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我是歌手》录制的小提琴手靳海音也说，周围朋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炒作？
　　洪涛给出的答案是：“观众的反应一定是在唱到这句歌词时的真实反应，而不是把A环节的笑脸贴到B环节去。”制片人都艳也说，“听音乐真的会流泪，为什么他们不相信？” 　　现场有8台机器捕捉观众的镜头，“如果你的反应好，我可能会守你一会儿，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这样，我可能就到隔壁去了。”同时，后期剪辑要从几十个机位中找出不同的人同一时间的表情，耗费的全是剪辑台上的人工，第一期节目的素材量就有600小时，此后一度达到1000小时。
　　洪涛定下的规矩是：剪辑时不准插罐头掌声。他说：“现在任何一个节目，我们台做过的也好其他台的也好，都插了罐头掌声，直播也会插。而我这个节目没有一个游离于节目之外的掌声，可能第一期、第二期中间补了一些，但是后来我们绝对不允许。”
　　另一条规矩是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工作人员带领观众鼓掌。“以前我老是骂导演，你为什么不领掌，但这个节目我绝不允许领掌。第一期还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
　　几乎所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说自己在现场哭过，我实在不信，他们就把我拉去现场。
　　28个乐手正在排练，他们环绕舞台坐定，其中包括11个弦乐、4个管乐、8台键盘，另有临时加的打击乐、民族乐不等。每个乐器至少产生一路信号，在一侧的调音台，九十多路信号线盘丝洞一般交织缠绕。
　　音响师何彪、小提琴手靳海音、键盘刘卓、吉他手黄仲贤和江建民、贝斯手单立文和韩阳，都是华语乐坛屈指可数的名字。调音师来自新加坡，扩声师来自日本，音响是临时租用的。最开始洪涛找到梁翘柏——他是王菲、陈奕迅全球巡演的音乐总监，他不相信电视台会做出这样的投入。后来梁翘柏受命去找乐手，乐手们也是一脸鄙夷，在他们的印象中，电视台录节目时间又长、音响又差。
　　节目组负责音响协调的胥朝阳说，“音响这一块的成本比一般电视台的节目至少高出两倍。”
　　彩排的时候，我走进演播厅。两串V-DOSC音响阵列悬挂在舞台两侧，产生强烈的声压，形成一种物理刺激，把观众笼罩在里面。胥朝阳说：“我都流泪啊，除了音乐上打动你，肉体上也打动你。”听黄绮珊唱《回来》，这个中年男人跟着节奏癫狂地跳了起来。
　　此时新歌手的身份还要对其他歌手保密，辛晓琪走进来时，用帽子包着头。
　　还没等她开始唱，音响传来的声浪已经开始击打我的胸腔。梁翘柏说，因为是棚内录制，不用移动场地和设备，每周都可以调整，效果甚至比演唱会还细腻。等到最擅高音的黄绮珊进场排练，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尽管她的经纪人不断在旁边提醒，彩排的时候别费太多劲儿，但工作人员每听完一遍都忍不住鼓掌。
　　事实上，《我是歌手》最大的秘密就在于这个封闭的演播厅，它使用了室外大型演唱会才会用到的音响，就像海泉形容黄绮珊的歌声，有两个大锤子在你耳边轰鸣；它放弃了花哨的舞美，只用灯光和烟雾烘托气氛；它用音乐制造出一个人工的情境，至少在歌手演唱的那几分钟里，这一切的惟一目的就是感动现场的观众，然后是电视机前的你。观众就好像被抛在一个“楚门的世界”，类似音乐催眠，甚至传销，就好像那些在演唱会现场举止疯狂的人。
　　有一期，羽泉唱《烛光里的妈妈》，现场观众哭得厉害，网友并不买账。事后导演做回访，一个女孩说自己从前面几首歌就开始哭，而另一个男孩听到第一句时就情不自禁，“他想起了年三十跟他妈大吵一架，一怒之下，自己一个人跑到街头。”
　　在观众报名阶段，节目组通过报名实名制、设置问卷、电话回访，尽量把某些歌手的铁杆粉丝排除在外，但对于节目粉丝却敞开怀抱，因为镜头需要他们的热情。截至目前，累积报名人数已经超过十万。
　　随着节目的继续，观众更成熟了，从服装、妆容到动作、表情，都越来越适应电视表达——报名需提交照片，因此他们的形象已经过关。这一场录制，流泪、起立、高喊歌手名字的观众都不在少数。舞台上方还有一块面对观众的提词器，方便大家跟唱。
　　制片人都艳告诉我，黄绮珊上次唱《回来》，现场很多人哭，镜头没有捕捉到，她批评了摄影师。但现在想想，又觉得这是好事，“你在电视机前听和现场听可能是两回事，如果电视镜头里全都是泪流满面，你又会觉得至于吗？”现在，她主张谨慎地使用现场观众的情绪镜头，在后期剪辑中予以控制，用以实现“电视的真实”，把电视观众也带入情境。
　　在韩国原版节目里，每当歌手开始演唱，屏幕上会提醒观众把电视调到立体声模式，但这个技术尚未在中国推广。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输

