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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教授，有将军，有飞机设计师，有人研究汽车拖拉机，有人研究发电机制造……他们经历过磨难，经历过挫折，有的人在很偏僻的地方度过了一生，默默无闻，但都无怨无悔。
他们说：“不需要你知道我，不渴望你记得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程不时已经87岁了，他手中的小提琴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但是站上舞台，他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扛把子”。
他是國产大飞机C919的技术顾问、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曾在清华大学音乐室修习“和声作曲课”的他，负责合唱团各个声部、器乐乐谱的编纂工作。
他用的提琴是二手货。1948年，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这把琴送给儿子，琴上刻着它上一个主人的名字，落款时间是1914年。
那时，程不时刚刚读大二。他读的是航空系，一心想为中国造最牛的飞机。为此，他毕业后辗转北京、沈阳、上海多地，从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宿舍，就是公房。在上海，他如今住在一套只有三个小房间、进门就是厨房的老公房里，房子正在进行外立面翻新，尘土飞扬。
老得墙上掉皮的家中，灰尘甚至爬满了那把伴随他半个多世纪的小提琴。站上舞台前，程不时不得不每天小心翼翼地拂去小提琴上的灰尘。
站在舞台中央，艺术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72.3岁。当年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的小姑娘黄雅岚，因为黄斑病变几乎双目失明。她看不见眼前的话筒，也看不见乐谱，需要用手握住才能感受与话筒的距离。张利兴将军1965年毕业后，就到新疆马兰核武试验基地工作，整整50年，去年才刚刚回到上海。
工程化学专业毕业的张利兴自称“核试验基地的一名老兵”。妻子怀孕时，为了能在马兰基地吃上鸡蛋补充营养，夫妻俩从上海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怀里护着鲜鸡蛋，带到马兰孵小鸡。
那个时期，清华大学最火爆的专业是工程物理和工程化学，前者司职“造核武器”，后者司职“处理核污染”。到了就业分配时，无论是上海人、北京人、福建人、广东人，第一志愿一般都是曾经隶属黑龙江大庆市管辖的安达——那里是建设祖国的最前线。
毕业于清华电机专业本科的刘西拉是艺术团的团长。他还记得，班上有个小个子女生，死活要去安达，最终被分配到中建三公司工地上。有一次要把钢筋往楼上搬，男生都爬不上电线杆，这个小女生往上一攀，哧溜一下，就上去了。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她急得脱掉手套徒手掰钢筋，手上的皮都掉了一层。有个福建男生，也执意去了东北，刚到那里时，连一条秋裤都没有，冻得只能往身上连穿好几条裤子。
毕业选择去新疆的孙勤梧，已经与清华大学校友“失联”35年了。入学40年同学聚会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他却给大家回复：“收到你们的邀请信我太高兴了。但是我的收入不能支付我坐飞机的费用，如果坐火车来，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后来，是全班同学捐钱给老孙买了往返机票。
聚会那天，已经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同学们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孙。一桌子的菜已经上齐了，最中间的主座始终空着，没人动筷子。
当满头白发的老孙最后一个到场时，大家都震惊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在新疆伊犁工作了半辈子，已经满脸沧桑，“完全看不见从前帅气的样子了。”但孙勤梧自始至终，表情淡定，他早就接受了现状。
祖国不会忘记我
如果不是舞台的聚光灯，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和普通老人一样平淡无奇。刘西拉在清华毕业后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他和妻子陈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对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夫妻。如今，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方讲台上，从下午两点一直站到17点30分下课。
刘西拉在大学读了11年。到分配工作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好意思在志愿栏里填下老家“上海”。最后，刘西拉被分配到成都工作，妻子在德阳。决定去向的那天是在寒冷的冬季，迎着北方的大风，两人第一次走进“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以作庆祝，“就在四川安家吧。”
程不时毕业后也辗转各地，等他来到上海安家时，他在上海最为繁华的静安区得到一套三室户的老公寓，没有客厅。他家对面，是静安区最早一批“豪宅区”，目前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超过12万元。
因为家里房子太小，连续一个多月，为了准备合唱团的演出，程不时只能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磨上一整天。
他在咖啡厅和破旧屋子里编出来的乐团乐谱，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传统的合唱团礼服、传统的合唱唱法、传统的小提琴钢琴伴奏……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爱你中国》，竟然通过互联网迅速走红。有一次程不时应邀到北京讲课，对方看到他带过去的小提琴爱不释手，“就是这把琴啊！太美妙了”。
实际上，老程觉得这把琴没啥大不了的，琴弦早就换了几十回了，有的弦丝上还有些轻微的锈斑，琴身是老木头做的，“很多伤”，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就是一把保养得很一般的老琴。
