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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公开介入战争。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10月8日,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司令员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发布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美国人是很懂舆论宣传力量的,参战前后,他们便在国际上和联合国中作了很多宣传:“出兵朝鲜是执行联合国警察的任务,是帮助朝鲜独立统一……”他们还污蔑中朝军队“野蛮“,声言“被中朝军队俘虏就意味着死亡”。
为了反击美国人的宣传战,我志愿军入朝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联合签署了关于优待俘虏的命令,共4条:保证战俘生命安全;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不污辱战俘人格,不虐待俘虏,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我们初始的对敌宣传就是以此命令为依据,制成传单在前线广泛散发,因为是外文的,所以北京只有外文印刷厂能印制,当时厂方对此也高度重视,传单印得很出色。传单广泛在敌军中传着,并成了敌军向我缴枪投降的“通行证”,起到了瓦解敌人斗志的良好效果。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进一步开展用传单瓦解敌人的目的,我们采用美国媒体自己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数字制成了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16号传单”。在志愿军连续五次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打击下,“联合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不仅麦克阿瑟“三个月内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呓语成了泡影,而且敌军上下陷入了一种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战争的悲哀情绪之中。1951年4月23日,在美国有很大影响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墓地的照片,并公布了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数字,我们看到该文以后,便迅速用其内容制成了传单,并在前线广泛散发。该传单全文如下:
“死者不再回家了,他们被永远地埋在距其亲人5 000英里之外的朝鲜。‘联合国军’基地的照片:第一座联合国军基地(永久性)在朝鲜釜山附近,俯视着大海,如此遥远这里躺着4 715具战死者的尸体(4 410具为美国籍) 翻印自1951年4月23日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国军在10个月内(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5日)的伤亡情况:总伤亡322 000人,分项:美籍和英籍140 000人,(南朝鲜)李承晚军182 000人联合国军士兵们:那些关爱你们的人们,希望你们平安而健康地返回家乡。不要被打死了埋进朝鲜那些永久性的坟墓里去。过来吧!我们宽待俘虏,这是你们可靠的回家之路”
116号传单之所以反应很大,一是它引用的数字来自美国媒体,这就使美国当局再也不能说“这是共产党捏造的”了;二是因为《时代》周刊报道的是“第一座联合国军墓地”。言下之意是还有第二座、第三座墓地没有被报道,而实际上“联合国军”的伤亡之数字比这个数要大得多(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档案也是如此结果)。
总政治部领导对于敌军工作非常重视,肖华、甘泗淇、刘志坚等领导同志抽出宝贵的时间过问这方面的工作。有一次肖华副主任(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罗荣桓)到敌工部办公室检查,发现同志们正在赶制一批传单,就问传单是如何散发的?同志们回答,“在朝鲜战场上主要由部队战士、翻译、敌工干部到前沿阵地散发”。肖华副主任问:“能不能多想一些办法呢?”随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用迫击炮弹散发传单的试验。在北京西苑的一片荒地里,试验部队架起两门射程可达3 500米的八二迫击炮。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飞出炮筒,在预定目标上空凌空炸开,传单如雪片般纷纷落下,效果非常好。为了增加对敌宣传的手段,后来我们还在香山地区进行了一次模拟对敌广播的试验。当时无线电广播器材非常缺乏,我们东拼西凑,攒成了一部广播设备,我们用英语按传单上的简练话语广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声音传得很远。肖华副主任和敌工部部长黄远都到现场指导,他们对试验很满意。在朝鲜战场上,这两种方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着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俘虏也越来越多,根据中朝两方达成的协议,南朝鲜李承晚伪军俘虏交由朝鲜人民军负责看押处理,其它联合国军战俘则由我军处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在报请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之后。一部分战俘在前线就地释放了,另一部分则先交由离火线不太远的战俘收容所看押,日后送到碧潼和其它几个紧靠中朝、朝苏边境的战俘营。碧潼是隔鸭绿江与我国辽宁省宽甸县相望的一个城镇,很偏僻,交通不便,中途道路情况很糟,特别是隆冬时节,天寒雪大行车极为困难,稍一疏忽就会摔下山涧。战俘营刚筹建时有俘虏40多人,但很快就增加到1000多人,住房、食品供应、医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实际困难。