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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凌晨3点18分，李光耀先生与世长辞了。消息传来，引起世界媒体和各国政界、新闻界、学术界的热议。大家在回顾李光耀先生一生业绩的同时，赞叹他的智慧和坚毅不拔的意志。毫无疑问，李光耀先生是20世纪产生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新加坡虽小，但是李光耀先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新加坡的国界。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称赞李光耀是“小舞台上的大人物，由于历史的偶然，才只担任了小国的领导人。像李光耀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本人与李光耀先生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在2005年他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校长请他吃晚饭，我出席作陪。还有两次是我在访问新加坡时出席会议，与他短暂会见。每次会见，他的睿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夫人施燕华与李光耀先生接触比较多。邓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是施燕华做的翻译。后来李光耀访华，或者是中国领导人访问新加坡，施燕华都做过若干次翻译。李光耀也学中方领导人，称施燕华为“小施”。施燕华对我说，邓小平同志对新加坡的模式很欣赏，重视新加坡成功解决居民住房的经验。本来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想去参观一个居民住房的项目，后来因为时间太紧就取消了。但是在结束访问之前，邓小平同志派警卫向施燕华事先打了招呼，说他要到施燕华住的房间看一看。他想看一看新加坡国宾馆里给一般工作人员的住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记得很清楚，1978年中国人吃、穿、住都是大问题，特别是住，而新加坡解决得很好。
李光耀先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初步想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走自己的路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李光耀先生12岁起在英国人办的莱佛士书院读了6年中学，后来194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 49年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是熟悉的，但是他没有把西方的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加坡。他是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新加坡的实际是基于东方文化。文化是根，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民主的萌芽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雅典城邦时期就出现了。此后，尽管民主的精神不断受到封建王权和宗教势力的打压，但是民主的精神在欧洲始终没有完全泯灭。英国1215年订立了《大宪章》，并在1225年变为法律，就是民主精神的体现。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法律依据，就是《大宪章》，王权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受到法律制约的，王在法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民主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亚洲的历史进程与欧洲不一样。以中国为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文化传统不同，思维方式和人的行为就不一样。这就是东方文明的现实。
新加坡建国以来，虽然也有其他党，但始终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多党轮流执政，今天你上台否定我，明天我上台否定你，那新加坡就不可能在50年内一下子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名言，也是他观察中国和世界所得出的结论。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为512美元，2013年上升到5.5万美元，增加了100多倍。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这是最过硬的。全世界都赞叹李光耀的智慧。50年人均收入增加100多倍，这就是智慧的体现。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面积仅716平方公里，人口540万。但人口结构比较复杂，华人占74.2%，马来人占13.4%，印度裔占9.2%，欧亚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占3.2%。周围的国家对新加坡而言都是大国，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新加坡在成长的过程中，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对新加坡的模式、李光耀本人的攻击、谴责甚至谩骂是屡见不鲜的。他们说李光耀“独裁”，新加坡“不民主”、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侵犯人权”，帽子满天飞。但是李光耀先生了不起的是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批评和谩骂，他看准了的事，就矢志不移坚持做下去。如果三心二意，今天这么干，明天那么干，新加坡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5年3月中旬，我应新加坡外交学院的邀请，去新加坡访问了5天，给新加坡外交官们讲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新加坡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政界人士志得意满、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今后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可以为所欲为、号令天下。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美国国务院一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来到新加坡，要求会见李光耀，明确地表示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不满，并向新加坡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李光耀先生耐心地听完了这位助理国务卿的陈述，然后十分平静地回答说：“你提的这些要求，我都可以做到。但是我要求你们写下一个书面的保证，如果按你们的意见去做，新加坡垮掉了，你们要负责把新加坡重新扶起来。如果你不写这个保证，那对不起，新加坡还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位助理国务卿不敢写保证。
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理李光耀敢于这样回敬处在权力巅峰的美国，实在是难能可贵。李光耀先生之所以有胆量说出这番话，底气这么足，就是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硬道理面前，任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都是苍白无力的。
人才是关键
再好的方针，需要人来执行，人才是关键。李光耀先生十分重视人才，他曾经对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大国，人才济济；新加坡是小国，人才有限，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人才。新加坡对人才的重视是从娃娃抓起的，发现一个苗子就认真追踪、着力培养，看错了就及时纠正。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见过不少新加坡的高级外交官，发现他们都很优秀，看不到滥竽充数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后面是一整套对人才的选拔、培养、淘汰的机制。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告诉我说，他们的人才选拔机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各种势力的干扰。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高达170万美元，是奥巴马总统的四倍，也是全世界政府首脑中工资最高的。有人说这是以丰养廉。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告诉我说：新加坡政府这样做是与企业争夺人才。一个人才，公司出500万新币年薪，政府只给50万，人才肯定走了。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经不起大的挫折，如果出现了大的挫折，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成事在人，败事在人。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省的一把手用对了，那就会蒸蒸日上；一把手用错了，就会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很强的危机意识
2015年3月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听到新加坡的一些高官不断地说这样的话：“我们过去50年做得很好，但这绝不意味着今后50年我们一定能做得好。过去是过去，将来是将来。”我听后感到，新加坡的高官们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我在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先生请我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即将出版一本新作，题目看起来很吓人：《新加坡还能生存下去吗？》。
