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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服饰军事学理论，深入探讨了色彩在中国传统戎装视觉形态中发挥的纵向标示、横向标示、敌我标示以及纪念等特殊功能，以发掘中国传统戎装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军事文化内涵，并对当代军服研究与设计有所启示。
关键词：色彩 戎装 军事
中国传统戎装是世界戎装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军事服饰的所有功能，又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与军事文化的烙印。从中国历史来看，战争越是复杂和高强度，军队结构越是庞大和分工细化，军服的标示、威慑等视觉形态功能就越发重要，在形式上也体现为设计得复杂多样。从大量案例来看，中国传统戎装在设计与使用中能够综合利用形制、色彩、质地、符号等多种手段发挥威慑作用，并综合标示信息，同时，尽可能不与军服的其他功能相抵触。本文重点探讨色彩在中国传统戎装视觉形态中发挥的标示、威慑等功能。
一、纵向标示问题
专用军服标示功能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目前的资料看，商周时期军事行动中可供识别的标示手段主要来自与仪礼制度相关的服色、材质的贵贱、特定图案的尺寸等，比如按《通志略·历代所尚》所言：“商人尚白……以白为徽号。”可见，在商代，白色曾是王族的主要服色（这确实能与“五行说”对应，因为商为金德，崇尚白色，周为火德，周灭商正是火克金。）所以白色在当时就意味着着装者在军事体系中的较高级别。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军服的标示体系还非常简单，多带有社会性，但这成为此后中国戎装所有复杂标示体系的基础。
自隋唐直至明清，中国的武官服主要通过颜色、样式和胸前补子的图案来辨明级别。红色在武官服饰中的地位虽不及黄色，但也是等级较高官员的服色。在隋朝，绛红色是最高等级的官服颜色。《唐会要》规定，帝王和百官的官服都要用绫。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四品和五品服绯色，六品和七品服绿色，八品和九品服青色。五代以后规定较为宽松，尤其在紫、绯两色的区分上并不太严格，只规定五品以上者均着红色袍服，五品以下，不得穿红袍服。不仅官袍，腰带也以颜色区分。唐代革带有红、黑色之分，红色为天子专用，五代以后，四品以上都可以用红色。所以，红色在一定时间内便是高级官员的代名词。宋代的朝服朱衣朱裳，并以革带系红色蔽膝。明代一至四品的官员都着绯色公服。至清朝，虽然官服不再使用红色，但是帽子上顶戴颜色可以区分等级。一品用亮红，二品用暗红，红色依然是高品级官员的用色。
越是高级将领，服色越鲜艳醒目不仅是中国戎装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但是随着世界军事技术由冷兵器向热兵器发展，武器射程增大，半专业性质的狙击手出现，高级将领趋向于穿着与普通士兵类似的服装。清末袁世凯呈送的《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之“军服制略”中即指出：军官服饰“颜色华丽，易招敌目。”官兵服饰“分别太显，殊非战时所宜。”因此在20世纪初编练清末新军中，专门要求新军军服设计能“敌人远视，官兵莫分，军队相逢，尊卑各判。”①，就中国戎装的体系内纵向标示与伪装手段而言，這是一次虽有些迟来但依然值得肯定的变革。
二、横向标示功能
与纵向不同，服饰横向标示主要用来区分武装力量内部担负不同职能的个体与集体。现代军服陆海空三军军服总体基本色上的差别，就是军服依靠基本色调横向标示的范例。
战国时期战争具体形态日趋复杂，战争规模日趋庞大，相应地，军队的组织结构和战法也都要随之改变。兵书《尉缭子》就详尽论述了军服纵向标示手段的必要性，其中“经卒令第十七”中服饰对于标示各部的位置至关重要：“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一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此二五行，置章于项，此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②这呈现了一个综合运用符号色、位置等标示手段的符号标示体系。尉缭的设想很明确，即这套系统能够将士兵与基层军官对应起来，使官与兵，或说“吏卒”融为一个个有机的集体，即能做到“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的目标。这有助于上一级指挥官或最高级别指挥官进行视觉辨识，并发布有针对性的阵型调整命令。
建立明确的服饰标示体系，提高士兵管理效率，归根结底是为战争胜利服务的，尉缭子设想为“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退为辱众，逾五行而进者有赏，逾五行而后者有诛，所以知进退先后，吏卒之功也。”在这里，服饰的符号标示体系被精确到了对个体赏功罚过的层面。这一中国战国时期对军服标示功能的最高认识水平，体现了中国军事服饰由单一使用标示手段到综合使用标示手段的跨越，并为进化到复合使用标示元素奠定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最终产生了中国传统戎装标示功能的最高成就——中国专业武官服制。
