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者讲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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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岁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溺水死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广大群众对非法传销活动深恶痛绝。
  2015年以来,有关传销的刑事案件激增。传销组织如何哄骗应聘者,误入其中的人有着何种遭遇,近年来我国对此大力打击又为何难以根除毒瘤?看看从传销组织幸运出逃者是怎么讲述的。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被他们称为“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度关注。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对方问,他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他发现,自己此前看到的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钱江说,“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钱江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華英才网的账号。随后,在网上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时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时候新人几天不来,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就能骗一个。”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贝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儿。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她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跟随而来的还有一男一女。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的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刘丽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康国强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他,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父”。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看起来很活泼。
  “在里面你要装得很开心。你只要不开心,就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蝶贝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对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久、做大的原因之一。”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的人士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康国强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康国强说,开饭前,2人一组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然后一众人等坐下。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接着是盛给“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你看着我干吗?”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为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被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   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
  在“蝶贝蕾”传销中呆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離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廊坊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贝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更准确地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把人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坐大巴车去周边。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于是,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贝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责编:邵强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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