举个小例子,战俘营刚建立时,由于食品供应困难,所以只能让战俘吃玉米面和高粱 米,那些吃惯了面包、香肠和牛奶的美英战俘感到实在难以下肚。于是他们纷纷“质问”我们,我们说,由于你们的飞机整日狂轰滥炸(美机并没有因为这里关押着他们的战俘而停止轰炸,后来有的战俘在地下用高粱秸杆摆成很大的,在飞机上也可以清楚看见的“POW”(战俘营)字样以后,美机还是经常来轰炸 1951年2～10月间,美军飞机数次轰炸志愿军战俘营,共炸死炸伤美英俘虏62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食品供应你们,我们前方的战士有时连这些粮食也吃不上,饿着肚子作战。战俘听了,仍不以为然,反问我们“你们既然养不起我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我们听了这帮大鼻子的狡辩又可气又好笑,真恨不得给他们两拳,但因有严格的纪律,只好作罢。为了尽快完善战俘营的设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我国东北抢运来砂子、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在人民军和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整修了房子,经过一段紧张施工后,建成了足够1 000多名战俘居住的、设施比较完善的房子,后勤供应也有很大的改善。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俘管处”前后共收管了14个国家和地区军队的俘虏5 000多人。美军俘虏最多达3 000多人,其次是1 000多名英国俘虏,土耳其俘虏240人;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俘虏,各有几十人、十几人不等;最少的是日本俘虏,只有3个,是混在美军中被我们抓住的。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当时它国内宪法是不允许向海外派兵的,这几个日本兵八成是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俘虏后留在那里混口饭的。
随着战俘营各项设施的日益完善,战俘的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并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伙食为例: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全体成员选出的人作炊事员,并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为了照顾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特地从国内运来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战俘,还专门从国内运来活的牛羊。俘 虏的伙食标准是每天粮食875克,大米、白面代替了原先的玉米面、高粱米。食用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折合1545元(旧币),轻病号灶2 313元,重病号灶3 634元。总体讲俘虏的伙食标准比志愿军团一级干部要高。被服标准,冬春每人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一件灰色棉大衣,每人一床棉被、一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肥皂、鞋袜等日常用品。
对于这些照顾俘虏的优待措施,有些基层干部和战士想不通。认为他们是战场上的敌人,为什么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战士还好?后来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一部分人才解开了思想包袱。正是因为我们对战俘的人道主义待遇,彻底戳穿了敌人对外宣传志愿军“虐杀俘虏”的谎言。
战俘营成立伊始,就对外开放,不断有国际和平运动的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及红十字会的代表前来访问。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电网,不用碉堡、狼犬的战俘营,除去大门口有两个值勤警卫之外,营区内没有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俘虏营住了几天,毫无阻碍地参观了俘虏的每个角落,并同美英战俘进行了毫无拘束的座谈后由衷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我要将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等国的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平安地生活在志愿军的国际大学里。”
对于负伤患病的战俘,我方也是尽全力予以救治。当年19岁的英国战俘彼德·劳雷就是一例。他是在1951年1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被俘的。这一年夏天,他病了,高烧到41℃,经卫生所黄远医生确诊必需使用青霉素,而当时全战俘营只有10瓶,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但为了挽救劳雷的生命,我方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他用了青霉素,从死神手里挽救了他的生命。后来他回国之后,成了热心英中友好的使者,前些年还几次来到中国,会见了曾经抢救过他的黄远医生。有一个美军战俘失明之后,用了所有的西药仍不见效,在征得他同意之后,我们用中医扎针治好了他的眼睛,被俘虏们称为“东方奇迹”。一名美国黑人俘虏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
在欧美国家的战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曾经被纳粹德国和日本俘虏过。对比自己在纳粹战俘营和日军集中营中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他们发自内心地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是最人道的。