　　新歌手演唱完毕，返回休息室的过程中，节目设置的“明星经纪人”出场了。他们穿着鲜亮的衣服，轮番在走廊里喧哗、推搡，挤到辛晓琪的房间门口窥探。门外有人拿着对讲机提醒屋里的同事，“藏好了吗藏好了吗？”两台摄像机从旁跟拍。
　　新歌手的身份必须对既有歌手严格保密，以待录制时抓拍其他歌手的惊讶反应。这是节目重要的悬念之一。当新人终于出场，总编剧孙莉就在场外观察室里，督促歌手们不要闲聊，赶快把注意力集中到台上，“新歌手来了！”
　　和此前的快男超女、《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草根选秀的煽情方式不同，真人秀的戏剧性来自于不同角色在同一时刻的反应。节目组因此多了一个工种，叫作“编剧”，这个称谓来自韩国原版。此前，中国电视界只有编导一说。制片人解释，编剧就是为这档节目设计剧情，制造起承转合。
　　比如第一期节目，歌手们彼此不知道都有谁，如果有人想上厕所，编剧就会告诉他，只有等其他人闭门不出的时候，你才能去。节目这就有了波澜。洪涛说：“不能让歌手傻傻在那儿等，编剧得激励你。”
　　每位歌手都有编剧跟随，从下飞机开始，便开始记录歌手的状态。拍摄之前都有剧本，对歌手的反应做出预判。“根据上几期的结果，我会知道这几期哪些人出现了什么状况，哪两个人在暗暗较劲，我要怎么在节目里把它更好地呈现给观众，”孙莉说。
　　帮助编剧完成这个游戏的还有明星经纪人。当编剧提示新歌手要来了，经纪人要作出反应，这些都是长期从事综艺节目所积累的经验。这一部分与音乐无关，主要服务于收视率。李维嘉的理解是：“我们就是领着观众去看歌手的表演，把观众想讲的话通过我们即时讲出来，破整个节目太严肃、太音乐的气场。” 　　参赛歌手及其团队都对自己的形象十分在意，有人嘴上说以音乐为主，结果第二天就穿来一双10厘米的高跟鞋。
　　键盘手刘卓以前和羽泉合作过，他说，“他们俩的要求是我们当时做演唱会的10倍甚至50倍。”音乐总监梁翘柏也说，“他们很紧张，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会输。”因此，现在的编曲都普遍保守，冒险的人比较少。
　　尚雯婕这一场选了一首冒险的英文歌，同时穿上了一身冒险的服装。她说，“这几年除了选秀节目，电视媒体上纯粹展示音乐的节目太少了，连能够完整播放MV的节目都没有。”
　　林志炫的期待更重，“是时候来透过这个节目重新定义什么是歌手，什么是偶像，什么人适合在录音室里录专辑，什么人可以站在这里了。对歌手的定义，我希望比以前严格。”
　　他们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尚未可知，但这个节目已经对参赛艺人的事业带来了影响。尚雯婕在微博上宣布：“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十天，接下了2013年第一个电视广告，月初拍完了，下周就在湖南卫视播出了。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十五天，与去年代言的法国品牌又续了一年半。”曾独领风骚的湖南卫视也终于再次把最具话题的电视节目揽在自己麾下，汪涵曾在探班的时候跟黄绮珊打趣，“你把我们湖南卫视去年流失的观众全都唱回来了。”
　　本场录制结束后，现场观众在回家的路上热烈讨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选票最后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很多人都在称赞这一场的陈明，他们并不知道陈明是上一场离开的那位，因为返场歌手的名字会出现在他们的选票上。
　　同时入戏的还有工作人员。每场唱完，歌曲的音频就会流入每个人的手机或MP3，包括在门口站岗的武警。洗手间里也时常听到有人哼唱，“等待，永久的等待……”
　　半夜，楼下演播厅的布景很快就被拆卸换装，为即将直播的《元宵喜乐会》腾出地方。《我是歌手》录制时也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重新搭台。从舞美到镜头，整个节目都与韩国原版保持一致，甚至包括串场音乐。又一次，版权引进成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动机，尽管这次的版权方没有具体的操作手册。
　　录制完的第二天，是上期节目播出的日子，这是节目组最轻松的一天。他们原本打算给办公室里的电视插上音响，再听一遍环绕声。现场导演还带来一把吉他。负责宣传的人趴在电脑前，时刻关注着微博的反应——“哇靠，视频这么快就出来了！”
　　据梁翘柏、刘卓、靳海音等人说，北京和香港的乐手们此时也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等着再看一遍。这些一手制造这个节目的人，又一头扎进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