三、敌我标示功能
通过视觉形象识别敌我是军服标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符号、形制等元素外，色彩是一种最易于实现的敌我区分手段，便于加以大规模和快速推广，从而达到战役目的。
早在中国西汉与东汉之间，由于王莽篡权，引起国内大乱。一支农民起义军用朱铅将全体成员的左眉染成赤红色，被当时人称为“赤眉军”。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以创“太平道”为名，组织起数十万人，全部以头缠黄色头巾为起义标志，史称“黄巾军”。
在临时性的敌我标示中，色彩发挥的作用更大。辛亥革命时期，清末各地方政府建立的新军率先起义，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军服形制相似，所以新军往往以白毛巾或其他白布显示自己的革命身份，“一时间，只要把辫子剪去，在胳膊上缠一条白毛巾，就成为革命派……以首义之地武汉为例，原属新军系统的将士，用白布缠袖……领导上海起义的陈英士身穿学生装，其敢死队队员身穿各式中式短袄裤，左臂一律缠一条白布……”③这是典型的通过增加某些服饰元素以显示敌我对立的例子。
四、威慑功能 从军事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以军事服饰的特定视觉形态威慑敌方是战术性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战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阶级基础、谋略基础、暗示理论基础、社会心理基础和神经生理基础。
在军事领域，通过服饰改变自己的形态以威慑对手是普遍现象。其具体方式可以是通过头盔上的高翎或厚实的皮甲扩大自己的体积;可以利用对手对猛兽行为的熟悉与联想，把自己尽可能伪装成老虎的样子（这是一种对大多数民族都有威慑力的生物形象）;再或者在身上佩挂与死亡有关的饰物，比如头骨（同样是绝大多数民族都能理解的），也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过也可以在身上或衣服上绘制头骨或其他骨骼的图像，这样通常更节省成本，而且对着装者而言也更舒适（军事服饰另一种重要的物质形态功能）。（图1）
中华文明较早就达到了高度发达阶段，因此在服饰威慑上超越了发展程度较低文明常用的放弃防护、死亡形象等手段，主要采用强化防护和强化人性手段。强化人性指的是在军事服饰上，通过色彩、形制、做工等将人的智慧、力量、文明发挥到极致，以此对敌方产生威慑。《梁书·卷九·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传》记载了这样一个通过服饰产生威慑作用的战例：“景宗等器甲精新，军仪甚盛，魏人望之夺气。” 敌人望之为何会“夺气”，显然是曹景宗所率部队的盔甲整齐划一，而且无斑驳锈迹，产生了极大的视觉美感。然而这种建立于巨大、整齐基础之上的服饰形象集体美感，即使无需联想，也会对景宗的敌手北魏军产生一种难以逾越的震撼。
至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在诸方面发展至巅峰，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对边塞的镇守和开拓力度为历代之冠。以整个国家在文化审美眼光上的提高为先导，以日益提高的经济实力和工艺水平为支撑，唐代的官兵步骑戎服开始渐渐华丽起来。戎服各處的细节装饰无处不见巧工心思，加之金、银、红等醒目且彰显地位的色彩运用，达到了通过军容宣扬国威国力的目的。盛唐边塞诗人惯以汉比唐，且奉中华为正朔，故在他们笔下，金甲象征着唐军的正义、正统和伟大光明，不但成为唐军戎服的代名词，而且和“兜鍪”、“貂锦”等一样成为官兵的代名词。当然，“金甲”中的金，既可用于描绘明丽的色彩，也可用于描绘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属反光效果，毕竟明光铠就是以胸部的两块金属板强烈反光而得名的。（图2、3）
在“安史之乱”前，唐军取得的军事胜利超越了之前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除去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尚武的社会风气外，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先进戎装，以及由此带来的严整军容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 、纪念等特殊功能
通过军服上的变动来纪念某个具有杰出贡献与尊贵地位的军事领导人是世界各国军队一种常见的做法。现代海军士兵无檐帽后有两根黑色飘带，据说飘带最早的渊源是为了纪念在英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阵亡的英国名将纳尔逊，为此还引发了1974年中国海军士兵无檐帽飘带被取消，直至1979年才被恢复的波折。④但有学者指出这种联系没有历史依据，这两根飘带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水兵在海上迅速确定风向，具有实际用途。但更为肯定的案例是，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制作第一套军装时，恰逢列宁逝世五周年，红四军前委将四千套灰军装的红领章上缀上黑边，以表缅怀和悼念。