圣诞节是西方人最重要的节日,为了作好战俘的工作,消除他们的思乡之情和抵触情绪,我们还尽可能帮助战俘们过好这个节日。搭起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小礼物和战俘自己写的心里话,圣诞大餐也是很丰富的,有牛排、鸡肉、炸面包圈、沙拉,还有啤酒、白酒、水果、香烟,战俘们吃得兴高采烈,直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看到这一场面,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前线,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后勤供应异常困难,我们自己的战士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有的甚至连这些也没有,只能受冻挨饿。
1952年11月,我们还组织了战俘营的“奥运会”,几乎所有在押的各国战俘都参加了,12天的激烈比赛,27个比赛项目:田径、球类、摔跤、体操,样样俱全(只是没有水上运动,因为没有正规的游泳池,不过夏天战俘们可以自由地到鸭绿江里去游泳,那时的江水没有任何污染,清澈见底)。战俘各显其能,比赛热火朝天。战俘小勒鲁瓦·卡特还写了一首叫《奥运颂》的长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至今难忘:“战争中的俘虏,除非是在梦中——谁能见到这种场面?各个国家的人——测试他们的能力,不是在战争的杀戮里,而是在体育竞赛中。”除去体育文娱活动之外,对战俘与其国内亲属的通信联系我们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负面宣传。
在我们宽大的战俘政策指导下,经过全体俘管人员极为认真、耐心、充满人道主义行动的感召教育下,越来越多的战俘从害怕、惊恐、迷茫和抵触中走了出来,认识到了自己参加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
美国当局和军方对于我方的宽待俘虏政策,总是极尽诋毁污蔑之能事。美第8军军法处长汉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1年底,他到朝鲜仅一个星期就大放厥词,污蔑“中国军队虐杀战俘”,造成了很坏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西方舆论尤其是战俘和家属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驳了汉莱的荒谬论点,后来他自己也只好如实检讨,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受“高层的批准”。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8月5日到9月6日,双方进行了遣俘和交换战俘工作。志愿军共向对方遣返战俘4 912人,其中美俘3 193人,英俘919人,其它参战国战俘110人。有21名美英战俘拒绝回国自愿留在中国(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转道去了欧洲,也有陆续返回美国的)。但其中的温纳瑞斯和霍华德坚持在中国大陆,为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很多工作。
当时,我方亦接受志愿军被俘人员5 640人,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战俘营的待遇是很悲惨的。
美国人是很懂舆论宣传力量的,参战前后,他们便在国际上和联合国中作了很多宣传:“出兵朝鲜是执行联合国警察的任务,是帮助朝鲜独立统一……”他们还污蔑中朝军队“野蛮“,声言“被中朝军队俘虏就意味着死亡”。
为了反击美国人的宣传战,我志愿军入朝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联合签署了关于优待俘虏的命令,共4条:保证战俘生命安全;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不污辱战俘人格,不虐待俘虏,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我们初始的对敌宣传就是以此命令为依据,制成传单在前线广泛散发,因为是外文的,所以北京只有外文印刷厂能印制,当时厂方对此也高度重视,传单印得很出色。传单广泛在敌军中传着,并成了敌军向我缴枪投降的“通行证”,起到了瓦解敌人斗志的良好效果。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进一步开展用传单瓦解敌人的目的,我们采用美国媒体自己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数字制成了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16号传单”。在志愿军连续五次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打击下,“联合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不仅麦克阿瑟“三个月内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呓语成了泡影,而且敌军上下陷入了一种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战争的悲哀情绪之中。1951年4月23日,在美国有很大影响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墓地的照片,并公布了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数字,我们看到该文以后,便迅速用其内容制成了传单,并在前线广泛散发。该传单全文如下:
“死者不再回家了,他们被永远地埋在距其亲人5 000英里之外的朝鲜。‘联合国军’基地的照片:第一座联合国军基地(永久性)在朝鲜釜山附近,俯视着大海,如此遥远这里躺着4 715具战死者的尸体(4 410具为美国籍) 翻印自1951年4月23日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国军在10个月内(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5日)的伤亡情况:总伤亡322 000人,分项:美籍和英籍140 000人,(南朝鲜)李承晚军182 000人联合国军士兵们:那些关爱你们的人们,希望你们平安而健康地返回家乡。不要被打死了埋进朝鲜那些永久性的坟墓里去。过来吧!我们宽待俘虏,这是你们可靠的回家之路”
