是《中国文学》的期刊目录的汉译。刘洪涛、古婷婷与吴永安已翻译了《中国文学》1979—2014年的目录[6]，卞东波、王梦玲、何沁心也整理了《中国文学》重要论文目录的汉译[7]。第三，关于《中国文学》的整体介绍。古婷婷从《中国文学》期刊论文整体透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内容侧重从期刊论文角度进行分析[8]，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中不足的是，现有研究者期刊中的书评内容鲜有涉及，更谈不上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规模。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中国文学》中的学术论文，相对忽略书评的价值，书评研究成果付之阙如。国内外学界主要围绕美国著名汉学家杨联陞的汉学书评研究[9]，除此之外的海外汉学书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
笔者之所以选择书评栏目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如下：第一，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译作众多，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中国文学》的“书评”大约推荐了199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著作，约占总书评比例的43%。第二，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表达方式自成体系，长期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相较于理论研究这种更加智识化的活动，文学作品的品鉴需要更为细腻与深刻的理解，几乎所有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均从文学作品入手，走在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先。美国汉学研究也呈现这一特点，关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评介，尤其视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主流，因此《中国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翻译研究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翻译作品的数量、水准以及时间的早晚是某一学术领域是否被关注的标志。正如孙康宜所说：“从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汉学’是把中华文化当成博物馆藏品来钻研的。在那样的研究传统和环境中，凡用中文写的文本都成了解读文化‘他者’的主要管道，所以早期‘汉学’大多以译介中文作品为主，‘音韵学’（philology）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科目——因为他们想知道从前唐人是如何朗诵唐诗的，宋人是如何吟唱李清照词的。总之，那是一种对‘过去’的东方抱着猎奇的求知兴趣。可想而知，当时汉学家们的学术著作只在汉学界的圈子里流行，很少打入其他科系的范围。”[10]文学的跨文化理解是从语言文字的翻译与研究作为起点的。如果说近代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呈现为翻译文学史进程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无疑首先应该从翻译问题入手。1979年《中国文学》刊发了主治中国诗学的缪文杰（Ronald C.Miao）对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书评《诗与政治：阮籍的一生与创作》[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210—263）]。他指出，与当代西方对本土文学的研究相比，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而限制西方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因素主要是对古汉语的充分掌握、对特定诗歌语言的敏感性以及对关键文献的熟悉程度。[11]这种障碍不只存在于古典詩歌研究领域，也旁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领域。从《中国文学》的书评，可以发现美国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语翻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译作甚多，种类宽泛，为专业学者与业余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美国高校与民间的传播。
关于中国诗歌发展源头之一的《诗经》研究方面，与上述论文同期刊发了傅恩（Lois M.Fusek）的书评，其对象是王靖献（C.H.Wang）的《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傅恩在评介这本书时，强调了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诗经》译作对推动美国《诗经》相关研究的作用。首先，亚瑟·威利卓越的翻译将《诗经》从中文世界推向了全世界，吸引大量非中文人士的注意，使他们发现可以将《诗经》与自己的传统民谣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其次，亚瑟·威利并不是按照《诗经》传统的编排方式进行组织，而是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类，分为爱情、求爱、婚姻、战争、盛宴等，从而揭示了民谣传统中常见的主题的相似性和重复性。[12]99-103正是先有了亚瑟·威利的《诗经》译本，才引发了相关学者对《诗经》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作决定了海外读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没有译作，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无论多么优秀，可能也难以受到广泛的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另一源头《楚辞》，这是研究屈原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含有当时楚国的民俗、历史、神话、巫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价值，有包举一切古代文化的气概。[13]相关的研究书评比较典型的是，发表过《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专研楚辞的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1982年对施耐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书评《楚国狂人屈原：忠诚与异议的中国神话》（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14]，以及蔡涵墨（Charles Hartman）1988年第十卷对杰弗里·沃特斯（Geoffrey R.Waters）的书评《楚歌三首：〈楚辞〉传统解读导引》（Three Elegies of Ch’u.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Tz’u）[15]。前者强调《楚辞》与《史记·屈原列传》中所反映的屈原的人物形象是相符合的，具有学识渊博、虔诚、直言不讳、忠君等特点;后者主要介绍了杰弗里·沃特斯对《九歌》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强调其翻译对于推动更多读者和学者深入理解的重要性。
关于唐宋诗歌的译作也相对较多，同样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这一点从《中国文学》的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中可见一斑。《中国文学》书评推荐的唐宋诗词的译本和专著数量较多，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国文学》发表了对其每本著作的书评，其中五本为宇文所安个人独著，这些著作分别是：收录近300首初唐时期诗歌并加以分析的《初唐诗》[16]120-128，将中唐具有开创意义的两位诗人加以对比的《孟郊与韩愈的诗》[17]，提出盛唐诗歌的标准是在诗歌观念、题材、风格乃至技巧等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变化的复杂过程的《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盛唐诗》[18]，探讨中西诗歌爱欲问题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对唐诗本质和产生具有启发性观察的《晚唐诗》[20]，还有一本与林顺夫合著综述12篇有关汉末到盛唐诗歌论文的《抒情之音的生命力：从汉末到唐的诗》[21]。基本上每一位书评作者都对宇文所安的著作大加赞赏，宇文所安以一己之力开拓如此广大的研究领域，在西方汉学界罕有其匹。1979年柯睿（Paul W.Kroll）在《中国文学》对宇文所安的成名作——《初唐诗》进行评论时指出，在此之前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唐初一直是被忽视的部分[16]120-128，他强调这本书对于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所起到的作用。当然，宇文所安专著中大量的唐诗译文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阅读的基本文献，同时为美国汉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唐诗的研究也对国内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7年宇文所安的《初唐诗》汉译本在国内出版时，傅璇琮即评价说：“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22]4可见，宇文所安对于推动国内初唐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相对而言，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文学之盛的元曲在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中国文学》的书评中鲜有对散曲的译作和专著的介绍，究其原因也许与对元曲的英译不足有一定关系。总之，元曲的翻译的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学者对其深入研究。从《中国文学》的文学研究书评中，可以看出翻译对于进一步推动美国汉学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贡献。无论是《诗经》还是唐宋诗词在美国汉学界获得关注，其背后都离不开翻译著作的铺垫作用。