我和马凯硕是老朋友，认识30年了。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吸引别人的眼球？”马凯硕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是。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历史上的城市国家生存的时间都不长，最多一二百年。新加坡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李光耀先生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遗产是十分丰厚的，值得后人汲取。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称赞李光耀是“小舞台上的大人物，由于历史的偶然，才只担任了小国的领导人。像李光耀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本人与李光耀先生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在2005年他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校长请他吃晚饭，我出席作陪。还有两次是我在访问新加坡时出席会议，与他短暂会见。每次会见，他的睿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夫人施燕华与李光耀先生接触比较多。邓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是施燕华做的翻译。后来李光耀访华，或者是中国领导人访问新加坡，施燕华都做过若干次翻译。李光耀也学中方领导人，称施燕华为“小施”。施燕华对我说，邓小平同志对新加坡的模式很欣赏，重视新加坡成功解决居民住房的经验。本来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想去参观一个居民住房的项目，后来因为时间太紧就取消了。但是在结束访问之前，邓小平同志派警卫向施燕华事先打了招呼，说他要到施燕华住的房间看一看。他想看一看新加坡国宾馆里给一般工作人员的住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记得很清楚，1978年中国人吃、穿、住都是大问题，特别是住，而新加坡解决得很好。
李光耀先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初步想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走自己的路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李光耀先生12岁起在英国人办的莱佛士书院读了6年中学，后来194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 49年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是熟悉的，但是他没有把西方的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加坡。他是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新加坡的实际是基于东方文化。文化是根，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民主的萌芽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雅典城邦时期就出现了。此后，尽管民主的精神不断受到封建王权和宗教势力的打压，但是民主的精神在欧洲始终没有完全泯灭。英国1215年订立了《大宪章》，并在1225年变为法律，就是民主精神的体现。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法律依据，就是《大宪章》，王权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受到法律制约的，王在法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民主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亚洲的历史进程与欧洲不一样。以中国为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文化传统不同，思维方式和人的行为就不一样。这就是东方文明的现实。
新加坡建国以来，虽然也有其他党，但始终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多党轮流执政，今天你上台否定我，明天我上台否定你，那新加坡就不可能在50年内一下子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名言，也是他观察中国和世界所得出的结论。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为512美元，2013年上升到5.5万美元，增加了100多倍。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这是最过硬的。全世界都赞叹李光耀的智慧。50年人均收入增加100多倍，这就是智慧的体现。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面积仅716平方公里，人口540万。但人口结构比较复杂，华人占74.2%，马来人占13.4%，印度裔占9.2%，欧亚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占3.2%。周围的国家对新加坡而言都是大国，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新加坡在成长的过程中，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对新加坡的模式、李光耀本人的攻击、谴责甚至谩骂是屡见不鲜的。他们说李光耀“独裁”，新加坡“不民主”、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侵犯人权”，帽子满天飞。但是李光耀先生了不起的是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批评和谩骂，他看准了的事，就矢志不移坚持做下去。如果三心二意，今天这么干，明天那么干，新加坡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5年3月中旬，我应新加坡外交学院的邀请，去新加坡访问了5天，给新加坡外交官们讲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新加坡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政界人士志得意满、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今后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可以为所欲为、号令天下。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美国国务院一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来到新加坡，要求会见李光耀，明确地表示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不满，并向新加坡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李光耀先生耐心地听完了这位助理国务卿的陈述，然后十分平静地回答说：“你提的这些要求，我都可以做到。但是我要求你们写下一个书面的保证，如果按你们的意见去做，新加坡垮掉了，你们要负责把新加坡重新扶起来。如果你不写这个保证，那对不起，新加坡还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位助理国务卿不敢写保证。
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理李光耀敢于这样回敬处在权力巅峰的美国，实在是难能可贵。李光耀先生之所以有胆量说出这番话，底气这么足，就是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硬道理面前，任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都是苍白无力的。
人才是关键
再好的方针，需要人来执行，人才是关键。李光耀先生十分重视人才，他曾经对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大国，人才济济；新加坡是小国，人才有限，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人才。新加坡对人才的重视是从娃娃抓起的，发现一个苗子就认真追踪、着力培养，看错了就及时纠正。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见过不少新加坡的高级外交官，发现他们都很优秀，看不到滥竽充数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后面是一整套对人才的选拔、培养、淘汰的机制。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告诉我说，他们的人才选拔机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各种势力的干扰。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高达170万美元，是奥巴马总统的四倍，也是全世界政府首脑中工资最高的。有人说这是以丰养廉。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告诉我说：新加坡政府这样做是与企业争夺人才。一个人才，公司出500万新币年薪，政府只给50万，人才肯定走了。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经不起大的挫折，如果出现了大的挫折，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成事在人，败事在人。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省的一把手用对了，那就会蒸蒸日上；一把手用错了，就会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很强的危机意识
2015年3月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听到新加坡的一些高官不断地说这样的话：“我们过去50年做得很好，但这绝不意味着今后50年我们一定能做得好。过去是过去，将来是将来。”我听后感到，新加坡的高官们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我在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先生请我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即将出版一本新作，题目看起来很吓人：《新加坡还能生存下去吗？》。
我和马凯硕是老朋友，认识30年了。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吸引别人的眼球？”马凯硕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是。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历史上的城市国家生存的时间都不长，最多一二百年。新加坡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李光耀先生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遗产是十分丰厚的，值得后人汲取。