在中国传统戎装中，黑色同样具有纪念的意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在反击匈奴战役中立下彪炳功勋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早逝后，汉武帝命令归降的南匈奴五万人着玄甲（黑色的盔甲，可能是漆成黑色的皮甲，也可能是没经过抛光处理的铁甲），从长安列队至茂陵以表纪念。“上哀悼之，发属国玄甲”⑤，而注曰玄甲即铁甲，玄一般意为黑色，而“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可指黑色事物。所以，目前尚不知道西汉铁甲是否染成黑色，还是铁甲本色（纯铁为银白色，氧化后有不同色彩效果）。
总体而言，玄甲除去明确的纪念功能，应当还具有伪装和威慑的功能。伪装更多强调是在夜间奇袭的效果。威慑则是因为黑色在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是死亡的象征，集中出现的黑色军服部队会对敌方心理层面产生一定震慑效果。
结语
中华文明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连续历史，中国历史爆发过无数次规模大且在战略、战术上存在重要意义的战争，诞生过无数名将和著名武装力量，与这些身影交相辉映的中国古代戎装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和内涵也使其成为世界军事服饰发展史中有着鲜明特色的一支。从色彩的角度，对这些中国古代戎装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了解中国古人的战争观、人生观、技术观和美学观无疑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也将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①徐平，中国百年军服[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②《武经七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47.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军服图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8.
④徐平.人民海军服装60年.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93.
⑤【西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96.
注：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6C16073）。
关键词：色彩 戎装 军事
中国传统戎装是世界戎装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军事服饰的所有功能，又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与军事文化的烙印。从中国历史来看，战争越是复杂和高强度，军队结构越是庞大和分工细化，军服的标示、威慑等视觉形态功能就越发重要，在形式上也体现为设计得复杂多样。从大量案例来看，中国传统戎装在设计与使用中能够综合利用形制、色彩、质地、符号等多种手段发挥威慑作用，并综合标示信息，同时，尽可能不与军服的其他功能相抵触。本文重点探讨色彩在中国传统戎装视觉形态中发挥的标示、威慑等功能。
一、纵向标示问题
专用军服标示功能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目前的资料看，商周时期军事行动中可供识别的标示手段主要来自与仪礼制度相关的服色、材质的贵贱、特定图案的尺寸等，比如按《通志略·历代所尚》所言：“商人尚白……以白为徽号。”可见，在商代，白色曾是王族的主要服色（这确实能与“五行说”对应，因为商为金德，崇尚白色，周为火德，周灭商正是火克金。）所以白色在当时就意味着着装者在军事体系中的较高级别。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军服的标示体系还非常简单，多带有社会性，但这成为此后中国戎装所有复杂标示体系的基础。
自隋唐直至明清，中国的武官服主要通过颜色、样式和胸前补子的图案来辨明级别。红色在武官服饰中的地位虽不及黄色，但也是等级较高官员的服色。在隋朝，绛红色是最高等级的官服颜色。《唐会要》规定，帝王和百官的官服都要用绫。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四品和五品服绯色，六品和七品服绿色，八品和九品服青色。五代以后规定较为宽松，尤其在紫、绯两色的区分上并不太严格，只规定五品以上者均着红色袍服，五品以下，不得穿红袍服。不仅官袍，腰带也以颜色区分。唐代革带有红、黑色之分，红色为天子专用，五代以后，四品以上都可以用红色。所以，红色在一定时间内便是高级官员的代名词。宋代的朝服朱衣朱裳，并以革带系红色蔽膝。明代一至四品的官员都着绯色公服。至清朝，虽然官服不再使用红色，但是帽子上顶戴颜色可以区分等级。一品用亮红，二品用暗红，红色依然是高品级官员的用色。