二、研究文献
（一）注解详细
美国汉学家相较于国内学者更加重视研究文献的注释，原因在于详细的注释一方面能够帮助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读者对该书的研究状况和涉及的基础知识有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能够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基础的学术参考，进一步推动对此领域的研究深入发展。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芮效卫（David Tod Roy）的作品。2016年齐林涛（Lintao Qi）在《中国文学》对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第五卷发表书评指出，在芮效卫的翻译中，读者看到了远超《金瓶梅》小说的世界。他通过极尽详细的注释，为广大读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分娩、婚礼和葬礼等习俗，还有商人贿赂官员、卖淫和算命等现象。这些注释属于翻译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基本独立于翻译文本，字符、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构成了自给自足的世界。[23]齐林涛在书评中特别肯定了芮效卫译本中的尾注等“附加信息”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芮效卫用30年时间翻译的《金瓶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英文译本，也为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文献。有学者统计，英译版五卷本《金瓶梅》的总页数有2500多页，注释多达4400多条，每卷中注释所占的篇幅均高达三分之一。[24]
芮效卫在《中国文学》1982年第4卷第1期中也曾发表过一篇书评，对象是曾师从夏志清的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Hegel）于1981年出版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这本书将目光聚焦到17世纪，并突出其过渡和连接的文学史意义。芮效卫在书评中特别指出，这本书有两个附录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包括词汇表、大量注释、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和索引等，同时指出其中也有很多错误，索引信息并不完全，完全不包含注释信息，因而使得本书出现了很多无法方便检索的专業信息。他强调：“在任何学术著作的索引被贬低的情况下，其作为参考著作的价值将成比例地减少。”[25]在书评末尾，他也将自己认为本书有误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并且都进行了详细注解，指出尽管早在1596年《金瓶梅》的一部分手稿就已经在小范围传播，但是该书直至16世纪末才出版等。 （二）资料翔实
相当多的美国汉学家在参考文献中不仅会参考主要的英文文献、中文文献，还会涉及日文文献等，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究其原因，美国汉学学者所处的开放的国际学术环境，长期所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们可以跨越多重语言的障碍，参考日文、德文甚至俄文的汉学著作。
1979年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在《中国文学》发表对吴德明（Yves Hervouet）翻译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Le Chapitre 117 du Che-ki （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的书评，认为吴德明在对司马相如的各种匈奴的名字翻译上存在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吴德明根据《说文》简单地将其翻译为“bardot”，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康达维首先在注释中引用了中文文献《说文解字诂林》《初学记》证明“”是骡子的一种，后又引用更为明显的证据，即江上波夫的《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说明“”意为匈奴从咸海和里海地区引入的汗血宝马，对该词做了扎实的考证。[26]
更具代表意义的例子是梅维恒（Victor H.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作者梅维恒具有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熟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梵语、维吾尔语，使其可以阅读更加广泛的材料，为其观点提供更多支撑材料。罗纳德·博涅（Ronald M.Bernier）在《中国文学》1990年第12卷发表的对此书的书评中指出，跟随梅维恒的研究，读者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看图讲唱文学类似的文学形式中反映出的各种信息，40页的参考书目凸显出梅维恒广泛的阅读范围。[27]季羡林为这本书中文版作序评价梅维恒时说，他知识面极广，理解能力极强，幻想极丰富，综合能力极超妙。[28]
姑且不论《中国文学》中的书评研究文献观点是否正确，但是这些汉学家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渊博广阔的学术功底和多元综合的研究能力等都值得肯定和学习，他们丰富翔实的文献材料发掘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别开生面的视野。
三、研究方法
受到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新批评思潮的影响，汉学家很注意从跨界研究回归中国古代文学文本，重视文本的细读和精读，同时加上其自身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往往能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发现。
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Boris Riftin）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29]这本书中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三国演义》，重视作品本体的研究，加之其自身受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影响，在分析文本时主要运用了历史诗学、结构主义以及叙事学的方法，兼及比较文学角度，立足国际视野，重点分析三国故事的源流以及三国故事形成的“书面”与“口头”两个系统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使更多的汉学学者关注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个系统的差异和联系。1998年易德波（Vibeke B?rdahl）在《中国文学》发表了对李福清这本书的书评，她称李福清为“西方最早关注中国小说发展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之一”，指出李福清的第一版俄语版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在西方汉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在西方汉学家中的读者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俄语读者，也从侧面证实了李福清这本著作的影响力。[29]
以专研中国古代小说及民间宗教和神话而闻名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于1995年出版《唐朝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戴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30]。这本书涉及西方新史学观点——西方新史学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由勒高夫（Le Goff）等学者倡导，将诗学研究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到社会心理、大众信仰世界等文化层面，形成了心态史学、想象史学、微观史学等多个研究类型，后来波及整个西方学界。[31]虽然这本书主要运用西方新史学观点，但不是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深入文本详细分析其背后体现的唐朝的宗教观和世俗风尚。1997年康若柏（Robert Ford Campany）在《中国文学》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书立足文本，探索了《广异记》328个现存片段中体现的各种主题。正如杜德桥所言：“把小说当作一种史料，从小说去看当时的社会、人们观察世界的态度、方法和心理。”[32]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社会和宗教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汉学家善于专题聚焦，追求小而精的话题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比如，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宇文所安的《韩愈和孟郊的诗》，这本书的阐述方式是选取一些具体作家作品，即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然后对其进行广泛的分析和比较，以描述韩孟诗歌的发展。由于按照作品时间顺序排列，因此叙述视角在两位诗人之间来回切换：第二、四、八、九章四章专为孟郊;第三、五、六、十、十一、十三章专为韩愈;第七章讨论了韩愈和孟郊的联句;第十二章讨论了元和时期的险怪诗派的作品。1979年杜迈克（Michael S.Duke）在《中国文学》发表此书的书评，他特别强调宇文所安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用西方的阐释技巧解释中国诗歌提供范本;二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在1000多年前創作的诗歌里，发展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用年和月度量。[33]杜迈克强调宇文所安的这本书的创作意图，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汉学家并不热衷于书写宏大的文学史，而更加偏向专题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方式更能反映出其中的细微渐进的变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多有裨益。 