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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清晨，待儿子在后座坐稳，韩平启动了电动自行车。这天恰好是周日，但他顾不得让儿子多睡一会儿懒觉，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这个父亲去做——带儿子去新的打工子弟学校报到。
这个暑假对于韩平和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的几千名家长来说，难过异常。7月16日，马各庄实验学校和新公民学校（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尽管校方早在6月中旬接到关停通知，但直到7月底，家长才知晓孩子的学校已经消失。
这个“措手不及”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随后，学校组织召开了家长会，并将“接收通知函”发放到家长手中。这是获得“分流”资格的凭证，韩平慎重地在“安民学校黎各庄校区”上打了对勾。从此，他的儿子将要在这里完成小学学业。
新学校新门槛
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安民学校黎各庄分校（以下简称“黎各庄分校”）还在抓紧施工。
位于院中心的两栋红色教学楼已建成，分别挂有“小学部”和“初中部”的提示牌。尽管部分教室的管线还没有完全铺设完毕，但透过塑钢门窗，可以看到配有玻璃黑板和标准课桌椅的多媒体教室。
在此次金盏乡学生分流过程中，安民学校黎各庄分校、定福庄分校将承担主要的接收任务。在公立学校执教32年的徐伟，将出任黎各庄分校校长。据他介绍，黎各庄分校此次共计划招生1500人，小学部人数将占总人数的80%，其中绝大部分生源是由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流入的。
早在7月，黎各庄分校就以“北京市首个公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事实上，这是一所享有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在其落成过程中，黎各庄村委会、朝阳区教委、安民学校分别扮演出资人、管理者、委托办学机构的角色，徐校长将其称之为“民办公助”。
黎各庄村委会在出资3000万元建成学校硬件设施后，即不再参与学校的日后运营。“教师的工资、运营经费等都由政府承担。”徐伟指着校门口的两处锅炉房说，“光是每年的取暖费就要200万元，学校的资金缺口大概在每年700万元左右，仅靠收取学费是远远不够的。”
学校规定，持有分流接收函的学生每学期需交纳350元学费，每月伙食费为180元。“学费倒是不贵，但伙食费有点多，折合每顿饭9元钱。”韩平说，“一般学校月伙食费大概在120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黎各庄分校此次招生报名范围并不涵盖一年级及六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分流学生将是此次招生的重点。报名期间，不断有一年级新生家长或黎各庄村家长前来咨询入学情况，却被工作人员挡在了校门外。
分流接收函成为横亘在家长面前的一道墙。张贴在校门处的通知明确写着：没有接收函的学生需凭“借读证”办理入学手续，每学期学费600元。徐校长指出，招生工作可能会延续到9月份，届时将依据每个班的空余情况补招“借读证”学生。
“但借读证非常难办。”韩平说。一位想把孩子转入黎各庄小学的张姓家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听说要5个证凑齐才能办。其他还好说，就是需要回老家开的无人看护证明比较难办，也比较贵。”
据朝阳区教委规定，被分流至指定学校的学生应提供包括借读证明、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本、接种本在内的7种证件材料。
金盏乡皮村仅存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创办人孙恒认为，每个证件的换取对于农民工家长来说，“都是一道门槛”。
“拿户口来说，很多孩子出生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黑户；再拿父母和孩子的姓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要求来说，在农村，母亲名字不在户口本上的情况十分常见。此外，许多家长会盘算，办一个证件回趟老家要花多少钱。每一个证件都需要层层盖章，层层花钱。”孙恒说。
分流之困
从新公民学校接到停办通知的那一刻起，调查教师及学生去向就成为董茜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作为“新公民计划”（办学方）的实习生，这次调查结果将出现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
据董茜了解，目前黎各庄分校招收的36名教师中，有20多位来自马各庄实验小学。在招生现场，董茜只找到3名新公民分流的教师。“黎各庄分校自己也不太清楚哪个学校具体分来了多少老师。”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7月末举行的金盏乡打工子弟学生分流会上，朝阳区教委曾透露过聘用老师的条件。“在年龄限制方面，北京市退休教师可适当放宽，学校可能也比较倾向于录用一些有经验的、有本市户口的老师。”
“但这边的老师大部分是外地的。”董茜回忆，“分流时，一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安民抛出条件，两年之内必须将教师资格证办下来。此外，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校方也表现出为难之色，但没有明确拒绝。”
同样的教师、同样的学生，董茜认为，尽管安民学校有教委监督扶持，但本质上与被取缔的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差别不大。