116号传单之所以反应很大,一是它引用的数字来自美国媒体,这就使美国当局再也不能说“这是共产党捏造的”了;二是因为《时代》周刊报道的是“第一座联合国军墓地”。言下之意是还有第二座、第三座墓地没有被报道,而实际上“联合国军”的伤亡之数字比这个数要大得多(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档案也是如此结果)。
总政治部领导对于敌军工作非常重视,肖华、甘泗淇、刘志坚等领导同志抽出宝贵的时间过问这方面的工作。有一次肖华副主任(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罗荣桓)到敌工部办公室检查,发现同志们正在赶制一批传单,就问传单是如何散发的?同志们回答,“在朝鲜战场上主要由部队战士、翻译、敌工干部到前沿阵地散发”。肖华副主任问:“能不能多想一些办法呢?”随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用迫击炮弹散发传单的试验。在北京西苑的一片荒地里,试验部队架起两门射程可达3 500米的八二迫击炮。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飞出炮筒,在预定目标上空凌空炸开,传单如雪片般纷纷落下,效果非常好。为了增加对敌宣传的手段,后来我们还在香山地区进行了一次模拟对敌广播的试验。当时无线电广播器材非常缺乏,我们东拼西凑,攒成了一部广播设备,我们用英语按传单上的简练话语广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声音传得很远。肖华副主任和敌工部部长黄远都到现场指导,他们对试验很满意。在朝鲜战场上,这两种方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着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俘虏也越来越多,根据中朝两方达成的协议,南朝鲜李承晚伪军俘虏交由朝鲜人民军负责看押处理,其它联合国军战俘则由我军处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在报请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之后。一部分战俘在前线就地释放了,另一部分则先交由离火线不太远的战俘收容所看押,日后送到碧潼和其它几个紧靠中朝、朝苏边境的战俘营。碧潼是隔鸭绿江与我国辽宁省宽甸县相望的一个城镇,很偏僻,交通不便,中途道路情况很糟,特别是隆冬时节,天寒雪大行车极为困难,稍一疏忽就会摔下山涧。战俘营刚筹建时有俘虏40多人,但很快就增加到1000多人,住房、食品供应、医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实际困难。举个小例子,战俘营刚建立时,由于食品供应困难,所以只能让战俘吃玉米面和高粱 米,那些吃惯了面包、香肠和牛奶的美英战俘感到实在难以下肚。于是他们纷纷“质问”我们,我们说,由于你们的飞机整日狂轰滥炸(美机并没有因为这里关押着他们的战俘而停止轰炸,后来有的战俘在地下用高粱秸杆摆成很大的,在飞机上也可以清楚看见的“POW”(战俘营)字样以后,美机还是经常来轰炸 1951年2～10月间,美军飞机数次轰炸志愿军战俘营,共炸死炸伤美英俘虏62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食品供应你们,我们前方的战士有时连这些粮食也吃不上,饿着肚子作战。战俘听了,仍不以为然,反问我们“你们既然养不起我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我们听了这帮大鼻子的狡辩又可气又好笑,真恨不得给他们两拳,但因有严格的纪律,只好作罢。为了尽快完善战俘营的设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我国东北抢运来砂子、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在人民军和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整修了房子,经过一段紧张施工后,建成了足够1 000多名战俘居住的、设施比较完善的房子,后勤供应也有很大的改善。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俘管处”前后共收管了14个国家和地区军队的俘虏5 000多人。美军俘虏最多达3 000多人,其次是1 000多名英国俘虏,土耳其俘虏240人;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俘虏,各有几十人、十几人不等;最少的是日本俘虏,只有3个,是混在美军中被我们抓住的。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当时它国内宪法是不允许向海外派兵的,这几个日本兵八成是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俘虏后留在那里混口饭的。
随着战俘营各项设施的日益完善,战俘的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并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伙食为例: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全体成员选出的人作炊事员,并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为了照顾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特地从国内运来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战俘,还专门从国内运来活的牛羊。俘 虏的伙食标准是每天粮食875克,大米、白面代替了原先的玉米面、高粱米。食用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折合1545元(旧币),轻病号灶2 313元,重病号灶3 634元。总体讲俘虏的伙食标准比志愿军团一级干部要高。被服标准,冬春每人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一件灰色棉大衣,每人一床棉被、一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肥皂、鞋袜等日常用品。