在具体文体的研究方面，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被誉为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最高成就的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在他之前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将赋体翻译为“prose-poem”或“rhyme-prose”，而汉学家马约翰（John Marney）1979年在《中国文学》发表以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辞赋研究》为对象的书评表示，这样的翻译通常不令人满意，并指出康达维在他的研究中创造性地选择用希腊语“rhapsody”作为汉赋的英文译名，即“由吟咏诗人或朝廷诗人朗诵或即兴创作的史诗”[34]。这一说法得到欧美汉学界的认同和接受，在后续西方汉学界有关汉学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学者译介“赋”采用这个译名。另外，这一译名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支持，周发祥教授在《西方汉学界的文类研究述要》中说：“‘赋’这一类型既像诗歌，又像散文，一经译成西文，便出现了译人人殊的现象。康达维力排众议，认为译作‘rhapsody’较贴近原意。……康氏的辨析不仅注意到了中西文类本身的内在特点，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创作和流传的外部环境。”[35]
此外，从《中国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中，还可以发现相较于国内20世纪以来数量较多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通论专著，例如，何谷理评论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36]
上述研究成果只是美国汉学专题研究成果的一角，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美国汉学界更加关注专题性的问题研究，对于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细微变化，丰富汉学界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材料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视野
正如傅璇琮所说：“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22]2翻开任何一篇《中国文学》的古代文学研究书评，基本上都会感受到汉学家研究视野的开阔。
（一）跨学科视野
美国学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社会史、文化史等的联系，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进行研究与分析。研究成果体现出跨学科交叉的特性，涉及多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比如，性别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图像研究等。
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性别文化之间联系的典型代表宋耕（Song Geng）于2004年出版《文弱书生：中国古代的权力与男性结构》，斯坦福大学的邱加辉（Ka FaiYau）2004年在《中国文学》对此书发表的书评，特别点出这本书明显反映了作者受到西方性别文化研究的影响，基于性别理论，提出在古代中国“男性气质”的概念是根据社会和政治权力构想而不是与“女性气质”相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它比基于性别权力更基于权力”[37]。这样的看法在国内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罕见，值得进一步关注。
这种宏观的视野使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时常可以关注到一些国内学者比较忽略之处。比如，国内学者相对较少关注的文本附带的序跋、插图等部分的研究。商伟在评价何谷理（Robert E.Hegel）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时指出，何谷理的首要贡献是，“适当地提醒着我们一个明显但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即除少数例外，16世纪和17世纪的小说的文本总是伴隨着插图”，“除了文字之外，读者还阅读了插图和插入的评论，因此，他们对本书的阅读体验受到图式的影响，在图式中，文本、插图和评论相互关联地组织在一起，以及作为物理对象的书的其他特征”。[38]何谷理围绕明清小说中的插图的发展轨迹和作用，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小说阅读的诸种要素，进一步拓展了明清小说研究领域。
插图研究的另一典型代表如萧丽玲（Li-ling Hsiao），她在《在过去的永恒呈现：万历年间（1573—1619）戏剧文化中的插图、戏剧和阅读》（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 Illustration， Theater， 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 1573—1619）主要探讨万历年间的戏剧出版物，插图、绘画、戏剧、文学和哲学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交叉的。2009年史恺悌（Catherine Swatek）在《中国文学》对此书的书评特别强调：萧丽玲并不是将插图作为简单的单独的戏剧的装饰，而需要与当时明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合理解，即随着戏剧剧本既成为阅读材料，又成为一种表演文本，加入插图是为了更好地抵制戏剧远离舞台的趋势。[39]
（二）比较视野
王靖献（C.H.Wang）的《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立足比较视野，使用套语理论，即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创建的研究古典诗歌的理论，从《诗经》的形式入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方式及其美学意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提出“兴”即套语理论中的“主题”概念是一种套语式的表现结构，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创作方式;提出“兴”句所咏景物并不一定是诗人眼前亲历的实景实事，而是平时贮存于诗人记忆之中的现成的套语结构，它们与诗歌所咏的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12]99-103当然，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方法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1979年富赛克（Lois M.Fusek）在《中国文学》对这本书的书评中指出，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某些口头诗歌比某些书面诗歌更加公式化、更加传统，但不可能确定地将两者分开，王靖献的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12]99-103 斯蒂芬·显克曼（Steven Shankma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的《塞壬和圣人：古希腊与中国的知识和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也是立足比较视野，以海妖代表的知识与圣人代表的智慧为线索，串联起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文本，包括《诗经》《奥德赛》《史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道德经》《会饮篇》等，向读者呈现两大文明如何回应各自内部的危机与变革。2000年周异群在《中国文学》的书评中指出：“这本书是对中国和希腊两个古典传统中的意识结构的比较研究。”[40]斯蒂芬·显克曼和杜润德的研究发现正是基于中西历史与文化比较视野的结果。
结 语
《中国文学》每期都有固定专栏Book Reviews刊载书评，其书评数量大体与Essays and Articles栏目持平，可见刊物对书评的重视程度。书评栏目紧扣美国汉学界最新的学术进展，提供了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不同于有的期刊的新书短讯仅仅推荐出版信息，《中国文学》的书评兼有评介和研究性质，通常由编委会约稿或者遴选的投稿组成，其作者大多是美国汉学界的重要学者，其内容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书评评论对象，还是写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都反映了美国汉学界内部学术旨趣的变化。从翻译研究、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四个方面可以管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展。《中国文学》设置论文和书评这两个固定栏目，这是国际人文学术期刊的通例，例如，伯希和（P.Pelliot）编的《通报》、戴琼（J.W.de Jong）编的《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就十分注重书评栏目的编辑。毕竟论文面对的是某一领域的少数专业读者，而书评则是有兴趣的人士借以了解学界最新动态的窗口。杨联陞视自己为汉学的看门人，他在汉学书评领域默默耕耘50年，既纠正了原著中的重大失误，又澄清了不少关键问题，推进了知识的发展与进步。他说：“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41]这句话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有些书评以吹捧逢迎为能事的乱象，实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发展计划“近现代东亚的作家流徙、文学越境与文化触变研究”（1102-413100047）的阶段性成果。武汉大学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支持计划：武大—杜克中西文论的对话互鉴研究联合科研平台（KYPT-PY-1）。]
注释
[1]关于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参见如下论文：李松，韩彩琼，田璐.海外英文汉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21（1）.
