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写上海的淮海中路和武康路让人见心，那种逼近的事实存在于我们的健忘中。他温婉地写下在时间中那些闪失的人，闪失的事，在那条短距离的街道上，这些事物像飘落的细小的纸屑突然被他捡起，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他把逝去的错觉和梦呓拉回日常中，那种生活于我如此之轻和记忆重叠之重，对于今天的我们存在着隔膜和取舍。如何说，如何解，或许是个命题。
　　也许一条街道对我们来说来不及想象，就放下了。
　　搁下的琐碎、斑驳，搁下的沧桑、衰老，搁下的困顿、归途。当然还得搁下自己。在遍地广而告之的街道，我们准备重拾什么？——它来自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宗教的人类共存，是否已经抵达？再往大点说，街道是城市文明交织点，每条街道指向我们的人心，通向远方的人类精神的历程。
　　这，绝非虚妄的象征。
　　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在北京的人民路上，在灰色的天空下游荡，看到遛鸟的大爷和遛狗的姑娘，在清晨的人行道惬意地慢走。我在想，在北京做一只鸟和一条狗，幸福的或愤怒的鸟或狗，该是什么样呢。现在，我每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从四面八方的人流、车流退回到拥簇的楼房，我又退守进夜晚的鸟笼。我已经想不起来要做一只什么样鸟或狗了。生活无休止地运转，我已无法情绪——无畏之悲伤、无所之忧愁、无力之忿怒、无根之失落，凡此种种，只剩莫名的自嘲。
　　从此，我无法在北京做一条愤怒的狗。
　　那时的北京街道，玻璃幕墙在阳光的照射下，我坐在西单的某个台阶，不需要理由地端坐、静思或者无所事事和狂走，一条路接着一条路没有方向地走下去。在那里短暂地停留，有些困顿，且有想法——去做这座城里的某截钢梁，不要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但生活告诉了我，北京的乌鸦叫声特别响亮，它们几乎整个冬天在叫，但没人知道它们对着谁喊。
　　不可预测的叙事，不明方向的虚实，正勾勒我那时复杂的内心。
　　我们纠结所描写的对象，然后做一回决断，不断审视它们有效的部分，然后把自己立竿见影。
　　人类所有的诗意存在于日常的事实里，如此的文学表达才是有效的。
　　对比端木赐的北京《散章》，他把房子虚拟成可以倾诉的对象，他把一切都装进，他要在这个词语巨大的建筑里布景，朴素与妖娆并存，虚幻与裹实呼应。沉迷在继续，可以预见的结局被肢解，蜕变也在继续，但可以预见的时刻不会到来。作为叙说者，“我”有时候是喃喃自语式的。有时候，可能是张三李四或某某某。
　　而作为端木赐来讲，他有多重身份，可以天马行空，真好。他在布景中不停变换，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变形人，类似神父、判官、园艺师，最大可能是他文中写到的“K”——“没有人会成为他的救赎，他只会一条道走到黑。”
　　这么说充满着得道。我觉得作家最要紧的是自我救赎，还要敢于解剖人，当然主要是自己。我们有勇气把自己撕开吗？其实我想说的是，作家不光要把自己身体和生活搁进去，还要把自己的灵魂搁进去。
　　我学他在上海武康路喊的那句话：巴金先生，请等等我。不过这次我希望巴金的名字换成了端木赐。这样的话，似乎我也有了灵魂出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