对于这些照顾俘虏的优待措施,有些基层干部和战士想不通。认为他们是战场上的敌人,为什么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战士还好?后来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一部分人才解开了思想包袱。正是因为我们对战俘的人道主义待遇,彻底戳穿了敌人对外宣传志愿军“虐杀俘虏”的谎言。
战俘营成立伊始,就对外开放,不断有国际和平运动的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及红十字会的代表前来访问。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电网,不用碉堡、狼犬的战俘营,除去大门口有两个值勤警卫之外,营区内没有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俘虏营住了几天,毫无阻碍地参观了俘虏的每个角落,并同美英战俘进行了毫无拘束的座谈后由衷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我要将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等国的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平安地生活在志愿军的国际大学里。”
对于负伤患病的战俘,我方也是尽全力予以救治。当年19岁的英国战俘彼德·劳雷就是一例。他是在1951年1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被俘的。这一年夏天,他病了,高烧到41℃,经卫生所黄远医生确诊必需使用青霉素,而当时全战俘营只有10瓶,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但为了挽救劳雷的生命,我方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他用了青霉素,从死神手里挽救了他的生命。后来他回国之后,成了热心英中友好的使者,前些年还几次来到中国,会见了曾经抢救过他的黄远医生。有一个美军战俘失明之后,用了所有的西药仍不见效,在征得他同意之后,我们用中医扎针治好了他的眼睛,被俘虏们称为“东方奇迹”。一名美国黑人俘虏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
在欧美国家的战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曾经被纳粹德国和日本俘虏过。对比自己在纳粹战俘营和日军集中营中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他们发自内心地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是最人道的。
圣诞节是西方人最重要的节日,为了作好战俘的工作,消除他们的思乡之情和抵触情绪,我们还尽可能帮助战俘们过好这个节日。搭起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小礼物和战俘自己写的心里话,圣诞大餐也是很丰富的,有牛排、鸡肉、炸面包圈、沙拉,还有啤酒、白酒、水果、香烟,战俘们吃得兴高采烈,直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看到这一场面,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前线,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后勤供应异常困难,我们自己的战士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有的甚至连这些也没有,只能受冻挨饿。
1952年11月,我们还组织了战俘营的“奥运会”,几乎所有在押的各国战俘都参加了,12天的激烈比赛,27个比赛项目:田径、球类、摔跤、体操,样样俱全(只是没有水上运动,因为没有正规的游泳池,不过夏天战俘们可以自由地到鸭绿江里去游泳,那时的江水没有任何污染,清澈见底)。战俘各显其能,比赛热火朝天。战俘小勒鲁瓦·卡特还写了一首叫《奥运颂》的长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至今难忘:“战争中的俘虏,除非是在梦中——谁能见到这种场面?各个国家的人——测试他们的能力,不是在战争的杀戮里,而是在体育竞赛中。”除去体育文娱活动之外,对战俘与其国内亲属的通信联系我们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负面宣传。
在我们宽大的战俘政策指导下,经过全体俘管人员极为认真、耐心、充满人道主义行动的感召教育下,越来越多的战俘从害怕、惊恐、迷茫和抵触中走了出来,认识到了自己参加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
美国当局和军方对于我方的宽待俘虏政策,总是极尽诋毁污蔑之能事。美第8军军法处长汉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1年底,他到朝鲜仅一个星期就大放厥词,污蔑“中国军队虐杀战俘”,造成了很坏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西方舆论尤其是战俘和家属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驳了汉莱的荒谬论点,后来他自己也只好如实检讨,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受“高层的批准”。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8月5日到9月6日,双方进行了遣俘和交换战俘工作。志愿军共向对方遣返战俘4 912人,其中美俘3 193人,英俘919人,其它参战国战俘110人。有21名美英战俘拒绝回国自愿留在中国(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转道去了欧洲,也有陆续返回美国的)。但其中的温纳瑞斯和霍华德坚持在中国大陆,为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很多工作。
当时,我方亦接受志愿军被俘人员5 640人,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战俘营的待遇是很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