越是高级将领，服色越鲜艳醒目不仅是中国戎装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但是随着世界军事技术由冷兵器向热兵器发展，武器射程增大，半专业性质的狙击手出现，高级将领趋向于穿着与普通士兵类似的服装。清末袁世凯呈送的《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之“军服制略”中即指出：军官服饰“颜色华丽，易招敌目。”官兵服饰“分别太显，殊非战时所宜。”因此在20世纪初编练清末新军中，专门要求新军军服设计能“敌人远视，官兵莫分，军队相逢，尊卑各判。”①，就中国戎装的体系内纵向标示与伪装手段而言，這是一次虽有些迟来但依然值得肯定的变革。
二、横向标示功能
与纵向不同，服饰横向标示主要用来区分武装力量内部担负不同职能的个体与集体。现代军服陆海空三军军服总体基本色上的差别，就是军服依靠基本色调横向标示的范例。
战国时期战争具体形态日趋复杂，战争规模日趋庞大，相应地，军队的组织结构和战法也都要随之改变。兵书《尉缭子》就详尽论述了军服纵向标示手段的必要性，其中“经卒令第十七”中服饰对于标示各部的位置至关重要：“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一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此二五行，置章于项，此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②这呈现了一个综合运用符号色、位置等标示手段的符号标示体系。尉缭的设想很明确，即这套系统能够将士兵与基层军官对应起来，使官与兵，或说“吏卒”融为一个个有机的集体，即能做到“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的目标。这有助于上一级指挥官或最高级别指挥官进行视觉辨识，并发布有针对性的阵型调整命令。
建立明确的服饰标示体系，提高士兵管理效率，归根结底是为战争胜利服务的，尉缭子设想为“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退为辱众，逾五行而进者有赏，逾五行而后者有诛，所以知进退先后，吏卒之功也。”在这里，服饰的符号标示体系被精确到了对个体赏功罚过的层面。这一中国战国时期对军服标示功能的最高认识水平，体现了中国军事服饰由单一使用标示手段到综合使用标示手段的跨越，并为进化到复合使用标示元素奠定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最终产生了中国传统戎装标示功能的最高成就——中国专业武官服制。
三、敌我标示功能
通过视觉形象识别敌我是军服标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符号、形制等元素外，色彩是一种最易于实现的敌我区分手段，便于加以大规模和快速推广，从而达到战役目的。
早在中国西汉与东汉之间，由于王莽篡权，引起国内大乱。一支农民起义军用朱铅将全体成员的左眉染成赤红色，被当时人称为“赤眉军”。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以创“太平道”为名，组织起数十万人，全部以头缠黄色头巾为起义标志，史称“黄巾军”。
在临时性的敌我标示中，色彩发挥的作用更大。辛亥革命时期，清末各地方政府建立的新军率先起义，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军服形制相似，所以新军往往以白毛巾或其他白布显示自己的革命身份，“一时间，只要把辫子剪去，在胳膊上缠一条白毛巾，就成为革命派……以首义之地武汉为例，原属新军系统的将士，用白布缠袖……领导上海起义的陈英士身穿学生装，其敢死队队员身穿各式中式短袄裤，左臂一律缠一条白布……”③这是典型的通过增加某些服饰元素以显示敌我对立的例子。
四、威慑功能 从军事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以军事服饰的特定视觉形态威慑敌方是战术性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战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阶级基础、谋略基础、暗示理论基础、社会心理基础和神经生理基础。
在军事领域，通过服饰改变自己的形态以威慑对手是普遍现象。其具体方式可以是通过头盔上的高翎或厚实的皮甲扩大自己的体积;可以利用对手对猛兽行为的熟悉与联想，把自己尽可能伪装成老虎的样子（这是一种对大多数民族都有威慑力的生物形象）;再或者在身上佩挂与死亡有关的饰物，比如头骨（同样是绝大多数民族都能理解的），也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过也可以在身上或衣服上绘制头骨或其他骨骼的图像，这样通常更节省成本，而且对着装者而言也更舒适（军事服饰另一种重要的物质形态功能）。（图1）
中华文明较早就达到了高度发达阶段，因此在服饰威慑上超越了发展程度较低文明常用的放弃防护、死亡形象等手段，主要采用强化防护和强化人性手段。强化人性指的是在军事服饰上，通过色彩、形制、做工等将人的智慧、力量、文明发挥到极致，以此对敌方产生威慑。《梁书·卷九·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传》记载了这样一个通过服饰产生威慑作用的战例：“景宗等器甲精新，军仪甚盛，魏人望之夺气。” 敌人望之为何会“夺气”，显然是曹景宗所率部队的盔甲整齐划一，而且无斑驳锈迹，产生了极大的视觉美感。然而这种建立于巨大、整齐基础之上的服饰形象集体美感，即使无需联想，也会对景宗的敌手北魏军产生一种难以逾越的震撼。