[2]黄卓越.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
[3]Eoyang E.Nienhauser Jr W H.Foreword.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Vol.1，No.1，July 1979，pp.1-2.
[4]W.L.Idema.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by Eugene Eoyang and William H.Nienhauser Jr.，T’oung Pao，Second Series， Vol.66， Livr.4/5， 1980， pp.338-340.
[5]1984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82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王昭君传奇：在历史记载、诗歌和通俗小说中的多种形态》（The Wang Chao-chün legend： configurations of the classic）、《寓言：柳宗元的另一种声音》（Alieniloquium： Liu Tsung-yüan’s Other Voice）、《非诗歌之路：宋代的诗学经验》（Not the Way of Poetry： The Poetics of Experience in the Sung Dynasty）、《后来者可以居上吗？宋代诗人和唐诗》（Can Latecomers Get There First？ Sung Poets and T’ang Poetry）與《艳俗之夜的狂欢》（Revels of a gaudy night）五篇文章进行了简要介绍。参见M.Doleelová-Velingerová.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2，1984，pp.191-221。1997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97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戏剧文学里的泰山朝拜》（The Pilgrimage to Taishan in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与《爱还是欲望：〈红楼梦〉里的感性自我》（Love or Lust？ 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meng）两篇文章的简短介绍。参见André Lévy.Love or Lust？ 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meng.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 by Haiyan Lee.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16，1998，pp.347-378.1998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97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我们的文化”和黄遵宪在日本的文学经验》[This “Culture of Ours” and Huang Zunxian’s Literary Experiences in Japan （1877—1882）]的简短介绍。参见André Lévy.This “Culture of Ours” and Huang Zunxian’s Literary Experiences in Japan （1877—1882）.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 by Richard John Lynn.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16，1998，p.376. [6]刘洪涛，古婷婷，吴永安.美国英文期刊《中国文学》目录汉译：1979—1986[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4（1）：169-191.
[7]卞东波，王梦玲，何沁心.美国汉学期刊《中国文学》（CLEAR）论文目录（1979—2014）汉译[J].国学，2018（1）：490-520.
[8]古婷婷.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学》与北美中国文学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5（5）：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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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郎静）
海外学界专业的汉学与中国学学术期刊的创办是该领域研究长足发展并且走向成熟的标志。[1]“从北美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繁兴，与一般的规律或趋势有关，比如，汉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国家机制，包括民间基金会的重视与扶持，文学学科的建立等;同时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学创作对文学资源的呼吁，数量可观的华裔学者的介入等，促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北美的勃兴。”[2]上述因素中没有提到的是专业学术杂志的创办。1979年美国汉学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简称CLEAR）创刊，成为北美乃至国际学界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数不多的权威杂志之一。在其创刊号上，创始人欧阳桢（Eugene Eoyang）和倪豪士（Nienhauser Jr W H）就提到了特定的学术背景，并引用了《通报》创刊号的发刊词来说明他们的办刊宗旨：《中国文学》的诞生“建立在这份即将出版的杂志（《中国文学》）能够填平一个令人困扰多时的鸿沟的信念上”，但是与《通报》不同的是，《中国文学》的范围更集中，主要聚焦中国文学，包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分析和历史研究，以及诸多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个人心得。[3]根据西方期刊的国际惯例，《中国文学》的栏目主要包含“论文和文章”（Essays and Articles）与“书评”（Book Reviews）两大主体部分，前者主要刊登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后者主要评述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或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一般每期刊登5～7篇书评文章，书评数量整体与学术论文持平，可见这一栏目作为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笔者广泛查阅，关于《中国文学》杂志的研究现有成果如下：第一，国外有《通报》（T’oung Pao）将《中国文学》作为一本新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介绍给读者[4]，后续偶有对期刊的单篇文章进行介绍的文章[5]。第二，国内对该刊物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开启筚路蓝缕的是《中国文学》的期刊目录的汉译。刘洪涛、古婷婷与吴永安已翻译了《中国文学》1979—2014年的目录[6]，卞东波、王梦玲、何沁心也整理了《中国文学》重要论文目录的汉译[7]。第三，关于《中国文学》的整体介绍。古婷婷从《中国文学》期刊论文整体透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内容侧重从期刊论文角度进行分析[8]，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中不足的是，现有研究者期刊中的书评内容鲜有涉及，更谈不上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规模。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中国文学》中的学术论文，相对忽略书评的价值，书评研究成果付之阙如。国内外学界主要围绕美国著名汉学家杨联陞的汉学书评研究[9]，除此之外的海外汉学书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
笔者之所以选择书评栏目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如下：第一，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译作众多，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中国文学》的“书评”大约推荐了199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著作，约占总书评比例的43%。第二，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表达方式自成体系，长期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相较于理论研究这种更加智识化的活动，文学作品的品鉴需要更为细腻与深刻的理解，几乎所有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均从文学作品入手，走在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先。美国汉学研究也呈现这一特点，关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评介，尤其视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主流，因此《中国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翻译研究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翻译作品的数量、水准以及时间的早晚是某一学术领域是否被关注的标志。正如孙康宜所说：“从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汉学’是把中华文化当成博物馆藏品来钻研的。