而对于几千名学生家长来说，分流带来的却是未完的困扰。
来自河南的陈芳已在北京闯荡20余年，2008年将孩子接来后，便搬至离孩子上学较近的马各庄居住。面对儿子的分流意向表，陈芳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学校具体情况介绍的信息。虽然只是“二选一”的选择题，却令其无从下笔。
考虑到大女儿下学期在定福庄中学上初中，出于“两孩子能一同坐公交上下学，相互有个照顾”的想法，陈芳最终为儿子选择了安民学校定福庄校区。
上学路途的拉长已成为困扰家长的新问题之一。韩平的居住地与黎各庄分校之间目前尚未开通公交线路。为了孩子的上学安全，韩平与老乡打算凑钱租一辆车，每天早晚各接一次，“价格还没和司机商量好”。
“同样被分流的石各庄地区，距定福庄只有两三千米，但公交尚未开通，路上采石车比较多，特别不安全。”董茜说，“所以有的家长放弃了政府分流的这两所学校，选择去了绿源学校。”随后，绿源学校的收费标准从去年的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800元。“今年光学费就涨到了1300元，但家长最关心的还是交通问题，宁可多花这份钱。”
来自四川的王治东夫妇则最终决定将两个儿子送回老家。“大儿子即将面临中考，希望他能早点回家复习，适应环境。小儿子原打算在新公民学校读到初中再送回家，但赶上学校解散，学生分流了，干脆就和哥哥一起回去吧。”王治东说。
最后的坚持
随着金盏乡新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同心实验学校在“民办公助”打工子弟学校的包围中逐渐成为一座教学“孤岛”。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供学生选择的学校多了。”孙恒如此评价安民学校的介入。“但学校的建设、取缔或者拆除都应该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制依据。如果是委托办学，应该明确委托标准，为什么可以委托给‘安民’，却不委托‘同心’？”
暑假期间，在几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还未拆除之前，就有家长接到了劝说其就读安民学校的短信。“我们向家长发放了意见征求函，结果表明许多家长还是希望留住‘同心’。如果大家对‘同心’不再信任，或者更愿意去安民学校，我想‘同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孙恒说。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田坤律师认为，从城市发展角度讲，打工子弟学校替政府和社会承担了许多义务教育的责任，应该给予历史肯定。“另外，学术界目前尚未关注过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退出机制问题。在这方面，上海、深圳都作出了一些积极探索，值得借鉴。”
而对于韩平来说，儿子上学成了粘黏着希望与焦虑的混合体。“我希望儿子将来能够顺利读完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但像现在这样居无定所，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应该很渺茫吧。”
这个暑假对于韩平和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的几千名家长来说，难过异常。7月16日，马各庄实验学校和新公民学校（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尽管校方早在6月中旬接到关停通知，但直到7月底，家长才知晓孩子的学校已经消失。
这个“措手不及”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随后，学校组织召开了家长会，并将“接收通知函”发放到家长手中。这是获得“分流”资格的凭证，韩平慎重地在“安民学校黎各庄校区”上打了对勾。从此，他的儿子将要在这里完成小学学业。
新学校新门槛
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安民学校黎各庄分校（以下简称“黎各庄分校”）还在抓紧施工。
位于院中心的两栋红色教学楼已建成，分别挂有“小学部”和“初中部”的提示牌。尽管部分教室的管线还没有完全铺设完毕，但透过塑钢门窗，可以看到配有玻璃黑板和标准课桌椅的多媒体教室。
在此次金盏乡学生分流过程中，安民学校黎各庄分校、定福庄分校将承担主要的接收任务。在公立学校执教32年的徐伟，将出任黎各庄分校校长。据他介绍，黎各庄分校此次共计划招生1500人，小学部人数将占总人数的80%，其中绝大部分生源是由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流入的。
早在7月，黎各庄分校就以“北京市首个公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事实上，这是一所享有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在其落成过程中，黎各庄村委会、朝阳区教委、安民学校分别扮演出资人、管理者、委托办学机构的角色，徐校长将其称之为“民办公助”。
黎各庄村委会在出资3000万元建成学校硬件设施后，即不再参与学校的日后运营。“教师的工资、运营经费等都由政府承担。”徐伟指着校门口的两处锅炉房说，“光是每年的取暖费就要200万元，学校的资金缺口大概在每年700万元左右，仅靠收取学费是远远不够的。”
学校规定，持有分流接收函的学生每学期需交纳350元学费，每月伙食费为180元。“学费倒是不贵，但伙食费有点多，折合每顿饭9元钱。”韩平说，“一般学校月伙食费大概在120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黎各庄分校此次招生报名范围并不涵盖一年级及六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分流学生将是此次招生的重点。报名期间，不断有一年级新生家长或黎各庄村家长前来咨询入学情况，却被工作人员挡在了校门外。
