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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的权力到底该有多大？1998年11月4日由国家主席9号令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明确规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这里所列“事项”共八条，涵盖了村民利益的方方面面。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等等。请注意，这些事项都得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也就是说，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如同“人大”），而不是由几个村干部组成的“村委会”！没有通过“村民会议”，由村干部或“村委会”擅自决定的有关村民利益的事项，都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保障的。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说，在相当部分的乡村里，不要说“村民会议”是个摆设，连村委会也是形同虚设。村委会即使开会，也是走走形式，大多成了“一把手”（村书记或村长）的“打招呼会议”。人们或许难以理解：既然国家已立法对村委会的权限作了如此明确的规定，为什么村官的贪欲与权欲还会无节制地膨胀？只要结合大环境稍作分析，就不难明白个中原因了。
第一，经济实力雄厚，村官贪贿的空间大。
改革开放30多年，除了穷乡僻壤，农村的经济基础已是今非昔比，其发达的程度与城镇街道相差无几。当今村官掌控的各类资源（产）价值动辄几亿、几十亿、上百（千）亿元（如上海的旗忠村、江苏的华西村等），是过去的“生产大队长”们所无法比肩的。别看只是一个村子，农工商财贸，各个条线，应有尽有，经营范围宽泛，有实体，有三产，有服务，村子里开厂、办公司、办农场等，比比皆是。资源多，机会多，只要胆子大一点，“合法”地“弄”个几百、上千万元是“毛毛雨”……
为什么说是“合法”的呢？上海有位在位30多年的资深村干部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前，我们村鼓励招商引资，村两委会明文规定：无论是谁，只要能引资进来，奖励额度都以引资总额的5%至10%计，你想想看，就算5%吧，即使只引进一个亿，该奖多少？还有，村干部的收入除基本工资外，还可得村年总产值的3%左右，而该村企业的年总产值少说也有上千万元，这3%又是怎样一个概念……这些收入都是正当合法的，哪一级来查都是无可奈其何。当然，这已经是“老话”了。随着国家对“三农”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土地热”的不断升温，对于掌控着“土地批租、土地征收”权柄的村官们来说，从中捞得的油水，已远远超过上述收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膨胀了村官的贪欲和权欲。
第二，贪欲的实现离不开权力的支撑，权力监督乏力就失控。
一些村官为了在集体资产中能拥有尽可能大的“处置权”，他们不惜违反国家制定的村委会组织法，千方百计抓权，搞“家长制”，搞“一言堂”，搞“家族式”管理，“一把手”大权独揽，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其他村委几乎没有真正表决的权力。按规定，村级班子在换届时，两委会成员得进行大调整，新的班子成员理应由选举产生，但相当部分的村子在调整过程中，新的村班子成员连同村文书、报账员、村务监督人员等往往由村支书或村主任“钦点”，按照家族关系、亲戚关系配备新班子成员，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在村务管理过程中，村主要负责人往往通过利益均沾，给班子成员以及和自己“走得近”的人以物质利益，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使村民监督流于形式，村务（尤其是财务）不公开，也没人敢提意见。
第三，村级选举金钱化，也是“问题村官”大批出现的原因之一。
随着村级项目、资金的不断增加，村官的“含金量”大幅度提高。为了自己能当选，一些参选者不惜花费大量钱财，请吃请喝、送礼、许愿。在浙江绍兴地区，有些人为当选村干部，用于“拉票”的钱财不下百余万元。许多村民兴高采烈，认为自己得了大便宜。殊不知，这些钱财参选者是绝不会白花的，待其上台以后，他会千倍、万倍地从村民们的头上刮回来的。
权力集中、管理不民主，在各种惠农、支农政策给农村经济带去活力和动力的同时，村干部的权限空间不断扩大，有相当一部分村官一做就是三四十年（国家领导人至多做两届），在本乡本土形成了不小的势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难怪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要说“中国村官的权力比总统还大”。
比权力失控更要命的是监督乏力。
原因很简单：村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贪污受贿不属职务犯罪，是职务侵占，处罚标准不一；村级组织是自治性质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再者，一个村子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过是一小块地方的事，影响不了全局……所以，一直以来，村官很少受到约束，是最“自由”的“官”，他们做什么，不大容易引起上面的注意；还有，村官的堕落与县级部门及乡、镇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无关系，如上面对村拨付的款项缺少跟踪管理，拨付缺少程序，往往是一拨了之，而村里对所拨资金常常以白条入账，村报账员则认为自己不过是出纳员和会计，凭证接收、报账的传递员，所以没有行使监督的职责，财务管理极其混乱……长期的放纵，使村官在犯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涉案的人员越来越多，村民上访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待有关部门醒悟过来，要整顿已非易事……