在那样的研究传统和环境中，凡用中文写的文本都成了解读文化‘他者’的主要管道，所以早期‘汉学’大多以译介中文作品为主，‘音韵学’（philology）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科目——因为他们想知道从前唐人是如何朗诵唐诗的，宋人是如何吟唱李清照词的。总之，那是一种对‘过去’的东方抱着猎奇的求知兴趣。可想而知，当时汉学家们的学术著作只在汉学界的圈子里流行，很少打入其他科系的范围。”[10]文学的跨文化理解是从语言文字的翻译与研究作为起点的。如果说近代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呈现为翻译文学史进程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无疑首先应该从翻译问题入手。1979年《中国文学》刊发了主治中国诗学的缪文杰（Ronald C.Miao）对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书评《诗与政治：阮籍的一生与创作》[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210—263）]。他指出，与当代西方对本土文学的研究相比，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而限制西方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因素主要是对古汉语的充分掌握、对特定诗歌语言的敏感性以及对关键文献的熟悉程度。[11]这种障碍不只存在于古典詩歌研究领域，也旁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领域。从《中国文学》的书评，可以发现美国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语翻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译作甚多，种类宽泛，为专业学者与业余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美国高校与民间的传播。
关于中国诗歌发展源头之一的《诗经》研究方面，与上述论文同期刊发了傅恩（Lois M.Fusek）的书评，其对象是王靖献（C.H.Wang）的《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傅恩在评介这本书时，强调了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诗经》译作对推动美国《诗经》相关研究的作用。首先，亚瑟·威利卓越的翻译将《诗经》从中文世界推向了全世界，吸引大量非中文人士的注意，使他们发现可以将《诗经》与自己的传统民谣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其次，亚瑟·威利并不是按照《诗经》传统的编排方式进行组织，而是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类，分为爱情、求爱、婚姻、战争、盛宴等，从而揭示了民谣传统中常见的主题的相似性和重复性。[12]99-103正是先有了亚瑟·威利的《诗经》译本，才引发了相关学者对《诗经》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作决定了海外读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没有译作，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无论多么优秀，可能也难以受到广泛的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另一源头《楚辞》，这是研究屈原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含有当时楚国的民俗、历史、神话、巫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价值，有包举一切古代文化的气概。[13]相关的研究书评比较典型的是，发表过《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专研楚辞的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1982年对施耐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书评《楚国狂人屈原：忠诚与异议的中国神话》（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14]，以及蔡涵墨（Charles Hartman）1988年第十卷对杰弗里·沃特斯（Geoffrey R.Waters）的书评《楚歌三首：〈楚辞〉传统解读导引》（Three Elegies of Ch’u.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Tz’u）[15]。前者强调《楚辞》与《史记·屈原列传》中所反映的屈原的人物形象是相符合的，具有学识渊博、虔诚、直言不讳、忠君等特点;后者主要介绍了杰弗里·沃特斯对《九歌》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强调其翻译对于推动更多读者和学者深入理解的重要性。
关于唐宋诗歌的译作也相对较多，同样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这一点从《中国文学》的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中可见一斑。《中国文学》书评推荐的唐宋诗词的译本和专著数量较多，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国文学》发表了对其每本著作的书评，其中五本为宇文所安个人独著，这些著作分别是：收录近300首初唐时期诗歌并加以分析的《初唐诗》[16]120-128，将中唐具有开创意义的两位诗人加以对比的《孟郊与韩愈的诗》[17]，提出盛唐诗歌的标准是在诗歌观念、题材、风格乃至技巧等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变化的复杂过程的《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盛唐诗》[18]，探讨中西诗歌爱欲问题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对唐诗本质和产生具有启发性观察的《晚唐诗》[20]，还有一本与林顺夫合著综述12篇有关汉末到盛唐诗歌论文的《抒情之音的生命力：从汉末到唐的诗》[21]。基本上每一位书评作者都对宇文所安的著作大加赞赏，宇文所安以一己之力开拓如此广大的研究领域，在西方汉学界罕有其匹。1979年柯睿（Paul W.Kroll）在《中国文学》对宇文所安的成名作——《初唐诗》进行评论时指出，在此之前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唐初一直是被忽视的部分[16]120-128，他强调这本书对于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所起到的作用。当然，宇文所安专著中大量的唐诗译文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阅读的基本文献，同时为美国汉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唐诗的研究也对国内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7年宇文所安的《初唐诗》汉译本在国内出版时，傅璇琮即评价说：“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22]4可见，宇文所安对于推动国内初唐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相对而言，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文学之盛的元曲在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中国文学》的书评中鲜有对散曲的译作和专著的介绍，究其原因也许与对元曲的英译不足有一定关系。总之，元曲的翻译的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学者对其深入研究。从《中国文学》的文学研究书评中，可以看出翻译对于进一步推动美国汉学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贡献。无论是《诗经》还是唐宋诗词在美国汉学界获得关注，其背后都离不开翻译著作的铺垫作用。
二、研究文献
（一）注解详细
美国汉学家相较于国内学者更加重视研究文献的注释，原因在于详细的注释一方面能够帮助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读者对该书的研究状况和涉及的基础知识有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能够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基础的学术参考，进一步推动对此领域的研究深入发展。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芮效卫（David Tod Roy）的作品。2016年齐林涛（Lintao Qi）在《中国文学》对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第五卷发表书评指出，在芮效卫的翻译中，读者看到了远超《金瓶梅》小说的世界。他通过极尽详细的注释，为广大读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分娩、婚礼和葬礼等习俗，还有商人贿赂官员、卖淫和算命等现象。这些注释属于翻译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基本独立于翻译文本，字符、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构成了自给自足的世界。[23]齐林涛在书评中特别肯定了芮效卫译本中的尾注等“附加信息”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芮效卫用30年时间翻译的《金瓶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英文译本，也为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文献。有学者统计，英译版五卷本《金瓶梅》的总页数有2500多页，注释多达4400多条，每卷中注释所占的篇幅均高达三分之一。[24]