程不时对抗日战争的记忆至今清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刚满7岁的他开始了逃难生涯。初中的时候，这个亲眼见过日军飞机对中国山村的轰炸、在桂林防空洞里亲历美日空军空战场面的年轻人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造最牛的飞机。
1947年，清华大学的招生说明会吸引了他。一架漂亮的白色小飞机降落在这所学校的操场上。“就是它了。”程不时咬定了这所学校，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早拥有航空系的大学。
入学第一天，没想到系主任给同学们上课，主题思想是劝那些没有定力的同学转系。
可是程不时没有放弃。刚27岁时，程不时就设计了初教-6国产小飞机。这种飞机被发现非常适合用于飞行表演，2001年时还卖出了200多架。
这一年，72岁的他，应邀去了一趟美国，站在自己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设计的小飞机翅膀旁，得意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后来被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用在报纸上，并配文章《He came，He saw， He conquered》（《他来，他见，他胜》）。
“专业”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从那个时代走来的刘西拉看不惯大学里年轻的教师整天钻营如何多发表一些SCI论文，并承诺会在学生将来出国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推荐作为回报。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教授刘西拉在上海交大研究生的招生互动交流中看到这样一幕，当即“跳”了起来，“你这不是教育，是交易。”
从9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他，也看不惯现在流行的“艺术特长加分”，他认为让一个艺术特长生进入一所名校学习某个专业，是在浪费这个专业的资源，“专业课程就应该为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专业够强，再精通音律和艺术，才能录取。”
“专业”，是刘西拉夫妇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是程不时夫妻的骄傲。
87岁的他记不住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甚至女儿、外孙女的生日，却能记住新中国每一架国产飞机的型号、研发时间，以及他们各自的优劣。
C919首飞那天，程不时以大飞机顾问的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临走时，他看到用泡沫做的C919背景板被扔在了一边，老爷子二话不说，就把这块背板折了又折，一路夹在胳肢窝里，乘着飞机带回上海。
如今，这块已经有些褪色的C919背景板，被挂在了老爷子书房沙发的后头，成了那个破旧公寓楼里显眼的装饰。
在他那个破旧的小三居室里，围绕着C919背景板的，是“客厅”油腻腻的桌面，桌面上只有一口已经被烧得变色的铁锅，屋顶上舒乐牌吊扇呼呼作响。一些沉积多年的灰尘随着风扇的转动不时掉落下来。有《少年报》的小记者组团前来采访这位飞机设计师，回去后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这样的房子。”
程不时看到孩子的文字后，给联系采访的老师去了电话。他担心孩子们“看了文章谁还愿意做科学家”，因此专门提醒老师，“文章不能这么写，我过得挺好。”
他们说：“不需要你知道我，不渴望你记得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程不时已经87岁了，他手中的小提琴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但是站上舞台，他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扛把子”。
他是國产大飞机C919的技术顾问、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曾在清华大学音乐室修习“和声作曲课”的他，负责合唱团各个声部、器乐乐谱的编纂工作。
他用的提琴是二手货。1948年，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这把琴送给儿子，琴上刻着它上一个主人的名字，落款时间是1914年。
那时，程不时刚刚读大二。他读的是航空系，一心想为中国造最牛的飞机。为此，他毕业后辗转北京、沈阳、上海多地，从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宿舍，就是公房。在上海，他如今住在一套只有三个小房间、进门就是厨房的老公房里，房子正在进行外立面翻新，尘土飞扬。
老得墙上掉皮的家中，灰尘甚至爬满了那把伴随他半个多世纪的小提琴。站上舞台前，程不时不得不每天小心翼翼地拂去小提琴上的灰尘。
站在舞台中央，艺术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72.3岁。当年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的小姑娘黄雅岚，因为黄斑病变几乎双目失明。她看不见眼前的话筒，也看不见乐谱，需要用手握住才能感受与话筒的距离。张利兴将军1965年毕业后，就到新疆马兰核武试验基地工作，整整50年，去年才刚刚回到上海。
工程化学专业毕业的张利兴自称“核试验基地的一名老兵”。妻子怀孕时，为了能在马兰基地吃上鸡蛋补充营养，夫妻俩从上海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怀里护着鲜鸡蛋，带到马兰孵小鸡。
那个时期，清华大学最火爆的专业是工程物理和工程化学，前者司职“造核武器”，后者司职“处理核污染”。到了就业分配时，无论是上海人、北京人、福建人、广东人，第一志愿一般都是曾经隶属黑龙江大庆市管辖的安达——那里是建设祖国的最前线。
毕业于清华电机专业本科的刘西拉是艺术团的团长。他还记得，班上有个小个子女生，死活要去安达，最终被分配到中建三公司工地上。有一次要把钢筋往楼上搬，男生都爬不上电线杆，这个小女生往上一攀，哧溜一下，就上去了。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她急得脱掉手套徒手掰钢筋，手上的皮都掉了一层。有个福建男生，也执意去了东北，刚到那里时，连一条秋裤都没有，冻得只能往身上连穿好几条裤子。
毕业选择去新疆的孙勤梧，已经与清华大学校友“失联”35年了。入学40年同学聚会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他却给大家回复：“收到你们的邀请信我太高兴了。但是我的收入不能支付我坐飞机的费用，如果坐火车来，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后来，是全班同学捐钱给老孙买了往返机票。