一位与村官接触颇多且长期关注“问题村官”的资深研究人员不无感慨地说：“面对巨额的村资产和滚滚资源，手握处置权柄而少受约束的村官，要不腐也难！”
这里所列“事项”共八条，涵盖了村民利益的方方面面。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等等。请注意，这些事项都得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也就是说，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如同“人大”），而不是由几个村干部组成的“村委会”！没有通过“村民会议”，由村干部或“村委会”擅自决定的有关村民利益的事项，都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保障的。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说，在相当部分的乡村里，不要说“村民会议”是个摆设，连村委会也是形同虚设。村委会即使开会，也是走走形式，大多成了“一把手”（村书记或村长）的“打招呼会议”。人们或许难以理解：既然国家已立法对村委会的权限作了如此明确的规定，为什么村官的贪欲与权欲还会无节制地膨胀？只要结合大环境稍作分析，就不难明白个中原因了。
第一，经济实力雄厚，村官贪贿的空间大。
改革开放30多年，除了穷乡僻壤，农村的经济基础已是今非昔比，其发达的程度与城镇街道相差无几。当今村官掌控的各类资源（产）价值动辄几亿、几十亿、上百（千）亿元（如上海的旗忠村、江苏的华西村等），是过去的“生产大队长”们所无法比肩的。别看只是一个村子，农工商财贸，各个条线，应有尽有，经营范围宽泛，有实体，有三产，有服务，村子里开厂、办公司、办农场等，比比皆是。资源多，机会多，只要胆子大一点，“合法”地“弄”个几百、上千万元是“毛毛雨”……
为什么说是“合法”的呢？上海有位在位30多年的资深村干部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前，我们村鼓励招商引资，村两委会明文规定：无论是谁，只要能引资进来，奖励额度都以引资总额的5%至10%计，你想想看，就算5%吧，即使只引进一个亿，该奖多少？还有，村干部的收入除基本工资外，还可得村年总产值的3%左右，而该村企业的年总产值少说也有上千万元，这3%又是怎样一个概念……这些收入都是正当合法的，哪一级来查都是无可奈其何。当然，这已经是“老话”了。随着国家对“三农”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土地热”的不断升温，对于掌控着“土地批租、土地征收”权柄的村官们来说，从中捞得的油水，已远远超过上述收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膨胀了村官的贪欲和权欲。
第二，贪欲的实现离不开权力的支撑，权力监督乏力就失控。
一些村官为了在集体资产中能拥有尽可能大的“处置权”，他们不惜违反国家制定的村委会组织法，千方百计抓权，搞“家长制”，搞“一言堂”，搞“家族式”管理，“一把手”大权独揽，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其他村委几乎没有真正表决的权力。按规定，村级班子在换届时，两委会成员得进行大调整，新的班子成员理应由选举产生，但相当部分的村子在调整过程中，新的村班子成员连同村文书、报账员、村务监督人员等往往由村支书或村主任“钦点”，按照家族关系、亲戚关系配备新班子成员，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在村务管理过程中，村主要负责人往往通过利益均沾，给班子成员以及和自己“走得近”的人以物质利益，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使村民监督流于形式，村务（尤其是财务）不公开，也没人敢提意见。
第三，村级选举金钱化，也是“问题村官”大批出现的原因之一。
随着村级项目、资金的不断增加，村官的“含金量”大幅度提高。为了自己能当选，一些参选者不惜花费大量钱财，请吃请喝、送礼、许愿。在浙江绍兴地区，有些人为当选村干部，用于“拉票”的钱财不下百余万元。许多村民兴高采烈，认为自己得了大便宜。殊不知，这些钱财参选者是绝不会白花的，待其上台以后，他会千倍、万倍地从村民们的头上刮回来的。
权力集中、管理不民主，在各种惠农、支农政策给农村经济带去活力和动力的同时，村干部的权限空间不断扩大，有相当一部分村官一做就是三四十年（国家领导人至多做两届），在本乡本土形成了不小的势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难怪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要说“中国村官的权力比总统还大”。
比权力失控更要命的是监督乏力。
原因很简单：村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贪污受贿不属职务犯罪，是职务侵占，处罚标准不一；村级组织是自治性质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再者，一个村子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过是一小块地方的事，影响不了全局……所以，一直以来，村官很少受到约束，是最“自由”的“官”，他们做什么，不大容易引起上面的注意；还有，村官的堕落与县级部门及乡、镇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无关系，如上面对村拨付的款项缺少跟踪管理，拨付缺少程序，往往是一拨了之，而村里对所拨资金常常以白条入账，村报账员则认为自己不过是出纳员和会计，凭证接收、报账的传递员，所以没有行使监督的职责，财务管理极其混乱……长期的放纵，使村官在犯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涉案的人员越来越多，村民上访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待有关部门醒悟过来，要整顿已非易事……
一位与村官接触颇多且长期关注“问题村官”的资深研究人员不无感慨地说：“面对巨额的村资产和滚滚资源，手握处置权柄而少受约束的村官，要不腐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