芮效卫在《中国文学》1982年第4卷第1期中也曾发表过一篇书评，对象是曾师从夏志清的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Hegel）于1981年出版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这本书将目光聚焦到17世纪，并突出其过渡和连接的文学史意义。芮效卫在书评中特别指出，这本书有两个附录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包括词汇表、大量注释、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和索引等，同时指出其中也有很多错误，索引信息并不完全，完全不包含注释信息，因而使得本书出现了很多无法方便检索的专業信息。他强调：“在任何学术著作的索引被贬低的情况下，其作为参考著作的价值将成比例地减少。”[25]在书评末尾，他也将自己认为本书有误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并且都进行了详细注解，指出尽管早在1596年《金瓶梅》的一部分手稿就已经在小范围传播，但是该书直至16世纪末才出版等。 （二）资料翔实
相当多的美国汉学家在参考文献中不仅会参考主要的英文文献、中文文献，还会涉及日文文献等，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究其原因，美国汉学学者所处的开放的国际学术环境，长期所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们可以跨越多重语言的障碍，参考日文、德文甚至俄文的汉学著作。
1979年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在《中国文学》发表对吴德明（Yves Hervouet）翻译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Le Chapitre 117 du Che-ki （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的书评，认为吴德明在对司马相如的各种匈奴的名字翻译上存在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吴德明根据《说文》简单地将其翻译为“bardot”，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康达维首先在注释中引用了中文文献《说文解字诂林》《初学记》证明“”是骡子的一种，后又引用更为明显的证据，即江上波夫的《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说明“”意为匈奴从咸海和里海地区引入的汗血宝马，对该词做了扎实的考证。[26]
更具代表意义的例子是梅维恒（Victor H.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作者梅维恒具有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熟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梵语、维吾尔语，使其可以阅读更加广泛的材料，为其观点提供更多支撑材料。罗纳德·博涅（Ronald M.Bernier）在《中国文学》1990年第12卷发表的对此书的书评中指出，跟随梅维恒的研究，读者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看图讲唱文学类似的文学形式中反映出的各种信息，40页的参考书目凸显出梅维恒广泛的阅读范围。[27]季羡林为这本书中文版作序评价梅维恒时说，他知识面极广，理解能力极强，幻想极丰富，综合能力极超妙。[28]
姑且不论《中国文学》中的书评研究文献观点是否正确，但是这些汉学家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渊博广阔的学术功底和多元综合的研究能力等都值得肯定和学习，他们丰富翔实的文献材料发掘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别开生面的视野。
三、研究方法
受到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新批评思潮的影响，汉学家很注意从跨界研究回归中国古代文学文本，重视文本的细读和精读，同时加上其自身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往往能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发现。
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Boris Riftin）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29]这本书中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三国演义》，重视作品本体的研究，加之其自身受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影响，在分析文本时主要运用了历史诗学、结构主义以及叙事学的方法，兼及比较文学角度，立足国际视野，重点分析三国故事的源流以及三国故事形成的“书面”与“口头”两个系统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使更多的汉学学者关注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个系统的差异和联系。1998年易德波（Vibeke B?rdahl）在《中国文学》发表了对李福清这本书的书评，她称李福清为“西方最早关注中国小说发展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之一”，指出李福清的第一版俄语版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在西方汉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在西方汉学家中的读者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俄语读者，也从侧面证实了李福清这本著作的影响力。[29]
以专研中国古代小说及民间宗教和神话而闻名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于1995年出版《唐朝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戴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30]。这本书涉及西方新史学观点——西方新史学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由勒高夫（Le Goff）等学者倡导，将诗学研究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到社会心理、大众信仰世界等文化层面，形成了心态史学、想象史学、微观史学等多个研究类型，后来波及整个西方学界。[31]虽然这本书主要运用西方新史学观点，但不是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深入文本详细分析其背后体现的唐朝的宗教观和世俗风尚。1997年康若柏（Robert Ford Campany）在《中国文学》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书立足文本，探索了《广异记》328个现存片段中体现的各种主题。正如杜德桥所言：“把小说当作一种史料，从小说去看当时的社会、人们观察世界的态度、方法和心理。”[32]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社会和宗教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汉学家善于专题聚焦，追求小而精的话题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比如，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宇文所安的《韩愈和孟郊的诗》，这本书的阐述方式是选取一些具体作家作品，即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然后对其进行广泛的分析和比较，以描述韩孟诗歌的发展。由于按照作品时间顺序排列，因此叙述视角在两位诗人之间来回切换：第二、四、八、九章四章专为孟郊;第三、五、六、十、十一、十三章专为韩愈;第七章讨论了韩愈和孟郊的联句;第十二章讨论了元和时期的险怪诗派的作品。1979年杜迈克（Michael S.Duke）在《中国文学》发表此书的书评，他特别强调宇文所安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用西方的阐释技巧解释中国诗歌提供范本;二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在1000多年前創作的诗歌里，发展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用年和月度量。[33]杜迈克强调宇文所安的这本书的创作意图，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汉学家并不热衷于书写宏大的文学史，而更加偏向专题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方式更能反映出其中的细微渐进的变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多有裨益。 在具体文体的研究方面，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被誉为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最高成就的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在他之前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将赋体翻译为“prose-poem”或“rhyme-prose”，而汉学家马约翰（John Marney）1979年在《中国文学》发表以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辞赋研究》为对象的书评表示，这样的翻译通常不令人满意，并指出康达维在他的研究中创造性地选择用希腊语“rhapsody”作为汉赋的英文译名，即“由吟咏诗人或朝廷诗人朗诵或即兴创作的史诗”[34]。这一说法得到欧美汉学界的认同和接受，在后续西方汉学界有关汉学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学者译介“赋”采用这个译名。另外，这一译名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支持，周发祥教授在《西方汉学界的文类研究述要》中说：“‘赋’这一类型既像诗歌，又像散文，一经译成西文，便出现了译人人殊的现象。康达维力排众议，认为译作‘rhapsody’较贴近原意。……康氏的辨析不仅注意到了中西文类本身的内在特点，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创作和流传的外部环境。”[35]