聚会那天，已经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同学们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孙。一桌子的菜已经上齐了，最中间的主座始终空着，没人动筷子。
当满头白发的老孙最后一个到场时，大家都震惊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在新疆伊犁工作了半辈子，已经满脸沧桑，“完全看不见从前帅气的样子了。”但孙勤梧自始至终，表情淡定，他早就接受了现状。
祖国不会忘记我
如果不是舞台的聚光灯，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和普通老人一样平淡无奇。刘西拉在清华毕业后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他和妻子陈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对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夫妻。如今，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方讲台上，从下午两点一直站到17点30分下课。
刘西拉在大学读了11年。到分配工作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好意思在志愿栏里填下老家“上海”。最后，刘西拉被分配到成都工作，妻子在德阳。决定去向的那天是在寒冷的冬季，迎着北方的大风，两人第一次走进“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以作庆祝，“就在四川安家吧。”
程不时毕业后也辗转各地，等他来到上海安家时，他在上海最为繁华的静安区得到一套三室户的老公寓，没有客厅。他家对面，是静安区最早一批“豪宅区”，目前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超过12万元。
因为家里房子太小，连续一个多月，为了准备合唱团的演出，程不时只能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磨上一整天。
他在咖啡厅和破旧屋子里编出来的乐团乐谱，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传统的合唱团礼服、传统的合唱唱法、传统的小提琴钢琴伴奏……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爱你中国》，竟然通过互联网迅速走红。有一次程不时应邀到北京讲课，对方看到他带过去的小提琴爱不释手，“就是这把琴啊！太美妙了”。
实际上，老程觉得这把琴没啥大不了的，琴弦早就换了几十回了，有的弦丝上还有些轻微的锈斑，琴身是老木头做的，“很多伤”，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就是一把保养得很一般的老琴。
程不时对抗日战争的记忆至今清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刚满7岁的他开始了逃难生涯。初中的时候，这个亲眼见过日军飞机对中国山村的轰炸、在桂林防空洞里亲历美日空军空战场面的年轻人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造最牛的飞机。
1947年，清华大学的招生说明会吸引了他。一架漂亮的白色小飞机降落在这所学校的操场上。“就是它了。”程不时咬定了这所学校，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早拥有航空系的大学。
入学第一天，没想到系主任给同学们上课，主题思想是劝那些没有定力的同学转系。
可是程不时没有放弃。刚27岁时，程不时就设计了初教-6国产小飞机。这种飞机被发现非常适合用于飞行表演，2001年时还卖出了200多架。
这一年，72岁的他，应邀去了一趟美国，站在自己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设计的小飞机翅膀旁，得意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后来被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用在报纸上，并配文章《He came，He saw， He conquered》（《他来，他见，他胜》）。
“专业”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从那个时代走来的刘西拉看不惯大学里年轻的教师整天钻营如何多发表一些SCI论文，并承诺会在学生将来出国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推荐作为回报。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教授刘西拉在上海交大研究生的招生互动交流中看到这样一幕，当即“跳”了起来，“你这不是教育，是交易。”
从9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他，也看不惯现在流行的“艺术特长加分”，他认为让一个艺术特长生进入一所名校学习某个专业，是在浪费这个专业的资源，“专业课程就应该为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专业够强，再精通音律和艺术，才能录取。”
“专业”，是刘西拉夫妇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是程不时夫妻的骄傲。
87岁的他记不住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甚至女儿、外孙女的生日，却能记住新中国每一架国产飞机的型号、研发时间，以及他们各自的优劣。
C919首飞那天，程不时以大飞机顾问的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临走时，他看到用泡沫做的C919背景板被扔在了一边，老爷子二话不说，就把这块背板折了又折，一路夹在胳肢窝里，乘着飞机带回上海。
如今，这块已经有些褪色的C919背景板，被挂在了老爷子书房沙发的后头，成了那个破旧公寓楼里显眼的装饰。
在他那个破旧的小三居室里，围绕着C919背景板的，是“客厅”油腻腻的桌面，桌面上只有一口已经被烧得变色的铁锅，屋顶上舒乐牌吊扇呼呼作响。一些沉积多年的灰尘随着风扇的转动不时掉落下来。有《少年报》的小记者组团前来采访这位飞机设计师，回去后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这样的房子。”
程不时看到孩子的文字后，给联系采访的老师去了电话。他担心孩子们“看了文章谁还愿意做科学家”，因此专门提醒老师，“文章不能这么写，我过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