至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在诸方面发展至巅峰，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对边塞的镇守和开拓力度为历代之冠。以整个国家在文化审美眼光上的提高为先导，以日益提高的经济实力和工艺水平为支撑，唐代的官兵步骑戎服开始渐渐华丽起来。戎服各處的细节装饰无处不见巧工心思，加之金、银、红等醒目且彰显地位的色彩运用，达到了通过军容宣扬国威国力的目的。盛唐边塞诗人惯以汉比唐，且奉中华为正朔，故在他们笔下，金甲象征着唐军的正义、正统和伟大光明，不但成为唐军戎服的代名词，而且和“兜鍪”、“貂锦”等一样成为官兵的代名词。当然，“金甲”中的金，既可用于描绘明丽的色彩，也可用于描绘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属反光效果，毕竟明光铠就是以胸部的两块金属板强烈反光而得名的。（图2、3）
在“安史之乱”前，唐军取得的军事胜利超越了之前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除去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尚武的社会风气外，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先进戎装，以及由此带来的严整军容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 、纪念等特殊功能
通过军服上的变动来纪念某个具有杰出贡献与尊贵地位的军事领导人是世界各国军队一种常见的做法。现代海军士兵无檐帽后有两根黑色飘带，据说飘带最早的渊源是为了纪念在英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阵亡的英国名将纳尔逊，为此还引发了1974年中国海军士兵无檐帽飘带被取消，直至1979年才被恢复的波折。④但有学者指出这种联系没有历史依据，这两根飘带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水兵在海上迅速确定风向，具有实际用途。但更为肯定的案例是，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制作第一套军装时，恰逢列宁逝世五周年，红四军前委将四千套灰军装的红领章上缀上黑边，以表缅怀和悼念。
在中国传统戎装中，黑色同样具有纪念的意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在反击匈奴战役中立下彪炳功勋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早逝后，汉武帝命令归降的南匈奴五万人着玄甲（黑色的盔甲，可能是漆成黑色的皮甲，也可能是没经过抛光处理的铁甲），从长安列队至茂陵以表纪念。“上哀悼之，发属国玄甲”⑤，而注曰玄甲即铁甲，玄一般意为黑色，而“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可指黑色事物。所以，目前尚不知道西汉铁甲是否染成黑色，还是铁甲本色（纯铁为银白色，氧化后有不同色彩效果）。
总体而言，玄甲除去明确的纪念功能，应当还具有伪装和威慑的功能。伪装更多强调是在夜间奇袭的效果。威慑则是因为黑色在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是死亡的象征，集中出现的黑色军服部队会对敌方心理层面产生一定震慑效果。
结语
中华文明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连续历史，中国历史爆发过无数次规模大且在战略、战术上存在重要意义的战争，诞生过无数名将和著名武装力量，与这些身影交相辉映的中国古代戎装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和内涵也使其成为世界军事服饰发展史中有着鲜明特色的一支。从色彩的角度，对这些中国古代戎装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了解中国古人的战争观、人生观、技术观和美学观无疑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也将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①徐平，中国百年军服[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②《武经七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47.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军服图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8.
④徐平.人民海军服装60年.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93.
⑤【西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96.
注：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6C16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