分流接收函成为横亘在家长面前的一道墙。张贴在校门处的通知明确写着：没有接收函的学生需凭“借读证”办理入学手续，每学期学费600元。徐校长指出，招生工作可能会延续到9月份，届时将依据每个班的空余情况补招“借读证”学生。
“但借读证非常难办。”韩平说。一位想把孩子转入黎各庄小学的张姓家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听说要5个证凑齐才能办。其他还好说，就是需要回老家开的无人看护证明比较难办，也比较贵。”
据朝阳区教委规定，被分流至指定学校的学生应提供包括借读证明、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本、接种本在内的7种证件材料。
金盏乡皮村仅存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创办人孙恒认为，每个证件的换取对于农民工家长来说，“都是一道门槛”。
“拿户口来说，很多孩子出生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黑户；再拿父母和孩子的姓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要求来说，在农村，母亲名字不在户口本上的情况十分常见。此外，许多家长会盘算，办一个证件回趟老家要花多少钱。每一个证件都需要层层盖章，层层花钱。”孙恒说。
分流之困
从新公民学校接到停办通知的那一刻起，调查教师及学生去向就成为董茜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作为“新公民计划”（办学方）的实习生，这次调查结果将出现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
据董茜了解，目前黎各庄分校招收的36名教师中，有20多位来自马各庄实验小学。在招生现场，董茜只找到3名新公民分流的教师。“黎各庄分校自己也不太清楚哪个学校具体分来了多少老师。”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7月末举行的金盏乡打工子弟学生分流会上，朝阳区教委曾透露过聘用老师的条件。“在年龄限制方面，北京市退休教师可适当放宽，学校可能也比较倾向于录用一些有经验的、有本市户口的老师。”
“但这边的老师大部分是外地的。”董茜回忆，“分流时，一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安民抛出条件，两年之内必须将教师资格证办下来。此外，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校方也表现出为难之色，但没有明确拒绝。”
同样的教师、同样的学生，董茜认为，尽管安民学校有教委监督扶持，但本质上与被取缔的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差别不大。
而对于几千名学生家长来说，分流带来的却是未完的困扰。
来自河南的陈芳已在北京闯荡20余年，2008年将孩子接来后，便搬至离孩子上学较近的马各庄居住。面对儿子的分流意向表，陈芳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学校具体情况介绍的信息。虽然只是“二选一”的选择题，却令其无从下笔。
考虑到大女儿下学期在定福庄中学上初中，出于“两孩子能一同坐公交上下学，相互有个照顾”的想法，陈芳最终为儿子选择了安民学校定福庄校区。
上学路途的拉长已成为困扰家长的新问题之一。韩平的居住地与黎各庄分校之间目前尚未开通公交线路。为了孩子的上学安全，韩平与老乡打算凑钱租一辆车，每天早晚各接一次，“价格还没和司机商量好”。
“同样被分流的石各庄地区，距定福庄只有两三千米，但公交尚未开通，路上采石车比较多，特别不安全。”董茜说，“所以有的家长放弃了政府分流的这两所学校，选择去了绿源学校。”随后，绿源学校的收费标准从去年的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800元。“今年光学费就涨到了1300元，但家长最关心的还是交通问题，宁可多花这份钱。”
来自四川的王治东夫妇则最终决定将两个儿子送回老家。“大儿子即将面临中考，希望他能早点回家复习，适应环境。小儿子原打算在新公民学校读到初中再送回家，但赶上学校解散，学生分流了，干脆就和哥哥一起回去吧。”王治东说。
最后的坚持
随着金盏乡新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同心实验学校在“民办公助”打工子弟学校的包围中逐渐成为一座教学“孤岛”。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供学生选择的学校多了。”孙恒如此评价安民学校的介入。“但学校的建设、取缔或者拆除都应该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制依据。如果是委托办学，应该明确委托标准，为什么可以委托给‘安民’，却不委托‘同心’？”
暑假期间，在几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还未拆除之前，就有家长接到了劝说其就读安民学校的短信。“我们向家长发放了意见征求函，结果表明许多家长还是希望留住‘同心’。如果大家对‘同心’不再信任，或者更愿意去安民学校，我想‘同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孙恒说。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田坤律师认为，从城市发展角度讲，打工子弟学校替政府和社会承担了许多义务教育的责任，应该给予历史肯定。“另外，学术界目前尚未关注过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退出机制问题。在这方面，上海、深圳都作出了一些积极探索，值得借鉴。”
而对于韩平来说，儿子上学成了粘黏着希望与焦虑的混合体。“我希望儿子将来能够顺利读完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但像现在这样居无定所，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应该很渺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