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卢遂现博士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饭店我居住的3073室。当时，徐德江刚从呼和浩特回到北京，下了火车，听到消息，立即赶来相见。卢在澳大利亚是搞高能物理的，我在美国是搞文字研究的，徐在中国是搞语言研究的，可是，谈起汉语、汉字，汉字改革，以及世界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我们的想法却是一致的。卢当即邀我和徐去他住宿的友谊宾馆深谈。午餐由卢请客。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我们商定了倡议发起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现名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编者注)。
　　其实，成立一个研究汉字现代化科学的学术组织，早已是国内外许多热心于汉字科学研究的学人们的热切期望。1973年我将《汉字现代化理论与方案》呈现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便指示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复印简缩本几百部，分发有关单位研究。时值“四人帮”猖獗之际，不可能得到重视。但在我同黎锦熙、唐兰等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他们都深感确有必要集合同志，成立一个不受僵化模式束缚、真正能对汉字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限于当时的情况，老先生们的愿望难以实现。但他们却尽力为之奋斗。黎锦熙先生逝世的前一天，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他的神智还很清醒，谈起汉字研究，他又再次向我推荐年轻而有实干精神的徐德江同志，这样我才与徐结识。我与卢都在海外多年，卢读过我的文章，知道美国有个搞文字改革研究，具有独特见解的袁某；我也读过他的文章，知道澳大利亚有个对文字改革有科学新论的高能物理博士。但我们从未通过信，更未见过面。所以卢博士一见了我就十分激动而高兴地说：“好多年想找您，没找到，现在终于见面了!”由此可知，各在天涯，不谋而合，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共同提出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的倡议，并非偶然，这是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的。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的成长，也曾经遭到很大的挫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副会长武文斌同志在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口占绝句一首：“六载坎坷创新纪，今日扬出花满地。冰霜融化春光好，真理终归是真理。”1986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和朱穆之同志接见了我，并为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编的丛书《文字与文化》题了辞；7月，邓力群同志和朱穆之同志又在中南海接见了我、卢遂现和徐德江，这给予我们和全体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员，以及所有热心于汉字研究的同志巨大鼓舞。
　　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的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卢遂现和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马希文先后做了关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正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同志在《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报告中所说：“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必须把科学研究和实验提到重要的位置。我们应当更多地采用现代化方法，对我国语言文字从理论到实际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完善和发展语言文字的科学体系，增强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
　　当今世界，有各种不同文字的大小文化圈。其中有东亚形成的汉字文化圈，有西方形成的拉丁文化圈。百余年来，世界上曾有一股强大的潮流，认为拉丁文化圈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应该取代汉字文化圈和其他一切文字文化圈。然而实践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对的。今年5月日本召开了“汉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些学者认为，汉字文化圈不但没有被拉丁圈所取代，而是在它一度被动摇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曙光。香港著名实业家、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基于对汉字和多种语言文字的深刻研究，提出了“下个世纪是‘中国世纪’”的预言。我们研究会1981年到1982年已经把我的《汉字现代化方案简介》和会刊《文字与文化》(1、2)编印出来。今年2月，徐德江著的《语言文字理论新探》也出版了。丛书《文字与文化》第一辑11月末即可同读者见面。现在又编印卢遂现著《汉字的科学研究》。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愿意编印更多的富有新意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科学论著，为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贡献力量。
　　198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