此外，从《中国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书评中，还可以发现相较于国内20世纪以来数量较多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通论专著，例如，何谷理评论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36]
上述研究成果只是美国汉学专题研究成果的一角，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美国汉学界更加关注专题性的问题研究，对于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细微变化，丰富汉学界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材料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视野
正如傅璇琮所说：“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22]2翻开任何一篇《中国文学》的古代文学研究书评，基本上都会感受到汉学家研究视野的开阔。
（一）跨学科视野
美国学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社会史、文化史等的联系，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进行研究与分析。研究成果体现出跨学科交叉的特性，涉及多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比如，性别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图像研究等。
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性别文化之间联系的典型代表宋耕（Song Geng）于2004年出版《文弱书生：中国古代的权力与男性结构》，斯坦福大学的邱加辉（Ka FaiYau）2004年在《中国文学》对此书发表的书评，特别点出这本书明显反映了作者受到西方性别文化研究的影响，基于性别理论，提出在古代中国“男性气质”的概念是根据社会和政治权力构想而不是与“女性气质”相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它比基于性别权力更基于权力”[37]。这样的看法在国内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罕见，值得进一步关注。
这种宏观的视野使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时常可以关注到一些国内学者比较忽略之处。比如，国内学者相对较少关注的文本附带的序跋、插图等部分的研究。商伟在评价何谷理（Robert E.Hegel）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时指出，何谷理的首要贡献是，“适当地提醒着我们一个明显但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即除少数例外，16世纪和17世纪的小说的文本总是伴隨着插图”，“除了文字之外，读者还阅读了插图和插入的评论，因此，他们对本书的阅读体验受到图式的影响，在图式中，文本、插图和评论相互关联地组织在一起，以及作为物理对象的书的其他特征”。[38]何谷理围绕明清小说中的插图的发展轨迹和作用，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小说阅读的诸种要素，进一步拓展了明清小说研究领域。
插图研究的另一典型代表如萧丽玲（Li-ling Hsiao），她在《在过去的永恒呈现：万历年间（1573—1619）戏剧文化中的插图、戏剧和阅读》（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 Illustration， Theater， 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 1573—1619）主要探讨万历年间的戏剧出版物，插图、绘画、戏剧、文学和哲学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交叉的。2009年史恺悌（Catherine Swatek）在《中国文学》对此书的书评特别强调：萧丽玲并不是将插图作为简单的单独的戏剧的装饰，而需要与当时明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合理解，即随着戏剧剧本既成为阅读材料，又成为一种表演文本，加入插图是为了更好地抵制戏剧远离舞台的趋势。[39]
（二）比较视野
王靖献（C.H.Wang）的《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立足比较视野，使用套语理论，即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创建的研究古典诗歌的理论，从《诗经》的形式入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方式及其美学意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提出“兴”即套语理论中的“主题”概念是一种套语式的表现结构，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创作方式;提出“兴”句所咏景物并不一定是诗人眼前亲历的实景实事，而是平时贮存于诗人记忆之中的现成的套语结构，它们与诗歌所咏的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12]99-103当然，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方法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1979年富赛克（Lois M.Fusek）在《中国文学》对这本书的书评中指出，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某些口头诗歌比某些书面诗歌更加公式化、更加传统，但不可能确定地将两者分开，王靖献的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12]99-103 斯蒂芬·显克曼（Steven Shankma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的《塞壬和圣人：古希腊与中国的知识和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也是立足比较视野，以海妖代表的知识与圣人代表的智慧为线索，串联起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文本，包括《诗经》《奥德赛》《史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道德经》《会饮篇》等，向读者呈现两大文明如何回应各自内部的危机与变革。2000年周异群在《中国文学》的书评中指出：“这本书是对中国和希腊两个古典传统中的意识结构的比较研究。”[40]斯蒂芬·显克曼和杜润德的研究发现正是基于中西历史与文化比较视野的结果。
结 语
《中国文学》每期都有固定专栏Book Reviews刊载书评，其书评数量大体与Essays and Articles栏目持平，可见刊物对书评的重视程度。书评栏目紧扣美国汉学界最新的学术进展，提供了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不同于有的期刊的新书短讯仅仅推荐出版信息，《中国文学》的书评兼有评介和研究性质，通常由编委会约稿或者遴选的投稿组成，其作者大多是美国汉学界的重要学者，其内容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书评评论对象，还是写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都反映了美国汉学界内部学术旨趣的变化。从翻译研究、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四个方面可以管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展。《中国文学》设置论文和书评这两个固定栏目，这是国际人文学术期刊的通例，例如，伯希和（P.Pelliot）编的《通报》、戴琼（J.W.de Jong）编的《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就十分注重书评栏目的编辑。毕竟论文面对的是某一领域的少数专业读者，而书评则是有兴趣的人士借以了解学界最新动态的窗口。杨联陞视自己为汉学的看门人，他在汉学书评领域默默耕耘50年，既纠正了原著中的重大失误，又澄清了不少关键问题，推进了知识的发展与进步。他说：“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41]这句话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有些书评以吹捧逢迎为能事的乱象，实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发展计划“近现代东亚的作家流徙、文学越境与文化触变研究”（1102-413100047）的阶段性成果。武汉大学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支持计划：武大—杜克中西文论的对话互鉴研究联合科研平台（KYPT-PY-1）。]
注释
[1]关于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参见如下论文：李松，韩彩琼，田璐.海外英文汉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21（1）.
[2]黄卓越.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
[3]Eoyang E.Nienhauser Jr W H.Foreword.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Vol.1，No.1，July 1979，pp.1-2.
[4]W.L.Idema.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by Eugene Eoyang and William H.Nienhauser Jr.，T’oung Pao，Second Series， Vol.66， Livr.4/5， 1980， pp.338-340.
