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赵翼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历史上，每逢时代剧变，常会涌现伟大的诗人，安史之乱有杜甫，靖康之变有陈与义，明朝灭亡有顾炎武、屈大均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势危急，在我们广东，也出现了一位举国闻名的大诗人——黄节。
　　黄节（1873—1935），字晦闻，广东顺德人，在广州长大。黄节自小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经籍研读，后随大儒简朝亮在简岸草堂学习，欲“明经以裨时务”。黄节不拘守于传统学问，而在此基础上广泛学习西方新学。他继承了岭南“学贵知疑，务求自得”的学风，古典文化的熏陶让他追求品行的高洁刚正，新学又使他开阔眼界，目睹耳闻日益艰危的国事，他忧心忡忡的同时又想凭自己的能力拯救国难。他是个实干家，在多次考试失败后毅然倾尽家财，在上海和朋友创办《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重要报刊，宣传先进思想，守护正统文化。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体育”等词语便由这些报刊发扬光大。后来，他出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兴办教育，造福岭南；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授古典文化，沾溉后辈，影响至今。
　　黄节受世间公认的最高成就在于诗歌。他的诗歌，融合唐诗之清丽和宋诗之骨力，人称“唐面宋骨”，在清末民国古典文化受到新文学冲击的危局中，独当一面，受到广泛赞誉。清末诗坛领袖陈三立评价曰：“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可见当时之影响。
　　1917年，黄节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赴北京大学任教，当时了解他的人还不多。有一次，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准备请当时著名诗人苏曼殊来校教授古诗。苏曼殊是黄节的好朋友，他委婉推辞，而向陈独秀力荐黄节：“贵校晦闻先生精于诗学，何不就地取材？”从此黄节受到校方重视。黄节的课一开，以其博学多才和精湛造诣，受到学生爱戴，课堂座无虚席，别的专业的学生亦来旁听。黄节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如萧涤非、李沧萍，后来都成了大学者。他的授课讲义也被编成《诗学》一书出版，对中国诗学史研究有开创性的意义。
　　讲授古典诗歌，欲真正有水平有成就，讲授者首先应该深谙创作之道。黄节诗艺高超，其讲解自然高人一等。1931年，四川才女黄稚荃投考北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前往拜谒黄节，并奉上自己写的十首诗。黄节看后，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她的诗受王夫之、袁枚影响太多，有油腔滑调之弊；又看出她亦学吴伟业、李商隐。黄节告诉她，作诗要讲诗格，就像做人要讲人格，诗格人格，皆不可卑，“诗教”如何，关系国家兴衰。其目光之锐利、见识之高远，令黄稚荃大为叹服。黄稚荃虽不在黄节任教的北大就读，但在学业上也多受其指导，对她产生很大影响。黄节去世，黄稚荃作挽诗赞曰：“风义平生事，文章万丈光。荣名付青史，归榇海山苍。”
　　黃节的诗，在他生前以《蒹葭楼诗》结集出版。蒹葭楼即1902年他在广州建立的藏书楼。黄节关怀时事，情感浓郁，他的诗，正记录了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万方多难的这一段历史。他宣扬革命，揭露社会黑暗，悲悯黎民，用古典的方式创作出新时代的艺术佳构。
　　黄节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是他在1932年冬写的《我诗》：
　　亡国之音怨有思，我诗如此殆天为。
　　欲穷世事传他日，难写人间尽短诗。
　　习苦蓼虫惟不徙，食肥芦雁得无危？
　　伤心群贼言经国，孰谓诗能见我悲！
　　这一年，日本侵略者逼近首都南京，南京政府计划迁都洛阳，在行政院召开国难会议，行政院长汪精卫邀请黄节南下赴会，黄节对政府的对敌不抵抗十分不满，拒绝赴会。黄节这时已经59岁了，距离他去世只有三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想到令人忧虑的国家和失望的政局，写下此诗。他说，国家危难，我写诗又有何用？我像那吃很苦的蓼菜的蓼虫，不会改变志向，而那群像吃饱喝足的大雁一样的政客，处境就不危险吗？我最伤心的是国家由一群“民贼”掌控着，诗可以表达我的失望悲哀吗？这既是对作者一生写诗历程的回顾，也寄予了深重的忧虑和悲愤。国事日危，在黄节去世两年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黄节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一方面代表了古典诗歌在20世纪的高度成就，一方面宣扬了新思想新文化，启迪民智。他的诗歌是中国近代文学的精品，也是岭南文化的骄傲，定会一直传诵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