[5]1984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82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王昭君传奇：在历史记载、诗歌和通俗小说中的多种形态》（The Wang Chao-chün legend： configurations of the classic）、《寓言：柳宗元的另一种声音》（Alieniloquium： Liu Tsung-yüan’s Other Voice）、《非诗歌之路：宋代的诗学经验》（Not the Way of Poetry： The Poetics of Experience in the Sung Dynasty）、《后来者可以居上吗？宋代诗人和唐诗》（Can Latecomers Get There First？ Sung Poets and T’ang Poetry）與《艳俗之夜的狂欢》（Revels of a gaudy night）五篇文章进行了简要介绍。参见M.Doleelová-Velingerová.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2，1984，pp.191-221。1997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97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戏剧文学里的泰山朝拜》（The Pilgrimage to Taishan in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与《爱还是欲望：〈红楼梦〉里的感性自我》（Love or Lust？ 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meng）两篇文章的简短介绍。参见André Lévy.Love or Lust？ 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meng.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 by Haiyan Lee.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16，1998，pp.347-378.1998年《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中刊发了对1997年《中国文学》中发表的《“我们的文化”和黄遵宪在日本的文学经验》[This “Culture of Ours” and Huang Zunxian’s Literary Experiences in Japan （1877—1882）]的简短介绍。参见André Lévy.This “Culture of Ours” and Huang Zunxian’s Literary Experiences in Japan （1877—1882）.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 by Richard John Lynn.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ouvelle série，Vol.16，1998，p.376. [6]刘洪涛，古婷婷，吴永安.美国英文期刊《中国文学》目录汉译：1979—1986[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4（1）：169-191.
[7]卞东波，王梦玲，何沁心.美国汉学期刊《中国文学》（CLEAR）论文目录（1979—2014）汉译[J].国学，2018（1）：490-520.
[8]古婷婷.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学》与北美中国文学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5（5）：74-79.
[9]杨联陞的外孙蒋力主编的《汉学书评》，辑录杨联陞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创作的60余篇中英文书评，所评皆为名家代表著作，内容遍涉文学、史学等方面内容，显示出杨先生作为“海外汉学第一人”的博雅。参见杨联陞.汉学书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李佳焱针对杨联陞的生平经历、学术生涯、学缘关系进行梳理，结合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的转型，重新思考杨联陞在海外汉学界的独特贡献。参见李佳焱.激流中的勇者——杨联陞汉学书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8.
[10]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J].书屋，2007（12）.
[11]Ronald C.Miao.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210—263） by Donald Holzman and Juan Chi，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Vol.1，January 1979，pp.107-110.
[12]Lois M.Fusek.The Bell and the Drum by C.H.Wa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Vol.1，January 1979.
[13]許渊冲.楚辞（Poetry of the South）[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5.
[14]David Hawkes.A Madman of Ch’u：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byLaurence A.Schneide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 Vol.4， No.2， July 1982， pp.245-247.
[15]Charles Hartman.Three Elegies of Ch’u.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Tz’u by Geoffrey R.Water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 Reviews（CLEAR），Vol.10，No.1/2，July 1988，pp.167-175.
[16]Paul W.Kroll.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1，January 1979.
[17]Michael S.Duke.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by Stephen Owen，Meng Chiao and Han Yü，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Vol.1，No.2，July 1979，pp.281-284.
[18]James J.Y.Liu.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 by 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4，No.1，January 1982， pp.94-104.
[19]Martin Backstrom.Mi-lou：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11，December 1989， pp.146-149. [20]Fusheng Wu.The Late Tang：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by 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 Vol.30， December 2008，pp.209-212.
[21]James M.Hargett.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by Shih，Shuen-fu Lin and 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 Reviews（CLEAR）， Vol.9，No.1/2，July 1987，pp.141-145.
[22]宇文所安.初唐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23]Lintao Qi.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Chin P’ing Mei，Volume 5：The Dissolution by David Tod Roy.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38，December 2016，pp.214-218.
[24]美国汉学家芮效卫[J].国际汉学，2017（3）：171.
[25]David Roy.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y Robert E.Hegel.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4，No.1，January 1982，pp.120-124.
[26]David R.Knechtges.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by Yves Hervouet，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Vol.1，January 1979，pp.104-106.
[27]Ronald M.Bernier，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by Victor H.Mair，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 Vol.12，Deceber 1990，pp.131-132.
[28][美]梅維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M].王邦维，荣新江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
[29]Vibeke B?rdahl.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s by Li Fuqing李福清 （Boris Riftin），Yin Xikang尹锡康and Tian Dawei田大畏，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0，Deceber 1998， pp.197-201.
[30]Robert Ford Campany.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Fu’s Kuang-i chi by Glen Dudbridge，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Vol.19，Deceber 1997，p.143. [31]许浩然.英国汉学家杜德桥对《广异记》的研究[J].史学月刊，2011（7）：134-136.
[32]李秾.杜德桥与文学所学者共话中国古典小说研究[J].文学遗产，1997（3）：127-181.
[33]Michael S.Duke.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by Stephen Owen，Meng Chiao and Han Yü，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 No.2， July 1979， pp.281-284.
[34]John Marney.The Han Rhapsody，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53BC—AD18）by David R.Knechtges;Interpreting the FU：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Rhetoric by Friedrich A.Bischoff，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 No.2， July 1979，pp.276-281.
[35]閻纯德.汉学研究[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429.
[36]Robert E.Hegel.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Kang-i Sun Chang andStephen Owen.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34， December 2012，pp.162-175.
[37]Ka-Fai Yau.The Fragile Scholar：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by Song Ge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6，Deceber 2004， pp.210-211.
[38]Shang Wei.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Robert E.Hegel，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2，Deceber 2000， pp.177-180.
[39]Catherine Swatek.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Illustration，Theater，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1573—1619 by Li-ling Hsiao，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Vol.31，December 2009，pp.147-150.
[40]Yiqun Zhou.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by Steven Shankman and Stephen Durrant，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Vol.22，Deceber 2000，pp.175-177.
[41]杨联陞.汉学书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58.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